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是中國近現代史上爭議頗大的人物。作為辛亥革命的領導人物之一,他在革命勝利後建立一個什麽樣的民主共和國的問題上主張采用責任內閣製,倡導議會政治。長期以來,他被無端地指責是個“議會迷”,陶醉於西方那一套議會民主、多黨選舉製度,不了解中國國情等,蒙受了不白之冤。但是,大量的曆史事實證明,宋教仁是清末民初著名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家和政治活動家。他對推翻帝製、創立共和以及力圖實現政黨內閣有著特殊的貢獻。在中國曆史上,無論是支持民主,還是反對民主的人,都繞不開宋教仁這個名字。他在20世紀初那個曇花一現的瞬間所掀起的民主旋風,至今仍是中國民主憲政史上一道最壯麗的風景線。
1912年1月1日,孫中山在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宣告中華民國成立。民國建立後麵臨的問題很多,其中最大的問題就是如何確保這個新生國家的正常運行。當時世界各國的建國經驗給中華民國的建國者提供了範例:無一不是立法,施行憲政。所以,早在中華民國成立之前,辛亥革命的主要領導們就開始醞釀國家憲法。而宋教仁是最好的人選,因為他是真正懂得憲政的人。於是,宋教仁被任命為法製院院長,著手起草各類法律。在民主立憲方麵,宋教仁主張實行法國式的內閣負責製。然而,宋教仁的這一主張隨即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對。但後來的曆史證明,宋教仁是非常有政治遠見的。內閣負責製具有獨立權力,在一定程度上限製了總統的權力,使一個昏庸的統治者不能為所欲為。對後來袁世凱這個“不學無術,其品更惡劣可鄙”的人,就更有必要用可靠的製度來限製他的權力,使他不至於脫離共和的軌道。從長遠來看,一旦宋教仁的政黨內閣組成,袁世凱想走他的“洪憲帝製”之路是不可能的。不料,宋教仁遭到其他黨人反對不說,還被誤解為爭權奪利,想當總理。
宋教仁組建國民黨,主張政黨內閣,矛頭直指袁世凱,袁世凱也是洞若觀火。為擺脫日益困窘的境地,袁世凱使出了慣用的撒手鐧――收買。他先是許願,要讓宋教仁當總理,孰料宋教仁堅辭不就。當然,為了孜孜以求的民主政治,宋教仁並非不願任職,隻是總理之位,必須通過堂堂正正的競爭選舉,組成純粹的政黨內閣,名正言順地得之。封官許願不成,袁世凱又施以物質金錢腐蝕,特地召見宋教仁,贈送價值3000元的貂皮外套一件,後又托人贈送高達50萬元可隨意支取的存折一份。對此,宋教仁表現得光明磊落,全部退回不受。宋教仁是一個有自己的政治人格和操守的人,袁世凱的金錢無法收買他。他是個有熱烈理想的政治家,不是為了追求高官厚祿。袁世凱那一套製人術在宋教仁這裏失去了作用,於是袁世凱心中遂萌生了殺宋之意。
當北京第一次國會舉行選舉時,國民黨在眾議院和參議院所得的議席占了絕對的多數。年輕有為的政治家宋教仁堅持中華民國的法製,又不為袁世凱所誘,他奔赴長江流域各省進行宣傳,為成立“政黨內閣”積極準備輿論,從而遭到了袁世凱的嫉恨。1913年3月20日,在袁世凱授意下,趙秉鈞、洪述祖派遣特務武士英在上海滬寧車站槍殺了正要北返的宋教仁,發生了震動全國的“宋案”。宋教仁被刺後,革命黨人的幻想破滅了,他們被迫於倉促之中起來和袁世凱鬥爭。
由此,從宋教仁及其主張政黨內閣的曆史中可以引發如下結論:
第一,資產階級政黨政治相對於封建專製主義來說,是一種巨大的進步。但是,政黨內閣的實現,必須有資產階級專政作為依托。政黨內閣是一種政體,必須適應國體的需要,而不能互相衝突。辛亥革命雖然推翻了清朝,建立了民國,但中國依然是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以袁世凱為代表的北洋軍閥掌握著政權、軍權和財權,又有帝國主義國家當後台老板。要想靠空洞的說教讓他“立地成佛”,靠議會競選讓他自動放棄專製實行民主,完全是空想。宋教仁正是想讓北洋軍閥自動地讓出一部分權力,和平地走上議會政治的道路,驅趕著北洋軍閥棄惡從善、改邪歸正。結果袁世凱一反撲,赤手空拳的資產階級既無招架之功,更無還手之力。曆史證明,中國必須用武裝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用強大的軍隊奪取政權,也用強大的軍隊鞏固政權。隻有具備強大的資產階級政權做保證,政黨政治才可以正常、有序地運作。
第二,宋教仁及其代表的中國資產階級可以推進民主進程,但沒有能力完成救國救民的曆史重任。在北洋軍閥的統治下,的確缺乏實行政黨內閣的社會基礎。而革命者應當創造條件,而不能消極等待。宋教仁積極發揮主觀能動性、力圖實行政黨內閣的努力,應當受到世人的肯定。不能因為政黨內閣的嚐試失敗了,就斷定這種做法是錯誤的。宋教仁勇於為憲政流血,獻出了年僅32歲的寶貴生命,這是非常難能可貴的。曆史雄辯地證明:中國資產階級是先天不足、後天軟弱、帶有兩麵性的階級。他們反帝反封建、救亡圖存的精神是可歌可泣的。然而,他們不能改變半殖民地半封建製度,也不能建立並鞏固資產階級共和國,這是整個資產階級的局限,不必過多地追究某個人的責任。宋教仁的悲劇再次暴露了中國資產階級的軟弱性,同時也宣告了資產階級政黨政治幻想的破滅。
今天,我們未必認同宋教仁當年的思想,但他對自己所追求的思想的執著,他為自己的理想不惜獻出生命的崇高精神,他身上所體現出來的政治責任感,他作為一個政治家的人格,這一切即使過了多少年都是有著不可磨滅的價值的。
(邱秀華楊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