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與刀

第八章 洗刷汙名

　　報複與自殺，以及這兩個極端方式中的很多方式，都是日本人維護榮譽所采取的手段。日本人就是這樣想的：一個正派的人會同時感受到恩情和侮辱，並對兩者都要認真回報。隻要一個人遵守“情義”、洗刷汙名，就決不能說他犯有侵犯之罪，他隻不過是算清舊賬罷了。

　　所謂對名分的“情義”，也就是使名聲不被玷汙的義務。一係列德行列德行構成了這一“情義”。這些德行在西歐人看來，有的是互相矛盾的；但對日本人來說它們卻是完全統一的。因為這類義務不屬於恩的範圍，不需報恩，也不涉及以前受恩於人的問題，這隻是保持自身名譽的行為。所以其內容包括：遵守“各得其所，各安其分”的各種繁瑣的禮儀規則、能夠忍受苦痛維護自己在專業和技能上需要維護的名聲。對名分之“情義”，需要他們消除毀謗或侮辱，毀謗、侮辱會玷汙名譽，必須加以消除；必要時還要報複毀謗者，甚至自殺。在這兩個極端之間可能還有很多其他方法，但無論如何也不能淡然置之。

　　日本人並沒有給“對名分的情義”單獨起其他的名字，隻是將它描述為報恩範圍之外的情義。這隻是分類的不同，並不意味著“對社會的情義”就是對善意關切的回報，而“對名分的情義”就突出地包含了報複。西方語言中，上述兩者是被區分為感激和報複兩個對立的範疇的，但日本人對此則沒有嚴格的區分。一種德行為什麽不能既包括對他人善行的反應，又包括對他人惡意或者輕蔑的反應呢？

　　日本人就是這樣想的。一個正派的人會同時感受到恩情和侮辱，並對兩者都要認真回報。我們則會把兩者區分開來，把一種稱為侵犯，另一種稱為非侵犯，但是他們並不這樣做。對他們來說，隻有超出了“情義範圍”的行為才被稱之為侵犯。隻要一個人遵守“情義”、洗刷汙名，就決不能說他犯有侵犯之罪，他隻不過是算清舊賬罷了。在他們看來，如果受到侮辱、毀謗或失敗而沒有報複，沒有消除這些侮辱、誹謗和失敗，那麽世界就不會太平。一個正派的人必須盡力恢複世界的平衡。這是做人的美德，而絕對不是人性中的罪惡。歐洲曆史上的某些時代，對名分的“情義”，也包括像日本人那樣把感激和忠誠結合在一起的表達方式，那也曾經是一種西方的道德。特別是在文藝複興時期，尤其是在意大利，曾經極為盛行。這種道德與古典時期西班牙的el valor Español（西班牙的勇敢）和德意誌的die Ehre（名譽）有很多相似之處，甚至和100多年前歐洲盛行的決鬥中的潛意識也存在一些相似之處。無論在日本，還是在西歐各國，隻要是在這種重視消除名譽汙點的道德觀占優勢的地方，道德的核心總是超越一切物質意義上的利益。一個人越是為了名譽而犧牲其財產、家庭和個人的性命，人們就越認為他是道德高尚的人。這成了道德本身的一部分，是這些國家常常提倡的精神價值基礎。它雖然給人們帶來了巨大的物質損失，但這些確是很難用利害得失來衡量的。基於這一點，這種名譽觀與充斥於美國生活中的激烈競爭和公開對抗形成了鮮明的對照。在美國某些政治或經濟交往中，也許並不限製保守，然而要獲得或保有某種物質利益則一定要進行一場戰爭。至於肯塔基山中居民之間的械鬥，那隻是個例外，盛行於那裏的為名譽習俗而戰，就屬於“對名分的情義”的範疇。

　　任何文化中“對名分的情義”都使人們之間產生了敵意和伺機報複，這絕不僅是亞洲大陸道德的特點。它並不是獨有的東方氣質。中國人、暹羅人、印度人都沒有這種氣質。中國人認為，如果聽到侮辱和誹謗就過於神經質，那麽這樣的人是“小人”，也就是說這是道德水平低下的人的特征。而不像日本那樣，把對名譽的敏感歸於是理想高尚的特征。中國的倫理觀中，一個人忽然用不正當的暴力來肆意報複自己遭受的侮辱是錯誤的。他們覺得如此神經過敏是可笑的。他們也不會下決心用所有善良和偉大的行動來證明誹謗是沒有根據的。在暹羅人身上也壓根看不到對侮辱如此敏感的行動。和中國人一樣，他們寧願讓誹謗者處於尷尬境地，也不會設想自己的名譽會受到傷害。他們說：容忍退讓是使對方暴露卑鄙的最好方式。

　　我們要準確地理解“對名分的情義”的全部意義，就必須對日本各種非侵犯性的道德進行通盤考慮。複仇隻是特定場合要求的德行之一，除此之外還有一些穩定的、克製的行為。一個自重的日本人必須堅韌和自我克製，這是他“對名分的情義”的一部分。婦女分娩時不能大喊大叫，男人對痛苦和危險必須泰然處之。當洪水衝到日本的村莊時，每個自重的日本人都帶好必需品去尋找高地，而不是張皇失措地亂喊亂跑。秋分前後遇到台風暴雨襲擊時，也能發現同樣的一些自我克製的場麵。這些行為是每個日本人所特有的自尊心的一部分，即使他們不能完全做到。在他們看來，美國人的自尊心不要求自我克製。日本人的這種自我克製中還包含了一種位高責任重的意義。封建時代，對武士的要求要高於對庶民的要求，雖然對平民要求的不那麽嚴格，但這也是一切階級的生活準則。如果說，要求武士能忍耐極端的肉體痛苦，那麽就要要求庶民極端地順從和忍受持刀武士的侵犯。

　　有很多著名的故事講的都是武士的堅韌。武士必須忍耐饑餓，這是無須說明的小事，但如果他們奉命忍受饑餓，那麽即使是餓死，也必須佯裝是剛吃完飯的樣子，而且還要用牙簽剔牙。俗話說“雛禽求食而鳴，武士口含牙簽”。這句話是這次戰爭中士兵們的格言。他們不能屈服於痛苦。日本人的態度就像是當年少年兵回答拿破侖問題的故事：“受傷了？不，報告陛下，我是被打死了！”武士臨死前不能顯露出一絲痛苦，更不能有絲毫的畏縮。1899年去世的勝伯爵（指勝海舟，1823—1899，幕末及明治初年著名的政治家、軍事家。曆任幕府陸軍總裁、明治政府外務大、兵部大、海軍卿等。——譯者注）曾說過，他雖然出身於武士家庭，但當時家境已是一貧如洗，小時候睾丸被狗咬傷，當醫生為他做手術時，父親用刀戳著他的鼻梁說：一聲都不許哭出來。要是哭，我就會讓你死，要不愧為一個武士。

　　“對名分的情義”，還要求其生活要與身份相符。如果一個人缺乏這種“情義”，他的自尊便喪失了。德川時代取締的奢侈令中幾乎詳細地規定了各類人的衣著、財產以及用品。按照身份而生活，就意味著要接受這種規定，並且將其視為是自尊的一部分。美國人會對這種按世襲階級地位而作出規定的法律感到異常詫異。在美國，自尊與提高自己的地位是無論如何也聯係不到一起。一成不變的奢侈令是對我們這個社會基礎的一種否定。德川時代規定，某一等級的農民可以給孩子買某種布娃娃，而另一等級的農民則隻能買其他樣子的。對這一類的法律，我們會感到不寒而栗。在美國，我們有其他的規定可以達到同樣的效果。我們心安理得地承認著這樣的事實：工廠主的孩子可以有一列電動火車，而佃農的孩子隻要有一個用玉米棒做的娃娃就滿足了。我們承認收入的差異，並將其視為合理。努力獲得較高的薪水成為我們自尊體係中的組成部分。獲得不同的布娃娃要根據收入的高低，這與我們的道德觀念並不相違背，有錢的人就可以給孩子買高級的布娃娃。然而，在日本，有錢會使人產生疑惑，守本分才會讓人放心。即使是在現在，日本的窮人和富人也都是一樣的，都通過遵守等級製的習慣來保持他們的自尊。美國人是無法理解這些的。早在19世紀30年代，法國人托克維爾爾（Tocqueville）就在前引著作中說明了這一點。托克維爾爾生於18世紀的法國，盡管他很讚賞平等製的美國，但對於貴族生活他也了解頗多，並十分鍾情於此。他認為美國雖然有其美德，卻缺乏真正的尊嚴。他說：真正的尊嚴在於各安其分，不卑不亢。自王子至農夫，皆可以自許。托克維爾爾一定可以理解日本人的態度，即不認為階級差別是不體麵的。

　　今天，我們對各民族的文化都有了客觀的研究。在人們看來，不同民族可以給真正的尊嚴下不同的定義，就像他們對屈辱的解釋各自不同一樣。一些美國人叫囂，隻有用我們推行的平等原則，日本人才能最終獲得自尊。其實，他們這是犯了民族自我中心主義的錯誤。這些美國人如果真如他們所說的那樣，確實希望有一個自尊的日本，他們就必須搞清楚日本人自尊的基礎。正如托克維爾爾說的那樣，我們必須承認，這種貴族製度的真正尊嚴正從近代世界中消逝，我們相信另一種更加優異的尊嚴正在取而代之。毫無疑問，日本也將如此。直至現在，日本的自尊隻能是建立在它自身的基礎之上，而不是在我們的自尊基礎上重建。並且它隻能用自己的方式來純化自身。

　　除了守本分之外，“對名分的情義”還要求履行其他多種義務。借款者在借錢時要把“對名分的情義”抵押給債主。直至二三十年前，一般借款者都要向債主表示：如果還不了債，我願意在大庭廣眾前被恥笑。事實上，即使還不了債，他也不會真的公開被侮辱。這是因為日本沒有當眾揭醜這種懲罰。不過，新年來臨之際，是債務必須償還的時候，借款者如果無力還債，就會用自殺來洗刷汙名。直到今天，除夕之夜還會發生一些為了挽回名譽而自殺的事情。

　　“對自身名分的情義”也與各種職業責任密切相關。特殊情況下，一個人成為眾矢之的並備受責難時，日本人往往會有很奇怪的要求。譬如，很多校長會因為學校遭遇火災而引咎自殺。他們對火災是沒有任何責任的，隻是因為掛在學校中的天皇禦像因為火災而受到了驚嚇。也有些教師衝進大火，搶救天皇禦像而被燒死。他們的死，證明對“名分的情義”的高度重視。相對天皇的“忠”，至今仍然有流傳說，在莊嚴捧讀教育敕語或軍人敕諭時，有些人會偶爾讀錯，然後他們竟然會用自殺來洗刷汙名。在當今天皇的統治下，也有人曾不小心，誤給其孩子起名為“裕仁”（當今天皇的禦名，這在日本必須要避諱，絕不能說的），因而自殺並且殺死了自己的孩子。

　　在日本，一個專業工作者對其專業上“名分的情義”有十分嚴格的要求，並一定要靠美國人所理解的那種高度專業水平來維持。教師說：教師對名分的情義，不允許我說不知道。也就是說，他即使不知道青蛙的種屬，也必須佯裝知道。他即使教授英文憑借的隻是在學校學了幾年的基礎，也不能容忍別人指出他自己的錯誤。“教師名分的情義”所特指的就是這種自我防禦。實業家也是如此。“實業家名分的情義”要求他絕不能向任何人透露自己的資產已枯竭，或者他製定的公司計劃已失敗。出於“情義”，外交家也不能承認自己的外交方針失敗。關於“情義”的上述定義都是把一個人和他的工作密切地聯係起來，批評一個人工作中的行為或能力，就自然地是指在批評這個人本身。

　　在美國也會出現類似日本人這種對失敗和無能等沒有名譽行為的反應。我們都知道，有些人一聽到誹謗就暴跳如雷。不過，像日本人那樣高度戒備狀態的自我防禦，在美國人身上是很少見的。如果一位教師不知道青蛙的屬類，即使他可能掩飾了自己的無知，但他也會覺得，如實地承認自己無知要比佯裝知道要好一點。如果實業家不滿於自己的創業方針，他會覺得自己可以再宣布另外一種新的方針。他不會認為，要保持自尊就必須堅持自己的錯誤。他也不會認為，一旦承認自己的錯誤，他就必須引咎辭職或退休。在日本，這種自我防禦有著十分牢固的基礎。所以我們不能當麵過多地談論別人專業上的失誤，這不僅是一種一般性的禮節，還是一種明智的選擇。

　　一個人在競爭中失敗時，這種敏感顯得尤為顯著。譬如，找工作時錄用了別人或者自己在競爭考試中落選這類情況。失敗者會因為失敗而蒙羞。有時候，這種羞恥感會成為發奮圖強的強烈動力，但更多的情況下會變成危險的沮喪。或者他會喪失自信心，一蹶不振，或者他會怒發衝冠，又或者兩種情況兼而有之。於是，他遭受了挫折。對美國人來說，尤其重要的是，我們應當認識到競爭在國內生活中發揮的那種有益的效果在日本是不會發生的。我們將競爭看做是好事並高度依賴它。心理測驗表明，我們會受到競爭的刺激而作出最傑出的努力。工作效率也會在競爭的刺激下提高。而當我們單獨一個人工作時，通常達不到有競爭者時的效果。但是，在日本，測驗的結果恰恰相反。在青少年期結束後，這種現象尤為明顯。因為日本的兒童們大都視競爭為遊戲，並不那麽看重。青年人和成年人中一旦有競爭，工作效率就隨之降低。當人們單獨工作時，進步得比較快，錯誤也會減少，速度也相應提高，一旦有了競爭對手，錯誤就會增加，速度也迅速下降。當拿自己的成績來衡量自己的進步時，他們會做得最好，如果和別人對照測試，情況就有所不同了。針對競爭狀態下成績不佳的原因，幾位日本實驗者作出了正確的分析。他們說，如果在一個項目中采取競爭的做法，被測試者的思想就會集中在對失敗的擔心上，因而會使工作受到幹擾。他們對競爭對手非常敏感，仿佛是給自己構成了一種侵犯，因而把注意力從專心工作上轉移到了與侵犯者的關係上。

　　測試表明，被測的學生，一想到可能因失敗而蒙羞，心理就會受到很大影響。就像教師和實業家要各自維護其在專業上對“名分的情義”一樣，他們也十分看重學生“名分的情義”。學生在競賽中失敗，會因這種恥辱而采取極端行動。賽艇運動員會手握船槳趴在船上而號啕大哭、壘球隊員失敗後會抱成一團而失聲痛哭。在美國，我們會說這些人太小氣了。我們的禮節是，失敗的人應該承認對方是因為優秀而獲勝的。失敗者應該向勝利者伸手致意。無論我們如何討厭在比賽中失敗，因失敗而情緒衝動的人會受到鄙視。

　　日本人常常想方設法避免直接競爭。美國人無法想象日本小學中競爭機會是多麽少。日本教師的職責是教育每一個兒童，使其提高成績，而不是給學生們提供彼此之間競爭的機會。日本小學裏沒有留級重讀的規定，同時入學的兒童要一起學習全部課程，然後一起畢業。小學生成績表上不記錄學業成績，而是記載著操行品質。如果無法避免競爭，譬如小學升中學的考試，那麽他們的緊張程度是我們所無法理解的。每一位老師都知道有很多學生因為沒考好而企圖自殺的事情。

　　這種盡量避免直接競爭的做法，貫穿於日本人的全部生活中。美國人的最高要求是在同齡人的競爭中取得優異成績，而以“恩”為基礎的倫理則極少地容許競爭的存在。他們的等級製體係中定有繁瑣的規定，把直接競爭減少到最低程度。家族製度也對競爭加以限製，因為從製度上講，日本與美國不同，父親和兒子之間沒有競爭關係，他們可能會排斥對方，但那不是競爭。當日本人看到美國家庭中兒子與父親在使用汽車以及照顧母親或妻子等方麵相互競爭時，他們總是用驚詫的語氣來評論。

　　中介人在日本到處都是，通過中介是日本人避免讓兩個競爭者直接對峙的一種辦法。當失敗讓一個人感到羞恥時，這時就需要一個中間人。所以，中介人在提親、找工作、退職和其他無數日常事務中都發揮著重要作用。當事者雙方通過中介人來傳達對方的意見，或者在重要交往中，比如說結婚，雙方都會請中介人。他們先細致地進行交涉，然後分別匯報給各方。采用這種方式進行間接交往，當事者就不會聽到在直接談判中會招致憎惡或傷及名分“情義”的要求與責難了。由於中介發揮了這種重要作用，中介人獲得眾望，以其成功的手段獲得了社會的尊敬。中介人會因談判順利而臉上增光，從而增加順利簽訂協議的機會。以同樣的方式，中介人還可以幫助求職者打探雇主的意圖，或轉告雇主雇員的辭職意圖。

　　新幾內亞和美拉尼西亞從事園藝的原始民族在遭到侮辱後一定會憤怒，這會變成部族和個人行動的主要推動力。他們在舉行部族宴會時，一個村的人議論另一個村子的人，說他們非常吝嗇，窮到請不起10個客人的地步；他們把芋頭和椰子都藏起來，他們的首領們是批連宴會都組織不了的蠢材等等。然後，被挑戰的村子便炫耀他們的奢華和大方，以使得來客感到驚異，以此來洗刷自己的汙名。他們也是這樣作提親及在經濟上交易的。雙方交戰時也是如此，在搭弓射箭之前，交戰雙方必須互相謾罵。哪怕是非常瑣細的事情，他們也得把它當做非得一拚死戰不可的大事。對采取行動而言，這是一大動力，這些部族通常具有很大的活力。但沒有人認為這些部族是崇尚禮節的。

　　與此相反，日本人卻是崇尚禮節的典範，並且這種尚禮正好可以衡量他們是如何全力對那些必須洗刷汙名的事端進行限製的。雖然侮辱引起的憤怒被他們視為獲取成就的最佳鞭策力，但他們卻限製引起侮辱的事端。尚禮這隻在某些特定場合或消除侮辱的傳統手段被抑製而不能發揮效用的時候才會發生。毫無疑問，日本之所以在遠東取得統治地位以及最近10年間推行的對英美戰爭政策，都是這種鞭策起到的推波助瀾的作用。然而，西歐人關於日本人對侮辱敏感及熱衷複仇的諸多議論，更適合用在新幾內亞那些喜歡利用侮辱的部族身上，而不是用在日本人身上。西方人沒有認識到日本人對名分的“情義”所加的種種特殊限製，所以他們關於日本在戰敗後行動的諸多預測都是與實際不相符的。

　　美國人不應該因為日本人的尚禮就低估他們對誹謗的敏感程度。美國人像玩遊戲一樣隨便地評論人。日本人則會把輕微的批評當做是大事，我們很難理解這一點。日本畫家牧野芳雄在美國出版的英文自傳，生動地描繪了一個日本人對他所講的“嘲笑”作出的經典反應。寫作這部傳記時，他已經在美國和歐洲度過了自己的大部分成年時代，其感受的強烈程度就好像自己仍然生活在故鄉—愛知縣的農村。他的父親是一位頗有地位的地主，作為小兒子，他受到了家庭的極大寵愛。母親在他幼年期即將結束的時候去世了，不久，父親也破產了，家裏變賣了全部家產來償還欠款。家庭敗落後，牧野身無分文，再也無法實現自己的願望了。他的願望之一就是學習英語。為了學英文，他到附近的教會學校做門房。直到18歲，除了附近幾個鄉鎮外還沒有出過遠門的他，竟然要決心去美國。

　　我拜訪了一位我自己信賴的傳教士，向他表明了自己想去美國的願望，期望他能告訴我一些有用的東西。然而令我非常失望的是，這位傳教士喊道：“什麽？你想去美國？”傳教士的夫人也在房間裏，他們一起嘲笑我，頓時，我感覺腦子裏的血全都流到了腳底下。在那裏默默地站了兩三秒鍾後，我連聲“再見”也沒有說就回到了自己的房間。我對自己說“全都完了！”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離開了。現在我要說明一下原因。我總是堅信，不誠懇是世界上最大的犯罪，而最不誠懇的舉動就是嘲笑別人。

　　我經常原諒人們發脾氣，因為有時脾氣不好是出於人的本性。我也可以原諒人們的撒謊，因為人的本性是脆弱的，麵對困難，人們常常不夠堅強，也不敢講真話。我還可以原諒無根據的流言飛語和背後議論，因為遇到別人說閑話時，人們難免會陷進去。

　　連殺人犯，我都可以視情況而體諒。但我無法原諒的確是嘲笑，因為隻有當人們內心不誠懇時，才會嘲笑無辜者。

　　請允許我講以下自己給兩個詞下的定義。所謂殺人犯是指殺害別人肉體的人；而嘲笑者則是殺害某人心靈的人。

　　和肉體比，心靈要更加寶貴。所以，嘲笑是最惡劣的行徑。那對傳教士夫婦實在是在傷害我的心靈，我內心受到了無比的創痛，我的心在呐喊“你為什麽？！”

　　第二天早晨，他把所有的東西打成一個包裹，就背著走了。一個鄉村少年身無分文卻想去美國學畫，結果遭到傳教士的不信任，他感到被殘害了。他的名分遭到了玷汙，要去除汙名，隻有實現自己的目標。他既然已遭到傳教士的嘲笑，就隻能別無選擇地離開這裏去證明他有到達美國的能力了。他用英文單詞“insincerity”（不真誠、不誠懇）來指責傳教士。我們對此感到奇怪，因為從我們的視角來看，那位美國人的驚奇是非常符合“sincere”（誠實、正直）的含義的。而牧野先生使用這個單詞的時候則是按照日本人所理解的含義。日本人認為那種蔑視別人、不屑於挑起爭吵的人是不誠實和不誠懇的。這類嘲笑是非常放肆的，毫無顧忌的，是對人不誠懇的證明。

　　“我甚至可以酌情體諒殺人犯。但卻無法原諒嘲笑。”既然對嘲笑的正確態度不是原諒，那麽報仇就變成唯一可行的辦法了。牧野來到美國，因此洗刷了汙名。複仇在遭到侮辱或失敗的情況下也是一件“好事”，它在日本的傳統中占據著很高的地位。日本人為西歐人寫書時，常常用生動的比喻來描述日本人對待報仇的態度。新渡戶稻造是位最富於博愛思想的日本人，他在1900年所著的書中寫道：報仇具有某些足以滿足正義感的東西，我們的報仇觀念就如同數學中必須使方程等式兩邊相等那樣嚴密，不然，我們總感到心願未了。在題為《日本的生活與思想》這本書中，岡倉由三郎比較了報仇心理與日本人的獨特習慣後寫道：

　　所謂日本人的心理特異性，很多來源於對潔淨的鍾愛以及與之相聯係的汙穢。不然很多現象就無法解釋。我們接受了訓練（實際情況如此），每當家庭名譽或者國家榮譽遭到侮蔑的時候，就把這當做是汙穢或疤疥，必須要經過申辯並洗刷幹淨，否則就像不能恢複清潔或健康。我們不妨把日本公私生活中常見的報仇事件看成是一個潔淨成的民族所進行的晨浴。

　　他繼續說，日本人的生活是清淨無塵的，恰似盛開的櫻花，美麗而寧靜。換句話說，晨浴就是把別人投給你的汙泥洗淨。隻要身上沾染了一點，你就不再貞潔。

　　在日本，這樣的倫理教育是不存在的，隻要一個人自己不覺得受辱，就不算被侮辱了。他們也不會認為：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並不是別人對他說了或做了什麽。

　　對這種“晨浴”式的報仇心理，日本的傳統經常公開提倡。有無數家喻戶曉的事例和英雄故事，其中大家都熟知的就是《四十七士》的故事。人們把這些故事編入教科書，在劇場上演，將其拍成電影，或寫成通俗讀物。它們已成為日本現有文化的組成部分了。

　　其他的故事講的是向自己的主君進行報仇。根據日本的倫理，“情義”意味著家臣必須終生效忠於主君；同時也意味著，如果家臣受辱，也會轉變成為仇敵。德川幕府的第一位將軍家康的故事中就是這樣的典型例子。一位家臣聽說，德川曾背後說他是個會被魚骨頭卡死的家夥，這對珍視尊嚴的武士來說，是一種無法容忍的侮辱。所以，這位家臣就發誓死也不能忘記這種恥辱。那時，德川剛剛定都江戶，正著手統一全國，但仍然存在反對他的強大敵對勢力，大局尚不平穩。這位家臣就暗中勾結敵方諸侯，策謀做他們的內應，企圖放火燒毀江戶。他認為這樣做是向德川複仇，可以實現“情義”。關於日本人的忠誠，西方人的很多議論是不符合實際的，因為他們不了解，“情義”不僅是一種忠誠，在某些特定條件下它也要求背叛。就像他們所說那樣：挨了打會成為叛徒，受了侮辱也是如此。

　　日本曆史故事中貫穿著兩個主題：一個是犯錯的人報複正確的人；另一個是受辱必將報複，即使對方是自己的主君。這兩個主題在日本文學作品中屢見不鮮，情節也豐富多樣。然而，如果對當代日本人的身世、小說及實況進行一番考察，情況就變得很清楚了，盡管他們的古代傳統十分崇尚報仇，但現實生活卻和西歐是一樣的，很少見複仇的行為，甚至複仇行為比西歐還要少得多。這並不意味人們對名譽觀念的日趨淡薄，而是意味對失敗和侮辱的反應已逐漸由進攻性轉變為自衛性的了。他們仍然十分看重恥辱，但更多地不是挑起爭鬥，而是自我麻痹。明治維新之前，日本缺少法律，直接攻擊的複仇存在的可能性較大。近代以來，法律、秩序以及處理相互依存關係的條文增加，將複仇行為打入地下，或者使它針對自己的胸膛。人們玩弄計謀報複人卻讓對方沒有絲毫的察覺，這在某些程度上有點像古代的故事，主人暗中把糞便藏於珍饈，來犒勞仇敵，唯一的目的是使對方食而不察。客人竟絲毫沒有覺察。現在，甚至使用這種隱秘的攻擊也非常少見，常見的是把攻擊的矛頭指向自己。在這裏有兩種選擇：一種是，將其作為鞭策，激勵自己去做不可能的事情；另一種讓它侵蝕自己的心靈。

　　日本人對失敗、誹謗或排斥反應十分敏感，他們不是去惱恨別人，而是惱恨自己。近幾十年，日本的小說不斷描寫有教養的日本人是怎樣在極端狂怒與悲傷抑鬱中輾轉不安的。這些小說中的主角厭煩了一切，他們厭煩日常生活、家庭、城市和鄉村。他們並不是因為理想無法實現而產生的厭倦，相比較於理想的偉大目標，現實的一切努力都渺小得可憐。這些不是源於現實與理想的對立。日本人一旦有了追求重大使命的遠景目標，他們就不會有厭倦情緒，無論這個目標多麽遙遠，厭倦情緒也會消失得毫無蹤跡。日本人所特有的厭倦，是一種敏於感傷的疾病。他們把被排斥的恐慌引入內心，不知該如何自處。日本小說中描寫的厭倦心理不同於我們所熟悉的俄國小說。在俄國小說中，小說主人公所有苦悶的基礎是現實世界與理想世界的對立。喬治·桑塞姆爵士（Sir George Sansom）曾說過，日本人缺少這種現實與理想的對立感。他這樣說的目的並不是要回答日本人厭煩的根源，而是為了說明日本人的哲學是如何形成的，以及他們對待人生的普遍態度。這種觀念與西方的基本觀念是對立的，它遠遠超出此處所指的特殊事例的範圍了，但卻和日本人動輒憂鬱有著特殊的聯係。日俄兩個民族都喜歡在小說中描寫厭倦情緒，這和美國形成了明顯的對照。美國小說一般不寫這種題材。美國小說很少描寫單純的厭倦，而是把書中人物的不幸歸因於性格缺陷或殘酷社會的虐待。對一個人與環境不協調的原因的描繪，作者總是讓讀者從道義上譴責主人公性格的缺陷或是社會秩序中的弊端。日本也有譴責城市中可悲的經濟狀況、漁船上的恐怖事件的無產小說家。然而，就像一位作家說的那樣，日本小說所揭示的是這樣一種社會，在這個社會裏，人們情緒爆發時就像有毒的氣體在周圍漂蕩。小說的主人公或作者都認為要弄清烏雲來自何處，沒有必要分析周圍的環境或主人公的經曆。陰雲來去無蹤，人們都很容易感傷。古代英雄慣於攻擊敵人，他們卻把這種攻擊轉向自己。在他們眼中，憂鬱好像沒有明確的起因。雖然也會尋找一些事例作為原因，但這些事件留給人們的印象最多是一種象征。

　　現代日本人加之於自身的最極端的攻擊行為是自殺。依據他們的信條，采取合適的方式自殺，可以洗刷汙名並獲得身後好評。對自殺美國人是譴責的，認為它隻不過是對絕望的屈服而自我毀滅。日本人卻尊重自殺，認為它是一種光榮而有意義的舉動。在某些場合，從“對名分的情義”來講，自殺是最體麵的做法。如同沒有考中的少年和避免做俘虜的士兵一樣，那些年關還不了債的人、因某種不幸事故而引咎的官員、無望在一起而雙雙殉情的戀人、以死抗議政府遲遲不對中國發動戰爭的“愛國誌士”等，都把最後的暴力對準了自身。有日本權威人士說，日本是新近出現這種自殺傾向的。我們很難判斷這是否屬實。但統計表明，近年來觀察者通常都高估了自殺的頻率。按照比例，上世紀的丹麥和納粹前的德國自殺的人數要高於日本的任何一個時代。但有一點可以肯定，那就是日本人喜歡自殺，就像美國人極力描寫犯罪一樣，兩者都有相同的切身之感。相比殺其他的人，日本人更津津樂道於自殺。借用培根（Bacon）的話，他們總是將自殺看成是最喜歡的刺激性事件（flagrant case）。談論自殺能夠得到其他話題所不能達到的某種滿足感。

　　與封建時代曆史故事中的自殺相比，近代日本的自殺更加自虐。曆史故事中，武士為了避免遭受不名譽的死刑，按照朝廷的命令自殺，就像西方敵方士兵寧願被槍殺也不願上絞刑架或落入敵人手中慘遭酷刑一樣。也正如不名譽的普魯士軍官被準許秘密自殺一樣，武士被恩準可以切腹自殺。當普魯士軍官犯罪後知道除了死以外再也無法挽救名譽時，他的上級就會把一瓶威士忌酒和一把手槍放在他臥室的桌子上。日本武士也是如此，如果注定要死，自殺是對死法的選擇。近代的自殺都是主動選擇死。人們往往不是殘害別人，而是轉而對自己實施暴力。封建時代，自殺宣布一個人的勇敢和果斷，今天卻演變為主動選擇自我毀滅。最近的四五十年間，每當日本人感覺到世界混亂、方程式兩邊不相等或需要“晨浴”以洗淨汙穢時，他們越來越傾向於選擇毀滅自己而不是傷害別人。

　　雖然封建時代和現代都有把自殺作為最後論據而爭取獲勝的。德川時代有個著名故事，講的就是幕府有一位擔任將軍監護人的年高德劭的顧問，他曾在其他顧問官和將軍代理人麵前當眾袒露腹部抽刀準備切腹。這種威脅手段發揮了作用，由他推薦的人繼承了將軍的職位。他並沒有自殺就達到了目的。用西方話來說就是，這位監護人是在用切腹威脅反對派。今天，這種抗議性的自殺行為多半是因為所提主張未被采納出現的，或因為反對某些已簽字的協議（如倫敦海軍裁軍條約）以求名垂史冊的。這些場合，隻有真實的自殺，才能產生輿論影響力，隻擺擺架式進行威脅已經不能奏效了。

　　在“名分的情義”受到威脅時，把攻擊矛頭指向自己的傾向正在發展，但這並不一定就是僅指自殺這種極端手段。有時候，自我攻擊還表現為沮喪、消沉以及流行於日本知識階層中的那種典型厭倦情緒。這種情緒之所以能這個階層廣泛得以蔓延，是有其充分的社會學原因的。因為知識分子的過剩，他們在等級製中的地位很不穩定，隻有極少數人的雄心壯誌可以得到滿足。尤其是20世紀30年代，他們被當局懷疑為有危險思想，這使他們更加感傷。日本知識分子常以西方化帶來的混亂來解釋他們的抑鬱，這種說法是站不住腳的。日本人典型的情緒搖擺，由強烈的獻身精神轉變為極端的厭倦情緒。這種心理毀損是日本傳統觀念裏所固有的，許多知識分子都曾蒙受過。20世紀30年代中期，他們當中的很多人是采用傳統方式來擺脫這種厭倦情緒的。抱著國家主義目標，他們把攻擊矛頭再次由自己的內心轉向外界。他們從對外發動極權主義的侵略中重新發現了自己。他們擺脫了惡劣的心境，感到自己內心有一股新的強大力量。他們相信，這股強大的力量在人際關係上起不到作用，但征服一個民族卻可以做到。

　　這個民族一點都沒有變。他們以日本式的方式作出反應。他們的情緒在頑強努力和極端消沉間搖擺不定。對他們來說，這是很自然的事情。當前，日本人的主要注意力在於維護戰敗後榮譽，而且他們認為這一目的是可以通過采取友好態度達到的。作為一種派生的理論，很多日本人認為實現這一目標的最安全方法就是依賴美國。因此他們極易認為，與其作出努力而遭到懷疑，還不如消磨時光。所以消沉情緒就蔓延開來。

　　不過，日本人並不欣賞消沉。“從消沉中站起來”，“把別人從消沉中喚醒”，既是當前日本經常用於號召人們改善生活的口號，也是戰爭期間廣播中經常出現的詞句。他們用自己的方式跟消極作無為的鬥爭。1946年春，日本報紙連篇累牘地說：全世界的目光正集中在我們身上，轟炸廢墟的瓦礫還未清除，一些公用事業仍處於停頓狀態，這對日本名譽該是多大玷汙。他們譴責那些無家可歸的難民，說他們意誌消沉，夜宿車站，讓美國人看到了可憐相。日本人對這些啟發名譽心的呼籲甚能理解。他們也希望可以傾注最大努力，以便將來可以在聯合國組織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都是為了名譽，但方向卻完全不同了。如果將來大國之間實現了和平，日本是可以走上這條自尊自重的道路的。

　　名譽是日本人始終堅守的目標，也是獲得普遍尊敬的必要條件。為了達到這一目標而采取的手段就要根據情況而取舍了。日本人會隨著情況的變化而改變態度，不能說這是道德問題。但我們卻熱衷於“主義”和意識形態上的信念。我們的信念不會隨著失敗而改變。歐洲人戰敗後就到處組織地下活動。在日本除了少數極端頑固分子，日本人不需要組織抵製或在地下開展反對美國占領軍的活動。在道義上，他們不覺得有必要堅持原有路線。占領後不到幾個月，美國人即使單獨乘坐擁擠不堪的火車到日本的窮鄉僻壤，也不必擔心安全問題，並且他們還會受到曾經是國家官員的禮貌的款待，一次報複行為也沒有發生過。當我們的吉普車通過村子時，孩子們會站立道旁高喊“Hello”（你好）、“Goodbye”（再見），母親也會拉著不會招手的嬰兒的小手向美國士兵揮動致意。

　　美國人很難相信日本人戰敗後這種180度的大轉變是真的。這是我們無法做到的。對我們而言，這甚至比俘虜營中日本俘虜的態度轉變還難以理解。因為俘虜們自認他們對日本來說已經是死人了。那我們就不知道死人會做什麽了。幾乎對日本沒有了解的西歐人預測到，戰後的日本公眾也會出現上述那種日本俘虜表麵性格的變化。他們大都認為日本隻知道勝利或失敗。而且在日本人看來，失敗就是侮辱，一定要用拚死的暴力來報複。另一些人則認為，日本的民族性使他們不可能接受任何媾和條款。這些日本研究者們沒有搞清“情義”。在日本人眾多維持名譽的各種抉擇中，他們隻是選出了複仇與侵犯這種傳統方式。而沒有考慮到日本人還有采取另一種方針的習慣。他們用歐洲人的思維方式來理解日本人關於侵犯的倫理。在歐洲的思維方式中，如果要戰鬥，任何個人或民族首先都必須確認戰爭目的的永恒正義性，其力量來源是一直積蓄在胸中的憎恨和義憤。

　　日本人則在尋找侵略的其他根據。他們迫切要求贏得世界的尊敬。當他們看到大國靠軍事實力贏得尊敬的時候，就想和這些國家並立。由於資源缺乏和技術落後的製約，他們不得不采用比希律王更毒辣的手段。雖然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他們還是失敗了。對他們而言，這意味著侵略不是通往名譽的道路。而“情義”卻往往具有雙重同等的含義，一方麵是采取侵略的方式，另一方麵就是堅持互敬的關係。戰敗之際，日本人從采取侵略方式轉向互敬，顯然他們並不覺得自己心理上有任何壓力。他們的目標仍然是為了名譽。

　　日本也曾在曆史的其他場合有過同樣的舉動，西方人通常對此甚感不解。1862年，日本剛剛拉開長期鎖國的帷幕，一位名叫理查森（Ri-chardson）的英國人在薩摩遭到殺害，薩摩藩是攘夷運動的策源地，薩摩武士在日本是出了名的傲慢和好戰。英國派了遠征軍懲罰他們，他們炮轟薩摩藩的重要港口鹿兒島。整個德川時代，日本人一直都在製造武器，但都是仿造舊式的葡萄牙槍。鹿兒島的日軍當然敵不過英國的軍艦。然而，這次炮擊卻導致了出人意料的結果，薩摩藩非但沒有誓死報複，反而要跟英國建立友誼。日本人親眼目睹了敵人的強大，並要求敵人賜教。他們和英國建立了通商關係，第二年又在薩摩建立了學校（指開成所）。當時一位日本人描述說，這所學校教授的是西方的學術……因生麥事件而發生的友好關係逐漸發展起來。所謂生麥事件（此處應為“薩英戰爭”，不應稱“生麥事件”。——譯者注）就是指英國對薩摩的懲罰以及對鹿兒島港的轟炸。

　　這並不是孤立的事件。另一個可以與薩摩藩媲美而以好戰和激烈排外著稱的是長州藩。這兩個藩都是“王政複古”領導者的發源地。沒有實權的朝廷曾發布敕令，命令將軍在1863年（陰曆）5月11之前把一切夷狄趕出日本國土。幕府沒有理會這道命令，而長州藩卻理睬了。它從要塞炮轟通過下關海峽的西方商船。日本的火炮和炮藥很是低劣，炮轟並沒有傷害到外國的船隻。西歐各國為懲罰長州藩，派來聯合艦隊迅速擊毀其要塞，並索取了300萬美元的賠款。然而這次炮擊卻導致了與薩摩藩同樣奇妙的結果。在談到薩摩事件和長州事件時諾曼寫道：這些曾是攘夷急前鋒的藩發生了轉變，不管背後有多麽複雜的動機，這種行動卻驗證了他們的現實主義和冷靜態度，對此人們隻能表示尊敬。

　　這種善於適應情況變化的現實主義反映的是日本人“對名分的情義”的光明麵。“情義”跟月亮一樣，有光明麵和黑暗麵。其黑暗麵就是把美國限製移民法和倫敦海軍裁軍條約看成是日本民族的奇恥大辱，並驅使日本開展了這場不幸的戰爭。它的光明麵就是，使日本能夠本著善意的態度接受1945年的投降以及隨之而來的後果。日本仍然是一如既往，按照自己的性格來行事。

　　對於“情義”的各項義務，近代日本的著作家及評論家總是選擇需要的部分介紹給西方讀者，稱為是對“武士道”或“武士之道”的崇拜。這種介紹引起了某些誤解，這是有根據的。近代以來才有了武士道這個正式名稱。和“迫於情義”、“完全出於情義”、“為情義而竭盡全力”等格言不一樣，它沒有深厚的民族感情背景。它也包羅不了“情義”的複雜性和多樣性。評論家隻是出於靈感而創作了它。並且，因為武士道曾是國家主義者和軍國主義者的口號，伴隨著這些領導人信譽的掃地，人們也開始懷疑武士道的概念。這絕不意味著日本人以後不再懂情義。剛好相反，與任何時期相比，現在都更需要西方人來理解“情義”在日本的含義。人們產生誤解的原因之一就是把武士道等同於武士階級。“情義”是一切階級共有的道德。正如日本其他一切義務和紀律，身份高的人，“情義”的責任就越重。但“情義”是所有階級都要講的。至少日本人認為“情義”對武士的要求要高於對平民的要求。在外國觀察者看來，似乎是“情義”對一般百姓要求最高，因為他們得到的回報比較少。但在日本人眼中，隻要得到自己那個圈子的尊敬就是獲得了回報，而不懂情義者依然是遭同伴蔑視和厭惡的可憐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