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現代史綱要》百題問答

2、“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就能發展中國的資本主義嗎？

　　“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作為一種政治思潮，作為洋務運動的指導思想和總綱，它貫穿於洋務運動的始終，在推動整個洋務運動的發展演變中起到了決定性作用，在中國近代曆史上產生了較大的影響。那麽“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對中國近代化發展、對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究竟作用如何呢？

　　（1）“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思想的提出及內涵

　　19世紀中葉，現代化浪潮已從歐美席卷到世界各地，打破了各國的隔絕狀態，將不同的國家和民族連為一體，人類曆史正經曆著前所未有的巨大變化。當時的清王朝遇到了開國以來最大的統治危機：太平天國運動如火如荼，蓬勃發展；英、法聯合發動第二次鴉片戰爭，“數千年來未有之強敵”憑借洋槍洋炮打敗了“天朝”軍隊。日趨衰落的清王朝猶如一座將傾的大廈，處在風雨飄搖之中。政治統治的危機促使統治集團發生了分化，出現了新的組合――洋務派。他們麵對“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新形勢，提出了應變的思想，即“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口號，並由他們倡導、主持了學習西方的洋務運動，邁出了中國近代化實踐的第一步，開始了步履維艱的中國近代化運動。

　　“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口號從模糊地提出到成為一種完整的思想體係，經曆了一個相當曲折的曆史過程。對洋務派指導思想最先做出比較完整表述的是馮桂芬。當時，師法西方以求自強的洋務運動行將粉墨登場，向西方學習已是勢所必然，但是以什麽樣的理論做指導呢？馮桂芬在19世紀60年代初的《校�廬抗議》一書中說：“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此後，洋務派官僚和理論家們特別是後者又反複以不同的言詞和概念闡述這一指導思想，如有人提出“中國文武製度，事事遠出西人之上，獨火器萬不能及”。薛福成說：“取西人器數之學，以衛吾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鄭觀應說：“中學其本也，西學其末也；主以中學，輔以西學。”上海中西書院掌教沈毓桂在1895年4月出版的《萬國公報》第75期上，用沈壽康的筆名首次明確概括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提法，說：“夫中西學問，本自互有得失，為華人計，宜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1898年戊戌變法運動高漲之際，洋務派官僚張之洞作《勸學篇》，提出“舊學為體，新學為用”，“舊學”即“中學”，“新學”即“西學”，全篇議論即是圍繞著這一主旨進行的。後來，這個思想被進一步概括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所謂“中學”，是指以孔孟之道為代表的中國封建的思想文化，其核心是“倫常名教”，特指“中國的文武製度”，也就是封建製度，在他們看來，這是不可動搖、不可改變的。所謂“西學”，特指西方的船堅炮利和其他先進科學技術，主要是所謂的“長技”。洋務派對西學的認識，有一個由淺入深、範圍逐漸擴大的過程。所謂“中體西用”，就是以中國封建倫理綱常所維護的統治秩序為主體，用西方的近代工業和技術為輔助，並以前者來支配後者。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中體西用”思想從產生到發展其目的都是為了維護自身的封建統治。

　　關於“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含義，華中師範大學馬敏教授是這樣解釋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基本含義就是說：中學是中國文化的本，或者是它的體，這個東西是不能變的，它是指三綱五常這樣的儒家道統，這個道統不能變；西學為用，是指西方的科學技術可以借鑒，可以用它來補充中國的文化，但是不能把西方的一些更本質的民主政治體製借過來。

　　（2）“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曆史作用

　　“中體西用”對中國近代化發展、對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究竟作用如何呢？我們應該堅持曆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從主觀上和客觀上來分析它對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作用。

　　第一，從主觀上來看，“中體西用”不論在理論還是在實踐上，都是為了維護自身的封建統治。如洋務派的“中體西用”，其目的是為了清王朝的中興大業，其初衷是為了挽救和鞏固業已腐朽沒落的清王朝。馮桂芬首先提出“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治國富強之術”的理論；張之洞總結和闡釋的“舊學為體，新學為用”的主旨，都把洋務運動納入到了封建體係的框架內。這就決定了洋務運動的目的是維護當時現存的舊製度。洋務派企圖不改變腐朽的封建製度，通過引進機器、技術來“自強”、“求富”，必然是徒勞的。

　　第二，從客觀上來看，“中體西用”在維護封建專製主義的同時，隨著洋務運動的開展，西學的傳播，它成功地指導了早期工業化運動；給予封建勢力以強烈的衝擊，帶來了思想解放，引進了科學技術，對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起了某些促進作用。洋務派繼承了魏源“師夷長技以製夷”的思想，提出“自強”、“求富”的主張，通過所掌握的國家權力集中力量優先發展軍事工業，同時也試圖“稍分洋商之利”，發展若幹民用企業，在客觀上對中國的早期工業和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起了某些促進作用。可以說，沒有“中體西用”作為思想先導，就不會有洋務運動，就不會有中國近代化的起步。在洋務運動中，洋務派在“中體西用”思想指導下，整整一代人以“富國強兵”為目標，借取西洋新法，將西方先進的生產力引到了中國，實現了從手工業到機器大工業的轉變，使中國破天荒地出現了近代工業文明的曙光。洋務運動在引進生產力的同時，還不自覺地帶進了先進的生產關係，培育了第一批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相聯係的企業家、工程師、知識分子和產業工人等，這一切都是“中體西用”思想帶來的直接結果，沒有“中體西用”，就沒有這一切。當然，當時中國思想界的近代化意識比較薄弱也是客觀現實。

　　（3）“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基本評價

　　一方麵，“中體西用”在中國近代啟蒙運動中發揮了獨特的作用。“中體西用”給中國帶來了新的知識、新的風氣，開闊了人們的眼界，打開了人們認識世界的窗口。洋務運動時期，伴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出現，傳統的“重本抑末”、“重義輕利”、商為“四民”之末等觀念都受到衝擊，社會風氣和價值觀念開始變化，工商業者的地位上升。西方的各種技術和器物不再被當作“奇技淫巧”受到排斥，而是被視為模仿、學習的對象。這一切，都有利於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也有利於社會風氣的改變。而“西學”衝擊了人們思想中的所謂正統思想，促進了人們思想上的解放。在這一思想指導下，中國的“西學”從無到有，從少到多，中國的近代化運動也從思想主張轉變為實踐活動，由軍事技術領域發展到經濟領域，並為進一步發展到政治領域奠定了基礎。固然，洋務派的目的並不是要發展資本主義，但是曆史進程的閘門一經打開，洶湧的江水就奔騰向前。

　　另一方麵，“中體西用”理論自身存在著深刻的矛盾。本來，“體”和“用”是一個事物的兩個方麵，封建主義有封建主義的“體”和“用”，資本主義有資本主義的“體”和“用”，洋務派卻要把資本主義的“用”移植到封建主義的“體”上，用資本主義的“用”來維護封建主義的“體”，注定是不會成功的。正如後來有人批評的那樣：“體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體則有負重之用，有馬之體則有致遠之用，未聞以牛為體以馬為用者也……故中學者有中學之體用，西學者有西學之體用，分之則並之，合之則兩亡。”隨著眼界的擴大和認識的不斷深化，許多洋務思想家乃至個別洋務派官僚逐漸認識到了“中體西用”的自身矛盾，認識到西學自有其“體”“用”，如郭嵩燾指出：“西洋立國，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務、造船、製器，相輔以益其強，又末中之一節也。”議會製度是資產階級政治製度，設議院、興民權是西學之“體”，洋務思想家們雖然沒有明確提出廢止“中體西用”的口號，但是事實上已經在衝擊著“中體西用”的藩籬，鼓吹引進“西體”以代替“中體”，這是封建統治者所不願接受的。

　　在“中體西用”指導下的洋務運動，雖然引進了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為中國近代化開啟了道路。但是其本質還是地主階級的自救運動，不可能真正擔負起在中國發展資本主義的使命，也沒有使中國真正富強起來。曆史的長河滾滾向前，伴隨著時代的進步，社會的發展，到19世紀末，“中體西用”思想已經成為中國近代化進一步深入的阻力，必然被人們所拋棄，中國人民又開始在黑暗中苦苦探索新的救國救民的思想武器。

　　（李正鴻邱秀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