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與刀

第九章 人情的世界

　　晨浴、藝伎與酒食，日本人對自我的約束雖然格外嚴格，但他們對感官享樂絕對寬容。隻是享樂也必須有限度，不能縱情沉溺其中。於是，日本人把生活變得很難處理，他們像藝術品一樣培養肉體的享樂，又犧牲享樂去獻身於義務。

　　在本的道德準則要求回報義務和自我約束，並且堅決地把私欲譴責為罪惡，要求人們把它從內心根除掉。古典佛教的教義就是如此要求的。不過，日本的道德準則對感官享樂的寬容程度卻是令人驚異的。日本是世界上聞名的佛教國家之一，但其道德倫理與釋迦及佛典卻是對立的。日本人滿足私欲幾乎不受譴責。他們不是清教徒。他們認為肉體的享樂是件值得培養的好事。他們追求並尊重享樂，然而，享樂也必須有限度，不能侵犯人生的重要事情。

　　日本的這種道德準則經常使人們的生活處於高度緊張狀態中。印度人比美國人更能理解日本人容許感官享樂的意義。在美國人看來，享樂不是必須學習的，他們認為拒絕沉溺於感官享樂是在克製已知的誘惑。但事實上，跟義務一樣，享樂也是需要學習的。在很多文化中，享樂本身並不需要經過學習，所以人們就很容易獻身於犧牲自我的義務。有時極度限製男女間的肉體吸引，使家庭的圓滿生活絲毫沒有受到威脅。在這些國家中，家庭是基於另外一些其他考慮成立的。一方麵，日本人培養肉體享樂，另一方麵他們又規定不能縱情沉溺其中。他們把享樂作為嚴肅的生活方式。這樣，日本人把生活變得很難處理，他們像藝術品一樣培養肉體的享樂，在品嚐其中的趣味後，又犧牲享樂，獻身於義務中。

　　日本人最喜歡的一種肉體享受就是洗熱水澡。從貧窮的農民、卑賤的傭人到富豪貴族，他們每天傍晚都要浸泡在滾燙的熱水中，這是生活常規之一。最常見的浴槽是木桶，下麵燒著炭火，水溫可達華氏110度甚至更高。入浴前他們先把身體洗淨，然後全身浸在熱水中，盡情享受溫暖與舒適。他們在桶中像胎兒那樣抱膝而坐，讓水浸至下頜。他們每天洗澡，像美國人那樣重視清潔，享受這中間的藝術情趣，這是世界其他各國的洗澡習慣無法相比的。他們自己說這種情味隨著年齡的增長而越發濃鬱。

　　城鎮中，人們可以到像遊泳池那樣大的公共浴池中洗澡，並和澡伴說笑；農村裏，婦女們輪流在庭院裏燒洗澡水，供幾家人輪流入浴。即使洗澡時被人看到，他們也不在乎。在上流家庭，洗澡也必須按照嚴格的順序入浴。首先入浴的是客人，依次是祖父、父親、長子，最後才是家裏最下等的仆傭。出浴時全身像煮熟的蝦子一樣緋紅。浴後，合家人聚在一起，共同享受晚餐前的輕鬆愉悅。

　　與把熱水澡當做人生一大享樂一樣，日本人也同樣重視“鍛煉”，其傳統包括最嚴厲的冷水浴。他們通常稱洗冷水浴為“寒稽古”（冬煉）或“水垢離”（冷水洗身鍛煉），至今這種風俗仍然十分盛行，但已經不是過去的傳統形式了。過去，他們必須在黎明前出發，要坐在冰涼的山間瀑布之下。寒冬之夜，在沒有取暖設備的房間裏往身上潑一些冰涼的冷水，這是非同一般的苦行。帕西瓦爾·洛厄爾（Percival Lowell）對這種19世紀90年代盛行的習慣進行了描述。如果有人希望能夠成為獲得醫治疾病或預言未來的特殊才能，而又不想去做僧侶或神官，那麽他就應該在寢前進行“水垢離”。淩晨二點鍾，眾神入浴的時間，還要起床再做一次。早晨起床、中午以及日落時都要各做一次。這種黎明前的苦行在那些急於學習樂器或其他手藝用以謀生的人中特別盛行。此外，人們為了鍛煉身體常把身體裸露於嚴寒中。據說練習寫字的孩子尤其要經受這樣的鍛煉，哪怕把手指凍僵或長凍瘡。現代日本的小學裏沒有取暖設施，他們說這樣有利於鍛煉孩子們的意誌，使他們將來能夠忍受人生的各種艱辛。西方人對日本孩子印象更深的則是他們經常感冒、流鼻涕，因為這種習慣隻能導致如此的結果。

　　日本人另一種愛好是睡眠，這也是日本人最熟練的技能之一。不管用什麽姿勢，也不管在我們認為根本不能入睡的任何情況下，他們都能舒舒服服地睡著。很多研究日本的西方學者對此驚奇不已。美國人把失眠和精神緊張看成是等同的狀態，依據我們的標準衡量，日本人的狀態應該是高度緊張的，可他們卻能在任何情況下毫不費力地熟睡。他們晚上很早就睡覺了。東方各國很少有早睡的習慣。日落不久，日本的村民們就都入睡了。我們把早睡當成為明天積蓄精力；而他們早睡卻並不是為了這樣，他們沒有這種打算。一位對日本人非常了解的西方人寫道：“到了日本，你必須拋棄那種認為今晚睡眠與休息是為明天準備工作的念頭，你必須將睡眠與解除疲勞、休息和保養等問題區分開來。”睡眠就像一項工作提議，是自成一案，與任何所知生死之事無關。美國人認為睡眠是為了維持體力。我們中的大多數人，早上醒來的第一件事就是計算一下昨晚一共睡了幾個小時。睡眠的長短會告訴我們，白天可以有多少精力和多大效率。日本人睡覺卻不是為了這些。他們隻是喜歡睡覺，隻要沒人打擾，他們就高高興興地入睡。

　　同樣的，他們對犧牲睡眠時間也是毫不吝惜的。學生們準備應考時會通宵達旦地用功，根本不考慮充足的睡眠更有利於應付考試。在軍事訓練中，睡眠時間完全服從訓練。杜德（Harald Doud）大尉曾於1934年至1935年間供職於日本陸軍，他在談及與手島上尉的一次談話時說，部隊在演習中經常是連續三天兩夜地行軍，中間隻有10分鍾小憩和短暫間歇可以打個盹，其他時間一點都不能睡。有時候，士兵們邊走邊打瞌睡。有一個少尉在行軍中睡著了，以至於撞到路邊的木堆上，引得大家笑起來。等到回到了兵營，還是不能睡，士兵們又都被分配去站崗或巡邏。我問：“為什麽不讓一部分人去休息呢？”上尉回答說：“哦，用不著，他們都知道如何睡覺，現在不是要訓練他們睡覺。”這些話簡潔生動地表達出了日本人的觀點。

　　在日本，吃飯跟取暖、睡覺一樣，既是一種享樂式的休息，同時也是一種嚴格的訓練。閑暇時，日本人喜好做各種菜肴來品嚐，一道菜隻有一羹匙的量，但卻非常講究色和味。但在另外的情況下，他們又非常強調對吃飯的訓練。埃克斯坦（G。Ecks-stein）曾引用日本一位農民的話說，“快吃快拉是日本人的最高德行之一”。吃飯被認為不是什麽大事……吃飯隻是出於維持生命的需要，所以，應當盡快吃完。對孩子們，尤其是對男孩，總是催他們盡量快吃，而不像歐洲人那樣，勸孩子們慢慢地進食。訓練僧侶的佛教寺院裏麵，飯前舉行的感恩祈禱中，僧侶們必須把食品視為良藥。換句話說，對於正在修行的人，吃飯不是一種享樂，而是必需的東西。

　　按照日本人的觀點，強行絕食是測試意誌是否堅強的好方法。正如卻暖棄眠，絕食也表示可以忍受苦難，就像武士“口含牙簽”那樣。一個人能夠經受住絕食的考驗，體力不但不會因熱量和維生素的缺乏而下降，反而會因為精神的勝利而提高。日本人並不認同美國人所承認的營養與恢複體力的對應關係。所以才有戰時東京廣播電台對在防空洞內避難的人們宣傳體操可以讓饑餓者恢複體力和元氣這類事情的發生。

　　雖然浪漫主義的戀愛與日本的婚姻方式和家庭義務截然相反，但它也是日本人培養的另一種“人情”，並已成為日本的一種習慣。這類題材充斥在日本的小說中。小說中的主角都是已婚人士，和法國的文學作品一樣。日本人喜歡閱讀和談論的話題是為情而死。10世紀的《源氏物語》是一部傑出的描述愛情的小說，毫不遜色於當時世界上任何國家發表的偉大小說。該書講述了封建時代的大名以及武士們的戀愛情感的故事，書中充滿著浪漫主義色彩。在日本，愛情仍是現代小說的主要題材，這與中國文學存在很大的差異。中國人忌諱論及浪漫主義的愛情和性的享樂，避免造成人際間的很多糾紛，家庭生活也十分平穩和諧。

　　在這方麵，和中國人相比，美國人要更能理解日本人。不過，這種理解是表麵的。在日本並不存在對性享樂的許多禁忌。在這個領域中，日本人並不講究倫理道德，但我們還是要講的。在他們看來，“性”和其他的“人情”一樣，隻要把它放在人生的低微位置上就可以了。“人情”是無所謂罪惡的，因而也就沒有必要對性的享受講究倫理道德。英美人認為日本人珍藏的有些畫冊帶有淫穢的色彩，覺得吉原（即藝伎和妓女集中地）是個悲慘的地方。日本人一直十分重視這種評論。在與西方人接觸初期，他們就十分關注外國人的這種評論，並製定了相關法律，以使他們的習慣向西方標準靠攏。然而，文化上的差異是不可能被任何法律消除的。

　　有教養的日本人完全知道，有些事情，在他們看來並不是那麽的不道德和猥褻，但是在英美人眼中卻是不一樣的。不過，他們還沒有完全意識到，在我們對“性”的態度與他們那種人情不能侵入人生大事的信條之間橫亙著一條巨大的鴻溝。這一點也正是為什麽我們難以理解日本人那樣對待戀愛和性享樂的態度的根源所在。屬於妻子的範圍和屬於性享樂的範圍，日本人分得異常清楚，並且對兩個範圍公開而坦率。美國生活中則不是那樣的，屬於妻子的範疇是可以公開於世的，而另一個範疇就隻能避人耳目了。日本人對待兩者的區別是，前者是屬於人的主要義務的世界，後者則是屬於不足掛齒的消遣世界。這種範圍的劃定“各得其所”，使得無論是家庭中的模範父親還是市井中的登徒子，這兩類活動都適用。和我們美國人不同，日本人的理想並不是把戀愛和結婚看成是一件事。我們所讚賞的戀愛是建立在選擇配偶的基礎之上的，結婚的最好理由就是相愛。婚後，如果丈夫與其他婦女發生肉體上的關係，那就是對妻子的侮辱，因為他把原本歸屬於妻子的東西給了別人。日本人卻不這樣認為，他們在選擇配偶問題上聽命於家長，會盲目地結婚。丈夫與妻子必須遵守清規戒律。即使在十分融洽的家庭裏，孩子們也絕不會看到父母之間的性愛表現。正如某雜誌中一位現代日本人所說的那樣：“在我們國家裏，結婚的真正目的是生兒育女和傳宗接代，其他任何目的，都隻能是曲解結婚的真正含義。”

　　然而，這絕不是說日本的男人就隻是生活在這種生活裏。他們一有錢就會去尋找情婦。他們和中國有很大差別，從不把自己迷戀的女人帶到家裏，不會讓她成為家族的一員。如果這樣做，兩種理應分開的生活範圍就混為一談了。他的情婦或者是精通音樂、舞蹈、按摩以及其他技藝的藝技，或者是妓女。無論是哪一種人，這個男人都要同情婦的雇主簽訂契約，以保證女方得到金錢報酬並防止女方被遺棄。他會為她另覓新居。隻有在女的有了孩子，並且男人希望與這個孩子同自己家庭的孩子一起被撫養的時候，他才會破例地把女人接到家裏來。這個女人進入男方家裏後，不是妾，而隻是一個傭人。孩子們把明媒正娶的夫人稱為母親，生母與孩子的關係不被承認。日本與中國那種已成為傳統習慣的東方式的一夫多妻製有明顯的不同。甚至是空間上，日本人對家庭義務與“人情”的處理都是涇渭分明的。

　　在日本，隻有上流階級才有錢包養情婦。大多數男人隻是偶爾和藝伎或妓女玩樂。這種玩樂完全是公開的。妻子會為夜遊的丈夫梳洗裝扮；妓院可以把賬單送給妻子，妻子要照單付款，看成是理所當然。可能妻子會對此感到不高興，但也隻能是自己煩惱。跟到妓院相比，到藝伎處玩樂花錢更多，但和藝伎玩樂一宿的費用是不包括性行為的。他所享受的樂趣就是欣賞訓練有素、衣著入時、舉止得體的美女的款待。如果男方想要進一步接觸某一位藝伎，他就必須成為這位藝伎的保護人，簽訂契約約定這位藝伎是他的情婦；或者男方的魅力迷人可以打動藝伎自願獻身。當然，與藝伎共度一夜也絕不能排除色情之事，藝伎的舞蹈、風趣、歌謠以及儀態都是傳統的，富有挑逗性，而且可以表現出上流階級所不會表現的一切。這些都是人情世界中的事情，是對孝的世界的一種解脫。沒有不去縱情享樂的理由，但在享樂的同時必須分清這兩個領域。

　　妓女大都住在花街柳巷裏。與藝伎玩樂後，餘興未盡的人還可以再到妓院去尋歡作樂。因為妓院所需費用低，沒錢的人便滿足於這種玩樂而放棄與藝伎尋歡。妓院外麵都掛有妓女的照片，遊客常常毫不避諱地當著眾人長時間地麵對照片品評挑選。妓女的身分低賤，地位不如藝伎高。她們大都是因家境貧寒而被賣到妓院的，沒有像藝伎那樣受過嚴格訓練，懂得藝術。以前，在日本人還沒有留意到西方人的非議，破除舊習慣之前，妓女會親自坐在顧客麵前，用毫無表情的麵容麵對著顧客，任其挑選肉體商品。現在則用照片取代了。

　　男人可以挑選一位妓女，與妓院簽訂合同，成為她唯一的保護人，妓女就變成了他的情婦，這種妓女受到契約的保護。對於女侍或女店員不簽訂契約就變成某人的情婦的，這種自願情婦是最沒有保障的。她們大都是經過戀愛才與男方結合的，被公認的義務世界排除在外。日本人在讀到美國關於年輕婦女被情人拋棄，嬰兒繞膝、悲傷失意的故事或詩歌時，他們會將這些私生子的母親等同於日本的自願情婦。

　　同性戀也屬於傳統“人情”的一部分。在舊時代的日本，同性戀是武士、僧侶等上層人公認的一種享樂。明治時期，為了贏得西方人的讚許，日本宣布很多舊習俗為非法。那時，規定同性戀也要被懲處。然而，這種習慣至今卻仍被認為是“人情之一”，不值得鄭重對待，隻是必須限定在一定範圍裏，隻要不對家庭關係構成妨礙。所以，雖然有日本男人自願做職業男妓，也不必擔心會出現西方人所謂的那種一個男人或一個女人變成同性戀愛者的危險。日本人對美國存在著成年男子扮演同性戀的被動角色感到奇怪。在日本，成年男子選擇的對象是少年。成年人認為扮演被動角色是件有損人格的事情。日本人有自己的界限，他們知道什麽事可以做而又不傷害自尊，隻不過他們的界限與我們的不同罷了。

　　酗酒也是被許可的“人情”之一。日本人認為美國人發誓要絕對禁酒是西方的怪誕行為。對於我們地方上號召的禁酒活動，他們也同樣看待。飲酒是一種任何正常人都不會反對的樂趣，它隻是一種微小消遣，所以正常的人絕不會被它所困。依據他們的觀點，就像沒有必要擔心成年男人會變成同性戀者一樣，也不必擔心飲酒會變成醉鬼。在日本，酒精中毒也確實沒有成為一個社會問題。喝酒是一種愉快的消遣，所以，家庭和社會並不厭惡喝醉的人。他們不會亂來，也不會有人認為他們飲酒後會打自己的孩子。一般經常看到的是，他們縱情歌舞，掙脫一切嚴格的禮儀束縛，無拘無束地暢飲。在城市的酒宴上，人們則喜歡坐在別人的膝蓋上飲酒。

　　古板的日本人對飲酒和吃飯是區別對待的。農村的宴會上，倘若一個人開始吃飯，就意味著他不會再喝酒了。他已經涉足另一個世界了，這兩個世界的區別是很清楚的。人們在自己家裏的時候，有時也會在飯後喝酒，但絕不會邊喝酒邊吃飯，喝酒和吃飯要分先後享受。

　　日本人信奉的神也有如此明顯的善惡兩麵性。最著名的神素盞鳴尊是天照大神（女神）的弟弟，是位迅猛的男神。他對自己的姐姐非常粗暴，這在西方神話中可能被稱為是魔鬼。天照大神懷疑素盞鳴尊是懷著不良動機到自己的房間來的，想把他趕出去。但他放肆地胡鬧，當大神與侍者正在飯廳裏舉行嚐新儀式時，他就在天照大神的飯廳裏隨意大便。他毀壞稻田的田埂，犯下滔天大罪。更可惡的，也是最不被西方人理解的是，他竟然在姐姐的臥室的上端挖個窟窿，從中放入“倒剝皮”的斑駒（即男性生殖器）。因為素盞鳴尊幹了這麽多壞事，他被諸神審判，處以重刑，被趕出了天國，流放到黑暗之國。然而，在日本，他仍是眾神中一位討人喜愛的神，受到了人們應有的尊敬。雖然世界神話中不難發現這樣的神，但他卻還是被高級的倫理宗教排除在外的，因為把超自然的東西劃分為善惡兩個世界，分清是非曲直，會更符合善與惡的宇宙鬥爭哲學。

　　日本人始終明確地否認，德行包括與惡勢力作鬥爭。就像幾百年來他們的哲學家和宗教家們一直闡述的那樣，他們覺得這種道德標準不適合日本。他們極力宣布，這正證明了日本人道德的優越性。他們說，中國人不得不建立起一種道德標準，提高“仁”即公正、慈愛的行為的地位，將其作為一種絕對標準。把“仁”作為標準，能發現一切有缺點的人或行為的不足。他們說由於中國人的劣根性，所以需要這種人為的手段來約束。對中國來說，這種道德標準是好的。18世紀偉大的神道家本居宣長就是這樣宣布的。近代的佛學家及國家主義指導者們也以發表論著或舉行講演的形式來談論同樣的主題。他們說，日本人性本善，值得信賴，無須和自己惡的一麵作鬥爭，隻要潔淨心靈的窗口並讓自己的舉止適合各種場合就可以了。他們容忍自身汙穢，也很容易清除這些汙穢，性善的一麵會再度生輝。跟其他任何國家的佛教相比，日本的佛教哲學都更加堅持人人皆可成佛的主張，道德標準不在佛經中，它是打開自己悟性和清淨無塵的心靈之窗。那麽，為什麽要自我懷疑心靈中的發現呢？惡並不是人天生具備的。基督教聖經的《詩篇》中說：“我是從罪孽中出生的，還在母親胚胎中的時候就有罪了。”在日本，沒有此類神學，他們不會對人的墮落進行說教。“人情”是上天賜予我們的幸福，不應被譴責。不論是哲學家還是農民都不該譴責。

　　聽到這些，美國人會認為這種論點必將導致另一種自我放縱的縱欲哲學。但是，就像前麵所說的那樣，日本人把履行義務看做是人生的最高任務。他們承認，報恩就意味著要犧牲個人的欲望和享樂。在他們看來，將追求幸福看成是人生重大目標的想法是令人吃驚的，是沒有道德的。幸福僅僅是一種消遣，倘若鄭重對待，把幸福與否作為判斷國家和家庭的標準那是不可思議的。人們早就預想到，要履行“忠”、“孝”及“情義”的義務就要經常忍受苦難。雖然這會讓人生充滿艱辛，但對此他們作了充分的準備。一些享樂在他們看來根本就不是壞事，但他們卻要經常放棄，這是要有堅強的意誌才能做得的。在所有美德中最為他們頌揚的正是這種堅強的意誌。

　　日本人的這種傳統也表現在描寫現代日本戰爭的電影中。美國人在看過這些電影後會說，這是他們所看到的最好的反戰宣傳片。這是典型的美國式反應。因為自始至終這些電影講的都是犧牲與苦難，閱兵式、軍樂隊、艦隊演習以及巨炮等鼓舞人心的場麵在電影中是不會出現的。不論是描寫日俄戰爭還是中國事變的影片，都是一副格調：行進在泥濘中的軍隊，淒慘的苦戰和勝負未決的煎熬等等。在銀幕上，你不會看到勝利的鏡頭，甚至連士兵們高喊“萬歲”的衝鋒也找不到；看到的是深陷泥濘的場景，是夜宿中國小鎮的場麵，是描寫一家三代，曆經三次戰爭而幸存者的代表，他們已經變成殘廢、瘸子或是盲人。再看到的是士兵死後，家人聚集在一起悲悼丈夫或父親的場麵，他們失去了維持生計的人，卻仍然要鼓起勇氣活下去。我們在日本電影中看不到英美騎兵動人的場景，也很少能看到描述傷殘軍人恢複健康的事例，電影中甚至連戰爭的目的都不會涉及。對日本觀眾而言，隻要銀幕上的角色無時無刻不在盡全力報恩，就已經足夠了。因此，這些電影其實是日本軍國主義者的宣傳工具。製作電影的人知道，這些電影不會激起日本觀眾的和平反戰情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