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與刀

第三章 各得其所 各安其分

　　本書的核心，也是日本人觀念的核心等級製，日本人看做是正當的而且可行的社會結構，並以此作為解決各種問題的出發點，他們的各項活動，如政治、軍事、祭、婚姻和教育等皆以此為準則。

　　我們要理解日本人，首先要搞清楚“各得其所”所包含的意義。日本人對秩序、等級製度的信仰，與我們對自由平等的信仰完全不同。把等級製看做是正當的，將其視為一種可行的社會結構，對我們而言這是十分困難的。日本人對等級製的信賴是基於對個人與他人以及個人與國家之間的關係所持的整體觀念，我們要想了解他們對生活的看法，就必須對他們的民族習俗做一番描述，包括家庭、國家、宗教信仰及經濟生活等各個方麵。像看待國內的問題一樣，日本人在看待國際關係的全部問題時也都帶著等級製的觀念。在過去的十年裏，他們將自己描繪為位於國際等級製金字塔頂端的角色，雖然現在這種角色已被西方各國取代，但他們對現狀的承認，仍然是建立在等級製觀念之上的。日本的外交文件一再表明他們非常重視這一觀念。在1940年日德意三國同盟條約前言中，日本人提到：“大日本帝國政府、德國政府以及意大利政府確信，使世界各國‘各得其所’才是維護持久和平的前提……”此條約簽訂時，天皇所發布的詔書也提到這一點。詔書中說：

　　弘揚大義於八方，締造神輿為一宇，實我皇祖皇宗之大訓也，亦夜之眷念。今世局動亂不知胡底，人類蒙禍不知何極。膚所珍念者，惟在早日勘定禍亂，光複和平……襲三國盟約成立，心甚悅。唯萬邦各得其所，兆民悉安其業，此乃曠古大業，前途尚迢……

　　偷襲珍珠港當天，日本特使向美國國務卿赫爾（Cordell Hull）遞交的聲明也非常明確地提到這點：

　　……使萬邦各得其所乃帝國堅定不移之國策……與上述使萬邦各得其所之帝國根本國策背道而馳，帝國政府斷然不能容忍。

　　這一聲明是針對數日前的赫爾備忘錄而發的。備忘錄中，赫爾強調了美國所尊重的最基本的原則，這些基本原則對於美國而言就如同等級製對日本一樣重要。赫爾提出了四項原則：各國主權及領土完整的互不侵犯；互不幹涉內政；加強國際合作；平等的原則。這些都是美國人對平等和不可侵犯的權利信奉的要點，我們認為這四項基本原則不僅要在國際關係中貫徹，日常生活中也必須同樣遵循。在美國人看來，平等是獲得一個更加美好的世界的基礎，也是最崇高、最道德的基礎。對我們而言，擁有平等意味著擁有不受專製壓迫、不受幹涉、不受強製的自由；意味著擁有在法律麵前人人平等的權利和每個人都有改善自己生活條件的權利。這是當今世界實現的基本人權的基礎。我們即使在自己破壞平等原則時，也要支持其正義性，我們懷著極大的義憤向等級製度宣戰。

　　這是自建國以來美國人始終堅持的看法。傑佛遜將這一原則寫進了獨立宣言。此外，被寫入憲法的《權利法案》也是以這一原則為基礎的。一個新建立的國家的公開文件中寫的正式語句之所以重要，是因為這些體現了這個國家的人們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區別於歐洲的生活方式。有一份關於平等問題的重要國際報道文獻，是法國年輕人阿列克斯·托克維爾（A1exis de Tocqueville）在19世紀30年代初期訪問美國後所寫的。阿列克斯·托克維爾是一位聰明而又目光敏銳的觀察家，能夠發現美國這個陌生世界的諸多優點。他說美洲大陸完全是另一個世界。年輕的托克維爾生長在法國的貴族社會中，這個在當時社會活躍著並有影響力的人一定記得，這個貴族社會先後受到了法國大革命和隨之而來的更猛烈的《拿破侖法典》的震撼和衝擊。托克維爾高度評價了美國的社會生活秩序，並對此表現出寬容的態度，雖然他是以法國貴族的視角來觀察的。他的書向舊世界報道了即將到來的新事物。他相信，美國代表了人類發展的方向，這種發展也會在歐洲發生，盡管會有差異。

　　因此，他對這個新世界進行了詳細報道。他認為隻有在這個新世界中人們才真正認同彼此之間的平等。人們的社會交往建立在一個和諧的基礎之上。人們互相以平等身份進行交流。美國人從不拘泥於等級禮節等細枝末節，他們既不會要求別人有這些禮節，也不會對別人施以這些禮節，他們喜歡說自己沒有接受任何人的恩惠。舊貴族或羅馬式的家族在那裏也不存在。占統治地位的社會等級製度在那裏消失了。他說美國人信仰的就是平等，除此之外幾乎別無其他信仰，他們甚至有時會無意間忽視自由，但平等卻是維係生命之所在。

　　一個多世紀以前我們祖先的生活通過外國人的眼睛被描繪出來，美國人讀完以後備受鼓舞。盡管目前我們已經發生了很多變化，但基本的輪廓還是沒有變化的。讀完這部作品，我們得出結論，19世紀30年代的美國已是我們所熟悉的美國了。在這個國家，像傑佛遜時代的亞曆山大·漢密爾頓（亞曆山大·漢密爾頓，Alexander Hamilton，1755—1840，美國聯邦黨領袖之一。曆任華盛頓的秘書和參謀、財政部長、軍隊檢查長等職。1804年與總統艾倫·伯爾決鬥，重傷致死。——譯者注）那樣的偏愛貴族式社會秩序的人過去有，現在依然有。但即使是這些人也承認，在美國，我們的生活方式絕不是貴族式的。

　　上述這些最高倫理是美國太平洋政策的基礎。珍珠港事件前夕，我們對日本所作的關於這些倫理的宣傳道出了我們最信奉的原則。我們確信，每沿著我們所指的方向前進一步，都將改善這個尚不完美的世界。而日本人在宣布其信奉“各得其所”的信念時，也是基於從其社會經驗中萌生的那些生活準則。數個世紀以來，不平等已成為日本民族有機的生活準則，既是最容易預見到的，也是最廣泛被接受的。對他們而言，承認等級製行為就像呼吸一樣自然。而這並不等同於簡單的西方式權威主義。在日本無論是掌握權力的統治者，還是被統治者，都按照與我們迥然不同的標準行事。目前，日本人承認美國權威處於等級製金字塔的頂端，我們就更有必要清楚地了解他們的習慣了。隻有這樣，我們才能清楚地描繪出他們在目前狀況下會采取的行動。

　　日本盡管近年來被逐步西方化，但它仍然是個貴族式社會。人們在每一次寒暄，每一次交往時的舉止，都必須表達出雙方社會距離的性質和程度。每當一個日本人對另一個日本人講“吃”或“坐”時，都必須根據雙方的親疏程度或對方的輩分，選擇使用不同的詞匯。“你”這個詞就有好幾個，場合不同，所選用的“你”也不同。動詞也存在幾個不同的詞根。換句話說，如同太平洋上一些其他民族一樣，日本人也使用“敬語”，而且是伴有適當的鞠躬和跪拜。他們所有這些動作都有詳細的規矩和慣例。施禮前不僅要了解鞠躬的對象，還必須知道鞠躬的程度。一個鞠躬，對某一個接受者來講可能是非常恰當的，但用於另一位關係略微不同的人身上時，可能會被視為是一種無禮。從跪在地上、雙手伏地、額觸手背的最高跪拜禮，到簡單地動動肩、點點頭，都是日本很多鞠躬的方式中的一種。一個日本人必須從孩提時代就學習在每個場合該行的禮數。

　　日本人在行使禮儀上不僅要考慮等級差別，還要考慮性別、年齡、家庭關係以及過去的交情等等。甚至同樣的兩個人之間，在不同情況下也要表示不同程度的尊敬。一個普通百姓可以不必對其好朋友行鞠躬禮，可是一旦對方穿上軍裝，那穿便服的人就必須向他的朋友鞠躬了。遵守等級製是一種藝術，需要平衡多種因素，在特定情況下，某些因素可以互相抵消，某些則會加強。

　　不過在這個世界上，也有人不太拘泥於相互之間的禮節。在美國，日常家庭生活中，人們就不太拘泥禮節。他們一回到自己家，就會扔掉一切形式上的繁文縟節。然而，在日本，家剛好是學習並細致觀察禮儀的地方。當嬰兒還在母親背上的時候，頭就被母親摁下，被教導懂禮數。蹣跚學步的兒童第一件要學的禮數就是尊敬父兄。妻子要向丈夫鞠躬，孩子要向父親鞠躬，弟弟要向哥哥鞠躬；女孩子則不論年齡大小，都要給哥哥和弟弟鞠躬。這並不僅僅是一種形式。它包含著一定意義，表示行鞠躬禮的人本來計劃自己應付某些事情的責任，但現在則承認受禮方有權幹預；受禮方也承認會承擔與其地位相應的某些責任。等級製以性別、輩分和長嗣繼承等為基礎，它在家庭生活中居於核心地位。

　　眾所周知，在日本和中國，孝道是一種崇高的道德準則。早在六七世紀之間，伴隨著中國的佛、儒倫理以及世俗文化，關於孝道的闡述就已經傳入日本。不過，為適應日本家庭的不同結構，孝道的性質也不可避免地發生了變化。甚至在今天的中國，一個人仍然必須忠於其大宗族。一個大宗族可能由成千上萬個成員組成，宗族對全體成員擁有裁決權，並受到這些成員的支持。中國幅員遼闊，各地情況存在差異，但在大部分地區，一個村莊的居民大抵同屬一個宗族。擁有四億五千多萬人口的中國，隻有100多個姓氏。同一姓氏的人，多少都承認彼此間的宗族關聯。居住在同一地區的人，可能全部同出一祖。住在他鄉的城裏的家庭也可能與他們是同宗。譬如在廣東人口稠密的地區，全部宗族成員要聯合起來，他們共同經營和維持著壯觀的氏族宗祠。在祭祖的節日裏，共同向祖宗牌位行禮，這些牌位可能多達千個，但卻是同一遠祖所繁衍的。每個宗族都有自己的財產、土地和寺院，並設立基金以資助有前途的宗族子弟學習。宗族要聯係散在各地的成員，了解他們的狀況，認真增訂族譜，記載有權分享祖宗恩惠者的姓名，每10年左右刊印一次。宗族有世代相傳的家規，與當局意見相左時，可以拒絕把本族犯人交押當局。在封建社會，大宗族是一種半自治性質的共同體，僅在名義上接受國家管理，官員是由不斷更迭的政府所指定的，他們過著逍遙自在的生活，所轄地區的人視他們為外人。

　　在中國，姓氏是宗族製度的根本，沒有姓氏或類似替代物，宗族就無法生存發展下去。在某些宗族中，族譜就是與姓氏相當的東西之一。在日本情況就大不相同了，直到19世紀中葉，隻有貴族和武士家族才可以使用姓氏，隻有上層階級才有族譜。而且日本族譜記錄的方式，如同“美國革命婦女會”（美國革命婦女會，Daughters of American Revolution，1890年設立於華盛頓，會員僅限於參加過獨立戰爭人的後裔——譯者注）一樣，是從現在活著的人往上追溯，而不是由始祖開始從古至今地列舉後裔。這是兩種截然不同的記錄方法。日本是封建國家，人們是向封建領主而不是宗族共同體盡忠。被效忠的領主相當於當地的主君，這不同於中國那些任期短暫的官員，後者始終是這一地區的外人，兩者地位身份懸殊。在日本，關鍵的問題是這個人屬於薩摩藩還是肥前藩。一個人隸屬的藩是其聯係的紐帶。

　　在神社或聖地參拜始祖或氏族之神是使民族製度化的另一種方式。那些沒有姓氏和族譜的日本“庶民”也能參與這一類活動。在“庶民”參與祭祀的神社裏，村民們無須證明他們同屬一宗就可以聚集在一起。他們因為居住在某位祭神的封地上而被稱做是該神社的“氏子”（日文稱“氏子”）。如同世界各地的村民一樣，這些祭拜的村民們，世代定居於此，彼此間不可避免的存在血緣關係，但他們之間並不是同出一祖的親密氏族關係。

　　朝拜祖先的活動區別於神社的祭祀。在家中的房間設立“佛壇”，隻擺放六七個最近去世的親屬靈牌進行祭祀。日本各個階層的人們每天都在這種佛壇前祭祀，他們在類似墓碑的牌位前供奉上食物，懷念已故的父母、祖父母和其他一些近親。即使曾祖父母墓碑上的文字已經無法辨認，也不會再重新刻寫，他們會迅速淡忘三代以前的墓地。日本的家族聯係淡薄程度幾近於西方，其中與法國的家族關係或許是最相似的。

　　在日本，“孝道”隻局限於有直接接觸的家庭內部。這個集團內部，最多包括父親、祖父，伯父、伯祖父及其後裔，每個成員都要確定與自己的輩分、性別、年齡相適應的地位。即使容量很大的豪門望族，其家族也會劃分為幾個獨立的支係，次子以下的男孩必須另立門戶，這被稱做“分文”。直接接觸的集體內部是比較狹小的，存在非常縝密的規矩。成員們“各安其分”。長者在正式隱退（隱居）之前，成員對他必須嚴格服從。即使在今天，一個有幾個成年兒子的父親，在他自己的父親尚未隱退以前，也必須事無巨細地請示年邁的祖父，獲得允許後才可以行動。即使是三四十歲的人，父母也還是要一手包辦孩子的婚姻。父親是一家的男性之長，用餐時他要第一個舉筷，沐浴時也是他先入浴。全家人都要向他畢恭畢敬地行禮，他則隻需點頭受禮即可。日本有一個廣為人知的謎語，翻譯成美國的解謎形式（Conundrum form）就是：“兒子向父母提意見為什麽就如同和尚要求蓄發一樣？”（佛教僧侶必須剃度）答案是：“不管怎麽想，絕對不可能做到。”

　　“各安其分”不僅是指輩分之間的差別，而且意味著年齡不同，行事也要有所差別。日本人認為秩序極端混亂時，常使用“非兄非弟”一語來表達，意思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既非魚又非鳥（neither fish nor fowl）。在日本人眼中，長兄應該理所當然地保持其長兄的特質。長子是繼承者。曾經去過日本旅遊的人們談論“日本的長子自幼就學會一套不凡的氣派”。長子擁有與近似父權的權利。此後，弟弟很快就會依賴長子。今天，尤其是在日本的農村和鄉鎮，按規矩，長子要留在家中，次子和三子則可以到外麵的廣闊天地中，接受更多的教育，獲得更多收入。這樣看來，古老的等級製度仍然是十分堅固的。

　　在今天的政壇上，對於大東亞政策的討論，傳統的兄長特權也展現得淋漓盡致。1942年春天，陸軍省一個中佐發言人就東亞共榮圈問題作了如下的發言：“日本是他們的兄長，他們是日本的弟弟。要讓占領地區的居民們對這一事實家喻戶曉。過多體恤會讓他們心理上形成一種濫用日本好意的傾向，這會給日本的統治造成不好的影響。”換句話說，是要由哥哥來決定什麽事是對弟弟有益的，而且在強行執行時，哥哥不能“過分體恤”弟弟。

　　一個人不論年齡大小，其在等級製中的地位取決於性別。日本婦女的社會地位比丈夫低，走路時要跟在丈夫身後。妻子即使穿上西服，和丈夫並肩同行，進門時也要在丈夫前麵開門，一旦換上和服，就必須退到後麵。日本家庭中，禮物、關懷和教育費全歸兄弟享受，女孩子隻能眼睜睜看著。即使在為數不多的專為青年女性開設的高等學校，課程重點也都是放在教導禮儀和舉止規範上，在智力訓練方麵與男性學校根本不可同日而語。有一位女校的校長在對該校上流家庭出身的學生談話時，提到應該學一點歐洲語言，她的理由是希望她們將來可以將丈夫們用的書撣去灰塵後，能認識書名以正確將其插入書架。

　　盡管如此，與亞洲大部分其他國家相比，日本婦女還是擁有很大的自由的，這不僅僅是日本西化後的現象。因為她們從來沒有像中國上層婦女那樣裹腳，她們可以自由進出店堂，自由在大街上行走而無須將自己藏在深閨，這些都曾使印度婦女羨慕不已。在日本，全家的財政大權掌握在妻子手中，她們負責全家的采購。家裏發生財政危機時，她必須選擇一些東西送進當鋪抵押。妻子負責指使傭人，在兒子婚姻問題方麵也有相當的發言權。一旦做了婆婆，更要一手操持家務，其行事宛若以前從未當過唯命是從的媳婦。

　　在日本，取決於輩分和性別的特權非常大。不過，這一特權的行使者在角色上，更像是責任的受托者，而不是獨斷專行者。父親或兄長要對所有家庭成員負責，包括活著的、死去的以及即將出生的。他必須要作出重大決定並保證其實行。不過他所擁有的權力並不是無條件的。他要本著對全家的榮譽負責的原則行事。他有責任要求兒子及兄弟們牢記該家族的精神遺產和物質遺產，並保證這些家產不被辜負。即使是一個農民，也會祈求祖先保佑他崇高的責任。一個人的階級地位越高，負有的家族責任就越大。家族的要求在個人要求之上。

　　不論是什麽門第的人家，在遭遇重要事件時，戶主都要召開家族會議進行討論。譬如說，家族成員可能會千裏迢迢趕來參加訂婚的會議。作決定的程序並不因人不同而有所差異。妻子或弟弟的意見也可能產生決定性影響。倘若家長閉目塞聽，獨斷專行，就會讓自己陷入到非常困難的境地。當然，被會議決定命運的人可能會很難服從作出的決定。然而，那些長輩自己從小就對家庭會議的決定堅決服從，他們會嚴格地要求晚輩也這樣做。這種要求背後的製約力，不同於普魯士在法律上和習慣上給予父親的對妻兒的專橫權力，雖然強製性相同，但效果卻不一樣。日本人在家庭生活中並不學習對專製權力的尊重，也不輕易地養成屈服於專製權力的習慣。無論那種要求多麽苛刻，家族意誌的服從是基於全體成員的關心，是以這種最高價值來要求成員服從的，是出自一種共同忠誠的名義。

　　每個日本人都是最先在家庭中學習等級製的，之後再將所學運用到經濟政治生活等各個方麵。他們知道，不管一個人在這個集團中是否具有實質的支配力，隻要這個人“適得其所”，他們就要對其表示敬意。即使丈夫受到妻子支配，或者哥哥受到弟弟支配，在正式關係上，妻子或弟弟照樣得尊重丈夫或哥哥。背後的操縱和支配並不會破壞特權之間的外觀界限。實際的支配也不改變表麵關係。等級製依然是不可侵犯的。有時候，這些會給不在意正式身份而在意把握實權的人帶來某種策略上的方便。因為，這樣會較少地招致別人的攻擊。家庭生活經驗告訴日本人，要想讓一種決定得到最有力的支持就是讓所有成員都確信此決定能維護該家族的榮譽。高居家長地位的專製者隨意施加的命令並不是最有支持力的。日本的家長更像是物質和精神財產的管理者，全體家族成員都很看重這些財產，他們的個人意誌都從屬於財產的要求。日本人反對使用武力威脅，但並不因此減弱對家族要求的服從，也不會因此對特定身份的人減少敬意。即使年長者不是蠻橫的專製者，等級製在家族中也可以維持。

　　美國人在人際關係上有與日本完全不同的標準。通過上麵對日本家族等級製的粗淺介紹，我們尚且理解不了日本家族中那種公認的強有力的感情紐帶。日本家族中有一種相當牢固的連帶性，這種連帶性的獲得是本書研究的課題之一。我們要想了解他們在政治、經濟、生活等各個領域中的等級製的要求，首先就必須了解他們是怎麽在家庭中透徹地學習這種習慣的。

　　日本人在階級關係上的等級製像在家庭中一樣地強烈。綜觀日本曆史，它一直是個等級森嚴的社會。一個民族，登基製存活了幾個世紀，既有重大的優勢，也有嚴重的缺陷。自從日本有文字曆史以來，等級製一直是他們生活中的準則。這甚至可以追溯到公元7世紀，當時，日本已經開始向無等級的中國學習他們的生活方式，並加以修正以適應其自身的等級製文化。中國的高度文明一直讓日本使節讚歎不已。公元7—8世紀時，日本天皇和宮廷已經著手進行要用中國的高度文明來充實日本。他們對這項事業投入了無與倫比的巨大精力。此前，日本沒有文字，直到七世紀，日本采用了中國的會意文字來表達它自己那種與中國完全不同的語言。之前，日本有一種宗教，四萬個神鎮守山嶽、村莊，賜福給人們。曆經無數變遷，這種宗教延續至今，變成了現代的神道。7世紀時，日本從中國大規模地引進佛教，作為“保護國家的至善”宗教（George Sansom， Japan；A Short Cultural History，第131頁。所引奈良時代編年史中語。日文是：聖武天皇在陸奧國，黃金出，乃下曰“聞佛言，護國者必勝”雲雲。——譯者注）。在此以前的日本，官方和私人都沒有巨大的永久性建築。可是後來，天皇仿照中國的京城修建了新的奈良城。日本各地還仿照中國式樣，修建了很多壯麗的佛教寺院和僧院。天皇采用了使節們從中國學來的官階和律令，一個自主的民族就這樣成功地有計劃地汲取了外國文明，這在世界曆史上是獨一無二的。

　　然而，從一開始，日本就未能仿效中國那種無等級的社會組織。在中國，官位是授給經過科舉考試合格的行政官員的。日本采納了，卻授給了世襲貴族和封建領主。從中國仿效來的官位製就成了日本等級製的構成部分。日本不斷被分裂成很多半獨立的藩國，領主們經常互相嫉妒對方的勢力，許多社會習俗的產生也都與領主、家臣、侍從的特權聯係起來。無論日本如何堅持不懈地汲取中國的文化，但始終沒有一種生活方式可以取代等級製在日本的地位。中國的官僚行政製度以及以龐大宗族將各種身份、職業的人聯係在一起的中國式宗族製度，都沒有做到這一點。中國那種世俗皇帝的觀念也未能被日本接受。皇族中人在日語中被稱做“雲上人”，隻有他們才能擁有皇位繼承權。改朝換代在中國是時常發生的，但在日本卻從未發生過。天皇本人就是神聖，不可侵犯。天皇和他的大臣們把中國文化引到日本，但他們卻領會不到中國文化的深刻內涵。

　　所以，雖然日本吸收了中國各種文化，但這些新的文明僅僅是為此後幾百年間世襲領主與家臣之間爭奪統治權的衝突開辟了道路。8世紀末葉，貴族藤原氏掌握了大權，將天皇趕到後台。此後，藤原氏的統治又遭到了封建領主們的反對，整個日本陷入內戰狀態。聞名遐邇的源賴朝力挫群雄，擊敗各方對手，以“將軍”這個古老的軍事頭銜自封，掌握了全國的實際統治權。“將軍”的全稱是“征夷大將軍”，按照日本慣例，隻要源賴朝的子孫能夠控製其他封建領主，這個稱號就由他們家族世襲。天皇已徒具虛名，將軍必須接受他象征性的封賜，他的重要性僅限於此。天皇已經完全喪失行政權力。幕府操縱實權，以武力來對抗不歸順的各地領國來維持自己的統治。每個封建領主，即“大名”，都有各自的武裝家臣，即“武士”。這些武士完全聽命於大名。在動亂的年代中，封建領主們時刻準備著挑戰對方大名或最高統治者將軍的地位。

　　公元16世紀，內亂在日本像流行病一樣蔓延。經過幾十年的混戰，到1603年，偉大的武將德川家康打敗所有對手，成為德川家族的第一代將軍。此後的大約260年裏，將軍一職就由德川家族世襲，直至1868年，天皇與將軍的“雙重統治”被廢除，日本進入近代時期，德川政權的統治這才宣告結束。德川政權的統治是一個漫長的時代，從很多方麵講都是日本最值得重視的曆史時期之一。直到最終崩潰，德川政權都在日本國內維持了一種武裝和平，它有效地維護了德川氏政治目的的中央集權製。

　　德川家康曾麵臨一個十分棘手的難題，他始終沒有找到解決之道。內戰中，一些強藩的藩主曾反對他，直到最後失利才歸順他。這就是所謂“外樣”（即旁係大名）。這些大名獲準繼續保持對自己領地和家臣的領導權。在日本的封建領主中，這些大名在其領地上也確實繼續享有最高的自治權。然而，他們卻不被批準享有德川家臣的榮譽，也不能擔任幕府的任何重要職務。重要職務全部由“譜代”（嫡係大名），即內戰中擁護德川的大名掌控著。德川家康維持這一困難的政局的策略是，防止藩主（即大名）力量的積蓄，製止任何可能對將軍統治產生威脅的聯合。為了維護國內和平局麵—德川氏的統治，德川氏非但沒有廢除封建製，反而大力加強這一體製，使日本的封建體製更加鞏固。

　　日本的封建社會存在各種複雜的階層，每個人的身份都由世襲決定。德川氏鞏固了這種登記製度，並詳盡規定了各階層成員的日常行為。每一位戶長都必須將有關其階層地位和世襲身份的標誌貼在門口。他的服裝、食物以及可以合法居住的房舍，都要符合世襲身份的規定。皇室和宮廷貴族（公卿）之下，有四個世襲等級，其順序依次是士（武士）、農、工、商，下麵還有賤民。其中，以賤民的數量最多，他們被稱做是“穢多”，即從事各種汙穢職業的人。穢多由清道夫、掩埋死囚者、剝取死獸皮及攝製者等職業者組成。賤民在日本是不可接觸者（untouchables），更確切地說，他們根本算不上是人。通過他們居住地方的道路不被計入裏程，仿佛這塊土地及其上的人根本就不存在。這些人的生活極其貧困，雖然被準許從事相關職業，但卻不被正式社會組織所接納。

　　商人的地位僅位於賤民之上。不管美國人多麽的驚訝，這在封建社會中也是一個無法否認的事實。商人階級一直是封建製度的破壞者。一旦他們受到尊敬而致使商業繁榮，封建製度就可能滅亡。公元17世紀，德川氏頒布了鎖國法令，其嚴峻程度是世界上其他國家所從未有過的，這些法令從根本上鏟除了商人的基礎。日本曾經在中國與朝鮮的整個沿海地區進行海外貿易，這必然使商人階層隨之得到發展。德川氏規定，凡是建造或駕駛超過一定大小船隻的人，都要被處以極刑，企圖以此來阻遏商人基層的發展。被準許建造或駕駛的小船，既不能遠航到大陸，也不能運輸商品。國內交易受到嚴格限製，各藩藩界都設立關卡，嚴禁商品流通。還有一些法律規定了商人社會地位的低下，《奢侈取締令》中就限定了商人的衣著、雨傘以及在婚喪嫁娶時的費用限額。商人不允許與武士居住在同一區域內。如果他們受到特權階層—武士之刀的淩辱，法律不會保證他們的權益。德川氏妄圖把商人永遠置於卑賤的地位。但在貨幣經濟中，他所推行的這些毫無疑問要以失敗告終。當時，在日本運行的已經是貨幣經濟，但德川氏卻試圖逆轉這個趨勢而前行。

　　德川時代，維持封建社會安定的兩個階層是武士和農民，德川幕府將他們分別凍結了起來。德川家康一統天下之前，偉大的將軍豐臣秀吉已經通過著名的“繳刀令”，實現了這兩個階級的分離。農民的武器被收繳，隻有武士才享有佩刀的特權。武士再也不能兼做農民、工匠或商人。即使身份最低的武士也不被允許從事生產，他們變成寄生階級，每年從農民的賦稅中抽取年貢米作為他們的俸祿。每個武士家臣按份額從大名那裏領取穀米。他們不必擔憂生活來源，完全依賴於各自領主。日本曆史早期，各藩國之間兵連禍結的戰爭使封建大名與手下武士結下了牢固的紐帶，在和平的德川時代，這種紐帶就轉變為經濟性的了。日本的武士不同於歐洲中世紀的騎士，他們既不是擁有領地和農奴的小首領，也不是有錢的士兵。武士要依靠俸祿生活，各自的俸祿額早在德川初年就按照家格的高低決定了。根據日本學者估計，武士的俸祿並不豐厚，整個階級的平均俸祿與農民的所得差不多，隻夠維持最基本的生活。如果一個武士家族有幾個繼承人分享這點俸祿，那就更讓人頭疼了。這就使得武士會限製自己的家族規模，對他們而言，最令人窘迫的就是威望來源於財富和外觀，因此，他們信奉：儉樸才是最高美德。

　　在武士和農、工、商其他三個階級之間橫亙著一條巨大的鴻溝。後三個階級是“庶民”，武士則不是。武士的佩刀不隻是裝飾，而是代表了其特權階級。他們有權對庶民使用佩刀。這種傳統早在德川時代以前就已經形成了。德川家康頒布的法令中規定：“對武士無禮，對上級不遜的庶民，可格殺勿論”《家康遺訓百條》內雲：“士乃四民之長，農工商輩對士不得無禮。無禮，即心中無士也。對心中無士者，士不妨擊之。”寬保三年《徹定書百條》中也規定：雖對步卒無禮，不得已而殺之，經審按後屬實者亦無妨，德川家康根本沒想過要在庶民與武士階級之間建立相互依存的關係，他的政策依據嚴格的等級而製定。庶民和武士都歸大名統率，並直接與他聯係。這兩個階級各處於不同的階梯之上，又各自有一套從上到下的法令、規則、統治和相互義務來約束。兩個階梯間的人的距離是不可逾越的。有時迫於形勢，需要在這兩個階梯之間再架起橋梁，但這並不是這一體係本身所固有的。

　　德川時代，武士已經不僅可以舞刀弄劍，而且還逐漸開始管理藩主財產，並從事古典能樂、茶道等各種風雅藝術。他們負責處理全部文書，以巧妙的手段實施藩主的謀略。兩百年間的和平是很漫長的，這使得武士們很少有機會舞刀弄劍。日本的商人突破嚴格的等級規定而發展了追求舒適高雅的城市生活方式，同樣，武士雖然要時刻準備著拔刀赴戰，但他們也發展了各種風雅藝術。至於農民，雖然法律並未明確保障他們可以免受武士欺淩及強加的沉重年貢和種種限製，但仍然存在某些規定來保障他們的利益。法律保護農民對天地的所有權。在日本，擁有土地就意味著擁有威望。德川統治時期，政府禁止土地永久轉讓。歐洲封建社會也有類似法律，為的是保障封建領主的權益。而在日本卻有所不同，這條法律保障的是每個耕作者的利益。農民非常珍惜他所擁有的這種永久權利，甚至在今天他們的後裔仍然不辭辛苦的在稻田耕作。然而無論如何，農民仍然是養活著整個上層寄生階級的阿特拉斯（Atlas，希臘神話中肩扛天宇的提坦神。——譯者注）。

　　囊括了將軍的政府、大名的機構、武士的俸祿等的上層寄生階級大約有200萬人。農民要繳納實物稅，即需要把一定比例的收成上繳給大名。在同是水稻農業國的暹羅，傳統賦稅是10%，而德川時代的日本卻高達40%，並且實際交納的比這個還要高。有些藩中的賦稅甚至高達80%。農民經常被強迫從事徭役和無償服務，他們的時間和精力被大量消耗。像武士一樣，農民對家庭規模進行限製。整個德川時代，日本人口總數幾乎沒有變化。對於一個長期處於和平狀態的亞洲國家，這樣停滯的人口數字足以說明當時的統治狀況。不論是指望年貢生活的武士，還是生產者階級，這個政權都對他們實行了嚴格的斯巴達式的限製，盡管如此，每個下屬與上級之間仍存在相對的可依賴性。人們對自己的義務、特權及地位都了如指掌。一旦這些受到侵害，即使是最貧困的人也會提出抗議。

　　農村處於極度貧困的狀態下反抗過封建領主及幕府當局的統治。德川氏統治的二百五六十年間，農民起義此起彼伏，發生過不下千次。起因並不是由於傳統“四公六民”的重賦，而是抗議賦稅的累增。當他們到了無法忍受的程度時，就集結起來湧向藩主。他們有秩序地進行請願和裁判，把寫好的匡正苛政的請願書遞呈給藩主的內臣。如果發生內臣扣押請願書或者藩主不予理會的狀況，他們就選派代表把狀子呈遞給江川的幕府將軍。一些著名的起義中，就有農民在江戶城的大道上攔截幕府高官的轎子，直接把狀子呈遞上去以保證不被扣壓的情節。盡管這樣要冒的風險很大，但幕府當局收到狀子後就會立即展開審查，判決也大約有一半可能有利於農民。

　　不過幕府當局對農民請求的判決並不符合日本對法律和秩序的要求。農民的抱怨可能是正當的，國家對他們的尊重也是應該的。然而，農民起義領袖卻是嚴峻的等級製法令所不被允許的。即使在判決有利於農民的狀況下，不容忽視的是農民起義的領袖卻已經違背了必須忠貞這一基本法律。所以不管目的如何正確，他們都可能被處以極刑。農民們自己甚至都承認這是一種無法逃脫的命運。人們把被處以極刑的人看做是英雄。他們聚集在刑場，目睹起義領袖被投入油鍋、砍頭或被釘上木架，他們決不因此暴動。在他們看來，事後可以建立祠堂把起義領袖作為殉難烈士來祭奠，但對於極刑，他們認為這是法令，是秩序，是他們所賴以生存的等級製法令的核心，這是他們所必須接受的。

　　德川幕府曆代將軍都致力於鞏固各藩的等級結構，他們力圖讓每一階級都依靠封建領主。每一個藩中，居於等級製最高地位的都是大名，他們可以對屬下行使特權。將軍在行政上最主要的任務就是控製大名。他采取一切手段防止出現大名結盟或實施侵犯計劃的事件的發生。各藩藩界均設哨所關卡，過往行人經過嚴格檢查，杜絕“出女入炮”，即以防大名私運婦女出境或偷運武器進來。為防止任何政治聯盟的發生，大名之間未經將軍允許是不能聯姻的。藩與藩之間彼此不能架橋，通商也受到嚴格限製。此外，將軍還派出許多探子秘密了解各地大名的財政收支狀況，一旦發現某藩主金庫充盈，將軍就會要求他承擔耗資巨大的土木建築工程，以將他的財政限製在一定水平以內。各種規定中最有名的一項就是，大名每年都必須在江戶居住半年，而且在返回自己領地時，必須把自己的妻子作為將軍的人質留下。就是這樣，幕府費盡心機地確保自己的權勢，鞏固其在等級製中的統治地位。

　　當然，將軍隻是奉天皇之名來掌握政權，所以他並不是等級製拱橋中的拱心石。天皇並無實權，他和其宮廷世襲貴族（公卿）都被迫隱居在京都。天皇的財政來源甚至連最小的大名都比不上，宮廷的一切儀式也受到幕府的嚴格限製。盡管如此，即使是最有權勢的德川將軍，也完全沒有廢除天皇和實際統治者並行的這種雙重統治。對日本而言，雙重統治並不新奇，自12世紀以來，天皇就被剝奪了實權，大元帥（將軍）就以天皇的名義進行統治。有一個階段，職權分化極為嚴重，已成為傀儡的天皇將實權托付給一位世襲的首領，而後者又將其權力交付世襲政治顧問（執權者）來行使。這種權力的委托和再委托時常發生。德川幕府即將崩潰的末年，培裏將軍也沒料想到將軍的背後還有天皇存在。1958年，美國的第一任駐日使節哈裏斯（Townsend Harris）和日本就第一個通商條約進行談判時，才發現日本還有一位天皇。

　　事實上，日本人對於天皇的理解在太平洋諸島上能隨處被發現。天皇是神聖的首領，對政治的參與可有可無。在一些太平洋島嶼上，天皇自己直接行使權力；而另一些島嶼上，他則把權力委托給別人執行。盡管這樣，他的身份仍然是神聖的。在新西蘭各部落中，首領神聖到不可冒犯的程度。首領不能親自進食而必須由專人奉食，奉食的湯匙不可碰到他神聖的牙齒。首領外出須由人抬送，經他神聖的雙腳觸過的土地都自動成為聖地從而轉歸其擁有。他的頭部尤其神聖，任何人不可觸摸。他的話可以傳達到部落諸神的耳朵裏。在諸如薩摩亞島、湯加島等太平洋島上，神聖首領完全脫離了世俗生活。一切政務由世俗首領掌管。十八世紀末，詹姆斯·威爾遜（James Wilson）在去過東太平洋的湯加島後說那裏的政權和日本尤為相似，那裏神聖首領是軍事將領的某種政治犯。湯加島的神聖首領執掌宗教儀式而不參與政權，果園中采下的第一顆果實被他接受並舉行儀式後，人們才能品嚐。神聖首領去世時，訃告中要使用“天堂空虛了”這類詞句，經過莊嚴的儀式而被葬入巨大的王墓。然而他卻絲毫不參與政治。

　　雖然毫無政治實力，雖然是所謂“軍事將領的某種政治犯”，按照日本人的概念，天皇在等級製中仍占據著一個恰當地位。對他們而言，是否積極參與世俗事務並非衡量天皇身份的尺度。長達幾個世紀的年代中，雖然由征夷大將軍統治，但日本人卻始終如一地重視天皇和他在京都的宮廷。隻是以西方人的視角看來，天皇的存在是不必要的。日本人已經習慣了隨處的嚴格等級地位角色，他們對此的看法與西方人不同。

　　上自天皇，下至賤民，日本封建時期存在著極為明確的等級製，這也給近代日本留下了深刻的痕跡。從法律上宣告封建製度結束至今也隻不過是75年，根深蒂固的民族習慣是不會就此在一個人的一生之間消失得沒有蹤影。下一章中我們將會看到，盡管近代日本的國家目標已經發生了根本性轉變，政治家們卻仍在審慎地計劃以求大量保存這一製度。相對於其他獨立民族，日本人更受這樣一種世界的製約，在這個世界裏，行為的每一個細節都被嚴格規範，細密得宛如一幅精密地圖，社會地位是被規定了的。兩百多年間，是鐵腕維持了這個世界裏的法令和秩序。這段時間裏，日本人學會了將這種繁密的等級製視同為安全穩定。隻要他們存在於既知領域內並履行已知的義務，那麽這種世界就是可信任的。盜賊被有效控製，大名間的內戰停止。如同農民受到剝削可以起義一樣，如果臣民可以證明別人對他們的權利構成侵犯，那麽一樣可以提出訴訟。盡管這樣做存在風險，但也是被大家公認的。曆代德川將軍中有一位最開明，他設置了控訴箱，每個公民都可以把自己的抗議投到箱中。隻有將軍持有箱子的鑰匙。在日本，隻要一種行為與現存行為規範抵觸，那麽這種侵犯性行為就有足夠真實的保證可以被糾正。人們對這種規範十分信任，相信隻要遵守就一定安全。一個人如果與這些規範保持一致，而不是反抗或修改這些規範，那麽他就是有勇氣和完美的。在這個規範的範圍內，它是一個可知的世界，因而在日本人眼中，它也是一個可信賴的世界。它的規則並不像摩西十誡中的道德原則那樣抽象，而是非常詳細地規定：人們在這種場合應該如何行事，在那種場合下又該怎樣；武士該如何，平民又該怎樣；兄長應該如何，弟弟又該如何；諸如此類。

　　與其他一些生活在強力等級製統治下的民族不同，這種製度下的日本人並沒有變得溫良恭順。關鍵的問題是要承認，日本的各個階層都受到了某種保障。即使是賤民階層也得到了壟斷其特種職業的保證，他們的自治團體是被當局認可的。每個階層被嚴格限製，但這是有秩序的，是安全的。

　　日本的等級限製還具有某種靈活性，這是印度等國所沒有的。日本習慣用一些明確的手段來對製度進行調節，以保證常規不受到公然破壞。一個人可以采用多種途徑改變自己的等級身份。貨幣經濟時代，高利貸主和商人必然會富裕起來。這時，富人就采用種種傳統的方法以躋身於上層階層。他們通過典押和地租而變成“地主”。當然，農民的土地是禁止轉讓的。然而，由於極高的地租，把農民繼續限製在土地上對地主是有利的。高利貸主們居住在這塊土地上收取地租。在日本，這種土地“所有”權就意味著勢和利。一旦子女與武士階層通婚，他們自己也就搖身變成了紳士。過繼和收養是另一個變通等級製的傳統方法。它提供了一個“購買”武士身份的方法。盡管德川氏一再加以限製，但商人還是富了起來。隨後，他們就想方設法的把自己的兒子過繼給武士當養子。在日本，人們很少收養子，而是大多招女婿。入贅的女婿被稱為“婿養子”，繼承嶽父的一切。但代價也是巨大的。他的姓氏會從生父家的戶籍中抹去，轉入妻子家的戶籍，他要跟著妻子家姓並同嶽母一起生活。代價雖高，但獲益也不淺。富有的商人的後代有了武士的身份，窮困拮據的武士則與富者結成了親戚。等級製卻依然如故並未遭到破壞。經過這樣的變通，給富賈提供了上層等級的身份。

　　所以，等級製並不是規定隻是同一等級內部才可以通婚。有好幾種公認的途徑可以實現不同等級間的通婚。其結果往往是富裕的商人逐漸滲入到下層武士階層。這種情況很大程度上使得日本與西歐的差異更加明顯。在歐洲各國，中產階級逐漸發展起來，力量日益強大，這種壓力最終使得封建製度瓦解崩潰。中產階級隨之統治了現代工業時代。日本卻沒有產生如此強大的中產階級。商人和放高利貸者以公開認可的方法，“購買”了上層階級的身份。這樣商人就和下級武士結成了聯盟。同樣是封建製度處於苟延殘喘的時期，日本竟然容許比歐洲大陸更大的階級流動性存在，這實在是讓人驚奇，而這種情況最讓人信服的證據就是，日本的貴族和市民間幾乎不存在任何階級鬥爭的痕跡。

　　很容易就說日本這兩個階級互惠互利。在法國也可能同樣是如此。西歐也有過兩三個類似的例子，但歐洲階級的固定性卻十分頑強。在法國，階級衝突可以導致貴族財產被剝奪。而在日本，他們卻彼此結合起來。推翻腐朽幕府統治的聯盟是由商人、金融階層和下級武士組成的。近代日本仍然保留著貴族製度，如果沒有被允許的階級流動手段，是很難出現這種情況的。

　　日本人對這套繁密行為規範的喜好和依賴是有必要的理由的。這種規範保證了遵循者的安全並允許抗議非法侵犯，可以調節以適應自己的利益。它要求相互履行義務。19世紀後半葉，德川幕府崩潰時，任何集團都不主張廢除這些規範。“法國大革命”甚至是“1848年式的革命”（指“二月革命”。——譯者注）也沒有在日本發生。然而，形勢已經是無可挽回了。從一般平民到幕府將軍，每個階級都欠下了商人和高利貸者的債。非生產階級的人數眾多，財政支出額相當巨大已無法維持，大名財政虧空，已無力支付其武士侍從的定額俸祿，整個封建紐帶的網絡也隻能供人嘲弄。他們對農民增課非常重的年貢，企圖以此來避免淪亡。寅收卯糧，連年的預征使農民已貧困到一定地步。幕府瀕臨破產，已難以維持。1853年，當培裏司令官率艦隊來到日本時，國內危機已達到白熱化。強行闖入日本後，於1858年簽訂了日美通商條約，當時的日本已處於無力抗拒的狀態。

　　當時的日本，主流的口號是“一新”，即“恢弘往昔”，“王政複古”。這和革命是對立的，甚至是非進步的。“接夷”的口號與“尊王”聯在一起並同樣廣為流行。重新回到鎖國政策黃金時代的政治綱領得到了民眾的支持。隻有極少數的領導人明白這條道路是行不通的，他們全力奮鬥卻遭暗殺。似乎沒有任何跡象表明這個討厭革命的國家會順應西方模式改弦易轍，更不用說五十年後竟然能與西方國家並駕齊驅。但這一切還是發生了。日本發揮了與完全不同於西歐各國的固有長處，實現了高層人士和一般輿論都從沒有要求過的目標。如果19世紀60年代的西方人能從水晶球中看到日本的未來，他們是絕不會相信的。因為當時地平線上幾乎連巴掌大的烏雲都沒有預示20年後會有一股風暴橫掃日本列島。但不可能的事情竟然發生了。日本那落後並被等級製束縛的民眾急速轉向一條嶄新的道路，並堅持了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