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現代史綱要》百題問答

6、為什麽說“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災難？江青反革命集團是怎樣被粉碎的？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黨、國家和人民遭到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這場“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領導和發動的。他的主要論點是：一大批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已經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文化領域的各界裏，相當大的一個多數的單位的領導權已經不在馬克思主義者和人民群眾手裏。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中央形成了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它有一條修正主義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在各省、市、自治區和中央各部門都有代理人。過去的各種鬥爭都不能解決問題，隻有實行“文化大革命”，公開地、全麵地、自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上述的黑暗麵，才能把被走資派篡奪的權力重新奪回來。這實質上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政治大革命，以後還要進行多次。這些論點主要出現在作為“文化大革命”綱領性文件的《五・一六通知》和中共“九大”的政治報告中，並曾被概括成為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

　　“文化大革命”之所以會發生並且持續十年之久，主要原因是：

　　第一，社會主義運動的曆史不長，社會主義國家的曆史更短，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規律有些已經比較清楚，更多的還有待於繼續探索。由於我們黨過去長期處於戰爭和激烈的階級鬥爭環境中，對於迅速到來的新生的社會主義社會和全國規模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缺乏充分的思想準備和科學研究。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在觀察和處理社會主義社會發展進程中出現的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麵的新矛盾、新問題時，容易把已經不屬於階級鬥爭的問題仍然看做是階級鬥爭，並且麵對新條件下的階級鬥爭，又習慣於沿用過去熟習而這時已不能照搬的進行大規模急風暴雨式群眾性鬥爭的舊方法和舊經驗，從而導致階級鬥爭嚴重擴大化。此外，蘇聯領導人挑起中蘇論戰，並把兩黨之間的原則爭論變為國家爭端，對中國施加政治上、經濟上和軍事上的巨大壓力，迫使我們不得不進行反對蘇聯大國沙文主義的正義鬥爭。在這種情況的影響下，我們在國內進行了反修防修運動，使階級鬥爭擴大化的迷誤日益深入到黨內，以致黨內同誌間不同意見的正常爭論也被當作是所謂修正主義路線的表現或所謂路線鬥爭的表現，使黨內關係日益緊張化。這樣，黨就很難抵製毛澤東等同誌提出的一些“左”傾觀點，而這些“左”傾觀點的發展就導致“文化大革命”的發生和持續。

　　第二，黨在麵臨著工作重心轉向社會主義建設這一新任務，因而需要特別謹慎的時候，毛澤東同誌的威望也達到高峰。他逐漸驕傲起來，逐漸脫離實際和脫離群眾，主觀主義和個人專斷作風日益嚴重，日益淩駕於黨中央之上，使黨和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集體領導原則和民主集中製不斷受到削弱以至破壞。這種現象是逐漸形成的，黨中央對此也應負一定的責任。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看來，這個複雜現象是一定曆史條件的產物，如果僅僅歸咎於某個人或若幹人，就不能使全黨得到深刻教訓，並找出切實有效的改革步驟。在共產主義運動中，領袖人物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這是曆史已經反複證明和不容置疑的。但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由於沒有正確解決領袖和黨的關係問題而出現過的一些嚴重偏差，對我們黨也產生了消極的影響。中國是一個封建曆史很長的國家，我們黨對封建主義特別是對封建土地製度和豪紳惡霸進行了最堅決、最徹底的鬥爭，在反封建鬥爭中養成了優良的民主傳統；但是長期的封建專製主義在思想政治方麵的遺毒仍然不是很容易肅清的，種種曆史原因又使我們沒有能把黨內民主和國家政治社會生活的民主加以製度化、法製化，或者雖然製定了法律，卻沒有應有的權威。這就提供了一種條件，使黨的權力過分集中於個人，黨內個人專斷和個人崇拜現象滋長起來，也就使黨和國家難於防止和製止“文化大革命”的發動和發展。

　　“文化大革命”的發展過程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從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的發動到1969年4月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開。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同年8月八屆十一中全會的召開是“文化大革命”全麵發動的標誌。兩次會議相繼通過了《五\5一六通知》和《關於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決定》，對所謂“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反黨集團和“劉少奇、鄧小平司令部”進行了錯誤的批判。成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由陳伯達任組長、康生等任顧問，江青、張春橋等任副組長，成為“文化大革命”的實際指揮機構。

　　二月抗爭被否定後，在林彪、江青、康生一夥的操縱下，製造了劉少奇、陶鑄、彭德懷、賀龍等無數冤案。

　　1968年10月，中共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對“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實踐作了完全的肯定，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草案）》規定“林彪是毛澤東同誌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

　　1969年4月，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林彪、江青一夥的骨幹分子進入中央政治局，大大加強了他們在黨中央的勢力。

　　第二階段：從1969年4月中共九大的召開到1973年8月中共十大的召開。

　　1971年9月，林彪集團的反革命政變被粉碎後，周恩來在毛澤東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但遭到江青一夥的攻擊。毛澤東也認為當時的任務仍然是反對“極右”，從而使批“左”的正確意見被否定，“左”傾錯誤繼續發展。

　　1973年8月，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大會繼承了九大的“左”傾錯誤和指導方針，王洪文成為黨中央副主席。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內結成了“四人幫”，使江青反革命集團的勢力又得到了加強。

　　第三階段：從1973年8月中共十大召開到1976年10月“四人幫”被粉碎。

　　1974年1月初，江青、王洪文提出開展“批林批孔”運動，得到毛澤東的批準。江青一夥借機把矛頭指向周恩來，以實現其篡黨奪權的陰謀。毛澤東及時發現江青等人的陰謀，對他們作了嚴厲批評，宣布他們是“四人幫”，並指出江青有當黨中央主席和“組閣”的野心，使其陰謀受挫。

　　1975年初，四屆人大確定了以周恩來為總理、鄧小平等為副總理的國務院人選。鄧小平在毛澤東、周恩來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著手對許多方麵的工作進行整頓，使形勢有了明顯好轉。但是，毛澤東不能容忍鄧小平係統地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先是號召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繼而發動了“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

　　（賈德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