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與刀

第十三章 投降後的日本人

　　日本人邁出社會變革的第一大步是承認侵略戰爭的“錯誤”和失敗。同時，天皇的身份也由“神”轉向了“人”。這是由於他們非常希望重新獲得在和平國家中受尊重的地位，而這就要求一定要實現世界和平。

　　戰後，美國在管理日本方麵所發揮的相應的作用，對此美國人有充分的理由感到自豪。8月29日，美國通過電台發布了對國務院、陸軍部以及海軍部的聯合指令，宣布了自己的政策，並由麥克阿瑟元帥成功地付諸實施。然而，引以為豪的原因卻常常被美國的報刊和電台中的黨派性的讚揚或批評弄得模糊不清，隻有極少數充分了解日本文化的人才能確定既定政策是否恰當。

　　對日本占領的性質是其投降時的一個重大問題。戰勝國是應該利用還是廢除現存政府，尤其是天皇？每個縣市的行政是否都應在美國軍政府官員指揮下進行管理？在占領意大利和德國時采取的方式是在每個地區設立A。M。G。（盟軍軍政府）總部，將其作為戰鬥部隊的一部分，盟軍的行政官把持著地方的行政權。打敗日本時，太平洋區域A。M。G。官員仍然預料這種統治體製也會在日本建立。日本人也不知道他們自己還能保留多少行政方麵的權力。波茨坦公告上隻是說：“必須占領日本領土上經盟國指定的地方，以確保吾人於茲所示之根本目標。”以及必須永久排除“欺騙及錯誤領導日本人民使其妄欲征服世界之強權和勢力”。國務院、陸軍部、海軍部分別給麥克阿瑟將軍發出了聯合指令，對上述各節作出了重大決定，並獲得麥克阿瑟將軍司令部的全麵支持。本國的行政管理和重建工作將全權由日本人負責。“最高司令官將通過日本國政府的機構及包括天皇在內的諸機關行使其權力，隻為能促進滿足美利堅合眾國的目標。在最高司令官（麥克阿瑟將軍）的指令下，日本國政府將被允許就內政行使政府的正常職能。”因此，麥克阿瑟的對日管理區別於盟軍對德或對意的管理。它是一個最高司令部自上而下地利用日本各級的官僚機構。最高司令部的通告不是發給日本國民，或某些縣市的居民，而是發給日本帝國政府，規定日本國政府的工作目標是它的當務之急。如果某位日本內閣大臣認為不可能實施，可以提出辭職來抗議，但如果他的建議合理，則可以依照他的建議修改指令。

　　從美國的角度來看，這種大膽的管理方式的好處是十分明顯的。正如當時希德林將軍（General Hilldring）所說：利用這種占領日本國政府的方式所取得的好處是巨大的。如果沒有利用日本國政府，我們務必要有直接運轉管理一個7000萬人口國家所必需的全部複雜機構。因為他們有與我們不同的語言、習慣和態度，所以通過淨化並利用日本國政府，我們能節省大量的時間、人力和物力。換句話說，我們是提供具體指導，而不是要求日本人自己整頓自己的國家。

　　這一指令在華盛頓製定之初，許多美國人仍然擔心日本這個怒目而視、伺機報複的民族也許會采取倨傲和敵對態度來消極抵製一切和平計劃，但後來證明這些擔憂是多餘的。其主要是因為日本的特殊文化，而不是有關戰敗民族和戰敗國的政治、經濟等一般真理。可能沒有一個民族能夠像日本這樣順利地接受這種信義的政策。在日本人看來，從嚴酷的戰敗現實中排除屈辱是這種政策的最大象征，從而促使他們自己實行新的國策，而這一切正是因為特異文化所形成的特異性格，所以他們才能如此欣然接受。

　　在美國，我們曾不斷爭論談和條件的寬嚴，但真正的問題並不在此，而是如何嚴如其分地摧毀傳統的、危險的侵略性模式，建立起新的目標。然後根據該國國民的性格和傳統的社會秩序來選擇采取何種手段。在家庭生活和市民日常生活中，普魯士的權威主義根深蒂固，這就需要對德國製定某種談和條件。明智的談和條款對日本應該不同於對德國，因為他們如此不同。德國人不認為自己對社會和曆史欠恩情，他們不是為了償還無窮的債務或恩情而努力奮鬥，僅僅是為了避免淪為犧牲者。在德國人的眼中，父親如同其他占據高位的人一樣，是一個權威的人，是一個“強迫別人尊敬他”的人，是一個得不到尊敬就不舒服的人。生活中，每一代青年時期的兒子都反對權威的父親，然而等他們長大成人後，與父母一樣，最終還是屈服於單調無味、沒有激情的生活。一生之中的最高峰是青年叛逆的狂飆年代。

　　極端的權威主義並不是日本文化中的核心問題。所有西方的觀察者幾乎都認為，日本的父親對孩子的關懷和鍾愛在西方似乎難得一見。日本的孩子普遍認為與父親有某種真正的親愛是理所當然的，常常會公開誇耀自己的父親，以至於孩子會因為父親稍許改變的聲調就會按父親的願望行事。但是，父親絕不是幼兒的嚴師，青年時期也絕不是反抗父母權力的時期。相反，孩子進入青年時期就成為一位在世人判斷麵前家庭責任的馴服代表。對日本人來說，“為了學習”，“為了訓練”，他們尊重父親。換而言之，作為尊敬對象的父親是等級製和正確待人接物的超人格象征。

　　兒童這種在同父親早期的接觸中學到的態度會成為整個日本社會的一種模式。在等級製度中，位居上層而受到最高崇敬的人，其本身並不掌握專斷權力，居於首腦地位的官員也不行使實權。上自天皇下至底層都有顧問和隱蔽勢力在背後操縱。20世紀30年代初期，一位黑龍會式的超國粹團體領袖在與東京一家英文報紙記者的談話中，最準確地說明了日本社會的這一側麵。他說：“社會（當然是指日本）是一個三角，但它已被大頭針固定住一角。”換句話說，三角形是大家都看得見的，而大頭針則是看不見的。三角形總是圍繞著一個隱蔽的軸有時往右偏，有時往左偏。用西方人的俗話說就是，凡事都要用“鏡子”來反映，力求不要把專製權力露在表麵，一切行動都顯示對象征性地位的忠誠，盡管這個象征性地位經常不行使實權。一旦發現那被剝掉假麵具的權力的泉源時，日本人就認為它就是剝削，並且是與他們的製度不相稱的，好比對高利貸者和暴發戶的看法一樣。

　　正是由於日本人觀察他們社會的角度不同，因此，反抗剝削和不義卻不會讓他們成為革命者。他們並沒有打算破壞他們的社會組織。隻是可以在毫不批判其製度本身的情況下，像明治時代那樣實現最徹底的變革。這種變革被他們稱之為“複古”，即回到過去，因而他們不是革命者。西方的著述家有的寄希望日本能在意識形態方麵掀起群眾運動，有的誇大戰爭期間日本的地下勢力並指望他們能在投降前夕掌握領導權，還有的則預言激進政策將在戰後的選舉中獲勝，可惜他們都嚴重錯誤地估計了形勢。1945年10月組閣時保守派的首相幣原男爵發表的下述演講最準確地表達了日本人的想法。

　　“新的日本政府具有尊重全體國民意願的民主主義形態……自古以來，天皇的意誌被認為是國民的意誌。這也就是明治天皇憲法的精神，我所謂的民主政治正是這種精神的真正體現。”在美國讀者看來，對民主的如此解釋簡直毫無意義。但是有這種複古解說的基礎，與西方意識形態相比，日本無疑更易於擴大國民的自由範圍，增進國民的福利。

　　當然，西方的民主政治體製在日本也將實行。但是，正如在美國那樣，西方的製度並不能成為改善世界的可資信賴的工具。普選和由選舉產生的立法機關盡管能解決許多問題，但同時也產生許多困難。一旦這些困難持續，日本人就會修改我們所賴以實現民主的方式。那時，美國人將憤然宣稱這場戰爭隻是徒勞。即使我們相信自己的辦法是最好的，但普選在日本重建和平國家的過程中至多隻能占次要地位。日本自19世紀90年代試行第一次選舉以來，並沒有發生根本性變化。小泉八雲（Lafcadio Hearn）當時所記述的那些傳統困難今後還會重複出現。

　　在激烈選舉戰中，確實絲毫不存在個人的仇恨，但卻犧牲了不少生命。議會中讓外人驚的激烈論戰、暴力很少屬於個人之間的對抗。政爭的實質是藩閥之間、黨派之間利害的鬥爭，而不是個人與個人的鬥爭。並且，每一個藩閥或黨派的熱誠追隨者隻把新的政治理解為新的戰爭——一種忠於領袖利益的鬥爭。

　　在較近的20世紀20年代的選舉中，“洗好腦袋準備砍頭”是農村人投票之前經常說的話，它把選舉戰比作過去有特權的武士對平民的攻擊。直至今日，不論日本是否推行危險的侵略政策，日本選舉所包含的意義與美國仍是截然不同。

　　重建一個和平國家，日本的真正力量在於他們敢於承認過去行動方針的失敗，從而有精力轉到另一方麵。在日本，存在一種善變的倫理。曾經他們妄圖通過戰爭贏得自己在世界上的“適當地位”，結果卻以失敗告終。所以，這種方針就可以拋棄了。他們以前所受到的訓練使他們可以轉變方向。當一個民族懷抱更加絕對性倫理觀時，他們總是相信自己在為原則而戰，在向戰勝者投降時，他們會說：“正義隨著我們的失敗而消失了。”他們的自尊心要求他們繼續努力以使“正義”下次取勝。或許，他們承認自己有罪，懺悔反思。日本人並非如此。投降後的第五天，美軍仍然沒有登陸時，東京的一家大報《每日新聞》就開始發表相關文章就戰敗及其所帶來的政治變化展開了論說。它說：“不過，這是有利於最終解救日本。”這篇社論強調每個人都必須牢記日本已經徹底戰敗了。既然企圖憑借武力來建設日本的努力以失敗告終，那麽以後就不得不走和平國家的路線了。同一周內，另一家東京大報《朝日新聞》也發表文章說，近年來，日本“過於相信軍事力量”，這是日本國內外政策中的“重大失誤”。文章說“以往的態度讓我們幾乎損失慘重卻一無所獲，對它我們必須予以拋棄，並應采取立足於國際協調和愛好和平的新態度”。

　　西方人認為這是一種原則性的轉變，所以很是懷疑。然而，這卻是日本人為人處世的完整的構成部分，在人際關係上是如此，在國際關係上也是如此。當采取某種行動方針而又沒有達到預期目的時，他們就認為是犯了“錯誤”。如果失敗，它就會被作為失敗的方針而被拋棄，這是因為，他們沒有堅持失敗的方針的必要。日本人經常說“噬臍莫及”，20世紀30年代，他們一致認為軍國主義是爭取全世界尊敬的方式，是一種靠武力獲取的崇拜。他們容忍了這一綱領所要求的所有犧牲。1945年8月14日，天皇作為日本最神聖的發言者向國民宣布日本已經戰敗。他們接受了失敗所意味著的一切。這意味著日本要被美軍占領，於是他們就歡迎美軍；這意味著皇國侵略的企圖已經失敗，於是他們主動考慮要製定一部排除戰爭的憲法。日本投降後的第十天，《讀賣報知》發表了一篇題為《新藝術與新文化的起步》的社論，文章說：“我們必須堅定地相信，軍事失利不能說明一個民族的文化價值，我們應該把軍事失敗看成一種動力。……這是因為，隻有這種全民族慘遭失敗的重大犧牲，才能提高日本國民自己的思想；使國民能夠把眼光擴展到世界領域，客觀而真實地觀察事物。我們應該坦誠地分析並消除過去所有歪曲日本人思想的非理性因素。……我們需要拿出勇氣來正視失敗這一殘酷的事實。不過，我們必須相信日本文化的未來。”這意味著，一種他們曾試行的行動方針失敗了，現在，他們將采取另一種和平的處世手段。各家日本報紙的社論都反複強調：“日本必須得到世界各國的尊重。”日本國民的職責就是要在新的基礎上獲取別人的尊重。

　　這些報紙的社論不隻是少數知識分子階層的心聲。東京街頭和偏遠村寨的普通民眾也經曆同樣的大轉變。美國占領軍簡直不能相信這麽友好的國民就是曾經發誓要用竹槍頑抗到底的那些國民。美國人很排斥日本人的倫理中的很多東西，不過，美國占領日本期間的經驗有力地證明，不同的倫理也包含著許多值得稱讚的東西。

　　以麥克阿瑟將軍為首的美軍在管理日本時，承認了日本人轉變航程的這種能力。它並沒有采用使人屈辱的手段來阻礙這一進程。倘若按照西方倫理，我們將這種手段強加給日本，或許這在文化上是可以接受的。因為依照西方的倫理信條，侮辱和刑罰是一種有效的社會手段，它可以讓做過壞事的人認識到自己的罪孽。這種自我懺悔是重新做人的第一步。如同前麵所說的那樣，對此日本人的看法並非如此。根據他們的倫理，一個人必須要為自己行為的一切後果負責任，錯誤所產生的自然後果會讓他確認不能再這樣做下去。這些自然後果也可能會包括總體戰爭的失敗。不過，日本人並不把這些情況視為屈辱而產生憎惡。根據日本人的觀點，某人或某國侮辱他人或他國，就是采取誹謗、嘲笑、鄙視、侮蔑以及揭露其不名譽等方式。如果日本人認為自己遭到侮辱，那麽複仇就變成一種道德。盡管西方的倫理非常強烈地譴責這一信條，美國的占領是否有效卻取決於在這方麵的自製。因為，日本人十分討厭被嘲笑，他們認為這與投降帶來解除軍備、負擔苛刻的賠償義務等必然後果完全是兩碼事。

　　日本曾經打敗過一個強國。在對方最終投降，並且日本認為它從來沒有嘲笑過自己時，作為戰勝國，日本曾謹慎地避免給失敗方帶來侮辱。俄軍1905年在旅順口投降時，有一張著名的照片在日本是婦孺皆知的。在這張照片上：戰勝者和戰敗者的唯一區別就是軍服的不同，俄軍依然佩帶著軍刀，並沒有解除武裝。日本流傳甚廣的著名故事說，當俄軍司令官斯提塞爾將軍表示同意日軍提出的投降條件時，一位日本大尉和翻譯帶著食物來到俄軍司令部。那時，“除斯提塞爾將軍的坐騎以外，所有的軍馬已全被宰殺吃掉。所以，日本人帶來的50隻雞和100隻生雞蛋受到了熱切的歡迎”。第二天，斯提塞爾將軍和乃木將軍按照約定會麵。“兩位將軍握手，斯提塞爾將軍讚賞日本軍隊的英勇……乃木將軍則稱讚俄軍長期的防禦堅強。斯提塞爾將軍對乃木將軍在這次戰爭中失去兩個兒子深表同情。……斯提塞爾將軍將自己心愛的阿拉伯種白馬送給了乃木將軍。乃木將軍說，雖然十分想得到閣下的馬，但卻必須首先呈給天皇陛下。他相信天皇一定會把這匹馬賜給他的。他發誓，倘若如此，他一定要像愛護自己的愛馬那樣對它倍加愛惜。”日本人都知道，乃木將軍在住宅前為斯提塞爾將軍的愛馬建造了一所馬廄。據傳說，馬廄比乃木將軍自己的住房還要考究，它在將軍死後變成乃木神社的一部分。

　　有人說，從上次俄國投降後，日本人就性情大變，譬如，眾所周知，他們在菲律賓進行肆意破壞表現出了殘暴的一麵。但是，日本是個很容易隨著狀況而改變道德標準的民族，對這樣的民族而言，上述結論未必成立。首先，巴丹戰役後，敵軍並沒有投降，隻是局部地區投降了。到後來雖然菲律賓的日軍投降後，日軍仍在戰鬥。其次，日本人從來不認為本世紀初遭到過俄國人的侮辱。恰好相反，20世紀的二三十年代，幾乎所有的日本人都認為美國的政策在“蔑視日本”，或者用他們的話說就是“根本看不起日本”。對排日的移民法、美國在樸茨茅斯和約及第二次裁軍條約中扮演的角色，他們就是存在這樣的反應。美國在遠東經濟影響的擴大以及對世界上有色人種的種族歧視態度也使得日本人作出了同樣的反應。所以，日本對俄國的勝利以及在菲律賓對美國的勝利，顯示了日本人行為中顯然對立的兩麵性：遭受侮辱時是一麵，沒有受到侮辱時是另一麵。

　　美國取得最後勝利再次改變了日本人所處的環境。恰如日本人生活中的慣例，最終的失敗讓他們放棄了之前采取的方針。日本人這種特有的倫理觀，使他們可以自行消除汙垢。美國的政策以及麥克阿瑟將軍的對日管理沒有增加需要消除的新的屈辱。他們隻堅持那些在日本人眼中僅屬於戰敗的“當然結果”的事情，很顯然，這種做法取得了成效。

　　對天皇的保留意義重大。對這件事的處理非常好。是天皇先訪問了麥克阿瑟將軍，而不是麥克阿瑟將軍先訪問的天皇，這件事給日本人上了生動的一課，西方人是難以估計到其中意義的。據說，天皇曾對否認神格的建議表示異議，他說要自己拋棄本來就沒有的東西，對此感到很為難。他真誠地說，日本人並未把他看成是西方意義上的神。但是，麥克阿瑟司令部勸說他，西方人關於天皇仍在堅持神格的想法將會影響日本的國際聲譽。於是天皇就強忍這種為難，同意發表聲明否認神格。元旦，天皇發表了聲明，並要求把世界各國對此事的評論全部翻譯給他看。讀了這些論評後，天皇致函麥克阿瑟司令部表示對此滿意。外國人在此以前顯然理解不了天皇居然會為發表聲明而感到高興。

　　美國的政策還允許日本人得到某些滿足。國務院、陸軍部和海軍部三部聯合指令上明確寫道，“對於在民主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勞動、工業、農業等各團體，應鼓勵發展並為其提供便利”。在很多產業中，日本工人組織了起來。20世紀二三十年代積極活動的農民組合也重新組織起來。許多日本人開始主動地努力改善自己的生活環境，這就證明了日本在這次戰爭後果中有所收獲。美國一位特派記者告訴我，東京一位參加罷工的人盯著美國士兵喜氣洋洋地說：“日本‘勝利’了！是嗎？”現在，日本的罷工很像戰前的農民起義，當時農民請願的原因往往是因年貢或賦役過重而影響了正常生產。按照西方標準，這不屬於階級鬥爭，請願的目的並不是變革製度本身。現在，日本各地的罷工也沒有降低生產。罷工者喜歡采取的方式是工人“占領工廠，繼續工作，增加生產，以使經營者丟臉”。在三井係統一家煤礦中，“罷工”的工人將全部管理人員趕出礦井，日產量由250噸提高到620噸。足尾銅礦的工人在“罷工”中也使生產得以增加，並提高了兩倍的工資。

　　當然，無論管理政策如何懷有善意，戰敗國的行政總是存在困難。在日本，糧食、住宅以及國民再教育等依然是很尖銳的問題，倘若不采用日本政府的官員，問題必將同樣尖銳。在戰爭中以及停戰前期美國當局非常擔憂的重大問題之一就是軍隊的複員，這個問題由於日本官員的保留也明顯減輕，卻也並不容易解決。日本人深深了解這種困難。去年秋天，日本報紙以同情的語氣報道，對於那些曆盡艱辛而失敗的日本士兵來說，戰敗該是多麽難接受的事情。報紙請求他們不要因此對自己“判斷”構成影響。一般來說，遣返軍人表現出十分正確的“判斷”，但其中一些人也因為失業和戰敗而參加了追求國家主義的舊式秘密結社。他們動不動就對他們現在的地位感到憤慨。他們已不再擁有往昔那種特權地位了。過去，行人在街上遇到身著白色衣服的傷殘軍人都要行禮。軍人入伍時，村裏要為他們開歡送會，退伍回來要開歡迎會，士兵要坐在首席，村民們用美酒佳肴和美女的歌舞來款待他們。現在的複員軍人已經沒有這樣的優待了。隻有家裏人安置他們而已。在許多城市和村鎮，他們受到冷遇。知道了這種驟然變化帶給日本人多少痛苦，就不難想象，這些軍人是多麽喜歡和舊日同夥聚在一起，緬懷過去軍人把名譽作為寄托的那個時代了。並且，可能他的戰友中會有人告訴他，有些幸運的軍人已經在爪哇、山西、滿洲與盟軍作戰了。他們會說：幹嗎要絕望？他將再度參加戰爭！日本早就有了國家主義的秘密結社。這些團體誌在“清除日本的汙名”。那些因未了複仇宿願而感到“世界不平衡”的人很有可能會加入這種秘密團體。如黑龍會、玄洋社等這類團體，他們所使用的暴力在日本的道德中是“對名分的情義”，允許被使用。今後幾年中，要消滅這種暴力，日本政府還必須堅持以前的長時期的努力，也就是強調“義務”，並貶抑對名分的“情義”。

　　所以，僅僅是號召不要“判斷”錯誤尚且是不夠的，還必須重新振興日本經濟，使當前二三十歲的人找到生存之道，能夠“各得其所”。農民的狀況必須得以改善。經濟一不景氣，日本人就會回到農村的故鄉。但很多地方因為地方狹小，加之沉重的債務，就很難養活龐大的人口。必須開始發展工業。因為，在反對平分遺產問題上，有非常強烈的情緒，隻有長子可以繼承遺產，其他幼子隻能進城尋找機會。

　　毫無疑問，今後日本人還有一段漫長的困難道路要走。然而，如果國家預算不撥付費用用於重整軍備，他們就有提高國民的生活水平的機會。大概是珍珠港事件前十年間，軍備和軍隊的維護花費了日本國民收入的一半。這樣的國家如果停止軍備支出並逐步減輕農民的租稅，是有希望建立健全經濟基礎的。如上麵所說的那樣，日本農產品的分配是耕種者得到60%，租稅及佃租占剩下的40%。緬甸、暹羅也是種植水稻的國家，和日本相比，情況卻大不相同，那些國家傳統的分配方式是耕種者留下90%。歸根結底，日本耕種者所交納的巨額稅金歸用在了軍費支出上。

　　今後十年間，歐洲或亞洲任何不搞軍備擴張的國家，和搞軍備的國家相比，都將具有潛在的優勢，因為這類國家可以拿財富用來建設健全繁榮的經濟。在美國，在推行亞洲政策及歐洲政策時我們幾乎從未關注過這類情況。因為我們明白，美國不會因為國防計劃的巨大經費而陷入貧困，我們沒有蒙受戰爭的災禍。我們也不是以農業為主的國家，我們麵臨的重大問題是工業生產的過剩。大量生產和機械設備已經非常完善，如果不從事大規模軍備和奢侈品生產以及福利事業和研究設施，我們的人就麵臨失業的問題。盈利投資的需求也非常迫切。其他國家情況就完全不是這樣了，即使是西歐也很不相同。盡管德國要負擔巨大的戰爭賠償，但因為不能重新武裝軍隊，如果法國在今後十年左右推行擴充軍備的政策，那麽德國就有可能建設起法國所不能建立的健全而繁榮的經濟基礎。日本也將利用同樣的優勢超過中國。中國當前的目標是實現軍事化，美國也支持它的野心。如果日本的國家預算中不包括軍事化的目標，在不遠的將來，它就會奠定繁榮的基礎，一舉成為東方貿易中的主角。它的經濟將在和平利益的基礎上建立，它將提高國民的生活水平。和平的日本將在世界各國中贏得有聲譽的地位，如果美國能利用這種勢力並支持這項計劃，將會對日本有非常大的幫助。

　　美國做不到用命令的方式來創造自由民主的日本，任何其他國家也做不到。這種方法從來就沒有在任何一個被統治國家成功過。任何國家都不能強迫一個具有不同習俗和觀念的民族按照自己的模式生活。法律不能讓日本人承認通過選舉產生的人的權威，不能使他們忽視等級製中的“各得其所”。我們美國人所習慣的那種自由隨意的人際交往、自我獨立的強烈需要以及自由選擇配偶、職業、住宅和承擔各項義務的熱情，法律也不能賦予日本人。然而日本人已明確認為需要轉向這個方向。投降後，日本的政治家說，日本必須鼓勵男女國民操縱自己的生活，尊重自己的良心。雖然他們並沒有這樣說，但每個日本人心裏都清楚，“恥”在日本社會中的功效已經遭到了質疑，他們希望能在同胞中發展新的自由，也就是要從對“社會”譴責和追究的恐懼中解脫出來。

　　因為，不管是怎樣的心甘情願，日本的社會壓力給個人提出了過於苛刻的要求。社會壓力要求他隱藏自己的情感、摒棄個人私欲、而以家庭、團體或民族代表的身份來麵對社會。日本人曾證明，他們可以忍受這種生活方式所要求的一切自我訓練。不過，負擔確實過於沉重了，為了求得善遇他們必須極度壓製自己。他們不敢要求過有較輕心理壓力的生活，結果卻被軍國主義者引到了一條付出慘重代價而且漫長無際的路上。他們付出如此高昂代價後，竟然變得自以為是，並且開始鄙視那種道德觀念相對寬容的民族了。

　　日本人邁出社會變革的第一大步是承認侵略戰爭的“錯誤”和失敗。他們非常希望重新獲得在和平國家中受尊重的席位。這就要求一定要實現世界和平。今後的幾年裏，如果美俄致力於軍備的擴張，準備彼此進攻，那麽日本會利用自己軍事知識參加到戰爭中去。不過，對這一點的承認並非對日本變成和平國家的內在可能性的質疑。日本的行為動機是適時變化的，如果現實允許，日本將會在和平世界中謀求自己的地位。倘若不是這樣，他們也會在武裝陣營的占據一席之地。

　　現在，日本人認識到軍國主義的徹底失敗。他們還將關注，軍國主義是否會在世界其他國家失敗。如果在其他國家沒有失敗，日本會再次點燃自己的好戰熱情並顯示其如何能為戰爭作出貢獻。如果在其他國家也失敗了，日本就會證明，它吸取了教訓：帝國主義的侵略企圖絕不是抵達榮譽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