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與刀

第四章 明治維新

　　19世紀後半葉，日本內憂外患，政體不得不改。但日本人固守千年的等級製度是否要改？斯賓塞在給伊藤博文的信中寫道，日本傳統習俗中有一個無與倫比的、國民福利的基礎，對此應當加以培育和維護……這封信給與了改革者莫大的信心。

　　宣告日本進入了近代時期的戰爭口號是“尊王攘夷”，這一口號的含義是“王政複古，驅逐蠻夷”，旨在使日本免遭外國侮辱，回到由天皇和將軍“雙重統治”之前的10世紀黃金時代。京都的天皇朝廷是當時最反動的勢力。在天皇支持者看來，天皇派的勝利就是要侮辱並驅逐外國人，重新恢複日本傳統的生活方式，意味著要剝奪“改革派”在國內外事務上的發言權。勢力強大的外樣大名變成倒幕派的先鋒，他們提出“王政複古”的口號，要求更換當權者，推翻德川幕府，確立自己在日本的統治地位。農民們希望能占有更多自己收獲的糧食，但他們反感“改革”。武士階層則希望在維持俸祿的同時能有機會馳騁疆場、建功立業。商人們則在財政上支持“王政複古”派的軍隊，希望推行重商主義，他們從未對封建製度表示不滿。

　　1868年，倒幕派贏得勝利，宣布“王政複古”，標誌著“雙重統治”時代的結束。當時，以西方的標準來衡量，勝利者即將推行的是一種極為保守的孤立主義政策。但新政府成立之後卻采取了相反的政策。不到一年的時間，取消了大名在各藩地的征稅權。政府收回了“版籍”，原先“四公六民”中的“四公”要交給大名（德川幕府時代封地——“知行地”萬石以上的高級武士，亦即各主，或稱“諸侯”。——譯者注），現在則要交給政府。但這種收回不是無償的，政府要給每個大名發放相當其正常收入一半左右的俸祿額，並且還減免了他們在供養武士和公共建設上的支出。同大名一樣，武士也從政府那裏領取俸祿。在這之後的五年間，政府從法律上廢除了等級間的不平等，取消了用來表明不同等級、地位的服飾等外觀標誌，下令可以“散發”（1871年公布的“散發脫刀令”允許人們自由剪發，廢除佩刀，以破除舊習，提倡“文明開化”。——譯者注）。政府相繼解放了賤民，廢除了禁止土地轉讓的法令，撤除了各藩之間的關卡，取消了佛教的國教地位。到1876年，把大名和武士的俸祿拆成償還期為5-15年的俸祿公債，一次性的發給他們，由個人在德川時代所領取的固定俸祿額決定其份額的多少。有了這筆錢，他們就有可能創辦非封建性質的新式企業。早在德川時代，商業金融巨頭與封建土地貴族之間就有了某些明顯的結合，這項政策最終使得這種特殊的結合得以確立。

　　新成立的明治政府實施的這些重大改革並沒有得到人們的支持。當時，這些改革措施甚至不如1871年到1873年的“征韓”戰爭更能得到一般百姓的擁護。但明治政府並沒有動搖進行改革的方針，他們否決了侵朝計劃。政府的施政方針與絕大多數為其建立而奮戰過的人的願望形成強烈對立。到了1877年，對立派的偉大領導者西鄉隆盛終於組織了大規模的反政府叛亂。他的軍隊代表了尊王派要求維持封建製度的全部意願，但明治政府在“王政複古”實現的一年後就違背了這些意願。政府招募平民，組成一支義勇軍，打敗了西鄉隆盛的正規部隊。這次叛亂充分證明了當時明治政府在國內激起的不滿是多麽地強烈。

　　農民也懷有同樣強烈的不滿。在1868年到1878年明治政府的最初10年裏，至少爆發了190次農民起義。直到1877年，新政府才逐漸采取措施，減輕壓在農民身上沉重的稅賦。所以農民們覺得新政府忽視了他們，這也是有理由的。農民們還反對一些試圖改變他們已經習以為常的生活方式的措施，比如建立學校、征兵製、丈量土地、散發令、給賤民以平等待遇、官方對佛教的極端限製、改用陽曆等。

　　支持政府進行這些異常激烈不得民心的改革的人是誰呢？這些人就是日本封建時代那些特殊習慣孕育了的下級武士和商人的特殊聯盟。這些武士是大名的心腹家臣，他們既有高明的政治手腕，還經營管理著各藩的壟斷企業，如礦山、紡織、造紙等；而另一些商人則購買武士身份，使生產技術知識在武士階層中得以普及。武士和商人的結盟使一些自信而幹練的人充分發揮才能，謀劃並組織實施了明治政府的改革。這些人為什麽能如此精明能幹並且將聰明才智付諸實踐？19世紀後半葉的日本，剛剛從封建形態中走出來，其國力就像如今的泰國一樣衰弱，但卻能誕生一批能夠把握時代潮流的領導人，他們成就了最具政治手段的大事業，這是在任何其他民族都沒有出現過的。這批領導者的優缺點都根植於日本人的傳統民族本性，這本書的主要內容就是揭示這種民族特性的曆史和現狀。現在，我們暫且先來了解一下這些明治時期的政治家們是如何成就這一事業的。

　　他們是把自己的任務看做是一項事業來成就的，他們根本就沒有把這當成是意識形態的革命。他們心中的目標就是要把日本變成一個舉足輕重的世界強國。他們並不是偶像破壞者，對封建階級，他們既沒有徹底否定批判，也沒有剝奪其財產，而是以高官厚祿來引誘，使他們轉變立場，永遠支持新政府。他們終於改善了農民的境遇。盡管在10年之後他們才滿足了農民的願望，但當時農民的境遇主要是由於明治初期國庫的匱乏造成的，而並不是他們從階級立場上想要拒絕農民的要求。

　　不過那些掌握政府實權的精明強幹的政治家，拒絕一切關於廢除等級製度的思想。“王政複古”廢除了將軍，使天皇處於社會階段金字塔的頂端，簡化了等級製度。此後的政治家又取消了藩，消除了效忠藩主和忠於國家之間的矛盾。但這些改革隻是賦予了等級製度一個新的地位，並沒有從根本上否定它。為了讓國民接受他們卓越的政治綱領，被稱為“閣下”的那些領導者強化中央集權統治。他們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對老百姓恩威並施，交替使用大棒和胡蘿卜。在公共輿論反對改用陽曆、設立公共學校，對廢除穢多等賤民的不平等待遇的措施表示不讚成時，他們卻絲毫不動搖自己的立場。

　　上層階級施予民眾的恩澤之一，就是1889年天皇頒布的《大日本帝國憲法》。它肯定了人民在國家中的地位，設立了議會。這部憲法是“閣下”們在研究批判西方各國憲法的基礎上精心起草的。但是憲法的擬定者卻“采取了一切預防措施來避免人民的幹涉和輿論的侵擾”（金子堅太郎子爵語）。負責起草憲法的機構（製度取調局）隸屬於官內省，因而其地位是神聖不可冒犯的。

　　明治的政治家們非常明確自己的目標。1880年，憲法起草者伊藤博文公爵派遣木戶孝允侯爵前往英國（伊藤博文赴歐是在1882年。五年前即1877年，木戶孝允已死，因此，木戶不可能承擔此任。這裏當係金子堅太郎子爵之誤。金子奉伊藤之命，隨員中橋德五郎、木內重四郎、水上浩躬、太田奉三郎等，於1889年攜英文本日本憲法前往歐洲，征求各方意見，並會見了斯賓塞。——譯者注），就日本目前遇到的問題，聽取斯賓塞（Herbert Spencer）的意見。和日本使節進行了漫長的交談後，斯賓塞寫了意見寄給伊藤。談到等級製度時，斯賓塞寫道，日本傳統習俗中有一個無與倫比的、國民福利的基礎，對此應當加以培育和維護。他說日本有一大優點就是對長輩尤其是對天皇的傳統義務。在“長輩”的領導下，日本將穩步前進，並將可以克服許多個人主義國家無法避免的種種困難。這封信驗證了他們的信念，對此明治的大政治家們非常滿意。他們力圖在現代世界中保留其“各得其所”的優點，不想破壞等級製這一傳統。

　　明治政治家們在政治、經濟、宗教等各個領域中也都明確規定了國家和人民之間“各得其所”的義務。其整體安排與美國、英國迥然不同，以至我們常常忽略一些最基本的東西。其上層階級擁有強有力的指揮權，無須聽從公眾輿論的指揮。掌握政府的是等級製的上層人物，但卻不包括由選舉產生的人。對政府的掌握者的選舉，人民沒有任何發言權。1940年，組成政府最高層的都是一些可以隨時拜謁天皇的重臣、天皇身邊的顧問以及天皇親任的官員即閣僚、府縣知事、法官、各局長官和其他高宮。在等級製度中這樣的高位不是由選舉選出的。對甄選、任命內閣成員及大藏省或運輸省局長這樣的事來說，人民就更沒有任何發言權了。普選產生的眾議院代表國民的意見，他們擁有某些特權可以對政府高官提出質詢或批評，但在任命、決策或預算等方麵則無任何實權，也缺乏法律的創議製。眾議院要受限於不經過選舉產生的貴族院，貴族院議員半數由貴族組成，另四分之一由天皇遴選。貴族院擁有與眾議院幾乎對等的法律批準權，這樣就又增加了一種等級性的控製。

　　確保日本政府的高級職位都由“閣下”們掌握，這決不意味著日本在“各安其分”的體製下沒有自治。所有的亞洲國家，無論實行哪種政治體製，上層權力總是不斷向下延伸的，在中層與下層的地方自治權對接。但各國間也存在差異，諸如民主範圍達到的程度，負有的責任，以及地方領導能否對整個地方共同體負責，會不會被地方勢力所壟斷而損害中央利益。如同中國一樣，在德川時代的日本，最小的責任單位約5-10戶，被稱為“鄰組”（德川時代稱“五人組”）。這一“鄰組”的組長，負責領導組織組內事務，保證其成員行為端正。遇到可疑行為必須報告，發現在逃犯則要交付政府。一開始，這種管理方式被明治政治家們廢除了，但後來又被恢複起來，改名為“鄰組”。在市鎮中，有時政府也積極發展“鄰組”，但現在這一模式在農村已經不發揮什麽作用了。比“鄰組”更重要的單位是“部落”。政治家們幾乎沒有廢除部落，但也沒有把它作為政府體係的一個行政組成部分。它是國家權力尚未涉及的領域。部落由15戶左右的居民戶組成，每年更換一次部落長，直到今天仍具有其重要的組織功能。部落長的職責是管理部落財產；保證給予向遇喪或遭受火災的部落家庭援助；合理安排耕作、蓋房、修路等公共事項的日程；擔負告知義務；發生火警時振鈴；休息日敲鍾擊梆。同其他亞洲國家不同，日本的部落長並不負責共同體內國家賦稅的征收。所以，他們的負擔並不重，所處的地位也不會引起矛盾，他們隻是在民主責任範圍行使職責。

　　近代日本正式承認市、叮、村等地方行政機構。由公選的“長者”們推舉一位領導者，代表本地區和代表國家的中央政府或府縣公署交涉各項事務。在農村，這個領導者通常是一位擁有土地的農民家庭中的年長者。當選的村長，在經濟上要遭受或多或少的損失，但卻擁有不小的權力。他與長者們共同對村裏的財政、公共衛生、學校進行管理，登記財產並了解每個居民的情況。村公所是個非常繁忙的地方，負責管理國家撥來的小學教育補助費，征集由本村負擔的遠比國家補助費要多很多的教育經費，並監督這些費用的開支；還要對村落共有財產進行管理和負責租賃相關事項；組織土壤改良和植樹造林工作；對一切財產買賣進行登記；隻有經過村公所正式登記的財產買賣才能被法律所承認。本村每戶居民的住址、婚姻、子女的出生、過繼和收養、前科以及其他資料都必須在村公所登記。村公所保管每戶家庭的上述材料。居民的原籍資料村公所可以從任何地方提取，將其登記入戶籍冊。當一個人在遇到申請就業、接受審判或其他需要身份證明的情況時，他必須寫信給原籍的市、叮、村公所索要本人材料的副本，或者親自回去取來交給有關單位。因此，人們是絕不敢輕易給自己或家庭的資料上留下不好的記錄的。

　　市、盯、村所負的責任很大，這是一種共同體的責任。20世紀20年代，日本出現了全國性政黨。雖然任何國家也都會出現“執政黨”與“在野黨”的交替。但日本的地方行政機構卻絲毫不受政黨交替的影響，仍然在“長者”們的領導下為共同體服務。盡管這樣，地方行政機構在對法官、警官和教員的任命三個方麵不能行使自治權，這些人員都是由國家直接任命和啟用的。由於日本的民事訴訟幾乎一直是通過調解或仲裁來解決的，所以法院在地方行政中幾乎不發揮什麽作用。相比較而言，警官的作用則重要一些。每逢臨時集會，他們必須到場。不過，他們並不常有這種任務，他們的主要工作是對居民身份和財產進行相關記錄。為了保持警官局外人的身份，避免地區性聯係的發生，政府要經常調動警官的工作地點。對學校的教員也是這樣。國家對學校的規定非常嚴格。和法國一樣，日本的每所學校在同一天都使用同樣的教科書，上同樣的課；每天早晨的同一時間，在同樣的廣播伴奏下，做同樣的早操。市、叮、村共同體對學校、警察和法院沒有自治權。

　　上述的日本政府機構，所有特征都與美國政府機構大相徑庭。在美國政府機構中，由普選產生的人掌握著最高的行政、立法權；由地方指揮下的警察和法院來執行對地方的管理。但是，日本的政府機構在形式上與荷蘭、比利時等西歐國家卻幾乎是一樣的。例如，和日本一樣，荷蘭的一切法律都是由女王的內閣起草的，國會實際並未掌握立法權。法律規定町、市長也由女王來任免，因此女王的權力非常廣泛，直達地方事務，超過1940年以前的日本。雖然實際上女王總是認可地方的提名，但女王的任命也是必經的程序。在荷蘭，警察和法院也是直接對君主負責。不同的是，荷蘭的任何宗派團體都可以自由開辦學校，而日本的學校製度則基本上是照搬法國的。在荷蘭，開鑿運河、圍海造田以及開發地方事業，這些都是地方自治體而不是由普選產生的市長或官員們的職責。

　　日本政府機構與西歐各國間的真正差別，不在於形式而在於其職能上。日本人依靠的是由以往的經驗熔鑄、並以道德體係和禮儀來體現的古老恭順習慣。隻要那些“閣下”們在其位謀其政，他們的特權就會受到尊重，國家就可以指望。這並不是因為“閣下”們的政策得到擁護，而是因為在日本，越過特權界限就是錯誤的。政府的最高層一點也不需要重視民眾輿論。政府隻是要求國民支持。當國家越過自己的權限範圍幹涉地方事務時，其裁決也會受到尊重。但在美國人眼中，發揮各種內政機能的國家政府幾乎是種不可避免的禍害。日本人則不然，他們覺得國家是近乎完美的存在。

　　不僅如此，政府非常注重承認國民意誌的“適得其所”。在合法的公眾輿論領域，即使是為了國民利益的舉措，日本政府也會盡力征求人民的同意，這種說法並不誇張。例如，在改革舊式農耕法時，負責農業發展的官員很少使用權力來強行推廣，這正像美國愛達華州的同行們一樣。在鼓勵建立由國家擔保的農民信用合作社、農民供銷合作社時，政府官員總是和在地方有威望的人多次交談，聽取他們的意見。地方政府自行解決轄區內的事務。日本人的生活方式是，對權力進行適當的分配並劃分相應的行使範圍。相對於西方文化而言，日本人更加尊重“上級”，這也為他們自己爭取到了更大的行動自由。不過“上級”也必須苛盡自己的職責。日本人信奉的格言是：“萬物各得其所，各安其分。”

　　明治政治家在宗教領域中製定了比政治領域更為奇特的製度。國家隻管轄一種宗教，將其奉為民族統一與優越性的特殊象征。對其他的信仰奉行自由政策。這種受到國家管理的宗教就是所謂的國家神道。就像美國人對國旗的敬仰一樣，這種宗教因被視為民族象征而受到特殊的尊敬。日本人認為國家神道不是宗教。所以，日本政府並不要求全體國民都信仰國家神道而違反西方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則。這就好像美國政府要求人們對星條旗敬禮一樣，日本政府要求國民信奉神道隻不過是忠誠的象征而已。因為神道不是宗教，日本可以在學校裏傳授而不必擔心西方的非難。在學校裏，國家神道成了神代以來的日本曆史，以及對“萬世一係的統治者”—天皇的崇拜。國家來支持管理國家神道。日本在其他宗教信仰方麵，幾乎奉行和美國一樣的政策，個人可以自由選擇信仰。不僅對於佛教、基督教甚至是其他教派的神道或祭祀神道也是一樣。這兩種不同領域在行政上和財政上都是分開的：國家神道由內務省神局來管理，其神官、祭招、神社等費用均從國庫開支；一般祭祀神道以及佛教、基督教各派則受文部省宗教局管理，經費靠教徒自願捐贈。

　　在宗教信仰上，日本政府堅持上述立場。國家神道不能被稱為是龐大的“國教會”，卻至少可以稱為是龐大的機關。小到特別祭典時司祭神宮才進行清掃的地方小神社，大到祭祀天照大神的伊勢大神宮，各地分布著11萬多座神社。神官係統的全國性等級與政府係統並列，從最底層的神官到各郡、市和府、縣的神官，再到最高層被尊為“閣下”的神官。這些神官，更多的是在代替民眾舉行儀式而不是領導他們進行祭拜。國家神道與我們平常到教堂去做禮拜沒有一點相似之處。因為它的非宗教性，在法律上沒有權利宣講教義，也就不可能有西方人所了解的類似禮拜之類的儀式。取而代之的是，他們有頻繁的祭拜日。町、村代表要站在神官麵前，參拜神社。神官舉著一根係著麻繩和紙條的“幣帛”，在他們頭上來回揮動，替他們祛邪。之後，神官再打開神龕內門，細著嗓子叫喊，召喚眾神降臨來享用供品。這時，神官祈禱，參拜者們按身份排列，畢恭畢敬地供上小樹枝。這些樹枝上垂著幾根細長的紙條，從古至今被奉為神聖的象征。然後，神官再度尖聲喊叫，將眾神送回，關閉神龕內門。遇到國家神道的大祭拜，天皇親自為國民致祭，政府各部門要放假。不過，和地方神社的祭祀日以及佛教的祭祀日不一樣，這種祭祀日並不是群眾的祭祀節日。後者屬於不在國家神道範疇的“自由”領域。

　　在自由領域，日本人按照自由的意誌進行教派和祭祀活動。佛教異常活躍，至今仍被視為絕大多數國民信仰。各種宗派，甚至是神道，都有各自教義和開山祖師。除國家神道外，還存在不少教派。其中有些早在20世紀30年代政府推行國家主義之前就已經成為純國家主義的堡壘了。其他一些是一種精神療法，通常被喻為基督教科學。有人信奉儒家教義，有人則專門進行神靈顯聖和參拜聖山神社的活動。老百姓的祭祀節日多數不在國家神道的範疇內。在這種節日裏，神社裏都是蜂擁而至的百姓，每個人都漱口祛邪，拽繩、打鈴、擊掌，以此召喚神靈降臨。然後，他們恭恭敬敬地行禮，再次拽繩、打鈴、擊掌，將神靈送回。禮畢後，在離開神社殿前，他們就開始這一天的主要活動。在神社院子裏的小攤販上購買珍品玩物，觀看相撲、祓術以及有小醜插科打諢逗笑的神樂舞。一位曾留居過日本的英國人說，每逢日本祭祀節日，他的腦海裏都忍不住浮現威廉·布雷克的一節詩：

　　如果教堂給我們幾杯啤酒，

　　和那溫暖我們靈魂的歡樂之火，

　　我們將會終日唱詩祈禱，

　　絕不會想離經叛教。

　　除極少數專門獻身宗教的人外，日本決不會覺得宗教嚴峻。日本人還喜歡遠途朝山拜廟，這對他們來說也是一次愉快的休假。

　　綜上所述，明治的政治家們謹慎地劃定著國家在政治中的職權範圍以及國家神道在宗教中的職能範圍。他們把其他一些領域都交給人民。凡是與國家有關的事務，他們作為新等級製度的最高官員是一定會加以控製的。陸海軍創建時，他們廢除了軍隊中的舊式等級製，甚至比在老百姓中廢除得更徹底。他們雖然在軍隊中保留了某些舊習俗，但卻廢除了日本的敬語。一個人能夠實現軍隊職階的晉升取決於個人能力而不是看家庭出身，這在其他領域是很難見到的徹底的改革。隻有這樣，軍隊在日本人心中才享有當之無愧的至高榮譽。這些確實是新軍隊獲得民眾支持的最好辦法。而且，排、連單位大多由同一地區的鄉鄰編成，和平時期服兵役的地方大都離家很近，這不僅意味著士兵與地方保持著聯係，而且每個人服役的兩年期間，武士與農民、財主與窮人的關係被軍官和士兵、老兵和新兵的關係所取代。在很多方麵，軍隊起到促進民主的作用，從很大程度上說這樣的軍隊才是真正的人民軍隊。大多數國家中，軍隊都是賴以維持現狀的巨大力量。但在日本則有所不同，軍隊對小農階級非常同情，這曾經屢次促使大金融資本家和企業家對軍隊進行抗議。

　　日本的政治家們並不為建立一支這樣的人民軍隊而自豪。他們並不認為以這樣的階次來確保軍隊在等級製中的最高地位是恰當的。他們為了達到這一目標在最高層采取了一定措施。但由於這些措施沒有寫進憲法，軍部首腦對政府保持獨立性的公認慣例就被保留了下來。例如，與外務省和內政各省大臣不同，陸海軍大臣有權直接謁見天皇，他們無須向文官內閣成員通報或協商就能夠以天皇的名義強製推行其措施。政治家們隻要拒絕陸海軍將領入閣就可以阻止自己不信任的內閣成立。因為文官或退役軍官是不能擔任陸海軍大臣的，隻要他們不派高級現役軍官擔任此職，任何內閣就都無法組成。同樣，如果軍部對內閣的任何行動不滿，隻需召回其在內閣的代表就可以致使內閣解體。軍部首腦絕不容許任何人幹涉這個最高決策層。倘若需要更深一步的保證，那麽憲法中就有一條規定：如果政府所提的預算草案被帝國會議否決，就要自動執行前一年度的預算。盡管外務省已經作了保證，關東軍仍然武裝占領了滿洲，起因就是內閣意見不一致。決策未定，軍部首腦乘機支持當地司令官，這隻是一個小案例。在軍部也如同其他領域一樣，日本人對所有關於等級特權的後果都傾向於接受，並不是因為他們讚同該項政策，而是由於在特權問題上他們反對逾越界限。

　　日本所走的工業發展道路是任何西方國家都不可比擬的。這條道路也是由“閣下”們安排步驟並製定規則而實現的。他們不單單製定計劃，而且他們認為是需要的企業，他們會讓政府創辦並為其提供財政補助。他們讓政府官員來組織和管理這些企業，聘請外國技術專家，並選派人員出國學習。當這些企業如他們形容的那樣“已組織完備，業務發達”時，就轉賣給私人企業。他們以超低的價格將這些官辦企業賣給那些幾經挑選的金融巨頭，即以三井和三菱兩家為核心的著名財閥集團。在日本政治家眼中，工業發展是關乎日本民族存亡的大事，不能信任供求法則和自由企業理論。然而，這一政策絕對不是來自社會主義的教條，而是因為那些財團獲得了厚利。日本政府也因此得到了以最小的失敗和浪費建立起了其最迫切需要的企業。

　　通過這些措施，日本對資本主義生產階段的出發點和正常順序作了修改。它的工業道路不是從消費品和輕工業起步，而是一開始就興辦關鍵性的重工業。他們優先建設兵工廠、造船廠、煉鋼廠和修築鐵路等等。這些產業迅速發展，達到了較高的技術水平和較高的生產效率。當然，他們也並沒有把這些企業全部都轉讓給民間財閥，政府仍然掌握著龐大的軍事企業並給予其特殊的財政補貼。

　　在獲得政府優先權的產業領域內，是沒有小工商業者和非官僚經營者的一席之地的，隻有某些享有特權的大財閥才能在此領域活動。這些財閥得到了國家的信任和支持，因而在政治上有一定特權。然而，如同日本的其他領域一樣，產業界也存在自由領域。即那些剩餘產業中，用最少的資本和最大限度地利用廉價勞動力來經營的各種產業。今天有一些輕工業仍然存在，他們沒有現代技術也能生存下來。這類產業在美國被人稱為家庭血汗工廠。小本製造商買進原料，貸給家庭工廠即隻擁有四五個員工的小工廠加工，回收產品後再貸出，然後再回收，如此反複，最後將產品賣給一般商人或出口商。20世紀30年代，約有53%以上的日本工業雇傭工人是在這種職工不超過5名的小工廠或家庭工廠裏工作的，他們中絕大部分工人都受到古老學徒製中家長式的庇護。我們還可以看到，在大城市的許多家庭中有不少背著嬰兒的母親還在幹計件零活。

　　如同政治宗教領域的雙重性一樣，工業的雙重性在日本生活方式中也具有重大意義。這就如同，當日本政治家覺得需要一個與其他領域中的等級製相匹配的財界貴族製時，他就會創辦一批戰略性企業，然後挑選一批有政治特權的商人家族，使之與他們建立聯係，以獲得適當地位。日本的政治家們從來沒有計劃要削弱政府與某些財界寡頭之間的聯係。這些財界寡頭在政府的保護政策下獲利，不但得到利潤，而且獲得了很好的地位。按照日本人對金錢和利潤的傳統觀點，民眾難免會攻擊財界貴族。但政府則盡量努力按照公認的等級製觀念來扶植他們。然而，由於財閥接連受到來自所謂少壯派軍官團體和農村方麵的攻擊，政府的這種努力並未完全成功。不過，真正的事實卻是，財閥並不是日本輿論攻擊的矛頭所向，眾矢之的是“成金”（成金：日本將棋中，步卒進入對方陣地就翻個身，成為“金將”，稱做“成金”。如同中國象棋的“過河卒子強當車”。用來比喻暴發致富。——譯者注）大戶。所謂“成金”，一般譯成“暴發戶”（nouveau riche），但這個詞並不能準確地表達日本人的感情。在美國，“nouveau riche”的含義是“新來者”（newcomers）。因為他們不善交際，沒有修養，所以常被人恥笑。但是，這些缺點卻被他們感動人心的致富抵消了。這些人從破木屋中白手起家，由騾前馬後變為身懷巨資的油田巨子。在日本，“成金”一詞來源於將棋，說的是一個步卒忽然搖身一變成為女王。它可以橫衝直撞，神氣十足，像名士一樣，但在等級製上，它卻根本就沒有名士的權利。在人們眼中，“成金”是靠詐騙和剝削致富的，遭人指責，這與美國人對“白手起家者”的態度簡直是天壤之別。日本給巨富授予等級製度中的應有地位，並建立和他們的聯盟。不過，倘若這種財富不是在這一領域中獲得的，他們就會遭到日本公共輿論的猛烈攻擊。

　　總之，在構建世界秩序時，日本人常常考慮到等級製度。在家庭和人際關係中，年齡、輩分、性別和階級決定了其適當的行為。劃分得非常周到的等級存在於政治、宗教、軍隊以及產業的各個領域中，一旦逾越其職責範圍，無論是上層還是下層，都將被懲罰。隻要能夠維持“各得其所，各安其分”的局麵，日本人就會沒有怨言地生活下去。他們就覺得是安全的。當然，在保護最高幸福這個意義上，他們也時常感覺到不安全。他們因為把等級製度看做是合法的才感到安全。正如信賴平等與自由企業是美國人生活方式的特征一樣，這些也是日本人生活方式的特征。

　　然而，當日本人要向外輸出這種安全的公式時，卻受到了懲罰。因為正是等級製孕育了日本國內老百姓的思想。在一個世界裏，人們的野心隻能是那種世界塑造出來的。但是，等級製絕不是可以輸出的東西。在別的國家看來，那些大言不慚的主張實在是極其狂妄，甚至是惡劣，或者萬分憤慨的。當日本人到了各占領國，當地居民們根本不歡迎他們，日本的官兵對此覺得十分驚訝。日本不是給了他們一個地位了嗎？盡管很低，但也是屬於整個等級製啊；即使對低層的人來說，等級製也是很理想的啊。日本軍部接連拍攝了好幾部戰爭影片，都是描寫中國對日本的熱愛的。痛苦絕望、沉淪落寞的中國姑娘，由於愛上了日本士兵或工程師而找到了幸福。這些都和納粹的征服論存在很大差別。但是日本人的等級觀應用到占領國，最終還是以失敗告終了。日本人不能按照自己的標準來要求其他國家。他們的錯誤是認為自己可以如此，別人也應該一樣。他們沒有向導，其他國家的人們並不能接受日本人自己心甘情願地滿足於“各安其分”的道德現。這種道德觀在其他國家不存在。這是原汁原味的日本產品。在日本作家們看來，這種倫理體係是理所當然的，是沒有必要進行論述的。我們要了解日本人，就必須先著手對這種倫理體係進行論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