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現代史綱要》百題問答

4、“大躍進”運動是怎樣發生的？它的破壞性到底有多大？

　　我們應該汲取哪些經驗教訓？“大躍進”的發動是一種合力的結果，更是一個複雜的曆史事件。

　　“大躍進”運動是指1958年至1960年間，中國共產黨在全國範圍內開展的在經濟建設上的急躁冒進運動，它是在中共八屆三中全會及其以後不斷地錯誤批判1956年反冒進的基礎上發動起來的，是“左”傾冒進的產物。“大躍進”運動的源頭可以追溯到1957年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上，這次會議把對1956年經濟工作中過急情況的糾正定性為“反冒進”，並通過了《農業發展綱要十四條（修正草案）》，這實際上是農業“大躍進”的綱領會後，全國大部分省、自治區召開黨的各級幹部會議，傳達貫徹三中全會精神，積極準備掀起工農業生產的高潮。接著1957年10月27日，黨中央通過《人民日報》社論《建設社會主義農村的偉大綱領》，號召農業“實現一個巨大的躍進”11月13日，《人民日報》又發表社論，提出了“大躍進”的口號。在這之後，各地一哄而起，以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形式批判“右傾保守”，興起了1億農民參加的農田水利建設的高潮。

　　1957年12月2日，劉少奇根據毛澤東在莫斯科共產黨和工人黨會議的發言，公開宣布了中國用1年左右的時間在鋼產量等方麵趕上和超過英國的目標，全民大煉鋼鐵運動正式拉開帷幕，這標誌著大躍進運動從農業領域擴展到了工業領域。1958年元旦，《人民日報》社論以“乘風破浪”為題，要求“掀起一個發展工農業生產和各項建設工作的規模宏大的高潮”。1958年1月11日，《人民日報》在報道上海黨代會時，明確提出了“以促進派的革命氣概實現全麵大躍進”，這意味著“全麵大躍進”成為全國各個地區、各個行業一致的口號。無論是經濟領域、文化領域還是政治領域都要“大躍進”，在指導方法、領導作風、精神狀態乃至人們思想和世界觀的改造等精神領域的建設速度，也要處於“大躍進”的狀態。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會議，正式通過了“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盡管這條總路線的出發點是要盡快地改變我國經濟文化落後的現實，但由於忽視了客觀經濟規律，根本不可能迅速地改變我國經濟文化落後的狀況。總路線提出後，黨發動了“大躍進”運動。

　　“大躍進”運動，在生產發展上追求高速度，以實現工農業生產高指標為目標。要求工農業主要產品的產量成倍、幾倍、甚至幾十倍地增長。例如，提出鋼產量1958年要比1957年翻一番，由535萬噸達到1070萬噸，1959年要比1958年再翻一番，由1070萬噸達到3000萬噸。糧食產量1958年要比1957年增產80%，由3900億斤達到7000億斤左右，1959年要比1958年增產50%，由7000億斤左右達到10500億斤。“大躍進”運動在建設上追求大規模，提出了名目繁多的全黨全民“大辦”、“特辦”的口號，例如，全黨全民大煉鋼鐵、大辦鐵路、大辦萬頭豬場、大辦萬雞山。在這樣的目標和口號下，基本建設投資急劇膨脹，三年間，基建投資總額高達1006億元，比一五計劃時期基本建設總投資幾乎高出一倍。積累率突然猛增，三年間平均每年積累率高達39.1%。由於硬要完成那些不切實際的高指標，必然導致瞎指揮盛行，浮誇風泛濫，廣大群眾生活遇到了嚴重的困難。1958年11月至1959年7月間，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曾努力糾正已經覺察到的錯誤，采取了一係列措施壓低1959年的工農業生產指標。但中共八屆八中全會錯誤地批判所謂彭德懷右傾反黨集團，及隨後全黨展開“反右傾”鬥爭，使糾正錯誤的努力中斷，而黨內“左”傾錯誤更加發展。1960年提出要長期保持“大躍進”，繼續要求工農業生產達到不切實際的高指標，對1959年上半年壓縮指標進行不公正的指責，一味強調反對右傾，要把幹勁鼓足。在各地糧食告急的情況下，還不斷追加基建投資、追加基建項目，鋼年產量指標一噸也不能少。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又再度全麵地泛濫起來。從1958年“大躍進”開始的三年，“左”傾冒進導致了國民經濟比例的大失調，並造成嚴重的經濟困難。

　　“大躍進”使得以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誌的“左”傾錯誤嚴重泛濫開來，造成社會生產力的極大破壞，使國民經濟水平失調，人民生活水平下降，造成了我國1959～1961年的連續三年的困難時期。

　　濫用各種有效資源，使得土地荒廢，得不到充分的利用，人民生活更加貧苦。“大躍進”期間許多不符合條件的土法煉鋼使生態環境受到很大破壞，國民經濟比例嚴重失調。1958年底，全國鋼產量比1957年翻一番，提出“以鋼為綱”的口號，號召全民煉鋼。但由於技術不合規格而煉出大量的廢鐵，造成極大浪費。煉鋼需要鐵礦、焦炭、燃料等材料。由於鐵礦不足，於是全民不下田耕作，全都上山采礦，使糧食產量大減，還把家裏鐵器丟到爐火中，卻煉成一個個鐵疙瘩。由於燃料不足，隻好上山伐林，把一座又一座青山砍得光光，引發了日後的天災。其實這些天災都是人為的。建造高爐的建築材料不足，甚至把文物建築拆了，把磚塊拿去建爐，還說文物也要為煉鋼服務。

　　“大躍進”被廣泛地視為一場空前的經濟災難。東西方各方麵的資料顯示，在“大躍進”期間死亡人數大約為2000萬人，主要死因為餓死。

　　今天，回顧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布滿鮮花和荊棘的探索之路，我們有太多的感慨。感慨之餘，我們必須客觀冷靜地看待這一段曆史，從中汲取經驗教訓。概括起來主要有：

　　第一，必須加強社會主義民主與法製建設。中國是一個有著幾千年封建傳統的國家，帝王專製思想根深蒂固，傳統文化的影響力很難一時消除。人非聖賢，孰能無過？但是，製度是帶有根本性的。如果政治係統中沒有一種有效的製度在錯誤發生之前對其加以製止，在錯誤發生之後及時地對其進行糾正，那麽積重難返，將對社會造成巨大的破壞，甚至更多的政治悲劇將會重演。因此，我們必須切實加強社會主義民主與法製建設，使黨內民主和社會主義民主製度化、法製化，防止權力過分集中，防止權力濫用，建立和完善適當的權力製約機製、權力平衡機製和權力糾錯機製，防止任何人由於主客觀條件的限製在決策過程中出現失誤和偏差。

　　第二，建設社會主義的戰略、方針、政策，必須與社會主義發展階段，即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相適應。鄧小平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貢獻，歸根到底是把馬克思主義落腳到了發展生產力上，緊緊把握住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基本國情和最大的實際。而“大躍進”擢發升天式的“超英趕美”，大辦食堂、“一平二調”、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等，最大的失誤應歸結於對社會發展階段缺乏清醒的認識和準確的把握。“放開肚皮吃飽飯”的結果是食不果腹，連老百姓的生存權也失去了保障。因此，我們必須記取在社會發展階段上“放衛星”的深刻教訓。

　　第三，必須始終堅持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的原則，尊重科學知識，遵循客觀規律。我黨幾十年的革命和建設實踐告訴我們，堅持這一原則，就有可能取得勝利，偏離了這個原則，就會陷入主觀主義、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的泥潭，導致實際工作的偏差和失敗。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是一項前無古人的艱巨事業，要在我國這樣一個經濟文化落後的國家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更是一項十分艱巨和長期的曆史任務。既無現成的答案可供選擇，也無成功的經驗可供借鑒。這就要求我們從基本國情出發，從社會經濟客觀事實出發，充分認識社會主義建設的艱巨性和長期性，避免“大躍進”中的“冒進”思想再次盛行，打亂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進程。

　　（賈德輝楊乃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