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現代史綱要》百題問答

1、不甘處島國之境

　　日本近代“大陸政策”是“不甘處島國之境”的對外擴張政策，還是免受威脅的自衛政策？

　　近年來，日本右翼勢力出於某種政治需要，對早有定論的一些曆史問題大做翻案文章。日本文部科學省審定的新版曆史教科書，對中日甲午戰爭的起因和性質進行了很多歪曲，說：“清不想失掉最後的朝貢國朝鮮，開始將日本作為敵人，日本進行了日清和日俄兩場戰爭，就是由於東亞的這種國際關係。”日本“對北洋水師的壯大感到了強烈的威脅，由此基本上是著眼於國土的防衛，並非早就準備對大陸采取攻勢”。曆史事實果真是這樣嗎？甲午戰爭是因為中國威脅了日本並與之為敵引起的嗎？日本發動甲午戰爭並非蓄意侵略而是出於自衛嗎？

　　早在1868年日本明治維新一開始，明治天皇就確定了用武力征服世界的方針。1868年3月，明治天皇睦仁頒布“繼承列祖列宗偉業……宣布國威於四方”的《禦筆信》，成為日本軍國主義和日本大陸政策的思想理論基礎。究竟何謂“大陸政策”？“大陸政策”也稱大陸經略政策，是日本自明治維新後，“不甘處島國之境”，立足於用戰爭手段侵略和吞並中國、朝鮮等周邊大陸國家的對外擴張、稱霸亞洲、征服全世界的侵略總方針。它是日本近代軍國主義的核心和最本質的體現。這一政策於19世紀80年代趨於成熟，並在1894～1895年的甲午戰爭中得以實施。作為一種侵略政策的形成，必有其曆史的必然性。日本“大陸政策”形成的曆史條件，則源於明治維新前後已奠定的經濟、政治、軍事、思想基礎，而“不甘處島國”是“大陸政策”的社會根源。

　　曾任外務大臣的日本著名政治家副島種臣在《大陸經略論》中直白地表露：“日本四麵環海，若以海軍進攻，則易攻難守。若甘處島國之境，則永遠難免國防之危機，故在大陸獲得領土實屬必要。如要在大陸獲得領土，由於地理位置的關係，不能不首先染指中國與朝鮮。”“大陸政策”的集大成者山縣有朋發表《外交政略論》，提出了保衛“利益線”的主張，為“大陸政策”強化了理論根據，按他的理論，日本認為哪裏與其利益有關就可以出兵到哪裏進行保衛。這些日本近代重要政治家的理論代表了當時日本統治集團的主流政治意識，我們從字裏行間可以深切地感受到日本對位居島國的嚴重不安；對國家主權和安全的高度重視；對伸張國勢的強烈願望。但是，日本走向了另一個極端，走向了反麵，走向了侵略、擴張的軍國主義道路。他們認為，富國強兵和位居島國有著深刻的矛盾，而這個矛盾必須通過開疆拓土來解決，這就是“大陸政策”的真正出發點。而且，在日本政治家看來，富國強兵和位居島國的矛盾，不僅表現在國家安全上，同樣表現在經濟發展上。日本作為後起的資本主義工業國家，在正常貿易中無法與西方帝國主義競爭，很顯然，對於中國，如果不通過軍事占領而形成排他性的經濟掠奪，就不可能獲得可靠的商品輸出和原料供給市場。《東京朝日新聞》的社論一語道破天機：“要知道我國人口多於土地，已經進入社會生存競爭的最困難地步，所以一定要尋求海外富源。”

　　在這種情況下，日本走上了與正常發展、和平崛起相反的道路――侵略和擴張的軍國主義道路，“大陸政策”的應運而生，就是十分必然的了，這就是“大陸政策”的社會曆史根源。

　　在“大陸政策”的指引下，在明治維新以後的70多年內，日本曾發動和參加過14次對外侵略戰爭，其中有10次是對華侵略。經過甲午和日俄兩次戰爭，後進的日本不僅擠進了帝國主義列強瓜分中國的行列，而且取得了在中國東北地區的優勢地位。從而把日本對外侵略的“大陸政策”推向一個新的階段。東方會議後，日本加快了實施新大陸政策的步伐，又兩次出兵山東，並相繼製造了濟南慘案和皇姑屯事件。特別是1930年席卷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危機波及日本後，為了擺脫危機，日本更迫不及待地準備發動侵華戰爭，妄圖首先把中國東北變成它直接統治的殖民地。在法西斯國家準備發動侵略戰爭，西方列強苦於應付經濟危機，蘇聯忙於國內建設和中國貧弱與進步並存的情況下，日本帝國主義於1931年首先在中國東北製造“九一八”事變，發動了對中國的武裝進攻，邁出了獨霸中國、爭奪亞洲、稱霸世界的第一步，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前奏。

　　而日本右翼勢力卻蓄意歪曲曆史事實，炮製所謂“中國威脅論”，說什麽“強烈地感到中國的威脅”、“中國將日本作為敵人”，日本是“著眼於國土的防衛”，“並非早就準備采取攻勢”，以此掩蓋其“大陸政策”的實質。事實上，日本軍國主義的“大陸政策”才是日本發動對外戰爭的真正根源，侵略和擴張才是甲午戰爭的真正性質。誰說日本右翼勢力不懂曆史？他們很清楚“大陸政策”的曆史延續性。從“大陸政策”到“大亞細亞主義”，再到“大東亞共榮論”，都是日本侵略、擴張的理論基礎，直到現在還陰魂不散。善良的、正義的人們不可以不清楚，也不可以忘記。無論如何，不能讓110多年前甲午戰爭的那一幕重演；無論如何，不能喪失應有的警惕，這是我們今天回顧中日戰爭曆史，搞清楚日本近代“大陸政策”的現實意義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