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兩國是一衣帶水的鄰邦,然而中國在19世紀末掀起的維新運動僅僅持續了百天就以失敗告終,而日本的明治維新卻使日本成功地走上了發展資本主義的道路。那麽我們該如何分析兩國維新變法運動的不同結局呢?
(1)戊戌維新變法與日本明治維新的相近之處
中國的戊戌維新變法與日本明治維新,兩者有許多相近之處:從時代上看,中日兩國同處於封建社會末期,維新發生在相同的曆史年代――19世紀中葉;從國際環境上看,兩國同樣麵臨著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殖民侵略的威脅;從國內情況看,改革前,中日雙方均采取了“閉關鎖國”的政策,都是在麵臨外患的情勢下采取變通的方式進行的改革運動;兩國經濟上,均采取“重農抑商”政策,兩者都是屬於資產階級改良運動,都是曆史上的重大改革事件,而且,前者基本上以後者為典範;從運動的方式上看,戊戌維新變法和明治維新,都是由圍繞著皇帝的一個政治集團醞釀、引發、組織、施行,自上而下地采取頒布政令、法令等方式進行的。從思想上看,儒家思想在兩國長期的封建發展史中都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
綜合以上分析,中日兩國的改革運動,在相同的社會背景下,同樣肩負著救亡圖存的曆史重任,同樣想從封建社會轉變為資本主義社會,在變革目標上有著驚人的相近之處。但是二者的結果迥異,一敗一成,直接影響了中日兩國後來的發展道路。日本的明治維新使日本逐漸擺脫封建專製的枷鎖,迅速走上近代化的曆程,躋身資本主義列強;而中國則在戊戌維新變法後,依舊未能擺脫封建製度的束縛,沒有踏上發展資本主義的快速幹道,在變革失敗的尷尬中完全滑入半殖民地化的深淵。為什麽有著相似背景的兩次改革運動結果卻有著天壤之別呢?下麵我們來具體分析兩者成敗的原因。
(2)戊戌維新變法與日本明治維新的相異之處
中國的戊戌維新變法與日本明治維新,兩者在所依靠的力量上、在變法實施步驟上、再加上兩國在曆史文化背景上等存在著巨大差異,是決定其成敗與否的關鍵。
第一,兩者所依靠的力量不同。戊戌變法和明治維新雖然都是具有反封建性質的運動,但是它們各自所擁有的力量不同,作為其對立麵的力量也有很大的差異。中國維新派由於自身階級局限,在維新運動中,他們在政治上不僅不敢否定封建主義,而且對帝國主義抱有很大幻想,把希望寄托在一個沒有實權的皇帝身上,隻是幻想依靠光緒皇帝“以君權雷厲風行”,通過和平、合法的手段,實現自上而下的改革,讓資產階級和開明士紳的代表參加政權,逐步實現君主立憲。而光緒皇帝在名義上雖然是“九五之尊”,實際上一生處於無權的地位,生活在西太後的淫威陰影之下,沒有掌握武裝力量。維新誌士們全是手無寸鐵的書生,沒有任何武裝力量。他們輕視並脫離人民群眾,維新派的活動基本上局限於官僚士大夫和知識分子的小圈子。康有為在每次上書中,都反複提醒光緒皇帝不要忘記人民反抗的危險,如果不實行變法,將有可能再現“金田之役”,使皇帝及其大臣們“求為長安布衣而不可得”。然而,維新改革是一場嚴酷的政治鬥爭,其鋒芒所向,直指封建專製製度及其腐朽勢力,勢必遭到封建頑固勢力的抵製和反對。總之,維新派沒有軍政實權,也沒有廣大人民作後盾,隻有一個連自己的地位都朝夕難保的傀儡皇帝,所以當變革與反變革力量短刀相向時,處於封建頑固派包圍的汪洋中的維新派,找不到一隻救生之船,而隻能把袁世凱當作“諾亞方舟”。結果是京華喋血,瀛台被禁,亡命天涯,隻能“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他們最終沒能笑傲江湖、雲遊四海。反觀日本,在日本進行變法時,西方帝國主義正在集中精力鎮壓中國人民的反抗,無暇東顧。日本明治維新時也麵臨淪於半殖民地的危機,但明治維新發生在1868年,那時世界資本主義還沒有完全進入帝國主義階段,列強大多忙於其他事務而還未顧及去爭奪殖民地。日本史學家井上靖說:“英、法、俄的對立,使各國的侵略魔手相互受到牽製。美國的內戰及其善後工作,使它沒有餘力在東方發動侵略。這一切都有助於日本擺脫半殖民地危機”。在明治維新前夕,以長州蕃為首的革新派即以“開港倒幕”、“強蕃割據”為口號,展開反封建的倒幕運動。長州、薩摩、土佐、肥前諸蕃,不僅有“船中八策”、“王政複古”等方案、綱領,還有事實上的“王政造成的以天皇為核心的政治權威”,它恰恰是改革的領導者和推行者。在明治維新運動中,領導階層得到一批中下層武士的支持,有一個擁有一定實力的根據地,因此,兩者力量上的差異,是決定運動成敗與否的關鍵。
第二,在變法實施步驟上兩者差異很大。中國維新派由於自身階級局限,他們主張漸變、緩變。在經濟上,他們雖然要求發展民族資本主義,卻未觸及封建主義的經濟基礎――封建土地所有製。在思想上,他們雖然提倡學習西學,卻仍抬出封建思想的權威孔子的旗幟,借古代聖賢之名“托古改製”。
日本以明治天皇為首的維新派在取得政權後能夠大刀闊斧地進行改革,推行行之有效的措施,包括:在政治上廢藩置縣,取消武士特權;經濟上大力發展資本主義工商業等,這得到廣大資產階級的大力支持。中國維新派不敢與封建勢力徹底決裂,結果隻有愛國知識分子和開明地主支持變法。從兩者所運用的實施變法策略來比較,以明治天皇為首的維新派顯得較為條理、有序,而戊戌變法在操作上則顯得紊亂和操之過急,因此,戊戌變法的失敗也是必然的。
第三,在曆史文化背景上雙方差異很大。中日兩國同為亞洲國家,但是兩國曆史文化背景有著很大的不同。日本民族具有開放性地吸收外來文化的曆史傳統。在兩千多年的曆史中,日本一直是以中國為師的。其後日本又從朝鮮、印度學習到不少東西。在日本幕府時代,盡管實行鎖國政策,但它仍然向荷蘭吸取了許多新知識,形成了相當有意義的所謂“蘭學”。而明治維新前後,日本統治者由於嚐到了苦頭,並從殘酷的現實中醒悟到,必須從科學文化和政治經濟上向西方學習,否則就不能生存下去。於是竭力向西方學習,成為朝野上下的大潮流、大風氣。日本人對外來文化既不一概排斥,也不盲目崇拜,而是對外來文化的優秀部分合理吸收,經過創造性的再熔煉,使其具有新的性質而逐步成為日本傳統的組成部分,形成一個穩定而又“開放”的文化係統。中國的情況比較複雜。在對待西方外來文化方麵,中國人基本上是持保守和排斥態度的。翻開近代中國曆史的畫卷,先進的中國人肩負“救亡”和“興中”的使命,為救國也向西方去尋求真理。林則徐、魏源的“師夷之長技”,旨在維護大清國的獨立洪秀全改造西方基督教為的是建立“男女平等”、“單一神權”的天國康有為、梁啟超推行變法走資本主義道路孫中山提出“取法西人文明而用之”。然而,這些隻反映了中國近代國情之一麵,近代中國在向西方學習的漫漫征程中,處處是激流和險灘,步履緩慢。
雖然戊戌維新變法失敗了,但是維新變法派提倡的資產階級新學,有力衝擊著封建主義舊學,在意識形態領域播撒了新學的種子,是中國近代史上的第一次思想解放運動,有力地衝擊著封建製度。它也使得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懷疑舊學,追隨新學,要求民主。加上變法失敗的教訓和維新誌士的鮮血,使得很多青年從此覺醒,逐漸走上革命的道路。百日維新的曆史功績是不會被埋沒的,它給後人留下了豐厚的思想遺產。
(李正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