今天我們為什麽還要繼續解放思想?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是十一屆三中全會實現新中國成立以來黨和國家曆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的思想先導。這場大討論不隻是理論觀點之爭,而且關係到堅持什麽樣的思想路線,如何對待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如何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重大政治問題。通過這場討論,使在真理標準問題上的混亂認識逐漸被澄清,人們的思想獲得極大解放,“兩個凡是”和長期盛行的個人崇拜的思想禁錮逐步被打破。
1976年9月9日,中國人民熱愛和崇敬的毛澤東主席去世。10月6日,以華國鋒、葉劍英等為代表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結束了長達十年的“文革”內亂,標誌中國的發展進入了一個重要的曆史關頭。鄧小平、葉劍英、陳雲、胡耀邦等人認識到我們中華民族麵臨著實現偉大複興的新機遇,但也認識到中國共產黨正麵臨著重大考驗,這就是吸取“文化大革命”教訓,重新認識什麽是社會主義和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樣一個首要的基本理論問題。圍繞這個大問題黨內主要形成了兩種思路:一種是堅持毛澤東晚年的思想觀點,基本上堅持傳統的社會主義道路;第二種是解放思想,全麵地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實際相結合,開辟一條社會主義建設的新道路。
1977年2月7日,“兩報一刊”發表題為《學好文件抓住綱》的社論,公開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由此引發了全黨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5月11日,《光明日報》發表特約評論員文章《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篇文章闡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而且是唯一標準;實踐不但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而且是檢驗黨的路線正確與否的唯一標準。這篇文章擊中了“兩個凡是”的要害,在全國引起強烈反響。同年11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真理標準問題成了大家議論的熱點。隨後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對這場大討論給予高度評價。這標誌著大討論取得了成功。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黨中央又召開理論工作務虛會,進一步分清了是非。從1979年下半年開始,在全國範圍內、在廣大基層單位,進行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補課,到1981年6月,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作出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黨在指導思想上的撥亂反正任務基本完成,也標誌著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結束。這場大討論前後曆時三年多。
這場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絕不是一般哲學問題的爭論,而是在思想上、理論上最根本的撥亂反正。這場討論的意義和作用是偉大而深遠的。首先,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衝破了“兩個凡是”的禁錮,重新確立馬克思主義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既為撥亂反正、正本清源提供了強大的思想武器,又為中國重新起飛、進行第二次偉大革命奠定了思想基礎。其次,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是平反冤假錯案、讓廣大受迫害的領導幹部重新走上工作崗位和確立以鄧小平同誌為核心的中央領導集體的巨大推動力。並且,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提供了豐富的幹部資源。第三,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為具有重大曆史意義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作了思想上、理論上和輿論上的準備;開啟了繼承、發展馬克思主義的嶄新實踐,我們國家踏上改革開放新的偉大征程。第四,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為我們黨的理論創新開辟了廣闊的空間。我們黨實現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當代中國實際和時代特征相結合的第二次曆史性飛躍,從實踐層麵看,是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從理論層麵看,是創立了一個又一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成果。可以說,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係的邏輯起點。
解放思想,內在於黨的思想路線的本質內涵之中。解放思想,就是要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打破習慣勢力和主觀偏見的束縛,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就是要反對思想凝固僵化,使思想和實際相符合,使主觀和客觀相符合。隻有解放思想,才能真正做到一切從實際出發;隻有解放思想,才能真正做到理論聯係實際;隻有解放思想,才能真正做到實事求是;隻有解放思想,才能真正做到在實踐中檢驗真理和發展真理。
發展的實踐必然要求理論創新,理論創新必然要求解放思想。今天,我們的改革發展已到關鍵時期,我們必須全麵深入貫徹黨的十七大精神,堅持黨的基本路線不動搖,不斷增強和提高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堅定性和自覺性,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發揚馬克思主義的學風,尊重實踐,尊重群眾,理論聯係實際,以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實際問題、以我們正在做的事情為中心,著眼於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運用,著眼於對實際問題的理論思考,著眼於新的實踐和發展,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全麵推向前進。
(賈德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