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與刀

第十二章 兒童學習

　　本尼迪克特找到了日本人雙重性格形成的關鍵原因：幼年和老年是自由的領地，婚姻卻是戴上“枷鎖”的開始。

　　喜歡思索的西方人也想象過日本人教育兒童的方式。在訓練孩子對生活的適應能力方麵，美國人很少像日本人那樣要求的如此謹慎和自製，並且從開始父母就教育兒童，他們的小小願望並不是這個世界最高的指令。我們對授乳時間和睡眠時間做了一定的規定。如果時間沒到，孩子無論如何哭鬧也要等待下去。當嬰兒吮吸手指或觸摸身體的某些部位時，母親就會敲他的手指來禁止他這樣做。母親經常不在孩子身邊。當母親出門時，孩子必須留在家裏。當嬰兒喜歡母乳勝過其他食物時，也要讓他斷奶。如果之前是用奶瓶喂他，現在就不給他奶瓶了。孩子必須吃對身體有益的食物。如果不按規定做，孩子就會被懲罰。美國人曾設想，日本人對待兒童的訓練一定更加嚴格，因為他們成年後必須要克製自己的欲望，要十分謹慎地嚴守各種道德準則。

　　然而，日本人卻不是這樣做的。他們的人生曲線與美國人恰恰相反，是一條淺底U字形曲線，嬰兒和老人可以自由和任性。伴隨著幼兒期的結束，對一個人的約束日漸增加，個人自由在結婚前後降到了最低線。這條最低線貫穿於整個壯年時期，並一直持續幾十年，之後再次逐漸上升。六十歲以上的人就可以像兒童時期那樣不用煩惱羞恥和名譽了。在美國，人生曲線的形狀正好相反，人在幼兒時期接受到非常嚴格的教養訓練，這種訓練隨著孩子年齡的增長而放鬆，等到有了足以自立的工作、組織自己家庭的時候，就可以不被任何人牽製了。對我們來說，壯年時期是自由和主動性達到鼎盛的時期，之後隨著年齡的增長，精力日漸衰退，最終成為他人的負擔，這時又要接受別人的約束了。美國人想象不到按照日本人的模式來安排人生會是怎麽樣，那與現實是多麽的背道而馳了。

　　不管是美國的人生曲線還是日本的人生曲線，都保證了一個人在壯年時期要盡力參與該國的文化。在美國，我們給一個壯年期的人更多自由選擇的機會來保證這一目標的實現；在日本，則是最大限度地增加個人約束的時期，盡管人在這個時期體力最強、謀生能力達到最高峰，但卻不能自己主宰生活。日本人堅信，約束是精神訓練（修養）的最好方式，可以發揮自由所達不到的效果。雖然在最活躍、最有創造性的壯年時期受到了最大的約束，但這種束縛不是終生的，日本人的幼年和老年則是自由的領地。

　　嬌縱孩子的國民都非常希望有孩子。日本人恰好如此。正如美國父母，喜歡孩子，讓孩子快樂是他們要孩子的首要因素。不過，日本人要孩子卻不僅是因為想獲得感情上的滿足，還因為，如果家族血統斷絕了，他們就會變成人生的失敗者。美國不太重視這方麵的因素。日本男人都一定要有兒子，為的是有人在自己死後跪在佛壇靈前祭拜以及綿延家係，傳宗接代和保持家族的榮譽和財產。出於這種傳統的社會思想，父親對兒子的需要，就跟幼兒對父親的需要一樣。將來兒子總是要取代父親的，這並不是說要撇下父親，而是為了讓父親可以安心。在很多年內，由父親來管理家務，之後兒子接班。如果父親不能把家務轉交給兒子，他就失去了做父親的意義。這種根深蒂固的傳統思想使日本成年男子對父親的依靠不像西方民族那樣感到恥辱和不體麵，而且在日本這種狀況延續的時間要比美國長很多。

　　婦女需要兒子不僅是為了滿足感情上的需要，還是因為隻有做了母親的婦女才有地位。沒有孩子的妻子在家庭中的地位最不穩定，即使不離婚，也不能指望有一天能做婆婆，不能行使對兒子婚姻的主宰和對兒媳調教的權利，此時，丈夫出於延續家係的需要可能要收養孩子。依照日本人的觀念，不能生孩子的妻子是個失敗者。日本的婦女總是希望多生幾個孩子。20世紀30年代前半期，日本平均出生率達到31.7‰，高於東歐多子女的任何國家。美國在1940年的出生率僅僅是17.6‰。日本母親的產齡較早，大都在19歲就生小孩了。

　　在日本，分娩和性交一樣是隱秘的事情。產婦陣痛時不能大聲呻吟以免讓別人知道。母親要提前準備嬰兒的新被褥和小床，這是因為，新生嬰兒不睡新床是很不吉利的。家境貧困的人買不起新床，也要把被料和棉花洗幹淨，以作為“新”的被褥。小被褥不像大人的被褥那麽僵硬，而是很輕，這樣嬰兒在自己的床上可以睡得更香。日本人讓嬰兒分床睡覺的深層原因是一種“感應巫術”，即新人必須睡“新”床。雖然嬰兒的睡床和母親的睡床靠近，但直到孩子長大，知道要求和母親同睡時才能和母親一起睡。他們說，也許要等到一周歲，嬰兒才會伸出雙手提出這種要求。到那時，母親才會摟著孩子睡。

　　日本母親不給出生前3天的嬰兒喂奶，她們要等著流出真正的乳汁。3天過後，嬰兒可以隨時叼奶頭，可以吃奶，也可以叼著玩。母親把給孩子喂奶作為一件樂事。日本人相信，哺乳是女人最大的生理快樂之一，嬰兒也最容易感受到母親的這種快樂。乳房不僅供給嬰兒營養，而且也提供給他喜悅和快樂。出生後的第一個月，母親不是把孩子放在小床上讓他睡覺，就是自己抱著去參拜當地神社。參拜後的嬰兒才被認為生命已經紮根體內了，才可以被自由帶出。一個月後，母親把孩子背在背上，用一根雙重帶子係住孩子的腋下和臀部，再掛過自己肩前，在腰前係一個結。天冷時，母親會用外衣把孩子裹緊。家裏其他年長點的孩子，不論男女，都要背孩子，甚至是玩壘球或踢石子時也背著孩子奔跑。在農村和貧困的家庭，都是由孩子來照看孩子，這樣，嬰兒就在人群中生活，他們玩著背著自己的大孩子正在玩的遊戲，這顯得很有意思。嬰兒四肢伸開被綁在背上的方式，很像太平洋諸島和其他地方流行的用披肩裹嬰兒的方法。他們都把孩子看成是被動的。這樣撫育長大的孩子以後可以隨時隨地、不拘姿勢地睡覺。日本人恰恰是這樣的。不過，日本人是用帶子背嬰兒的，這不像用披肩或包袱裹嬰兒那樣培養了嬰兒完全的被動性。嬰兒在別人背上會像小貓一樣摟著別人……綁在背上的帶子是安全的，嬰兒會靠自己的努力呈現最舒服的姿勢。這樣做不久，他們就掌握了扒在背上的技巧，他們不隻是被綁在別人肩上的包袱。

　　當母親工作時把孩子放在睡床上，上街時背在背上帶走。母親會跟孩子說話，哼小曲給他聽，教他做各種禮貌動作。當母親給別人還禮時，也會晃動嬰兒的頭和肩讓他也鞠躬致意。總之，嬰兒跟大人一樣。每天下午，母親都給嬰兒洗澡，然後把他抱在膝上逗他玩。

　　三四個月大的嬰兒要係上布質很粗厚的尿布，日本人抱怨說是尿布造成了他們的羅圈腿。三四個月過後，母親就教他便溺：估計好時間，帶嬰兒到戶外，用手托住他的身體，吹著單調而低音的口哨，等著孩子便溺。孩子似乎聽懂這一聽覺刺激的目的。跟中國嬰兒一樣，日本嬰兒也很早就學會了便溺。當孩子尿床時，有些母親會擰他的P股教訓一頓，並更頻繁地把記性差的嬰兒帶到戶外去教他便溺。當嬰兒拉不出大便時，母親就給他洗腸，或者服瀉藥。母親們這樣做為的是讓嬰兒更舒服。孩子學會了大小便的習慣，就可以不用那種不舒服的尿布了。日本的嬰兒肯定會覺得尿布不舒服，不僅因為它布質粗厚，而且每當尿濕時，母親也不給換尿布。嬰兒還太小，不知道學會便溺與去除不舒服的尿布間的關聯。他們隻體會到每天必須由母親帶到戶外便溺，這是不能逃避的。並且母親讓孩子便溺時會盡量讓他的身體離遠點，將他抱緊一點。這種強製性的訓練為孩子長大後服從繁瑣的日本文化作了準備。

　　日本的嬰兒一般是先會講話，然後會走路。大人們經常鼓勵他們爬。按照日本的傳統習慣，不能教不滿周歲的孩子站立或走路。近十年來，日本政府在其發行的廉價的、普及的《母親雜誌》中宣傳鼓勵嬰兒早學走路。母親在嬰兒腋下係根帶子，或用手托住嬰兒的身體教他學走路。不過，嬰兒會說話還是早於會走路。當嬰兒開口說話時，大人們對孩子說話作樂的話語就成為有目的的教導了。他們不是讓嬰兒通過偶然的模仿學說話，而是通過教單詞、教語法和敬語來教他講話，大人和孩子都喜歡這麽做。

　　在日本的家庭中，孩子一學會走路，就開始做各種惡作劇了。他們用手指捅破窗紙，會掉進地板中間的火爐等等。大人們很擔心，常常誇大危險，警告孩子們踩門檻是一種“危險”，並堅決製止他們從事危險活動。日本的房子是靠架在地麵上的梁柱支撐的，沒有地下室。家裏人認為小孩踩門檻會讓整個房屋坍塌變形。不僅如此，孩子們也不能踩、踏、坐、臥在兩張榻榻米的連接處。鋪席的尺寸是固定的，按照鋪席的大小，房間被稱做三鋪席房間或十二鋪席房間。孩子們經常聽大人們講這樣的故事：古代的時候，坐臥在鋪席連接處的人會被武士從鋪底下插入的劍給刺死。那種厚厚而柔軟的鋪席很安全，但鋪席的接縫處卻是很危險的。母親常常用“危險”和“不行”等話語來規勸孩子。他們經常使用的第三個規勸詞就是“髒”。日本家庭是出了名的整潔的，人們在兒童時期就被教育要重視整潔。

　　在生下另一個孩子前，母親一般是不會給嬰兒斷奶的。近年來，在《母親雜誌》上，日本政府提倡在嬰兒8個月的時候，給他們斷奶。中等階層的母親常常會這樣做，但大多數母親還沒有這樣的習慣。哺乳非常符合日本人的感情。在他們看來，這是母親的最大快樂。采用新習慣縮短哺乳期是母親為孩子幸福而作出的犧牲。他們認同新規定，認為長期喂奶不利於孩子身體健康，也批評不給孩子斷奶的母親，說這是一種自我放縱，說她們沒有自製力。他們說母親沒辦法給孩子斷奶，這是不可能的，隻是她下定不了決心罷了，她這是想讓孩子一直吃奶，是出於她自己快樂。因為大多數母親不願意斷奶，也就不可能普及8個月斷奶的習慣了。此外，斷奶晚還有一個實際的原因即日本人不習慣給剛斷奶的幼兒吃特殊的食品。斷奶的孩子應該喂稀粥，但大部分孩子從吃母奶一下子過渡到吃成人普通的食品了。牛奶不包含在日本人的飲食中，而且他們也從不給孩子準備特殊的蔬菜。這種情況下，政府倡導的長時間哺乳不利於孩子身體健康的正確性自然會引起大家的懷疑。

　　嬰兒一般在能聽懂別人說話的時候，就斷奶了。斷奶前，吃飯的時候，母親抱著嬰兒坐在飯桌前喂他一點食物。斷奶後，他們的飯量增加。這時，有些孩子仍要吃母乳，那麽喂養他們就是一個問題了。對於那些因為母親有了下一個孩子而不得不被斷奶的孩子來說，不被喂養就更容易理解了。母親不斷地給他們喂點心，讓他們不要戀奶。有時候，母親會把胡椒麵塗在奶頭上，然後對幼兒嘲笑說，隻有小娃娃才吃奶。她們說：“看看你的表弟，他才是個大人呢？他和你年齡一樣小，卻不吃奶了。”“看，那個小孩還在笑話你呢。你已經做了哥哥了卻還要吃奶。”有的小孩在兩三歲，甚至四歲的時候，還在玩媽媽的奶頭，他們一看見年紀大點的孩子走過來，就會突然鬆開奶頭，佯裝沒那回事的樣子。

　　有時譏笑的方法能敦促孩子早點長大。從孩子聽懂人話開始，這些方法適用於任何場合。比如說，當男孩哭得時候，母親就說“你又不是女孩子”，“要知道你是個男孩啊”，諸如此類。或者是“你看那個小孩，人家就不哭”。客人帶小孩來串門的時候，母親會當著孩子的麵，親客人的孩子。並說：“我就想要這個小寶寶，就喜歡要這樣聰明伶俐的好孩子，你都已經長大了，還隻知道淘氣。”此時，孩子就會飛奔到媽媽麵前，一邊用拳頭打母親，一邊哭著說：“我不願意，我不願意？我不喜歡這個寶寶，我聽媽媽的話。”當一兩歲的孩子吵鬧或不聽話時，母親就會對男客人說：“請把我的孩子帶走吧，我們家裏已經不要他了。”客人也會扮起這種角色，並佯裝把孩子帶走。於是，孩子就像發瘋了一樣，哭喊著向母親求救。看到嘲笑已經達到目的，母親就會和顏悅色地把孩子拉到自己身邊，並要仍在抽泣的孩子發誓，以後不再調皮了。有時，會把這種小型滑稽劇演給五六歲的孩子看。

　　對孩子還有別的形式的嘲弄。母親走到父親的身旁，對孩子說：“我不愛你，愛你爸爸，因為你爸爸是個好人。”孩子就會非常嫉妒，要把父親和母親分開。母親會說：“爸爸不像你，不會在家亂喊亂叫，也不會亂跑。”然後，孩子就頓著腳說：“你在撒謊，在騙人，我並沒那樣做，我是個好孩子。你不喜歡我嗎？”開夠了玩笑，父母就相視而笑，他們用這種辦法不僅來嘲弄男孩，也同樣來嘲弄女孩。

　　上述這些行為培養了日本成年人對嘲笑和輕蔑的明顯恐懼。幾歲的孩子不會懂得哪種嘲弄是拿他開玩笑的，對此我們也並不清楚，但早晚他們會明白的。他們明白以後，這種受人嘲弄的意識和害怕失去一切安全與親密的恐懼感緊密結合起來。等到他們長大成人受到別人嘲笑的時候，幼兒期的恐懼的陰影就會出現。

　　這種嘲弄可能會在二到五歲的孩子心中引起更大的恐慌，因為家庭是安全與自由的天堂。無論在肉體還是感情上，父母都有明確的分工，他們很少以競爭者的姿態出現在孩子麵前。母親或祖母負擔家務並要教育孩子。她們都鞠躬行使禮儀來侍候並崇拜父親。家庭等級製中的座次非常明確。孩子們也明白，年長者有特權，男人有特權，女人卻沒有，兄長有特權，弟弟就沒有。在人生中的幼兒期間，會被家裏所有人嬌寵著，對男孩尤其如此。無論是男孩還是女孩，媽媽永遠扮演了一個滿足他們所有願望的角色。一個三歲男孩可以把無名怒火發泄在母親身上。但對父親，他有的是絕對的服從，不會有任何反抗。他可以對母親和祖母暴跳如雷，以發泄受父母嘲弄以及要被送給別人的憤懣。不過，不是所有的男孩都會發脾氣。不管在農村家庭還是在上流社會的家庭，脾氣暴躁是三至六歲孩子的通病。幼兒一個勁地用拳頭打母親，又哭又鬧，做各種粗暴的事，最後還弄亂母親珍惜的發髻。母親是個女人。而他，即使隻有三歲也是個男子，他可以把粗暴發泄和無端攻擊當做樂趣。

　　孩子對父親隻能表現出尊敬。對孩子來說，父親代表了等級製的高層次。孩子必須學習對父親表示出應有的尊敬。與其他國家相比，日本的父親承擔教育子女的任務很少。他們把教育孩子的事完全交給婦女。如果父親對孩子有什麽要求，他也隻是用眼神示意或隻是講幾句訓誡的話。並且，由於這種情況不經常發生，所以孩子們都會馬上聽從。父親會利用業餘時間給孩子做玩具，父親在孩子學會走路後偶爾抱抱他，會背著孩子來回走動。當然，母親也會這樣做。對這個年齡段的幼兒來說，日本的父親偶爾也做一些撫育的工作，而美國的父親卻大都是把教育孩子的責任全部委托給母親。

　　雖然祖父母也是被尊敬的對象，但孩子們可以對他們縱情地撒嬌，他們不負有教育孩子的責任。雖然也有的祖父母因不滿於母親對幼兒教育的鬆弛而自己來承擔教養的責任，但這樣做會產生一係列的矛盾。通常，祖母都是從早到晚守在孩子旁邊的。日本家庭中，婆婆與媳婦爭奪孩子的事經常發生。從孩子的立場看，他可能得到了雙方的寵愛，但從祖母的角度看，她常常利用孫子來壓製兒媳。年輕的母親一生中最大的義務就是要討婆婆的歡心。所以，兒媳不能對祖父母嬌縱孫子提出任何異議。常有這樣的情形，母親說不能再給孩子吃糖了，但祖母又會馬上給，而且還含沙射影地說：“奶奶給的點心沒有毒。”在很多家庭裏，祖母給孩子的一些東西都是做母親所不能給予的，和孩子的母親相比，祖母有更多的閑暇時間陪孩子玩。

　　日本的家庭中，哥哥和姐姐要寵愛弟妹。在媽媽生下另一個孩子時，這個孩子會充分地感到被奪寵的危險。失寵的孩子極易聯想到自己經常親昵的母乳和母親的床榻，但這些就要讓給新生的嬰兒了。母親會在新寶寶誕生之前告訴孩子：這次，你會有一個活娃娃而不是假寶寶了。以後，你就跟著爸爸睡，而不是跟媽媽睡覺。孩子非常感興趣地為新寶寶出生作著各種準備。他會為嬰兒的出生而感到由衷的激動和喜悅，但這些很快會隨著失寵而消失。不過他們對這一切早就預料到了，所以並不覺得特別難受。孩子失寵以後總想把嬰兒抱到別的地方去。他會對媽媽說，“把這個寶寶送給別人吧”。於是母親就回答：“不能這樣啊，這是我們家的寶寶呀！我們大家都要喜歡他啊。小寶寶也愛你，你要幫媽媽照顧他，好不好？”有時候，這種場麵會持續很長時間，對此，母親似乎並不介意。多子女的家庭會自動出現一種調節方法。孩子們會按間隔次序結成夥伴，老大來照顧老三，老二則負責照顧老四，弟妹們也是隔序親密。就這樣一直持續到孩子七八歲之前，這種安排都不會有什麽變化，而且這種安排也不受男女差別的影響。

　　日本的孩子都有玩具。父母及親友都會送布娃娃或其他的玩具給孩子們。玩具有些是自己做的，有些則是買的。窮人們幾乎都是自己做，不會花錢買玩具。幼兒會拿布娃娃及其他玩具做遊戲，比如擺家家、當新娘和過節日等等。遊戲之前，他們會先辯論：大人是怎麽做的？有時還會辯論不止，甚至就要請母親來裁決。母親會在孩子吵架時說“貴人要度量大”，她會勸大孩子忍讓。經常使用的話就是：吃虧者占便宜，也就是說，你先把玩具讓給小孩子玩，過一會兒他玩膩了，他又想玩別的了，就會把玩具還給你。三歲的孩子可以很快領悟母親的這個意思。或者，母親會在孩子玩主仆遊戲時讓大孩子充當仆人，說大家都高興，你也會覺得快樂的。在日本人生活中，即使是成年以後，這種吃虧者占便宜的原則也得到廣泛的尊重。

　　除了訓誡和嘲弄以外，日本人教育孩子還有另一個重要的方法，就是轉移孩子的注意力，連隨時給孩子吃糖果也被認為是轉移注意力的一個方法。當孩子接近學齡的時候，他們就會采用各種“治療”方法。如果孩子脾氣暴躁、不聽話，喜歡吵鬧，很難管束，母親就會帶他們到神社或寺院去。母親的想法是讓我們求神佛為他治療吧。多數情況下，求神佛相當於一次愉快的郊遊。施行治療的神官或僧侶會和孩子嚴肅地對話，詢問孩子的生日和壞毛病。然後他會退至後屋祈禱，再回來宣布已經把病治好了。有時候會說，是因為孩子肚子裏有蟲子，孩子才會淘氣的。於是，他會給孩子作祓清除蟲子，然後讓他回家。這種方法在短期內有效。日本人其稱為“良藥”。有時，他們把一種盛滿幹艾粉的小型圓錐形容器放在小孩的皮膚上，然後用火點燃，這種方法叫做“灸”。斑痕會一直留在孩子身上。艾灸在東亞一帶是古老的流行療法。日本也有這種傳統，它被用於治療各種疾患。艾灸除了可以治療脾氣暴躁還可以治療固執己見。六七歲的小孩就是這樣接受母親或祖母的治療的。對於一些難治之症，需要治療兩次。但是，很少有需要治療三次的淘孩子。艾灸並不是一種懲罰，不是美國人說的“你這麽幹，我可要揍你”那種。不過，艾灸的苦痛遠勝過挨打，於是，孩子們懂得，不能淘氣，不然就要被懲罰。

　　培養孩子具有必要的身體技能，除了上述對付調皮孩子的各種方法外，還有其他的很多方法。家長們要手把手地教孩子各種動作，孩子則必須老老實實模仿。兩歲前，父親就讓孩子兩腿盤起來，腳背貼著地板，盤腿端坐。剛開始的時候，孩子會很容易仰麵朝天。端坐的要領之一是身體要穩定，不可以亂動，不能隨意改變姿勢。日本人說，端坐的訣竅就是放鬆全身，讓自己處於被動的狀態。父親要親手按住孩子的腿來培養這種被動性。孩子要學的不僅是坐的姿勢，還有睡覺的姿勢。日本婦女對睡姿優美的嚴肅性就像美國婦女不能被人看到裸體一樣。為了讓外國人的認可，日本政府曾把裸浴列為陋習，此前，日本人並不認為公開的裸浴是令人害羞的，但對婦女的睡姿卻特別做以強調。男孩怎麽睡都不要緊，女孩就必須要並攏雙腳，然後直身而睡。這是男女有別的一個早期規則。和其他所有的規則一樣，這種要求對上層階級比對下層階級嚴格。杉本夫人（悅子）談到她的武士家庭教養時說：“從我記事的時候起，晚上總是靜靜地小心躺在小小的木枕上。……不論在什麽場合，武士的女兒就連睡覺的時候也必須做到身心不亂。男孩可以四肢叉開睡，他們呈‘大’字形，手足也可以亂放。女孩睡覺卻必須小心翼翼，要曲身莊重地呈現‘き’字形。這代表了一種自製的精神。”日本婦女告訴我，晚上睡覺時，母親或奶媽會幫她們把手腳放規矩。

　　老師會手把手地教授孩子傳統書法。這是為了讓孩子體會感受。孩子還不會寫字甚至還不認字以前，他們就要體會那種慢條斯理、有板有眼的運筆方法。近代，在大班的教學中，已經不像以前那樣經常看到這種教授方法了，不過仍然會時有所聞。在行禮、用箋、射箭以及背枕頭以代替背嬰兒的時候，大人們都是手把手地教孩子運指並把身體擺正。

　　上學之前，孩子與附近的孩子們一起自由玩樂，但上層階級除外。在農村，不滿三歲的孩子們就開始有小小的遊戲集團了。在鄉鎮和城市裏，在行人擁擠的街頭，車輛出入的地方，孩子都可以自由玩樂。他們是擁有特權的人。他們可以在商店周圍亂轉、站在旁邊聽大人說話、玩踢石子和橡皮球。當他們聚集在村社玩耍嬉戲的時候，氏神會保護他們的安全。上學之前以及上學後的頭兩三年裏，男孩會與女孩結伴一起玩。不過，一般是同性之間的孩子最親近，尤其是同年齡的孩子最容易結成親密的朋友。在農村，這樣的同年集團可以持續一輩子，持續性要超過其他任何集團。在須惠村，上了年紀的人，隨著性關係的逐漸減退，同年人集會就成了人生的真正樂趣所在。須惠村的俗話說：同年比老婆還要親近。

　　學齡前的兒童集團相互之間是毫無拘束的。以西方人的視角來看，許多遊戲是在毫不害臊地幹一些猥褻事情。由於日本的家庭居室狹窄，大人又喜歡隨便談論，孩子們很早就有了關於性的知識。並且，當母親逗孩子和給孩子洗澡時，也經常指戳著生殖器，特別是男孩的陰莖。隻要注意場合和對象，日本人一般是不會責備孩子的性遊戲的。他們也不覺得手淫是件危險的事。夥伴之間隨便相互揭醜（如果是大人，這種揭醜就是侮辱了）或炫耀（如果是大人，這種自炫又會引起恥辱感）。而對於孩子，日本人卻平靜地笑著說道，“孩子怎麽知道什麽叫羞恥”，並補充說，“所以他們才會這麽幸福”。這就是幼兒與成人之間的巨大差別。因為，如果一位成年人被說成是不知羞恥就相當於被罵是死不要臉。

　　處在這種年齡段的孩子們經常互相議論對方的家庭和財產，他們特別喜歡炫耀自己的父親。比如，他們會說：“我爸爸的本事比你爸爸大”“我爸爸比你爸爸聰明”等等。這些都是他們經常談論的話題。他們甚至為誇耀各自的父親而動手打架。美國人則認為這類事情是不值得介意的。在日本，孩子們自己這類說法完全不同於他們耳聞的情況。大人都謙稱自己的家是“敝宅”，尊稱鄰居的家為“府上”、“貴府”。日本人都承認，幼兒的數年間，從形成遊伴到小學三年級即大約九歲左右的時候，他們是強烈主張個人本位主義的。有時候他們說“我當主君，你當家臣”，“不行，我不當家臣，我要當主君”，有時他們為了炫耀自己而貶低別人。總之，孩子可以想什麽就說什麽。隨著年齡的增長，他們知道有些話是不能說的了，所以，他們就靜靜地等待，沒有人問的話就不會自己說，他們再也不會炫耀了。

　　日本的孩子是在家庭中學到對超自然神靈的態度的。神官和僧侶並不教孩子。隻有在民族節日或崇日，孩子才有組織地接觸宗教，神官會像對待其他參拜者一樣為他們灑祓災水。家長會讓有些孩子去參加佛教儀式，不過，這大都是在特別的祭祀日。以家庭佛壇和神龕為中心而舉行的家庭祭祀是孩子們經常接受的也是最深刻的宗教經驗。其中最重要的是祭祀家族祖先牌位的佛壇，那裏供著鮮花、香火和某種樹枝。人們每天都要供奉食品。家庭中的年長者要把家裏發生的一切大事都報告給祖先，他們每天都要跪拜。傍晚還要點上小小的油燈。人們經常說，他們一離開家裏這一套祭告，心裏就不踏實，所以不願意在外麵過夜。神龕隻是一個簡單的棚架，從伊勢神宮取來的神符之類的東西供奉在裏麵，人們可以把各種各樣的供品放進去。廚房裏有被煙熏得發黑的灶神，窗戶和牆壁上貼著很多護符。這些都是用來保證全家平安的。由於有大慈大悲的眾神鎮守，村裏的鎮守神殿同樣也是安全的地方。母親們傾向於讓孩子在安全的神殿內玩耍，孩子們的經驗中沒有怕神的概念，他們不必讓自己的行為符合神靈的旨意。眾神被人崇拜，他們又要給人間賜福。但他們並不是當權者。

　　男孩在入學兩三年後開始了真正的訓練，他們被納入到成年人那種謹慎的生活模式中。此前，孩子要學習控製身體。如果他太淘氣，就會“治療”，大人會分散他們的注意力。他會受到和藹的規勸，有時候也會被嘲笑。但他卻可以恣意做一些事情，包括可以粗暴地對待母親。這些助長了他的自我中心主義。入學最初的三年是男女同校讀書。並且，男女老師都很喜愛孩子，會和孩子平等相待。但是，家庭和學校都反複叮囑他們不要讓自己陷入難堪的境地。由於年齡尚小，孩子還不知道什麽是羞恥，大人們必須教導他們不要使自己難堪。比如，一個故事裏的男孩，竟然在沒有狼的情況下，瞎喊“狼來了！狼來了”以此愚弄別人。如果你們也這樣做，人們就不會相信你了。像這樣，就是件很難堪的事情。很多日本人說，他們做錯事的時候，首先遭到的是同學的嘲笑，而不是老師或家長的責備。事實也確實如此，在這個時期，家裏年長者的責任不是嘲笑自己的孩子，而是教育孩子將受人嘲笑與根據“對社會的情義”而生活結合起來。在孩子六歲左右的時候，忠義獻身的故事裏（即前文所述的六歲兒童讀本中義犬報答主恩的那種感人故事）所提倡的義務，開始成為對他們的一係列約束。長輩會對孩子說，“這樣下去，世人會恥笑你”。日本有很多規則，這些規矩因時因事而異，大多數規則和我們所說的禮節有關。這些規則都要求個人意誌要服從於逐漸擴大的對鄰居、家庭和國家的義務。個人必須學會自我抑製，必須對自己所承擔的“債務”有所認識，並逐漸把自己置於欠恩負債的地位，如果想還清恩情債，他就必須謹慎處世。

　　地位的變化以嶄新的嚴肅認真的態度把幼兒期對孩子的嘲弄方式傳導給正在成長的少年男孩心中。八九歲的時候，孩子有時就要受到家人真正的排斥和打擊了。如果老師把他在學校不聽話或不遜的舉動告訴家長，或者報告他的操行分不及格，家人便會不理他。倘若店主人指責他做了某種淘氣的事，這就意味著他侮辱了家庭名聲，會遭到全家人的批評指責。我認識的兩個日本人在十歲以前曾兩次被父親逐出家門，因為羞恥，不敢去投奔親戚。他們在學校也受到了老師的處罰。兩個人隻能呆在外邊的窩棚裏，後來母親發現了他們，經調解才讓他們回家。有時候，小學的高年級孩子會被關在家裏“謹慎”，就是“悔過”，他們要一心一意地寫日本人十分重視的日記。總的來說，這個男孩在家人心目中是他們在社會上的代表。小孩一旦受到社會的非難，就會被全家人反對。如果違背了“對社會的情義”，他就別期望會得到家庭的支持，也不能指望同年人支持他。如果犯了錯誤，也會被同學疏遠，他必須道歉並發誓不再犯同樣錯誤，不然，夥伴們就不會理睬他。

　　就像傑佛裏·格拉所說的：“隻從社會學角度來看，上述種種約束達到了不尋常的地步。在有大家族或其他宗派集團的社會中，當一個集團成員受到來自其他集團的非難和攻擊時，該集團一般都會一起袒護。隻要能夠繼續得到本集團的讚同，他就堅信自己在遭到襲擊或有必要時，本集團會給予他充分的支持，所以他敢於和本集團以外所有的人對抗。但日本的情況恰恰相反。那就是，隻有在得到其他集團的承認後，一個人才能指望得到本集團的支持。如果外部人對他不讚成或加以非難，本集團的人也會反對和懲罰他，除非他可以讓其他集團撤銷這一非難。因為這種機製的存在，日本人把被外部世界讚同看得非常重要，這是其他任何社會不能相比擬的。”

　　這段年齡之前，男孩和女孩接受的教育沒有本質的區別，隻是在一些細枝末節上略微有點差異。在家裏，女孩子受到比男孩子更多的約束，雖然男孩有時候也要看護嬰兒。大一點的女孩子需要做更多的事情。女孩子總是在最後接受贈禮和關懷。她們不能像男孩那樣脾氣暴躁。不過，和其他亞洲少女相比，她們擁有的自由是驚人的。她們可以穿顏色鮮紅的衣服，可以和男孩子一起在外麵玩鬧取樂，而且常常一點也不認輸。她們在幼兒期也“不知恥”。六歲到九歲期間，她們逐漸明白了對社會所負有的責任，其情況和體驗與男孩基本相同。九歲以後，學校就讓男女分班學習了，男孩們慢慢重視新建立起來的男性團結。他們開始排斥女孩子，害怕被人看見與女孩子說話。女孩子也被母親告誡不要與男孩交往。據說少女處於這個年齡的時候，很容易鬱鬱寡歡，不喜歡外出，很難教育。這被日本的婦女說成是“童歡”的終結。女孩的幼年期隨著遭到男孩的排斥而宣告結束。今後的很多年裏，她們的人生道路隻能是自重再自重。無論是訂婚的時候，還是結婚以後，她們會接連不斷地受到這樣的教訓。

　　當男孩子知道了“自重”和“對社會的情義”的時候，還不能說他已經懂得日本男人應當負擔的全部義務。日本人說：“從十歲起男孩就要開始學習‘對名分的情義’。”這句話是指“義在憎惡受辱”。他必須學習這類規矩：他們在任何情況下都可以直接攻擊對方，在任何情況下他們都采用間接手段來洗刷汙名。我並不認為他們是要孩子學會在受到侮辱時進行反擊。男孩子從小就已經學會對母親粗暴，和年齡相仿的孩子們相互誹謗和抗辯，沒有必要十歲以後再學習如何攻擊對手。但是，“對名分的情義”的規範要求十幾歲的少年也要服從相關的規定，從而將他們的攻擊方式納入到公認的模式中，並提供特定的解決方法。像上麵所說的那樣，日本人通常不是攻擊別人，而是把攻擊指向自己。兒童也不例外。

　　少年從六年製的小學畢業升入初中後（約占總人口的15%，男孩比例較高），立刻就卷入到激烈的中學入學考試競爭中。競爭涉及每個考生和每門科目。不久，他們馬上就要承擔“對名分的情義”的責任。他們對這種競爭並沒有經驗，這是因為小學和家庭裏都很少有競爭的環境。這種突然而來的競爭異常激烈並令人擔憂。他們開始競爭名次並懷疑別人的私情等。不過，在追憶往事的時候，日本人談得最多的並不是這種激烈的競爭，而是在中學高年級學生欺侮低年級學生的那種習慣。高年級的學生會對低年級學生頤指氣使，並想方設法欺侮他們。低年級學生被迫表演各種受捉弄的角色。低年級學生都十分憎恨這種行為。因為，對於這種事情，日本的男孩子是不會用開玩笑的態度來看待的。一個男孩子被迫在高年級學生麵前受盡屈辱，用四肢爬行，過後，他會咬牙切齒地計劃報複。並且，因為他不能立即實施報複，所以就記恨在心，對此耿耿於懷。在他看來，這件事情關係到“對名分的情義”，屬於道德問題。很有可能，幾年後，他會利用家庭的勢力撤銷對方的職位，或者努力鑽研劍術、柔道，畢業後在大街上當眾複仇，捉弄對方。總而言之，如果此仇不能有朝一日得以雪恥，他就會覺得心事未了。這正是日本人崇尚複仇的主要原因之一。

　　有些少年並沒有升入中學，他們在軍隊訓練中得到了同樣的體驗。通常，每四個青年就有一人被征去當兵。而且，相比與中學高年級學生對低年級學生的欺負，二年兵對一年兵的侮辱更勝一籌。對此，軍官毫不在意，士官也隻有在非常特殊的情況下才會幹預。日本軍規的第一條就是，向軍官申訴是一件丟臉的事情。士兵間的爭執都是自行解決的。軍官認為這是部隊鍛煉的一種方式，他們不會參與其中。二年兵一股腦地把上一年的積恨發泄到一年兵身上，千方百計地侮辱一年兵，以展示他們受鍛煉的水平。據說一旦接受了軍隊的教育，征集兵就立刻發生了改變，變成“真正黷武的國家主義者”。可是，並不是因為接受了極權主義國家理論的教育才導致了這種變化，也不是由於他們被灌輸了忠於天皇的思想，發生這種變化的重要的原因是因為他們經受了各種屈辱刺痛的體驗。在日本家庭生活中，接受了日本式教養並對自尊極為敏感的青年，一旦陷入到這種環境，就非常容易變得野蠻。他們不能忍受屈辱。他們認為這種折磨是一種排斥，他們也會因此變成擅長折磨別人的人。

　　是日本古老的嘲笑和侮辱習俗讓近代日本的中學及軍隊中的上述事態具有了這種性質。不過並不是中等以上的學校和軍隊創造了日本人對這類習俗的反應。很容易看出，在日本，因為“對名分的情義”的傳統規範的存在，這種嘲弄行為使人更難忍受。盡管到時候，被嘲弄的集團會依次虐待下一個受難集團，但這並不會讓那個被侮辱的少年停止千方百計的報複，這種行為方式和日本的古老模式是一致的。在許多西方國家中，經常會看到找替罪羊來發泄積憤的民間習俗。比如，在波蘭，一個新學徒或年輕的收割手遭到嘲弄後，不是向嘲弄他的人泄恨，而是發泄到下一代徒弟或收割手身上。當然，日本的少年也會采取這種方法來消除怨恨，不過，直接複仇還是他們最關心的問題。必須直接報複虐待者，被虐待者才會感到痛快。

　　在戰後重建日本的事業中，關懷日本前途的領導者們，特別關注這種戰前日本成年學校和軍隊中侮辱和戲弄青少年的習俗。他們充分強調“愛校精神”和“老同學關係”，以此來消除大欺小、高壓低的舊習。虐待新兵必須在軍隊中絕對禁止。雖然老兵應該嚴格訓練新兵，就像日本的各級軍官一樣，在日本，嚴格的要求算不上是侮辱，但嘲弄和虐待就是侮辱了。在學校和軍隊中，隻要發生上級或老兵讓下級或新兵學小狗擺尾巴或者要他們學蟬鳴，或者在吃飯時間讓他們“立大頂”這一類的事情，一律懲罰這些上級或老兵。如果這種變化發生，其對日本的教育作用將比否定天皇的神格以及從教科書中刪除國家主義內容更加明顯。

　　“對名分的情義”的準則不需要少女，她們不必經曆男童那種在中等學校及軍隊訓練中的體驗，類似的體驗也沒有。和男子相比，她們過著更平穩的生活。從懂事的時候起，她們就被灌輸一種教育：所有的事情都是讓男孩優先，禮品關懷都沒有女孩的份。有些處世的規則，她們必須遵守，她們沒有公然表白和自我主張的特權。雖然這樣，在嬰幼兒時期，她們也享受了和男童同樣的日本幼兒特權。尤其是當還是幼女的時候，她們被允許穿鮮紅的衣服。長大後，她們就不能穿那種顏色的衣物了，等到第二個特權時期，即到了六十歲後，她們才可以再穿。她們在家裏也像自己的兄弟一樣，可以受到彼此並不和睦的母親和祖母的雙重寵愛。此外，弟弟或妹妹總是要姐姐和家裏的其他人和他們關係最親密。孩子們為了表示關係最親密，也要求和她一起睡。並且她經常把祖母給予她的恩惠分給兩歲的孩子。日本人不喜歡一個人睡。晚上，幼兒可以緊挨著自己喜歡的年長者睡。兩個人的睡床緊挨在一起就可以證明“你對我是最親的人”。九歲十歲後，男孩在玩遊戲的時候就把女孩排除在外了，但女孩可以在其他方麵得到補償。她們可以彼此炫耀新發型。在日本最講究的就是十四歲到十八歲姑娘的發型。在此之前隻能穿棉布的衣服，現在她們可以穿絲綢做的衣服了。此時，家裏人會設法把她們打扮得更加漂亮。女孩子這樣也得到了某種程度上的滿足。

　　各種各樣的約束也是女孩子必須遵守的，她們無需被父母強製，要自己直接承擔這些義務。父母親不是通過體罰來行使對女孩的家長權，他們通過平靜而堅定的心態來期待女兒按照要求生活。下麵就是這種教養方法的一個例子，很值得引用，它說明了女孩子所受的那種不很嚴厲的教養方式的特點。從六歲開始，由一位博學的儒者來稻垣鉞子傳授漢文經典：

　　授課期間的兩小時裏，老師除了雙手和嘴唇活動外，幾乎紋絲不動。在麵前的榻榻米上，我也同樣端坐得紋絲不動。有一次，上課期間，不知什麽地方不舒服，我略微挪動了一下，屈起的雙膝角度稍微偏移了一下，老師臉上就立刻流露出不滿的神情。他輕輕地把書合上、慢條斯理但又很嚴峻地說：“小姐，很顯然你今天的心情並不適合學習，請您回房好好思考思考吧。”我幼小的心靈羞愧得無地自容，但沒有任何辦法。首先，我對著孔子的像行禮，然後給老師行禮道歉，最後，我畢恭畢敬退出書房。我小心謹慎地來到父親跟前，和平常上完課那樣跟父親報告。因為下課的時候還沒有到，他看到我很詫異。他似乎是無意地說：“你的功課學得真快啊？”這句話聽起來簡直就像喪鍾一樣。至今，每當我想起這件事，仍然能感到內心深處在隱隱作痛。

　　杉本夫人在一處描寫她的祖母時，簡潔明了地揭示了日本父母教育子女的態度的一個顯著特點：

　　祖母態度安詳，她希望每個人做事的時候都按照她的想法去做。祖母既不會責我們，也不會爭辯什麽，但她的希望像真絲一般柔軟而又堅韌，這讓我們小家族沿著她認為正確的方向前進。

　　這種“像真絲一樣柔軟而又堅韌”的希望，之所以能夠發揮這麽好的效果，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對每一種工藝和技術的訓練都十分明確。女孩子學到的不僅僅是規則，而是習慣。幼兒時期正確用箸的手勢，進入房間時的姿態，以及成年後對茶道和按摩的學習，沒有一樣不是經過長輩手把手教自己又反複不斷地練習直至嫻熟而形成習慣的。長輩們從不認為孩子們到時候就會自然而然地學到這些正確習慣。杉本夫人對她十四歲訂婚後如何學習伺候未來的丈夫用餐作了描繪。此前，她從未見過未來的丈夫。丈夫在美國，她在國內的越後。在母親和祖母的親自監廚下，她反複地下廚做幾樣據哥哥說是鬆雄（即未來丈夫）特別喜歡吃的食物：我設想他就坐在我身旁，我要為他夾菜，並勸他開始吃。就是這樣，我學習如何關心未來的丈夫，如何讓他感到愉悅。祖母和母親也總是裝作鬆雄站在我們眼前那樣問這問那的。我也像是丈夫真的就在房間裏那樣注意自己的服飾和動作。就是這樣，我學會了如何尊重丈夫，以及尊重我作為他妻子的身份。

　　雖然不像女孩那麽嚴格，男孩也要通過實例和模仿接受細致的習慣訓練。學了習慣之後就不能再違反任何習慣了。青年期以後，生活中的一個重要領域是依靠自己的主動性。長輩從不會把求愛的習慣教給他。一切公開表現性愛的行動都被家庭禁止了。並且，從九歲十歲起，如果男孩和女孩之間沒有親屬關係，那他們就不能同席了。日本人的理想是雙親要在男孩確定對性感興趣以前就為他訂下婚約。所以，男孩接觸女孩的最好態度就是害羞。這個話題常被農村人用來取笑男孩子，使他們總是害羞。不過，男孩子仍然會設法學習。以前，甚至最近，偏僻農村的許多姑娘就充斥這種玩笑。婚前的性經驗並不屬於人生大事的自由領域。議婚時，父母也不在乎這些事。到了今天，就像須惠村一位日本人對恩布裏博士所講的那樣，女傭人也受到了教育，她們知道要保持自己的貞潔。男孩子進入中學後被嚴禁與異性有任何交往。兩性在婚前的親密交往受到日本教育和輿論的竭力禁止。那些對年輕婦女隨便就表示親密的青年被日本的電影描述成“壞”青年，而所謂“好”青年是指那些對可愛的少女采取在美國人看來是冷酷甚至粗野態度的青年。如果一位青年對女人表示親昵，這就意味著他是放蕩、追逐藝伎、娼婦和咖啡女郎的人。學習色情豔事的最好方法是到藝伎館去，因為藝伎會教你，作為男人隻需悠然旁觀就可以了。他不必顧慮自己的笨手笨腳，也不期望和藝伎發生性關係，然而，能到藝伎館去的日本青年並不很多。多數還是到咖啡館去看男人是如何親昵女人的。不過，這種觀察與他們在其他領域的訓練不是同一類型。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男童都會擔心自己的笨拙。性行為是他們生活中無需由值得信任的年長者親自指導而隻能自學的極少數領域之一。有地位的家庭，會在年輕夫婦結婚時，把《枕草子》和繪有各種姿態的畫卷交給他們。猶如一位日本人所說：“看書就能學會。這就像是布置庭園，父親並不教兒子怎樣布置日本式庭園，但上了年紀，兒子自然就會學會這種嗜好。”性行為和園藝都被他們看做是到時候看書就會的東西，這很有意思。雖然日本的大多數青年是通過其他的方法來學習性行為的。但無論如何，他們都不是靠成年人的教導學會的。這種訓練上的差異使青年深信，性是屬於與人生大事無關的另一領域，從而不必經過長輩的親自指教和嚴格訓練來培養這種習慣。這是一個可以完全由自己掌握來獲得滿足的領域，盡管他常常對此惴惴不安，甚至感到迷惑。結婚後，男子完全可以毫無顧忌地在外麵享受性的快樂，這樣做絲毫都不會侵犯妻子的權利，更不會威脅到家庭的關係。

　　妻子就沒有同樣的特權了。她的義務就是對丈夫保持忠貞。即使被勾引，也隻能偷偷進行，日本婦女很少有可以隱秘私戀而不被發現的。如果有的婦女神經過敏或心緒不寧，她們就會被說成患有歇斯底裏。“婦女最常遇到的困難不在於社會生活中，而在於性生活上。很多精神不正常的婦女以及大多數的神經過敏患者，發病的原因多半是由於缺乏性協調。婦女的性欲隻能靠丈夫的隨意來滿足。”須惠村的農民們說，大多數婦女的病始於子宮，然後往頭部蔓延。如果丈夫隻對其他女人迷戀，妻子就會求助於手淫。從農村到高貴的家庭，婦女都私下藏有手淫的傳統器具。在農村，如果婦女已經生了孩子，她就可以隨便地談論性了。做母親以前，她絕不會講一句關於性的玩笑，當了母親以後，隨著年齡的增長，當男女混雜宴會中充斥著這種玩笑時，她們還會伴著猥褻小曲的節拍而扭腰擺臀，她們會毫無顧忌地跳色情舞蹈來娛樂賓客。這種娛興一定引起哄堂大笑。在須惠村，村裏的人會到村外迎接服役期滿回鄉的士兵。每當這時，婦女們就會女扮男裝，互相開下流玩笑，還佯裝要強奸年輕的姑娘。

　　就是這樣，在有關性的問題上，日本婦女也有自由。她們越是出身低微，擁有的自由空間就越大。一生的大部分期間，她們遵從諸多禁忌，但男女間事不必忌諱。她們在滿足男人的性欲時是Y蕩的；同樣的道理，在滿足男人性要求的同時，她們會克製自己的性欲。到了成熟年齡後，女人就開始拋開禁忌，倘若出身比較低微，那麽她的Y蕩不會比男人差。日本人在不同的年齡和場合下對婦女的行為有不同的要求，和西方國家不同，不要求她們有完全不變的性格，也不會簡單地把她們分成貞女和淫婦。

　　男人們也是這樣，有時候恣情放縱，有時候節製謹慎，在不同的場合有不同的表現。對男人來說，最大樂趣就是和男友一起去喝酒，如果有藝伎在一旁陪座，那就更愜意了。日本人很喜歡醉酒，沒有規定要節製飲酒的習慣。兩三杯酒下肚後，他們就會去掉平常嚴肅拘謹的姿態，相互之間倚躺著，表現得無比親密。除極少數難以相處的人會吵鬧外，一般喝醉的人是很少有粗暴行為或彼此打架的。除喝酒這種自由領域外，日本人認為，男人絕不能幹別人討厭的事情。一個人如果在生活的重要方麵被人指責為討厭，這就僅次於日本人常用的罵人話“馬鹿”（即渾蛋）。

　　過去所有有關西方人與日本人矛盾性格的描述，都可以在日本人對兒童的教養中得到理解。正是因為這樣的育兒方式，日本人的人生觀中具有了兩麵性，我們不能忽視任何一麵。兒童時期，他們過的是有特權的嬌縱生活，以後，在接受各種訓練的過程中，他們始終保持著對那種“不知恥”年代的歡樂生活的記憶。他們不必描繪未來的天堂，這是因為，過去他們曾經擁有過天堂。他們用自己的術語描繪的童年時代的生活是：人是性本善的，眾神是慈悲的以及作為一個日本人是無比光榮的。他們很容易將自己的道德建立在一種極端的觀念上，即認為每個人身上都有“佛種”（成佛的可能性），死後都能成為神。這種觀念使他們變得固執而又相當自信，這是他們不管自己的能力差距多遠都願意做任何工作的思想基礎，也是使他們敢於堅持己見，甚至是以死力諫反對政府來證明自己正確的思想基礎。有時候，這種自信會讓他們陷入集體性的狂妄自大中。

　　六七歲以後，他們身上逐漸增加了“謹言慎行”、“知恥”，這一類的責任，而且開始背負強大的壓力；如果他有過錯，就會遭到家庭的反對。這種壓力雖然不像普魯土的紀律一樣，但卻也無法逃避。在擁有特權的幼兒時代，有兩件事情為這種必須履行義務打下了基礎：一是父母會堅決地訓練孩子便溺習慣並糾正各種姿式；一是父母經常嘲弄孩子，嚇唬他說把他遺棄。這些幼年時代的經驗讓孩子們早就準備好接受嚴格的約束，以免遭到“世人”的恥笑和遺棄。幼兒時期那種無拘無束、公開表達的衝動也被抑製。並不是這些衝動不好，而隻是因為已經不合時宜了。他現在正步入嚴肅的生活。伴隨著對童年特權的逐漸否定，他被允許享受成人的更大樂趣，而幼年時代的那些經驗也絕不會真正磨滅。童年的經驗會隨時為其人生哲學供給經驗。他對“人情”的承認，也是對幼時的經驗的回複。整個成年期間，在他生活的“自由領域”內，他又開始重新體驗童年時代。

　　日本兒童生活的前期和後期被一個顯著的連續性聯結起來，那就是獲得夥伴的承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深深紮根於兒童心中的是這一點，而不是絕對的道德準則。兒童時代前期，當他長到可以對母親撒嬌時，母親就讓他睡在自己的床上，他就會比較母親給自己與兄弟姐妹們點心的多少，以此來判斷母親對他的重視程度。遭到冷淡的時候，他可以敏感地察覺到，他甚至會問姐姐：“你最疼愛的是不是我？”到了童年的後期，他更加要放棄個人的滿足，得到的補償是“世人”的讚許和接受，受到的懲罰則是被“世人”的嘲笑。這當然是大多數文化施加給教育兒童的壓力。然而，在日本，這種壓力尤其沉重。在孩子的心目中，被“世人”拋棄就是被母親嘲弄威脅要遺棄他。所以，整個一生中，遭到夥伴的排斥是比挨打還要可怕的事情。他非常敏感於嘲笑和排斥的威脅，即使僅僅是浮現在腦海中的念頭也會感到可怕。事實上，由於在日本很少有秘密可能保持住，一個人的所作所為幾乎事無巨細地為“世人”知曉，如果對此不同意，就可能排斥掉他，這絕不是主觀猜測。況且考慮到日本的房屋結構，板壁很薄，既不隔音，白天也敞開著。所以，那些不能修築圍牆和庭院的人家，他們的私生活就完全暴露在外麵了。

　　日本人使用的某些象征，可以幫助我們了解因兒童教養的不連續性而造成的兩麵性格。幼年期造成的一麵是“不知恥的自我”。這使他們成年後不免經常對鏡自照，以查看自己還剩下多少兒時的天真。他們說，鏡子“反映的是永恒純潔”，既不培養虛榮心，也不反映“妨我”，反映的是靈魂深處。人會從鏡子裏看到“不知恥的自我”。在鏡子裏，他將自己的眼睛看成是靈魂的“窗子”，這有助於使他作為一個“不知恥的自我”而存在。他從鏡子中看到理想的父母形象。相傳有不少人因此隨身帶著鏡子。甚至會有人在佛壇上放一麵特殊的鏡子，以靜觀其身，反省靈魂。他“自己祭自己”，“自己拜自己”。雖然這並不尋常，但也花不了什麽工夫。因為所有人家的神龕上都放著鏡子以作為神器。戰爭期間，日本的廣播電台曾經特意播放過一首歌，讚揚的是幾位女學生自己花錢買了一麵鏡子放在教室裏；這絕不會被人認為是虛榮心的表現。大家隻會說這是她們靈魂深處重新煥發了為獻身於堅毅的目標的精神。攬鏡自照是一種測試精神高尚與否的外觀活動。

　　在培育孩子心目中的“觀我”觀念之前，日本人就早已對鏡子產生了感情。當他們照鏡時，看不到“觀我”，但鏡中所反映的自我就像他們自己的童年時代一樣，當然是善良的，無需用“恥”來開導自己。他們賦予鏡子的這種象征性打下了自我修養以求“圓熟”的基礎。通過這種自我修養，他們堅持不懈地消滅“觀我”，以求回到兒時的天真率直。

　　盡管日本人受到了幼兒期的特權生活的種種影響，但他們並不認為童年後期建立在恥感道德基礎之上的各種約束純粹是對特權的剝奪。如上所述，自我犧牲是基督教的一個概念，日本人卻常常對這種看法發起攻擊，否認所謂他們在自我犧牲上的看法。即使是在生命的最後時刻，他們也說自己是在“自覺自願”為“盡忠”、“盡孝”或為“情義”而死，並把這看做是在自我犧牲。他們說，像這樣自願死去正是達到其目標所需要的。否則就是“犬死”，即死得毫無價值。英語中的“dog's death”指的是窮愁潦倒而死，日本人指的不是這個意思。英文把那些不那麽極端的行為稱做是self-sacrificing（自我犧牲），這在日語中則是“自重”。“自重”常常意味著克製，克製與自重具有相同價值。隻有克製才能做成大事業。美國人強調，自由是達到目標的必要條件，日本人和我們具有不同的生活，他們認為僅是自由還不夠。他們認為克製才更能提高自我價值，這種觀念是他們道德律的主要信條之一，不然，他們要如何控製那個充滿衝動的危險的自我？這些衝動是有可能衝出來擾亂正常生活的！就像一位日本人所說的那樣：

　　經年累月，給漆坯刷的漆層越厚，做出來的漆器就越貴重。一個民族也是如此。……人們在談論俄羅斯人時會說：“撇開俄羅斯人的外表，看到的是人”；對日本人，人們也可以這樣說，“剝掉日本人的外皮，除去表麵的漆層，露出來的將是海盜”。不過，請不要忘記：漆在日本是珍品，是製作工藝品的原料，而不是用來掩蓋瑕疵的塗料，它不包含一絲雜質，至少和坯質一樣地精美。

　　日本男子行為的矛盾性讓西方人覺得奇怪，這是日本兒童接受了不連貫的教養而造成的。有這樣一個時期深深刻在他們的腦海裏，那就是在自己的小世界裏他們就是神，可以為所欲為，甚至可以恣意地攻擊別人，似乎可以滿足一切欲望，雖然幾經修飾，這種記憶依然刻到了意識深處。這種二元性如此根深蒂固，使得他們在長大成人後，既可以沉浸在羅曼蒂克式的愛情，又可以絕對地服從家庭安排好的婚姻。既能沉溺於享樂和安逸，也能不計一切地承擔極端的義務。謹慎的教育往往造成他們行動的怯懦，但他們卻又可以勇敢到幾近魯莽的地步。他們可以在等級製下表現得十分馴服，但卻又不會那麽輕易地受上級的駕馭。他們異常殷勤有禮，而又保留了傲慢不遜的風格；軍隊中，他們能夠接受盲從的訓練，而又頑固不易被馴服；他們是堅決的保守主義者，而又極易為新的方式吸引；他們曾到中國學習習俗，轉而又吸取西方學說，這些都是二元性的證明。

　　日本人性格的這種二元性給他們帶來各種緊張。日本人對這些緊張的反應並不相同。他們每個人都要就同一個基本問題作出決定，那就是怎麽樣協調兒時那種縱情無慮、處處被寬容的經驗與後來生活中那種動輒關係到自身安危的種種束縛之間的關係，雖然如此，很多人都覺得這是一個很難解決的問題。如同道學家一樣，有些人一絲不苟地約束著自己的生活，唯恐肆意的行為會與現實生活產生衝突。正是因為這種毫無顧及地縱情並不是幻想，而是確實為他們自己經曆的，所以這種恐懼才會更加嚴重。他們的態度非常灑脫，堅決遵守自己所製定的規則，並由此認定自己就是可以發號施令的權威。有些人的意識則更加分裂。他們害怕自己心中積聚的反抗情緒爆發，就用表麵的溫順來掩飾自己。他們把思慮都放在日常瑣事，以免察覺到自己的真實情感。每天他們隻機械地重複那些基本上一點意義也沒有的生活常規。還有些人，由於他們對兒時生活感情更深，在長大成人後麵對社會的一切要求時，會有嚴重的焦慮情緒。他們試圖對別人更依賴，但年齡已經不允許他們這樣了。他們覺得任何失敗都是在背叛權威，從而動不動就會陷入到緊張激動的狀態，他們會對常規不能處理的意外情況感到恐慌。

　　上麵說的就是日本人在極度擔心遭受排斥或非難時所麵臨的各種特殊危險。如果不是要承受過度的壓力，在生活中，他們會表現出既享受樂趣，又保持幼年所培育的那種留意不刺傷他人的情感。這是非常大的成功。幼年時代的生活使他們充滿了自信。那時罪感意識還沒有給他們帶來沉重的負擔。他們後來所受到的各種束縛是為了可以與夥伴協調一致，義務也是相互之間的。盡管在某些事情上，個人願望會一再受到別人的幹涉，但在一些規定的“自由領域”中，感情衝動仍然可被滿足。日本人一向以沉浸在自然樂趣中而聞名，比如觀賞櫻花、賞月、賞菊、遠眺新雪，把蟲籠子掛在室內以聽蟲鳴以及詠和歌、俳句，修飾庭院、插花、品茗等等。這些活動絕不像是煩惱重重、滿懷侵略心理的民族所應有的。他們在追逐享受時也並沒有就此消沉頹廢。在還沒有聽命於那種不幸“使命”之前的幸福時代裏，日本人農村閑暇生活中的活潑愉快，工作時的勤勞也絕不比現代任何民族差。

　　然而，日本人對自己的要求卻非常多。為了避免遭到別人疏遠和毀謗等這些重大威脅，他們不得不放棄剛嚐到甜頭的個人樂趣。在人生重大問題上他們必須抑製種種衝動。極少數違反這些規矩的人甚至麵對著喪失自尊的危險。自尊（自重）的人的生活準繩並不是明辨“善”與“惡”，而是要迎合世人的“期望”，避免讓別人“失望”，要使自己的個人要求讓位於群體的“期望”。隻有這樣，才是一個“知恥”而謹慎的善人，才能給自己的家庭、故鄉和國家帶來榮譽。由此而產生一種十分強烈的緊張感，並表現為一種巨大的力量，日本因此也成為東方領袖和躋身世界強國之列。但對個人來說，這種緊張感就是沉重的負擔了。人們高度緊張，深怕失敗，擔心別人會輕視自己付出巨大犧牲而從事的工作。這種積憤有時會爆發，表現為極端的攻擊性行為。他們被刺激而發起攻擊時，並不是像美國人那樣是由於自己的主張或自由遭到了威脅，而是因為意識到自己受到了侮辱或誹謗。那時，如果可能，他們那危險的自我，就會向誹謗者泄憤；如果不可能，他們就對自己發泄。日本人為他們的生活方式付出了高昂的代價。對各種最基本的自由他們都自願放棄了。美國人把這些自由視為理所當然，就像呼吸空氣一樣自然。我們必須牢牢記住，戰敗後的日本人正在追求民主。一旦他們可以率直而無顧慮地行動，他們將會高興到什麽程度！杉本夫人曾經嚴肅地描述過她在東京一所教會學校學英語時可以隨意種花植樹的喜悅心情。老師給每位女學生分配一塊園圃並提供給她們所需的種子。

　　“這塊可以隨意種植的園圃賦予了我一種關於個人權利的全新感覺。……人心中竟然能有這種幸福感，這本身就讓我感到詫異。……像我這種人，違背傳統、汙家名的事情從來不會做，也從來不會惹父母、老師和鄰居生氣，不會損害世上的任何事物，現在竟然也能自由行動了。”

　　其他女學生都打算種花，而她卻想種馬鈴薯。

　　“誰也理解不了這種近乎荒謬的行為帶給我的莽撞自由心情，自由之神正在敲打我的心。”

　　這是一個全新的世界。

　　在我家花園中有一塊特意荒蕪的土地，為的是保持天然的野趣。但又總會有人來修剪鬆枝，修整樹籬。每天早晨，負責園藝的大爺還要清掃石階，掃淨鬆樹下那裏，然後細心灑上從林中采來的嫩綠鬆針。

　　對杉本夫人來說，這種偽裝的天然野趣，象征的就是被她看成是偽裝的意誌自由。這種學生在日本比比皆是。日本庭園中一半埋在地下的巨石都是經過精心挑選，從別處運來的，他們會拿小石塊來鋪底。巨石的布置要與流泉、屋宇、矮叢和樹木照應。菊花也是盆栽的，要準備參加各處每年都要舉辦的菊展。栽培者要細心地修整每一朵花瓣，並常用看不見的金屬線圈維係其形狀，以保持某種姿態。

　　杉本夫人幸運地摘掉了菊花上的細線圈，此時，她懷著歡樂而天真的激動心情，盆栽的菊花，一直被人擺弄，一旦回歸自然，她就顯出滿心的愉悅。不過，現在，如果在日本人中忽視他人的期望，質疑“恥”的壓力，這種自由可能會使他們生活方式的微妙平衡遭到破壞。新的環境下，他們必須學習新的製約方式。變化是要付出代價的。新觀點和新道德的建立並不是那麽容易的。西方人無法設想日本人會立即采用新道德，並真正將其變為他們自己的東西，但也不應認為日本始終都不能建立起一套比較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