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現代史綱要》百題問答

7、共產黨的“持久戰”與國民黨的“持久消耗戰”僅僅是字麵意義的區別嗎？

　　1937年8月7日至12日，國民黨召開第一次最高國防會議，製定抗戰戰略方針，明確宣布“敵之最高戰略為速戰速決，而我之最高戰略為持久消耗”，即“持久消耗戰略”。8月18日，蔣介石在《告抗戰全軍將士書》中公開宣布了“持久消耗”為戰略方針。其內容大致包括以下幾方麵：以等待國際形勢改觀、依賴外力取勝作為持久抗戰的理論基礎；以空間換時間、積小勝為大勝作為持久抗戰戰略的核心內容；以四川為中心的西南為抗戰大後方是“持久抗戰”的具體策略；“二期抗戰”是“持久抗戰”戰略的階段構想。

　　1938年5月，毛澤東集中全黨智慧，發表《抗日戰爭的戰略問題》和《論持久戰》等著作，係統地闡述了中共關於持久戰的戰略思想，全麵分析了抗日持久戰的依據、特點和規律，把“持久戰”建立在科學的基礎之上。與中共的持久戰思想相比，國民黨的持久消耗戰略存在許多不足，兩者的主要區別在於：

　　（1）戰略思想的理論基礎與依據不同。蔣介石的持久戰理論根基並不牢固，依賴外力取勝是它的基本依據，“把戰爭勝利寄托在日蘇戰爭和太平洋戰爭上麵，不寄托在自己的政治改革、軍事改革和抗戰努力上”，存在著僥幸心理，把抗戰命運寄托在英、美、法、蘇各國與中國“共同一致來打日本”之上。1939年秋，蔣介石導出了所謂“抗戰到底”的真義：“就是要與世界問題同時解決……那時候水到渠成，敵人當然消滅，抗戰必達目的，中國更必然得到獨立自由與平等。”事實上，任何戰爭都是交戰雙方政治、經濟、軍事、人心以至外交的總體戰，爭取外援固然重要，但這不過是外因，決定性因素在於內因。毛澤東指出：“戰爭的勝負，固然決定於雙方軍事、政治、經濟、地理、戰爭性質、國際援助諸條件……還需加上主觀的努力，這就是指導戰爭和實行戰爭，這就是戰爭中的自覺的能動性。”這種“自覺的能動性”主要是指人民戰爭之偉力。與蔣介石立足外援不同，毛澤東抗日持久戰奠基於發動民眾起來抗日，他提出“兵民是勝利之本”的著名論斷，認為“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於民眾之中”。依賴外援還是發動民眾，這是國共兩黨關於持久戰理論的不同支點，反映了國共兩黨不同抗戰路線的本質差異。

　　（2）戰略戰術原則的差異。蔣介石關於抗日持久戰戰略戰術原則，過多重視陣地防禦作用，輕視運動戰和遊擊戰，這是一種消極防禦的戰略戰術。蔣介石提出把“堅守陣地，憑借深溝、高壘、厚壁，粉碎敵人的進攻”當作“抗倭勝利的唯一要道”。為實施陣地戰，蔣介石還製定了有進無退的“連坐法”，命令部隊“誓死拚命，堅強抵抗”，“持久死守”，不許後退。淞滬會戰、南京保衛戰的慘痛教訓使蔣介石國民黨政府的戰略戰術原則有所改變，“由被動的防禦姿態，改變為主動的積極進攻的姿態”，但並未改變以陣地戰為主的局麵。武漢失守後，蔣介石又提出“遊擊戰重於正規戰”的要旨，但實際作戰方針依然把陣地戰置於首要地位。

　　毛澤東早在1936年就預測在未來的對日作戰中，“中國軍隊要勝利，必須在廣闊的戰場上進行高度的運動戰，迅速的前進和迅速的後退，迅速的集中和迅速的分散。這就是大規模的運動戰而不是深溝高壘、層層設防、專靠防禦工事的陣地戰”，主要實行運動戰，輔之以陣地戰。抗戰開始後毛澤東又係統地提出“在全體上，運動戰是主要的，遊擊戰是輔助的；在部分上，遊擊戰是主要的，運動戰是輔助的”。尤其是把敵後遊擊戰提到了戰略高度，這是一大發明，其根本原因在於當時的中國是處於進步時代的大而弱的國家。這是一種積極防禦的戰略戰術。事實證明，中共敵後根據地的廣泛開辟和人民武裝力量的迅速壯大，與毛澤東這一軍事戰略戰術原則密不可分。

　　（3）戰略階段劃分上的區別。蔣介石把持久戰戰略分為兩個階段，稱抗戰第一期為戰略防禦時期，把抗戰第二期稱為轉敗為勝的反攻階段，否認戰略相持階段的存在，這是基於“等待國際局勢改觀”的指導思想而製定的戰略計劃，自然難於認識把握抗戰進程和規律。事實上，相持階段恰恰是整個抗日戰爭的關鍵階段，正如毛澤東所指出的那樣，戰略相持階段“是整個戰爭時期的過渡階段，也將是最困難的時期，然而它是轉變的樞紐”。蔣介石“二期抗戰”階段說沒有也不可能揭示抗戰的真實進程和發展規律，反映出其理論的偏頗與戰略短視，缺乏對抗戰的指導價值。毛澤東根據中日雙方不同的特點進行科學考察，預測中國抗日戰爭必然經曆戰略防禦、戰略相持、戰略反攻三個階段。事實證明，這是富有洞察力的真知灼見。

　　總之，國共兩黨雖然在對日持久抗戰方麵達成了共識，對取得抗戰勝利起了重大作用，但兩者在持久戰戰略思想上存在著諸多明顯的差異。前者是零碎的、偏頗的、消極的；後者是係統的、科學的、積極的，富有理論預見和戰略指導價值；兩者不能相提並論、同日而語，同時也典型地反映了國共兩黨不同的抗戰路線。從根本上說，這種區別是國共兩黨所代表的階級性不同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