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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蔣介石為何能在內戰失敗後占據台灣?

  他在美國的武力保護下如何把注意力轉向內部穩定了局勢?1949年12月7日,蔣介石頒令,國民黨“政府”遷往台北市,從此開始了其孤處一隅的統治時代。從4月22日南京失守起不足8個月的時間裏,國民黨政府已四遷其地:由南京而廣州,而重慶,而成都,而台北。早在1946年大規模內戰爆發不久,蔣介石偕同宋美齡到台灣巡視,當時他還沒有料到3年之後他會被趕到台灣,但他卻已看到台灣的重要性和有利條件,企圖把它作為進行內戰後盾的想法已經形成。

  當時的台灣,可謂風雨飄搖,內外交困。政治上,人心惶惶,私蓄較豐而意誌較薄弱者,紛紛避地海外,或預作最後打算;經濟上,瀕臨崩潰的邊緣。台灣本一彈丸之地,麵積僅3.6萬平方公裏,山脈占去三分之二。原有的600萬人口,依靠日本人統治期間打下的一點經濟基礎,生活尚可溫飽。現在蔣介石一下子從大陸帶來兩百多萬軍民,人口壓力驟增,以致出現生產萎縮、通貨膨脹、物資奇缺的局麵,人民生活困苦不堪。

  從當時的民意來看,台灣人民對蔣介石的光臨並不歡迎。因為,“二二八”事件的慘痛記憶仍留在他們心中。數萬人被殺害,在台灣人民與國民黨當局之間長久地留下了敵對的陰影。

  麵對危機四伏、一片混亂的嚴峻形勢,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當局,為何仍然能在內戰失敗後占據台灣?

  (1)黃金大轉移

  蔣介石以其“精明”之道,在退守台灣前,將國庫中的黃金、美鈔、銀元偷偷地運到台灣。1948年8月,國民黨政府推行所謂的“幣製改革”,勒令國民交出私藏的黃金、美金、銀元兌換成“金圓券”,不惜采取軍事和特務手段強行索取、沒收,一夜之間變成了印有蔣介石頭像的麵值為50萬、100萬不等的紙幣。而隨著戰局的緊張、銀根的收縮,這些“金圓券”一夕之間狂跌幾倍、幾十倍,甚至千倍,老百姓欲哭無淚。

  中國人民解放軍接管上海國民黨中央銀行時,中央銀行的黃金、白銀、美鈔蕩然無存。這些錢運到哪裏去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一部分被蔣介石分存國外;大部分已運到了台灣。蔣介石運往台灣的這筆錢財,在今天看來也許不算大數目,但對當時台灣的800萬人口,對當時的金、銀、美鈔的實際購買水平而言,卻是一筆巨額財富。正是靠著它,蔣介石才穩定了台灣的金融,控製了物價的上漲,支付了150萬文武職員的工資、軍餉,一句話,穩了當時的軍心、民心。當然,蔣介石把它的作用看得更大,認為這是“反攻複國”的資本。

  (2)美元和華僑捐款

  在20世紀中葉,台灣的經濟能夠迅速恢複和發展,除了蔣介石從大陸帶去的巨額財富外,還有另外兩大重要來源,即美援和華僑捐款。從1950年到1973年的20多年時間裏,美國提供給台灣的各種經濟援助達20多億美元。

  蔣介石退守台灣島後,打著“總理信徒”、“三民主義”、“中華民國”等旗號,加上當時許多海外華人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不了解、誤解,所以不少人出於各種目的向蔣介石和台灣當局捐款獻金,這筆數目在當時達近10億美元。華僑的捐款及投資對台灣在蔣介石時代的經濟穩定和初步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

  由於美國的武力保護,風雨飄搖的台灣局勢初步穩定,國民黨也有了安全感。於是,強烈的求生存意識使蔣介石把注意力轉向內部。

  (3)建立新政府

  蔣遷台後建立的政府是一個全新的政府,政府內大多是新派人物而不存在地方勢力。這時才實現了真正的獨裁軍令和政令的強力執行。這時在大陸實行過的地方選舉被帶到台灣並得到發展,而在大陸時地方選舉被官僚們所控製,成了官僚分贓的手段,選舉流於形式。此時在大陸時的文人從政傳統得到發展,像物理學家李國鼎曾擔任過農業部長、經濟部長。由於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及其他外黨勢力對政治的參與和進行地方選舉,台灣基本上做到了政治上的清明和政府的高效。

  (4)建立教育科研體製

  由於一批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努力,從大陸來的一批公立、私立大學帶來的高校體製在台灣生根發芽,為台灣建立了一套有效的教育科研體製。而台灣當局繼續選派留學生與對教育加大投入的政策則給教育科研部門提供了外部支持。教育部門內部的自修加外部的支持為台灣的經濟發展培養了大批管理、科研人才,湧現出了一大批知識經濟的弄潮兒。從台灣培養出了丁肇中等諾貝爾獎獲得者來看,台灣的教育是成功的。

  總之,台灣的開明專製造就了一個高效廉潔的政府,高效廉潔的政府製定了正確的政策,正確的政策造就了有活力的、高效的經濟,再配以傅斯年的台大和胡適的中研院,這一切促成了台灣的現代化,使台灣建立起了相當規模的高科技產業群。此時,四年計劃在台得到全力實行,土地改革也得以順利實現。60年代初台灣當局又規劃了出口加工區,再後來台灣又在政府的主導下進行了兩次產業升級,奠定了台灣的現代化基礎。上述政策的製定和實施均有賴於高效的政府、較清明的政治環境及相對較發達的教育與科研。

  (5)開展土地改革

  蔣介石兵敗逃台以後,吸取在大陸失敗的教訓,采取了一係列有利於發展生產、改善民生的措施,以鞏固其統治基礎。事實上,國民黨要想在台灣站穩腳跟,當務之急就是著手解決農村土地問題。

  1949年3月1日,陳誠在台灣省行政會議開幕式上宣布,要切實執行“三七五減租”,他警告大地主:“僅顧及本身利益而剝削農民,將來會自食其果”。4月23日,陳誠公布“台灣私有土地租用辦法”及實施細則,由此揭開了台灣土改的序幕,並開始執行“三七五減租”。

  限定耕地租額。扣除種子、肥料等成本費25%,剩餘75%由農民、地主各得一半,即37.5%。換言之,即地主收取地租,最多不能超過租地全年出產物的37.5%。原約地租超過37.5%者減至37.5%,不及者不得增加。這就大大減輕了農民的地租負擔。

  台灣的“土地改革”雖有一定的局限性,但畢竟成功地使台灣農業迅速恢複到戰前最高水平,並帶動了台灣工業經濟的恢複。正如台灣當局所稱,這種“溫和的土改”是一次“合理的、不流血的革命”。蔣介石也認為,這種土改方法使經過“土改”後的地主,能同時參與國家的工業建設。

  總之,後來朝鮮戰爭爆發,毛澤東做出了“推遲打台灣的時間”的計劃。然而在三年以後,某些武裝解放台灣的條件已不複存在,同時又出現了某些有利於和平統一的因素。這樣,中共中央、毛澤東適時提出了和平解放台灣的方針,而放棄了武裝解放台灣的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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