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現代史綱要》百題問答

3、“攘外必先安內”政策的本質及其破產的原因是什麽？

　　“攘外必先安內”政策是“九一八”事變後至“七七”抗戰前夕，蔣介石和南京國民政府奉行的一項反動政策，反映了代表“城市買辦階級和鄉村豪紳階級”利益的國民黨，在中國社會主要矛盾急劇變動時期對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基本認識。蔣介石強調“外寇不足慮，內匪實為心腹之患，如不肅清內匪，則不能禦外侮”，因此“安內”是首要工作，“攘外”是最終目的。那麽蔣介石的“安內”有哪些內容呢？首先是對付共產黨；其次是馴服國民黨內的反對派，削弱各地方實力派。

　　1931年，日本帝國主義為了實現其蓄謀已久的大陸政策，悍然發動了“九一八”事變。麵對洶湧而來的民族危機和國內複雜的階級矛盾，蔣介石於1931年7月23日發表《告全國同胞書》，首次提出了“安內攘外”的思想，其中心內容即在日本帝國主義加強侵略的形勢下，“惟有一本素誌，全力剿赤，不計其他”。在這種思想指導下，“九一八”事變發生後，蔣介石奉行“不抵抗主義”，致使東北三省在四個月內即告淪陷。1932年1月28日“淞滬事變”爆發，為了集中力量進攻紅軍、消滅共產黨，蔣介石匆匆結束了淞滬抗戰，並正式宣布了“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政策。此後，這項反動政策便成為蔣介石和南京國民政府處理內外關係的基本準則。

　　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政策表明，他始終以為真正的威脅在內而不在外。他以“安內”為中心任務，“攘外”僅是其用以應付當時危局的口號和掩蓋其“安內”圖謀的一個幌子。蔣之所以提出這樣一個政策，主要基於以下幾個原因：首先，他仍然以共產黨為“心腹大患”，堅持其一貫的“剿共”、“反共”政策。他在各種場合反複說明，其第一個責任“乃是剿匪來安內”，第二個責任才是“抗日來攘外”，聲稱“外寇不足慮，內匪實為心腹之患”。其次，他視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為“不成問題”的“皮膚小病”，對此僅略作應付。隨著時間的推移，蔣介石對日本的威脅雖然在逐漸加深認識，如“熱河事變”前夕，蔣開始認為日本“處心積慮，乃企圖亡我整個中華民族”（“蔣介石日記”1932年12月9日），但其反共的本性又掩蓋和模糊了這種認識，因此他仍然叫嚷“外寇不足慮，內匪實為心腹之患”，“不到時期，決不放棄基本之謀，以顧其他”。（“蔣介石日記”1932年12月9日）

　　蔣介石在民族危機嚴重的情況下，冒天下之大不韙，提出“攘外必先安內”策略，反映了其置民族利益於不顧的本質。

　　首先，從階級性上看，蔣介石維護的是極少數的大地主和大資產階級的利益，並不是維護整個中華民族的利益。在他看來，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對他的危害小於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紅軍和革命根據地，中國共產黨的威脅是第一位的，日本侵略者的威脅是第二位的，“國家的大患，不在倭寇而在江西的土匪”，“中國亡於帝國主義，我們還能當亡國奴，尚可苟延殘喘；若亡於共產黨，則縱為奴隸，亦不可得”。由此可見，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策略是由其階級性、由其代表的階級利益決定的。

　　其次，從思想上看，蔣介石深受封建君主專製思想的影響。盡管蔣介石曾經追隨孫中山搞過民主、共和，但其內心深處卻是擁護封建專製主義，他建立的政權是封建式的蔣家王朝，他對中國20多年的統治是封建專製統治，他的所作所為無不帶有封建專製的遺風。在這種封建專製思想的驅使下，他絕對不允許他的“臣民”“犯上作亂”。他寧可把民族利益出賣給日本侵略者，也不允許中國人民對他有絲毫的反抗。所以，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策略，在一定意義上是其封建專製思想作怪的表現。

　　第三，從個人經曆上看，蔣介石多次到過日本，特別是青年時期在日本留學的時候，對日本的“武士道”、“大和魂”精神特別崇拜，具有很強的“親日”傾向。他說：“我從前向慕日本的傳統精神，亦愛日本的民族性，日本可以說是我的第二故鄉。”1927年蔣介石下野到日本後，與他的老師長岡外史見麵時，還寫了“不負師教”四個字。就此而言，蔣介石提出“攘外必先安內”的策略，也與他的個人經曆、濃厚的“親日”傾向密切相關。

　　但是在民族存亡危急的形勢下，全國各階層人民普遍的願望是團結抗日，停止國民黨的“剿共”政策，而蔣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內”策略實際上是先全力擴大內戰，擴大國內的分裂和對立，這樣“攘外”就必然成為難以兌現的空頭支票。所以在民族存亡的關鍵時刻，“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政策一出籠，就遭到全國人民的反對。在其執行過程中，它受到以下三個因素的製約和牽製，昭示了其必然破產的命運。

　　首先，蔣介石的“剿共”受到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工農紅軍的英勇抗擊，屢遭敗績。《上海停戰協定》簽訂後，蔣介石調集63萬兵力對蘇區發動第四次“圍剿”，但這次“圍剿”在周恩來、朱德等領導的廣大紅軍指戰員的英勇反擊下，也沒能逃脫失敗的結局。《塘沽協定》簽訂後，蔣介石又積極組織第五次“圍剿”。僅僅由於中國共產黨內“左”傾機會主義在軍事上的錯誤，造成紅軍未能打破第五次“圍剿”，被迫實行戰略大轉移，才使黨和紅軍一時處於危急狀態，但這並不等於蔣介石“剿共”勝利。

　　其次，“攘外必先安內”受到日益高漲的全國各個階層抗日救亡運動的強大壓力。工農大眾強烈反對國民黨的這一反動政策。1933年1月，南京、北平、天津的工人和華北的鐵路工人分別舉行集會，要求抗日；2月，上海總工會發表《告全國工友書》，要求加緊抗日，同時各地學生紛紛發出通電、宣言，要求調集全國軍隊，抵抗日寇侵略。代表民族資產階級的《大公報》公開呼籲：“為民族生存計，為中山主義計，政府必須抱與民更始之決心，另辟和平解決赤禍之路”。王造時寫了《安內必先攘外》一文，指出：“隻有決心抗日，隻有積極抗日，才是唯一出路，才是唯一安內的辦法”。一些國民黨地方實力派也不滿蔣的內戰政策，積極組織抗日，如馮玉祥等領導的察哈爾抗日同盟軍。一些國民黨愛國官兵不願執行蔣介石的“剿共”政策，如1931年12月，董振堂、趙博生率領1萬餘名國民黨官兵舉行寧都起義，加入紅軍；陳銘樞、蔡廷鍇、蔣光鼐率領十九路軍於1933年11月成立了福建人民政府。這些都表明，“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政策是不得人心的。

　　第三，“攘外必先安內”直接導致了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深入。國民黨南京政府在“九一八”後的對日妥協政策不僅沒有阻止日本人的侵略，相反更加助長了其侵略野心。1934年4月，日本外務省情報部部長天羽英二發表了狂妄的聲明，明確表示日本是中國的保護國，日本要排擠美英等帝國主義的在華勢力，實行對中國的獨占。這實際上是蔣介石的對日政策所必然造成的後果。但這並沒有引起國民黨南京政府的重視，相反，對日妥協還在繼續。“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政策便利了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由於蔣介石繼續奉行對內用兵、對外妥協的反動方針，終於導致了“華北事變”。這是中國社會矛盾變化的一個轉折點，從而導致中日民族矛盾急劇上升，成為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日蔣之間的矛盾也變得不可調和。失去華北，則使國民黨南京政府北方的屏障盡失，直接威脅到國民黨南京政府的統治地位，也將使國民黨南京政府的政治、經濟利益遭受重大的損失。

　　從上述分析來看，蔣介石“安內攘外”的政策有其演變破產的過程。蔣介石在民族矛盾上升為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情況下，逆曆史潮流而動，錯誤實行“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結果導致日本侵略的不斷深入和國土的大片淪喪。所幸的是，蔣在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關頭，在客觀形勢的推逼下，能不斷改變其“安內攘外”的內涵，並最終走上聯共抗日的道路。此種轉變對蔣來說，不失為明智之舉；對遭受磨難的中華民族來說，乃為不幸中之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