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與刀

第十一章 自我修養

　　日本人把自我修養大體上分為兩類，一類是培養能力，一類為“圓熟”。“圓熟”的境界遠高於培養能力，目的在於消滅自我監視的“羞恥感”。

　　在外國觀察者眼中，一種文化的自我修養沒有任何意義。人們很難理解修身養性的方法。人們為什麽要麻煩自己、為什麽要把自己吊在鉤子上、或者全神貫注於丹田？為什麽這樣自苦而不花一分錢？為什麽隻集中訓練一項苦行、毫不克製在局外人看來不是很重要而且不必加以訓練的某些衝動？尤其是那些在本國從來沒有研究過修養的觀察家，他們來到這個對修養方法高度重視的國家，非常容易產生誤解。

　　美國的自我修養的方法和傳統不是很發達。在美國人看來，如果一個人在自己生活中發現了可能達到的目標，就會訓練自己以達到實現所選擇的目標。他的理想、良心或維伯倫所謂的“職業本能”（an instinct of workmanship）決定了他是否要進行鍛煉。他可以為了成為足球運動員而接受嚴格的紀律；他也可以為了做一名音樂家或在事業上獲得成功而放棄一切娛樂活動。他的良心讓他斷絕邪惡和輕率。

　　在美國，大家是把自我修養作為一項技術來學習和訓練的，它不是算術，可以一點都不考慮其在特定事例中的應用。如果說在美國也有人教授這種修行，那一定是歐洲的某些教派領袖或傳授印度修煉方法的印度牧師（swamis）。在美國，連基督教的聖特麗薩（Saint Theresa）或聖胡安（Saint John）所傳授和實踐的默想和祈禱式的宗教修行都幾乎絕跡了。

　　然而，日本人卻認為，不管是參加中學考試的少年，還是劍術比賽的參與者，或僅僅是一個貴族，他們除了學習和應付考試等所必需的活動之外，還都要進行自我修養。無論取得多麽好的考試成績，劍術有多高超，也無論如何周到有禮貌，他們都必須放下書籍、竹刀，停止社交活動，來進行特殊的修煉。當然，並不是所有的日本人都接受這種修行的。自我修養的術語和在實踐生活中享有的地位，即使是不修行的人也會承認的。有一套相當流行的修行是講如何進行自我克製，各階級的日本人在判斷自己和他人時經常運用這一修行。

　　日本人對於自我修養的概念大體上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培養能力，一類比培養能力要求更高，我們稱其為“圓熟”。在日本，這兩者是有區別的，兩者會產生不同的心理效果，具有不同的根據，我們可以通過不同的外部標誌來加以識別。前者，即培養能力的自我修養，在本書中已經敘述過不少事例了。比如那位陸軍軍官在談及他的士兵平日演習長達60小時、中間卻隻休息十分鍾的事說：“他們已經知道怎麽睡覺了，睡覺不是需要鍛煉的活動。”對我們來說，他們對士兵的要求太極端了，他們這樣做的目的僅僅是為了培養一種行為能力。這被公認為精神駕馭術，即把那些忍受一切的肉體訓練認為能被意誌所駕馭，他們完全不理會那些忽視健康使肉體經受損害的客觀規律。日本人所有“人情”的理論都是建立在這種觀念之上的，即肉體的要求必須服從於人生大事，無論人們的健康是否允許，肉體本身是否容許以及他們是否被訓練過。總而言之，一個人應該不惜任何代價發揚日本精神。

　　或許這樣表述日本人的觀點有點太武斷了。在美國的日常用語中，“不惜任何自我修養的代價”（at the price of whatever self-discipline）往往是指“不惜任何自我犧牲”（at the price of whatever self-sacrifice），而且有“不惜任何自我克製”的意思。對於訓練，美國人的理論是，無論男女從小都要經過訓練而實現社會化，不管這種訓練是外部強加的，還是內部意識形成的，訓練是一種壓抑，被訓練者不滿於對其願望的限製，他必須有所犧牲，而且有時會產生反抗情緒。這不僅是許多美國心理專家的觀點，也是家庭中父母撫育每一代人的哲學。就因為這樣，心理學家似乎分析了不少真理。孩子們到時間必須睡覺，雙親的態度使他感到睡覺是一種自我壓抑。很多家庭中，孩子們每晚都要因此吵鬧一番，以示自己的不滿。他已經是一個被訓練過的美國孩子了，他知道人必須要睡覺，但他卻仍要反抗。他的母親要他吃東西，包括燕麥粥、菠菜、麵包、桔子汁等，可是，對這些必須要吃的食物，一些美國的孩子卻學會了反對，他們認為，大凡對身體好的東西都不好吃。日本沒有美國這種慣例，某些歐洲國家如希臘，也沒有。在美國，孩子長大了就意味著擺脫了在飲食上所受的壓抑。原因是大人可不必講究對身體是否有益而吃好吃的東西。

　　然而，與西方人對自我犧牲的整個概念相比，這些對於睡眠和飲食的要求，都是微不足道的瑣碎小事。父母要為孩子作出很大的犧牲，妻子也要為丈夫犧牲自己的事業，丈夫則要為一家人的生計犧牲自己的自由，這些都是西方人的標準信條。對美國人來說一個社會如果沒有自我犧牲是不可思議的。在這種社會中，人們會說父母親疼愛孩子是出於天性。與其他社會生活相比，婦女們更喜歡婚姻生活。肩負一家生計的人從事他喜愛的工作，如獵手或花匠等，人們怎麽能說這些是自我犧牲呢？社會強調要這樣來解釋標準信條，人們也讚成按這種解釋生活，幾乎沒有人承認自我犧牲的概念。

　　在美國隻要是為別人的事作出犧牲，這種犧牲就可以相互交換，這一點與其他文化的認同是一樣的。人們把它看做是投資，期待以後得到回報；或者這本身就是對以前受之於人的等值報償。在具有這樣觀念的國家，就連父子之間也是如此。兒子幼年的時候得到父親的照顧，理應在父親的晚年或身後回報給他。任何一件事務上的關係都是一種民間契約，它通常都要求保證對等，一方承擔庇護的義務，另一方則承擔服務的義務。隻要雙方都獲利，誰也不會覺得自己所承擔的義務是一種犧牲。

　　在日本，為他人服務是相互的，不僅要求等量，還要求在等級關係上要相互承擔相輔相成的責任。這種自我犧牲的道德與美國完全相反。日本人特別反對基督教傳教士關於自我犧牲的說教。他們極力主張，有道德的人不應把別人的服務看成是對自己的壓抑。有位日本人曾跟我說：“那些你們稱為自我犧牲的事情，我們做的時候，往往是自己願意做的，或者認為就應該那樣做。我們絕不會感到遺憾。無論我們為別人作出了多少犧牲，我們也不會認為，那樣做的目的是提高我們的精神境界，也不認為應該以此得到回報。”日本人是以緊密細致的相互義務為核心來組織社會生活的，他們不在乎所謂的自我犧牲。他們要求自己履行義務，但傳統的關於相互義務的強製力卻阻礙了他們持有的自我憐憫和自以為是的感情，這種感情很容易出現在個人主義競爭的國家中。

　　所以，要想理解日本的自我修養習慣，美國人就必須對他們的自我訓練（Self-discipline）進行一係列外科手術，割除美國文化概念周圍纏繞的自我犧牲（Self-sacrifice）和壓抑（frustration）等贅生物。在日本，要想成為出色的運動員就要進行自我修養，像打橋牌一樣，絕不會把這種活動看成犧牲。雖然訓練是嚴格的，但這也是事物本身所固有的。剛出生的嬰兒雖然非常幸福，卻沒有體驗人生的能力。人隻有經過精神訓練（或稱“自我修養”）才能生活得充實，才能獲得體驗人生的能力。這就是通常所說的享受人生樂趣（only so he can enjoy life）。修養可以鍛煉丹田（自製力之所在），從而使得人生更加開闊。

　　日本人培養“能力”是因為他們要改善本人對生活的駕馭能力。他們說，人們也許會在修養初期感到難以忍受，但這種感覺很快就會消失的，因為他一定可以享受中間的樂趣，否則他就會拋棄修養。徒弟要在商業上卓越地發揮作用，少年要學習柔道，媳婦要學習並適應婆婆的要求。訓練的最初階段，人們對新要求會有些不習慣，會想逃避這種修養，這是可以理解的。但此時，他們的父親就會教訓他們說：“你希望得到什麽？想要體驗人生，就必須接受一些訓練；如果你放棄修養，也許會覺得愉快。但如果你陷入這種處境而受到社會的議論，我絕不會袒護你。”按照他們的說法，修養就是要去除身上的鏽。它會使人變成一把鋒利的刀。這是他們所希望的。

　　日本人如此強調自我修養對自己的好處，並不意味著他們在道德戒律中要求的那些極端行為不是嚴重的壓抑，也不意味著這種壓抑不導致攻擊性的衝動。在遊戲和體育活動中，美國人是可以理解這種區別的。為了打好牌，橋牌選手絕不會抱怨必須作的自我犧牲，也絕不會把為成為專家而花費的時間看做壓抑。盡管這樣，醫生們說，在下大注賭錢或爭奪冠軍賽時，精力的高度集中與胃潰瘍和身體過度緊張之間是有關係的。這種事情在日本人身上發生過。但是，由於相互義務觀念的強製力以及人們對自我修養有利自身的堅定信心，使得那些被美國人看做是難以忍受的行為，日本人卻可以接受。他們要比美國人有更大的勝任行為，不會給自己尋找借口，也不像我們那樣經常認為是別人導致了我們對生活的不滿。他們也不會因為沒有獲得美國人所謂的平均幸福（average happiness）而經常沉湎於自憐。他們經過訓練，變得比美國人更加關注自己身上的鏽。

　　比培養“能力”更高的自我修養境界是“圓熟”。西方人隻靠閱讀日本人所寫的有關著作是不大容易理解這類修養的技巧的，它往往不被西方學者所重視。它有時被稱為“怪癖”。一位法國學者在著作中認為這完全是無視常識，他說最講究修養的教派—禪宗是集嚴肅的荒謬之大成。但是，我們卻可以理解日本人試圖通過這種技巧所要達到的目標。對這個問題的探討可以幫助我們理解日本人的精神駕馭術。

　　日語中有一係列的詞匯來表達自我修養達到圓熟者的精神境界。詞匯中有些用於演員、宗教信徒以及劍術家，還有些用於演說家、畫家和茶道宗師。通常，它們的含義是相同的。我僅列舉其中的一個詞：“無我”。這是上流社會很流行的禪宗用語。它所表達的圓熟境界是指在意誌與行動之間毫無障礙，纖發悉除的體驗。不管是世俗的還是宗教的，它都像電流那樣從陽極放出直接流到陰極。沒有達到圓熟境界的人，仿佛有一塊絕緣板位於意誌與行動之間。日本人稱這個障礙為“觀我”、“妨我”。這種障礙經過特別訓練消除之後，圓熟者就完全意識不到自己正在做什麽了，好像電流在電路中自由流動而沒有任何障礙。這種境界就是“一點”（One-pointed），行為者的行為與內心所描寫的一模一樣。

　　在日本，普通的人也要努力達到這種“圓熟”境界。英國研究佛教的權威查爾斯·埃利奧特爵士（Sir Charles E1iot）在談到一位女學生時說：

　　她來到東京某著名傳教士的住處，要求做基督教徒。傳教士問她原因，她回答說，因為自己想乘飛機。傳教士讓她說說飛機與基督教之間的聯係，她回答說，她聽說坐飛機需要一顆非常鎮靜而遇事不亂的心，而隻有經過宗教訓練才能獲得這種心理。她覺得，基督教是宗教中最好的了，所以，她才前來求教。

　　日本人不僅把基督教和飛機聯係在一起，他們還把鎮靜、遇事沉著與應付考試、講演、政治生涯等都聯係在一起。在他們看來，對“一點”即集中和專注的培養對從事任何事業都有毋庸置疑的益處。

　　很多文明都發展這種訓練技巧，但日本人訓練的技巧具有獨特的特點。由於日本的修養術很多且都源於印度的瑜伽派，這就饒有興味了。至今，我們仍然可以看到日本的自我催眠、全神貫注以及駕馭五官的技巧與印度修行方法的親緣關係。對“虛靈”（心中不想）、“體靜”（身體不動），以及千萬遍地反複誦念同一句話和全神貫注於某一選定的目標，日本人也同樣重視。日本也使用印度的術語。不過，除了這些表麵上的共同點外，日本版的修養術與印度的卻沒有任何共同之處。印度的瑜伽是一個極端崇拜禁欲苦行的教派，他們認為這是一種從輪回求得解脫的方法。人除了這種解脫即“涅”外，再無解救之道。障礙是人的一種欲望。人隻有通過饑餓、受辱和自苦才能消除欲望。人通過這些手段可以超凡聖人獲得靈性，可以達到神人合一的境界。瑜伽修行即是一種鄙棄肉欲世界、逃脫人間無邊苦海的方式，還是一種掌握靈性能力的方法。苦行越是極端，就越能更快地實現目標。

　　日本是看布道這種哲學的。盡管是一個佛教大國，但在日本，輪回和涅的思想始終都沒有成為人民對佛教信仰的一部分。雖然有少數僧侶接受這種教義，但這從來沒有影響民間的思想和習俗。在日本，人們不會把鳥、獸、蟲、魚看做是人的轉世而禁止殺生，輪回思想也沒有影響到葬儀及慶祝誕生儀式。輪回和涅的思想都不是日本人的思想模式，不僅一般民眾沒有這種思想，僧侶們也把這種思想加工改製過了，因而這種思想也就消失了。有學問的僧侶們斷言，頓悟的人已經達到涅了，也就是說此時此地，鬆樹和野鳥也都能見涅。關於對死後世界的空想從來都沒有激起日本人的興趣。他們的神話講的都是關於神的故事，而不是已經過世的人。對佛教有關死後因果報應的思想，他們拒絕接受。在他們看來，不管是誰，就連身分最低賤的農民，去世後都能成佛。日本人把供在佛壇上的家屬靈位都稱為佛。沒有第二個佛教國家會這樣看待佛了。理解一個對一般死者用如此大膽的尊稱的民族當然不會追求涅之類的艱難目標。既然一個人無論如何都可以成佛，終生使肉體受苦或試圖達到絕對靜止的目標的努力就沒有必要了。

　　同樣道理，在日本，也沒有肉體與精神不相容的教義。瑜伽修行是一種消除欲望的方法，欲望是寄生在肉體之中的。日本人沒有這種教義，他們不認為“人情”（煩惱）是惡魔，他們認為感官享受是生活智慧的組成部分，唯一條件就是感官享受必須為人生重大的義務作出犧牲。在日本人對待瑜伽修行方法方麵，這一信條從邏輯上擴展到極端：不僅一切自虐性苦行被排除了，就連這個教派也不是禁欲主義的了。他們的悟者過的是隱遁生活，雖然被稱為隱士，但通常還是能和妻子一起在風景秀麗的地方過著安逸的生活。娶妻育子與超凡聖人沒有一點矛盾。在佛教的通俗教派中，僧侶是完全可以娶妻生子的。靈肉不相容的說教從不會輕易被日本人接受。由於自我修行和生活質樸才成為頓悟者，而不是因為破衣敝服、棄絕聲色之娛而成為頓悟者。日本的聖者整日吟詩、品茶、觀花賞月。現在的禪宗指示其信徒要避免“三不足”，即衣不足、食不足和睡不足。

　　神秘主義的修行是瑜伽哲學的最終信條，它認為可以把修行者帶到一種天人合一的境界。日本沒有這種信條。不管是原始民族、伊斯蘭教阿訇，還是印度瑜伽修行者或中世紀基督教徒，盡管他們有各自不同的信仰，但推行神秘主義的修行法者都異口同聲地說，他們已經達到了天人合一的境界，體驗到了人世所無的喜悅。這種神秘主義的修行法日本也有，但卻沒有神秘的色彩。這不意味著他們不會入定，他們也可以入定。不過，這種境界在他們看來是“一點”，而不是超凡入神。其他國家的神秘主義者說，五官會在入定時停止活動。禪宗的信徒卻不這樣認為，他們說，入定會讓六官達到異常敏銳的狀態。第六官位居心中，訓練能使它支配其他的五官。味覺、觸覺、視覺、嗅覺和聽覺在入定時都要接受特殊的訓練。禪宗修行者的一項練習是要聽到無聲的足音，並可以準確地跟蹤足跡；或者在三昧境界中仍然可以辨別誘人的美味。嗅、視、聽、觸、嚐都是輔助第六官，在這種境界中，人要學會使諸官皆敏。

　　在任何重視超感覺經驗的宗教中，這都是例外的現象。修禪者即使在入定狀態也不想脫於自身之外而像尼采描述的古代希臘人那樣，要保留自己的原樣，保持自己市民的名義。在日本佛教法師的言論中，有很多生動的闡述，其中高僧道元講得最精彩。他在13世紀開創的曹洞宗至今仍然是禪宗中最大、最有勢力的教派。在談到自己頓悟的時候，他說：“我隻知道眼晴橫在鼻子之上……在禪的體驗中並沒有神秘。好比時間自然流逝，太陽從東方升起，而月亮從西方落下。”禪學著作也不承認除了培養自我修養能力以外，“入定”還能傳授些別的什麽能力。一位日本佛教徒寫道：“禪宗並不讚同那種瑜伽派認同的冥想可以獲得超自然能力的荒謬說法”。

　　就是這樣，印度瑜伽派的各種基本觀點被日本人完全抹殺了。日本人的限定，讓人聯想到古希臘人。瑜伽派的修行方法被他們理解為自我修養以求完善自身的一種方法；是一種為達到“圓熟”境界，使人和自身行為毫無間隔的方法。這是一種自力更生的訓練。它的回報就在現時現地，人們可以不用多少力就能恰如其分而又有效地應付任何局麵；它能把人的恣意妄為控製得不躁不亂，不管是遇到外來的人身危險或內心的激動，人們都不會失去鎮定。

　　這種訓練不僅對僧侶而且對武士也有益處。實際上，正是武士把禪宗作為自己的信仰。像日本這樣用神秘主義的修行法來訓練武士單騎作戰，這在任何地方都很難發現了。從禪宗開始發生影響之時起，日本就一直如此。12世紀，日本禪宗開山鼻祖榮西的巨著就取名《興禪護國論》，而且為了達到目標，禪宗訓練了武士、政治家、劍術家和大學生。好比查爾斯·埃利奧特爵士所說的那樣，中國的禪宗史上沒有任何人會想到，有朝一日，傳到日本的禪宗竟然會成為軍事訓練的手段。和茶道、能樂一樣，禪宗完全成了日本式文化。人們可以設想，在十二三世紀的動亂年代，這種主張是內心直接的體驗而不是從經典中尋求真理的冥思，神秘的教義流行於逃避塵世災難的僧院中，人們卻不會想到武士階級會把它作為喜愛的生活準則。

　　包括佛教和道教在內的日本許多教派都對冥想、自我催眠和入定的修行方法作了特別的強調。這種訓練的成果被其中有些教派看成是上帝的恩寵。其哲學基礎建立在“他力”之上，即要靠仁慈上帝的幫助。以禪宗為主的有些教派則主張依靠自己的力量，要自己幫自己。他們常教導人們說，潛力存在於自己內部，唯有靠自己的努力才能增強潛力。日本的武士們發現這種教義很符合他們的性格。無論是作為一個僧侶，還是政治家、教育家，他們所從事的這類工作都用禪宗修行法來加強一種樸素的個人主義。禪宗的教義非常明確：“禪所求者，唯在己身可發現光明，不允許有任何阻礙。除去途中一切孽障……遇佛殺佛，逢祖滅祖，遇聖剿聖。唯此一途，可以得救。”

　　探索真理的人不能接受任何間接的東西。無論是佛陀教導、祖宗經典、還是神學。三乘十二因緣教都是一堆廢紙。雖然不能說研究它一點用也沒有，卻無法自心靈光一閃，隻有靈光一閃才能讓人頓悟。有一本禪語對答的書中說到弟子求禪僧講《法華經》。禪僧講得很好，弟子對此卻失望地說：“怎麽這樣，我還以為禪僧蔑視經典、理論和邏輯體係呢！”禪僧回答道：“禪並不是一無所知，隻是相信真知存在於一切經典文獻之外罷了。你不是來求知的，隻不過是問經的罷了。”

　　禪師們傳授的傳統訓練的目的是教弟子如何求得“真知”從而頓悟。訓練不僅有肉體的，還有精神的。無論是哪一種，最終都必須在內心收到效果。劍術家的修禪就是一個很不錯的例子。他必須經常練習基本擊刺，但這隻是“能力”的範疇，他還必須學會“無我”。剛開始，他首先被命令站到地板上，把精神都集中在腳下那塊支持身體的幾英寸的地板上。這塊室內窄小地板逐漸上升。之後，劍術家要學習像站在院子裏那4英尺高的柱子上那般。當他可以坦然地立在那根柱上時，他就獲得真知而頓悟了。他的心已經順從己意，不會再有眩暈感或摔跌的顧慮了。

　　日本的這種立柱術改造了人們所熟悉的西歐中世紀聖西蒙派的立柱苦行術，把它從一種苦行變成一種有目的的自我訓練。各種肉體訓練都必須經過這種改造，無論是修禪還是農村中的諸多習慣。潛入冰水或站在瀑布下之類的苦行修煉存在於世界上的許多地方。有的是為了鍛煉肉體，有的則為了祈求上帝的憐憫，還有的是為了進入恍惚狀態。在天亮之前站在或坐在冰涼刺骨的瀑布之下，或者冬夜用冷水洗澡三次，這些都是日本人喜好的耐寒苦行，目的是鍛煉自我。求道者的目的是把自己訓練成能夠不受任何幹擾而繼續冥想的境界。當他已感覺不到水的冰冷，身體能夠在寒夜淩晨也不顫抖的時候，他也就“圓熟”了。除此之外，他不講求任何裨益。

　　同樣的道理，精神訓練也要適合個人。你可以向老師請教，但老師卻不會像西方意義上那樣教導你。弟子不可能從自身以外學到任何有意義的知識。老師與徒弟討論，但不會溫和地對弟子加以引導，使他達到新的智慧境界。老師越粗暴，人們就越認為他有幫助。倘若師父猛地打掉弟子剛送到嘴邊的茶杯，或者將弟子摔倒在地，或者拿銅如意敲打弟子的指關節，弟子就會像通上電流一樣頓悟。這是因為，這樣打掉了他的自我滿足感。這類故事曾多次出現在僧侶的言行錄中。

　　一種經常使用的使弟子拚命努力而開悟的辦法是“公案”，按照字麵的理解就是“問題”，傳說有1700個“公案”。“禪僧逸話”中說，有不少人花費7年時間來研究解決一件公案。求得合理的答案並非公案的目的。譬如“設想孤掌獨鳴”，或“緬思未生兒時母”；以及“背負屍體而行者誰？”“朝我而來者何人？”“萬法（萬物）歸一，一又何歸？”等。十二三世紀以前，這些禪問曾在中國使用過。日本在引進禪宗的同時也引進了這種方法。在中國，公案已宣告絕跡，而在日本，它卻成了達到“圓熟”的最重要的訓練手段。禪的入門書尤其重視公案。“人生的困境隱藏在公案中”。他們說，思考公案的人就如同被趕入絕境的老鼠，或是想吞熱鐵球的人，想叮鐵塊的蚊子，他進行忘我的努力，最終，除去了橫在自己心靈與公案之間的“觀我”屏障，就像一股閃電，心與公案合二為一，他就頓“悟”了。

　　讀了這些使人極度緊張的精神材料，如果你想要從中尋找他們全力以赴的努力所得到的偉大真理，那麽你一定會覺得失望。南侯用了8年時間來思考“朝我而來者何人？”最終，他想明白了。他得到這樣的結論：“說此地有一物，旋即失之矣。”然而，禪語的啟示也有一般定式，以下幾句問答中，我們可以窺知一二：

　　僧問：“如何才能逃避生死輪回？”

　　師答：“是誰束縛了你？（就是是誰把你綁在輪回上的？）”

　　他們說，中國有一句有名的俗語，就是“騎牛找牛”。他們要學的不是織網，而是如何使用那些捕捉魚獸的工具。用西方的術語來表達，就是他們學的是二難推理，兩個都與主題沒有關係。目的在於讓人頓悟：隻要打開心胸，現存手段就可以實現目標。一切皆有可能，無需借助外力，隻需反求諸己。

　　公案的意義對於日本人來說，不在於這些真理的探索者如何找到真理（與全世界神秘主義者的真理是相同的），而在於他們探索真理的方式。

　　人們把公案稱為“敲門磚”。“門”就裝在蒙昧的人性周圍的牆壁。這種人性對現存手段是否夠用存在擔心，總是存在幻覺，認為許多人正關注著自己，並準備發表著褒貶評論。這堵牆即日本人感之頗切的“恥感”。一旦把門用磚砸開，人就到達了自由天地，磚則因此失去了用途，公案也無須解答了。日本人的道德困境隨之得以成功解脫。他們拚命鑽牛角尖，為了修行成為“咬鐵牛的蚊子”，最終，恍然大悟。“義務”與“情義”之間沒有牆，“情義”與“人情”沒有牆，“正義”與“情義”之間也沒有牆。他們找到一條出路，從而得到了自由，從此就能充分地體驗生命了。他們到達了“無我”的境界。他們的修養成功地實現“圓熟”的目標。

　　研究禪宗的泰鬥鈴木（大拙）解釋“無我”為“無為意識的三昧境界”，“不著力、無用心”，“觀我”消失了，人失去自身，也就是自己不再是自身行為的旁觀者。按照鈴木的觀點，意識一覺醒就一分為二：行為者和旁觀者，兩者勢必發生衝突。因為，行為者的我要求擺脫旁觀者的我給予的約束。一旦“悟”了，弟子就發現，既沒有“觀我者”，也沒有作為無知或不可知之量的靈體，除了目標本身和實現目標的行動外，一切都不存在。如果人類行為研究者改變一下表述方式，他們就能更具體地道出日本文化的特性。就如一個孩子，被嚴格地訓練來觀察自己的行為，關注別人的評論並據此判斷自己的行為。作為觀我者，他很容易受傷，一旦升華而到了靈魂的三昧境界，他就消除了這個容易受刺傷的自我，不再意識到“他在有為”了。此時，他就覺得成功地修養了自己的心性，就像舞劍術的人站在4英尺高的柱子上都可以毫無畏懼一樣。

　　畫家、詩人、演說家和武士都采用這種訓練方法來達到“無我”的境界。他們所學到的並不是無限，而是關於有限的、清晰的、不被幹擾的感受；換句話說，就是學會對手段與目標進行調整，用不多不少的恰當努力，恰如其分地實現目標。

　　就是連一點都沒有被訓練過的人也有一種“無我”的體驗。當欣賞能樂和歌舞伎的人完全忘我地陶醉在劇情中時，也可以說這個時候他失去了“觀我”。他手掌是汗，覺得這是“無我的汗”。在接近目標將要投下炸彈之前的時候，轟炸機的飛行員也滲出“無我之汗”。他並沒有意識到自己在做，他的意識中並沒有作為旁觀者的自我。當高射炮手全神貫注地偵察敵機時，他周圍的世界就全都消失了，也同樣會出“無我之汗”並失去“觀我”。當人們身處這些場合，達到這種狀態的時候，他們都進入了最高境界。這些就是日本人的觀點。

　　上述論述雄辯地證明，日本人把自我監視和監督看做是多麽重大的壓力。他們說，這種牽製一旦消失，就會感到自由而有效率。美國人把所謂“觀我”等同於內心的理性原則。所以他們以臨危不懼、保持機智而自豪。對日本人來說，要讓靈魂升華到三昧境界，忘掉自我監視的束縛，才能感覺到頸上的石枷解脫了。由此，我們看到的是，日本文化在心靈深處一再地灌輸謹小慎微的原則；而對此，日本人卻極力辯解並宣稱：三昧境界使心理重荷消失，人的意識達到更加有效的境界。

　　對這種信條的最極端的方式（至少西方人聽來如此），是日本人對“就視死為活著”的人表現出了高度的讚賞。如果把“就視死為活著”按字麵意思翻譯成西方語言，也許就是“行屍走肉”吧。可是，這句話在任何西方語言中都是很討厭的。這是說一個人已經死了，在人世隻留下一具軀殼，再也沒有了活力。日本人講“就視死為活著”的意思是說這個人已到達了“圓熟”的達觀境界。在日常的勸勉和鼓勵中，這句話被經常使用。人們鼓勵苦惱於中學畢業考試的少年時，會說：就當你自己已經死了，這樣就容易通過了。鼓勵從事商業交易的人時，也是這樣，朋友會說：就當已經死了而幹下去。當一個人陷入嚴重的精神苦惱而看不到一線希望時，也經常懷著就當死了的決心生活。日本戰敗後，被選為貴族院議員的基督教領袖貿川（豐彥）在自傳小說中說道：“就像是被魔鬼纏身了一樣，他每天都躲在自己房間哭泣。那爆發性的抽泣已接近歇斯底裏的程度。一個半月中，苦痛一直在持續，但是，生命終於獲勝了……他要自己帶著死的力量而活下去……他就當自己已經死了那樣投入到戰鬥中去……他決心要做一名基督徒。”戰爭期間，日本軍人喜歡說：“我決心就當自己已經死了，來報答天皇的恩澤。”這句話的後麵還包括了一係列行動，比如出征前要為自己舉行葬禮；發誓要把自己的身體變成硫黃島上的一土；決心與緬甸的鮮花一起凋落；諸如此類。

　　“就當已死去而活著”的態度隱蔽地包含了以“無我”為根基的哲學。在這種狀態中，人會消除一切自我監視，一切的恐懼和戒心也沒有了。他已經死去了，也就是說不必再考慮行為是否恰當了。當死者不必報“恩”的時候，他們就自由了。所以，“我要當自己已死了那樣活著”，這句話意味著要完全擺脫一切矛盾和衝突，也意味著：任何事情都不能束縛我的活動力和注意力了，我可以無所畏懼地去實現目標。我和我的奮鬥目標之間已經不再有觀我和一切恐懼的重荷了。以前，我奮力追求的時候，一直煩擾我的緊張感和消沉傾向也都消失了。現在的我可以為所欲為了。

　　根據西方人的說法，日本人排除了在“無我”及“就當已死”的習慣中的意識。他們所謂的“觀我”、“妨我”才是對一個人行為進行判斷的監督者。這明顯地表明了東西方人心理的差異。當我們說一個美國人沒有良心的時候，是說他在幹壞事時已經不再有罪惡感了。而在日本使用同類詞語時，指的卻是這個人不再感覺緊張，不再受到妨礙了。同一個詞，在美國形容的是壞人；在日本形容的卻是好人，有修養的、能最大限度發揮能力的人，以及可以完成最困難工作、獻身於無私行為的人。是罪惡感在驅使美國人行善，一個人若良心已經麻痹，就不會再有罪惡感，就會成為反社會的人。對這個問題的分析，日本人並非如此。根據他們的哲學，善存在於人內心深處，如果內心衝動可以直觀地表現為行動，很自然地，他就會實踐德行。於是，他想努力修行，為了“圓熟”，以求消滅自我監視的“羞恥感”。隻有達到這種境界，才能消除第六官的障礙，這才算是對自我意識和矛盾衝突的徹底揚棄。

　　如果脫離日本人在文化中的個人生活經驗來考察他們的這種自我訓練的哲學，那麽你很有可能麵臨一個不解之謎。就像前麵所說的那樣，那種被他們稱為“觀我”的羞恥感給日本人身上增添了異常沉重的壓力。如果不考慮日本人教育孩子的方式，就不能弄清楚他們的精神駕馭術的真正哲學含義。任何文化的道德規範總是要通過語言以及長者對後代的態度來一代代傳承下來，使其流傳。如果不對一個國家的育兒方式進行研究，局外人就很難理解該國生活中的一些重大問題。直到本章結束，我們敘述日本民族對人生的觀點時都隻是從成人的角度出發的。日本人培育後代的方式將使我們更加清楚地了解這些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