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新政”是由一批曾經仇視改革的人物來施行的,那麽,為什麽他們又轉而走向“改革”呢?
“新政”和“預備立憲”有區別嗎?如何評價“清末新政”,在史學界尚有明顯的分歧。“清末新政”是一場涉及政治、經濟、軍事、法製、文化教育、社會生活等多方麵的改革運動。雖說這場改革運動的主要倡導者,是由一批曾經仇視改革的中國封建專製統治階層來施行的,但是仇視改革的封建專製統治階層的思想遠非“文化守舊,思想落伍”一語可以概括。眾所周知,近代中國的洋務運動,已經使人們見識了西方的堅船利炮,西方的各種技術和器物不再被當作“奇技淫巧”,而是被視為模仿學習的對象。而“清末新政”的主導者對西方的政治和社會大事小情的了解,與普通百姓相比自不必說,與那些積極提倡民主共和的人士相比,亦可以說是毫不遜色。也就是說,他們對近代化的觀念實際上已具有相當的見識。事實上,洋務運動以後,那種極端守舊的頑固派,已經從清朝政治中開始被邊緣化,到了“清末新政”時期,則基本退出政治舞台了。而“清末新政”時期的保守派,可以說對新政的經濟、文化方麵的改革是持讚成態度的。事實上,他們在“新政”中推行了一係列獎勵與保護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措施,而且客觀上促進了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例如,清政府於1901年4月成立督辦政務處,宣布實行“新政”。設立商部、學部等中央行政機構;裁撤綠營,建立新軍;頒布商法商律,獎勵工商;鼓勵留學,頒布新的學製,並下令於1906年正式廢除科舉考試。此外,當時交通、金融等事業的發展,也都和“新政”的具體政策有關。實際上,就史學界而言,對“清末新政”有不同的說法。有的學者認為“清末新政”是清朝政府“進一步買辦化”的運動;還有的學者認為“清末‘新政’的性質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質的”;亦有學者認為“清末新政”是一場缺乏民族資產階級領導和積極參加的具有資本主義性質的改革運動。但是,哪一種說法都沒有否認其在經濟、文化、軍事改革上的客觀成效。但是,問題的關鍵是他們是否仇視和反對政治改革。
那麽,主張“新政”的這些人到底是否仇視政治改革呢?這就涉及第二個問題:“新政”和“預備立憲”是否有區別?
清朝末期,主張“新政”的人認為,中國當務之急的政治改革不是實行英式的那種“華而不實”的立憲政治,而恰恰相反,他們認為中國近代洋務運動之所以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由於地方權力過大,中央王權被過於弱化導致的。他們認為,八國聯軍在侵華過程中,掌握地方大權的實力派實行所謂的“東南互保”,而將國家權威放在了腦後。因此,對於實現富強而言,並不是“專製過甚”,而是國家權威不足,無法應對民族麵臨的各種內外危機。當時,任江西道監察禦史的劉汝驥就是這麽說的:“歐洲百年前,其君暴戾恣睢,殘民以逞,其病蓋中於專製,以立憲醫之當也。”但以泱泱天朝而自視的中國則是“官驕吏窳,兵疲民困,百孔千瘡。其病總由於君權之不振。何有於專,更何有於製?”仇視憲政改革的“新政”主張者又認為:西方的民主政治是國富兵強的結果,而不是國富兵強的原因。也就是說西方之所以采用民主政治,是西方社會內部的經濟、文化發展的自然結果。而中國的經濟和文化發展程度則根本沒有達到實行西方民主政治的水平,盲目去追求所謂的立憲民主,則絕不會取得好的結果。當時,有人就拿庖丁解牛做了形象的比喻:以為有了庖丁的牛刀,就肯定能像庖丁一樣迅速將牛解開,大家都知道那是荒謬的。這就如同隻要有了憲政,國家就肯定強大一樣。這些人認為,“今紛紛言立憲為圖強良法,其說未誤,以為立憲而即可強國,而不求其所發能立憲之故,僅責之以立憲兩字,則大誤者也。”因此,“新政”主張者認為在內憂外患的中國,眼前最需要的是開明的君主專製,而不是民主立憲。
“清末新政”時期,近代中國在政治、經濟、文化、軍事上有了一定的發展。經濟上,這一時期是中國民族資本主義較快發展的時期。政治上,清末開始官製改革,雖然沒有實行憲政,但是國家政治體製開始向近代邁進。軍事上,清末的軍事改革,裁撤了老舊的綠營,建立的近代化的新軍。文化上,清末又是中國教育事業發生質變的時期,廢科舉、辦學堂、興留學,中國封建的教育體製開始瓦解,西方教育模式開始在中國生根。在社會的變革過程中,憲政也提到了議事日程上來。主張“新政”而反對“憲政”的人,開始主張“預備立憲”。因此,清政府於1906年宣布“預備仿行憲政”,並於1908年頒布了《欽定憲法大綱》。
由此可見,“新政”和“預備立憲”既有區別也有聯係。從時間上看,“預備立憲”主要屬於“新政”後期的改革。“新政”始於1901年,終於1911年。“預備立憲”則始於1906年,終於1911年。從內容上看,兩者又是有聯係的。“預備立憲”主要指的是“新政”的政治改革中的憲政改革。
對於中國這樣一個千瘡百孔的國家,晚清統治者所主持的“新政”到底起了什麽樣的作用?我們該如何評價這段曆史?客觀地說,清末10年“新政”推行的教育、軍事、經濟、法製以及政治等方麵的一係列改革措施,是有利於發展資本主義的。但我們也應該看到,“清末新政是清王朝自我挽救的迫不得已的真誠選擇,然而清王朝已是不堪雕琢的‘朽木’,新政隻能加速它的死亡”。實際上,維新變法失敗後,清政府已經進入深重的危機階段,而到了“清末新政”末期,革命已如箭在弦上,一觸即發。
(邱秀華金鍾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