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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廬山會議為什麽由糾“左”變為錯誤的“反右傾”鬥爭?

  廬山會議包括兩次重要會議: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黨中央在江西廬山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和8月2日至16日舉行的黨的八屆八中全會。

  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黨中央在江西廬山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中央、國家機關一些部門的負責同誌參加了會議。這次會議的原定議題是總結經驗教訓,調整指標,繼續糾正“左”傾錯誤。毛澤東在會上講了話,提出19個問題要求大家進行討論。會議從7月3日至10日,按六個大區進行小組討論。在討論過程中,與會同誌擺情況、談意見、邊開會、邊學習,自由交談,各抒己見,輕鬆愉快,生動活潑,沒有一點緊張氣氛,大家稱之為“神仙會”。會上對如何估計國內形勢問題產生了兩種意見分歧,一部分同誌認為農村食堂、供給製、“共產風”等損害了農民的積極性,應從實際出發,認真總結1958年的經驗教訓;另一部分同誌對於批評實際工作中的錯誤和缺點很不滿,認為是潑冷水,是右傾。7月10日,毛澤東在組長會議上講話,強調總路線無非是多快好省,是不會錯的,並說“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的缺點錯誤是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問題。毛澤東講話以後,會議繼續分組討論《廬山會議議定記錄》,並準備在7月15日結束。7月14日,彭德懷針對當時客觀存在的問題,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談了自己不便在小組會上談的想法,陳述了他對1958年以來“左”傾錯誤及其經驗教訓的意見。7月16日,毛澤東批示將彭德懷的信印發給與會全體同誌。隨後,會議轉入對這封信的討論。在小組會上,黃克誠、周小舟、張聞天等發言認為信的總的精神是好的,表示同意彭德懷信中的意見。7月23日,毛澤東在大會上講話,認為彭德懷的信表現了“資產階級的動搖性”,是向黨進攻,是右傾機會主義的綱領。從此,會議轉為對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等所謂“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問題進行揭發批判。

  1959年8月2日至16日,在廬山召開了黨的八屆八中全會。出席會議的有中央委員75人,候補中央委員74人。中央有關部門和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14人列席了會議。這次會議的議題:一是對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等進行批判;二是討論調整1959年經濟計劃指標。毛澤東在會議期間作了多次講話。全會通過了《關於以彭德懷同誌為首的反黨集團的錯誤的決議》、《關於撤銷黃克誠同誌中央書記處書記的決定》、《為保衛黨的總路線、反對右傾機會主義而鬥爭的決議》、《關於開展增產節約運動的決議》和《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八次全體會議公報》。全會決定撤銷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和周小舟4人分別擔任的國防部長、總參謀長、中央書記處書記、外交部第一副部長和湖南省委第一書記職務,保留他們的中央委員、中央候補委員、政治局委員和政治局候補委員職務以觀後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和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已先後為這些同誌平反)

  廬山會議轉向的基本原因,可以從當時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全黨的理論水平、認識水平以及黨內民主生活狀況等方麵進行分析。

  (1)中國共產黨對當時實際工作中的“左”傾錯誤的嚴重性認識不足,指導思想依然深陷在“左”的漩渦中。在廬山會議上,彭德懷提出要從指導思想上、從根本上糾“左”,這勢必與黨當時“左”的指導思想相衝突,勢必為毛澤東所不忍,從而導致了整個會議由糾“左”到反右的轉向。

  (2)毛澤東及黨中央堅持和捍衛“三麵紅旗”。中共提出要“對對表”。於是當時毛澤東和黨中央就把對所謂“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進攻和當時反帝反修的攻擊聯係起來,把對“三麵紅旗”的態度與個人立場問題聯係起來。彭德懷認為總路線本身還要發展完善,人民公社辦早了,“大躍進”的速度太快了,這是與當時黨的總的基調所不符的。更為複雜的是當時彭德懷、張聞天剛從蘇聯、東歐訪問回來,彭德懷還同赫魯曉夫見過麵,這就更激起了毛澤東的懷疑與不滿。出於堅持和捍衛“三麵紅旗”的目的,廬山會議上發動對彭德懷等人的右傾機會主義的批判,由糾“左”轉為反右也就顯得不足為奇了。

  (3)階級鬥爭擴大化理論有了新的發展。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把彭德懷等人定性為“黨內的資產階級”,把與彭德懷等人的鬥爭定性為階級鬥爭。這與毛澤東和黨中央對社會階級及階級鬥爭狀況判斷錯誤,階級鬥爭擴大化理論進一步發展有密切關係。

  (4)黨內民主生活極不正常,個人專斷,缺乏民主。我國經曆了兩千多年的封建專製統治,專製主義根深蒂固,民主思想、民主製度缺乏。從毛澤東本人看,隨著個人威望的日漸升高,越來越相信自己,越來越自覺不自覺地把自己擺在了不適當的位置,很難聽得進別人的意見,就連劉、周、朱等中央常委們有時也不得不緘口沉默。從全黨的思想狀況和認識水平看,由於毛澤東在中國革命和建設中的巨大貢獻,大家都崇敬他,甚至迷信他,從而形成了一種極不正常的風氣:隻要是毛主席的做法都是正確的,因為主席比大家都高明。在這種個人崇拜在黨內已經合法化的情況下,人們也就很自然地不去懷疑偉大領袖會犯錯誤。彭德懷在廬山會議期間,有些話直接談到毛澤東個人,如“毛主席與黨在人民中的威望之高,在全世界是找不到的,但濫用這種威信是不行的”;對“大躍進”、人民公社問題的反映火氣較大,並且用了非常尖銳的字眼“有失有得”、“過去一個時期,在我們的思想方法上和工作作風方麵,也暴露出不少值得注意的問題”、“小資產階級狂熱型,使我們容易犯‘左’的錯誤”等,勢必會給人以追究毛澤東個人責任的嫌疑,這引起了毛澤東極大的反感。加上當時黨內個人崇拜的盛行,廬山會議上毛澤東對彭德懷等人的意見是不能接受的,進而發動了對彭德懷等人的嚴厲批判,並且得到了全黨的認可,導致了廬山會議的轉向。

  (賈德輝楊乃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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