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與刀

第二章 戰爭中的日本人

　　等級製，戰爭的起因說，戰時的日本急於向世界輸出這一觀念。他們認為，必須為建立世界的等級秩序而戰，而且，這一等級秩序的領導者隻能是日本，因為日本才是能夠真正建立起自上而下的等級製的唯一的國家……

　　任何文化傳統中都包含了關於戰爭的信條。西歐各國盡管各有特色，但也在很多方麵具有一些共性，比如號召全民參與的戰爭動員方式，局部失利時堅定信心的方式，戰死和投降者的穩定比例，以及對待戰俘的某些行動規則等，這些在西歐國家的戰爭中都是可預見的，因為即使包括戰爭在內，這些國家也同屬於一個文化大體係。

　　日本與西方在戰爭慣例上的所有差異，都可以成為了解其人生觀以及對人的全部責任看法的資料。我們進行研究的目的是要對日本的文化及行為進行係統的分析，至於那些與我們的信條不符合的東西在軍事上是否重要，我們沒有必要在意。但這其中的每一個行為卻可能非常重要，因為他們提出了許多與日本人性格相關的問題需要我們作出解答。

　　日本為戰爭的正義性進行辯護的那些前提條件與美國的恰恰相反。其衡量國際形勢的觀點與我們存在差異。美國認為戰爭是由於軸心國的侵略所引起的。日本、意大利、德意誌三國以征服的行為非法地打破了國際和平。不論是“滿洲國”、埃塞俄比亞還是波蘭，軸心國所占領的地方都證明他們推行的是以強淩弱的罪惡方針。他們的行為踐踏了“讓自己生存也讓別人生存”的信條，或者至少是侵犯了對自由企業“門戶開放”的國際準則。日本對戰爭起因的看法則另有不同。在他們看來，隻要各國擁有絕對主權，全世界的無政府狀態就不會消除。日本必須為建立世界的等級秩序而戰。當然，這一等級秩序的領導隻能是日本，因為日本才是能夠真正建立起自上而下的等級製的唯一的國家，日本也才是最了解“各得其所”的必要性的國家。日本實現了國內的和平統一，平定了內亂，建築了公路，發展了電力、鋼鐵等產業。根據日本官方數字，其青少年接受公共教育的比例達到了99.5%。所以，它應該幫助落後的兄弟鄰邦——中國。“大東亞”各國屬於同一人種，日本應當首先把美國從世界的這一區域中驅逐出去，然後是英國、俄國，使之“各得其所”。諸國都應在國際等級結構中確定各自的位置，這樣才能形成統一的世界。我們將在下一章中探討這種被高度評價的等級製在日本文化中包含的意義。這是日本民族自己創造出來的、最符合其口味的幻想。在日本看來，最大的不幸就在於那些被占領的國家，並不用同樣的觀點來看待這一理想。盡管如此，即使戰敗後，日本仍然認為不應該從道德上排斥“大東亞”這一理想。此外，在日本戰俘中，即使是最不好戰的士兵，一般也不會指責日本對亞洲大陸和西南太平洋地區所懷有的目的。在今後相當長的時間裏，日本必將保持其某些固有的觀念，其中最重要的一項就是對等級製度的信仰和依賴。這一點與熱愛平等的美國人是完全不相容的。但我們卻必須弄清楚這一等級製對日本意味著什麽，又有什麽益處。

　　日本對勝利的希望所寄托的依據也不同於美國的通常看法。他們宣揚日本必勝，精神必將戰勝物質的言論。他們說：美國是個大國，軍備的確優越，但這不算什麽！這些都是顯而易見的事實，他們根本沒有放在眼裏。日本民眾從國內的一家大報紙—《每日新聞》上，讀到了這樣一段話：“如果我們害怕數字就不會發動戰爭了。敵人的豐富資源並不是在這次戰爭中創造的。”

　　在日本取得勝利的時候，日本的政治家、策劃者以及軍人們都反複強調說：“這次戰爭是日本人信賴精神與美國人信賴物質的較量，並不是軍備之間的較量。”當日本在戰爭中失利的時候，他們還是反複強調：“在這場較量中，物質力量注定會失敗。”在塞班、硫黃島潰敗時，這一信條毫無疑問成了很方便的遁詞，然而這並不是專門為失敗而準備的遁詞。在日軍炫耀勝利的幾個月期間，它一直發揮著進軍號角的功能，並且早在日本偷襲珍珠港之前，這一信條就已經是一個深入人心的口號了。20世紀30年代，日本前陸軍大臣、狂熱的軍國主義分子荒木大將在名為《告日本國民書》的宣傳小冊子中就說道：日本的“真心使命”是“弘揚皇道於四海，力量懸殊不足憂，吾等何懼於物質”。

　　與許多備戰的國家一樣，實際上他們也確實存在擔憂。整個30年代，日本國民總收入用於軍備的比例一路飆升。偷襲珍珠港的那年，近一半的國民總收入都被用於了陸海軍的軍備上。而隻有百分之十七的政府總支出額用於民用的行政性支出。對物質軍備的關心程度日本與西方諸國並無區別。然而，就像武士的佩刀隻是日本道德品質的象征一樣，軍艦和大炮，也隻不過是永世長存的“日本精神”的表麵象征。

　　美國向來追求強大，而日本卻一貫重視非物質資源。像美國一樣日本也開展增產運動，但其增產運動卻基於一個獨特的前提。他們認為精神就是一切，是永存不滅的。物質雖然也是必不可少的，但卻是次要的、短暫的。日本的廣播電台經常鼓吹：“物質資源是有限的，不存在千年不滅的物質，這是永恒不變的真理。”這種對精神的信賴原封不動地被應用在戰爭中。日本的戰術手冊中有這樣一句口號：“以吾等之訓練對抗敵軍數量之優勢，以吾等之血肉對抗敵軍之鋼鐵。”這是他們傳統的口號，並不是專門為這次戰爭而特意提出的口號。他們的軍隊手冊第一頁就印著粗體字的“必讀必勝”四個字。他們的飛行員駕駛小型飛機以自殺方式撞擊我軍軍艦，這就是精神戰勝物質的無數素材。日本人把這類飛行員稱為是“神風特攻隊”。所謂“神風”，原是指公元13世紀成吉思汗東征時，一次颶風使其船隊覆滅，從而拯救了日本，所以稱為“神風”。

　　就是在日本民間，當權者們也推行精神勝於物質這一信條。比如，當民眾在工廠裏勞作了12小時之後又被通宵達旦的轟炸折磨得筋疲力盡時，他們就宣稱：“身體越累，精神和意誌就越昂揚”，“越是疲倦，就越能鍛煉人”。當老百姓在冬天的防空洞裏凍得瑟瑟發抖時，大日本體育會就通過廣播指揮大家做禦寒體操，並宣稱這一體操不僅可以代替取暖設備和被褥，而且還可以代替當時極其匱乏的為維持百姓正常體力所必需的糧食。他們說：“也許會有人說，現在食品這麽缺少還做什麽體操啊。這是錯誤的。食物越是匱乏，我們越是要采取其他方法來增強體力。”這也就意味著要用額外消耗體力的方法來增強體力。美國人關於體力的認識，總是通過了解昨天的睡眠是否有8或5小時；飲食正常與否；有沒有感到寒冷等狀況，然後再計算可以消耗多少體力。日本人卻認為這是物質主義，他們根本不關心體力貯存的問題。

　　在戰爭期間，日本的廣播更是如此極端，以至於宣揚戰爭中精神可以超越死亡這種生理上的現實。一家廣播電台就曾報道過一個英雄飛行員戰勝死亡的神話：

　　空戰結束後，日軍的飛機分三四架小編隊飛回機場。在第一批回來的人中有一個大尉。從自己乘坐的飛機走下來後，他站在地上，通過雙筒望遠鏡注視著天空。他一架一架數著部下返回的飛機，臉上略帶蒼白，但神色卻十分鎮定。當他看到最後一架飛機返回時，他寫完報告就向司令部走去。他到了司令部，向司令官匯報了情況。一匯報完，他就立刻倒下了。當時在場的軍官們趕緊跑上前，但他早已經停止呼吸了。檢查後，大家發現他軀體已經冰涼了，胸口帶著致命彈傷。一個剛斷氣的人的身體不可能是冰冷的。然而大尉的身體像冰塊一樣涼透了。他肯定是早就死了，支撐他做完這次匯報的是他的精神。我們可以肯定地說，正是已逝的大尉所懷有的強烈責任感創造了這樣的奇跡。

　　顯然，美國人肯定會認為這隻是一段捏造的荒誕奇談。但是，受過教育的日本人是不會覺得這種廣播可笑的。他們確信，日本的聽眾肯定不會把這看做是荒誕無稽的故事。他們首先明確的一點是這個廣播用事實證明，這位大尉的英雄故事是“一個奇跡般的事實”。為什麽奇跡就不能存在呢？靈魂都是可以修煉的。這位大尉明顯是自我修煉到一定程度了。日本人都懂得：既然“鎮定的精神能夠千年永存”，那為什麽就不能在一位以“責任”為其全部生命的中心信念的大尉身上多停留幾個小時呢？日本人對此深信不疑：特殊的修煉可以讓一個人的精神達到最高境界。這位大尉已經學會，並收到了成效。

　　作為美國人，我們完全可以對日本人的這一係列極端行為嗤之以鼻，將他們的信條看做是貧窮民族的遁詞，抑或是被騙者的愚昧妄想。但我們越是真的這樣看待日本人，就越難在戰時或平時應對他們。他們是用一係列的禁忌、排斥和一定的訓練方法使這些信條滲透到日本人心中，並使之根深蒂固的。這些信條絕對不僅是單純的怪癖。了解了這些，美國人才能理解日本人在戰敗時承認“僅有精神是不夠的”、“企圖用‘竹槍’來守住陣地是幻想”這些話的真正含義。而且更為重要的是，我們隻有了解了這些才有可能衡量他們這番自白的含義：無論在戰場上還是在工廠中，經過與美國人的精神的較量，日本人的精神力量還是不夠的。如同他們在戰敗後所說的那樣：在戰爭中，他們“完全是憑主觀意誌的”。

　　不僅是關於等級製度和精神高於一切的說法，戰爭期間日本人對各種事情的說法都為比較文化研究者提供了研究素材。他們奢談安全、士氣等隻不過是精神準備上的問題。在遇到種種困境時，諸如城市的空襲、塞班島的潰敗、菲律賓的失守等，日本政府對老百姓所作的解釋也總是千篇一律的：“這些情況沒有什麽值得擔心的，一切早在預料之中。”收音機仍在誇張地宣傳著，明顯是指望日本人可以繼續相信他們仍然處在一個全麵預計的世界之中。他們認為這樣可以讓老百姓鎮靜下來。“基什加島（Kiska）被美軍占領了，日本本土已處於美軍轟炸圈之內，但是對此我們早有估計，並已經作了相應的準備。”“敵人勢必會以陸、海、空三軍的立體戰術向我們發起進攻。我們在作計劃時早就考慮到這些了。”就連那些希望日本早日停止這場毫無希望的戰爭的日本俘虜也堅信，轟炸是不可能摧毀本土日本人的士氣的，“因為他們在思想上早就對此作了準備”。在美軍開始轟炸日本城市時，日本飛機製造業協會副會長在電台中廣播說：“敵機終於飛到我們上空來了。但是，這是在我們飛機製造者的預料之中的，對此我們已做好了萬無一失的準備，絲毫沒有什麽可值得憂慮的。”一切都在預料之中，萬事俱備，萬無一失。隻有基於這一信念，日本人才能夠繼續堅持他們那種必不可少的觀念：這一切都是我們主動期求來的，絕不是被動來臨的、別人強加給我們的。我們不應認為是消極地受到了攻擊，而應該認為是我們主動地把敵人吸引到身邊來的。“敵人，想來就來吧。”他們決不說：“要發生的事終於還是發生了。”相反他們會說：“我們所期待的事情終於發生了。我們歡迎它到來。”海軍大臣的國會演說詞中引用了18世紀70年代的偉大武士西鄉隆盛的遺言：“有兩種機遇，一種是偶然碰到的，另一種是自己創造的。當麵臨極其艱難的狀況時，我們必須自己去創造機遇。”此外，當美軍突然攻進馬尼拉市中心時，他們的報道說，山下（奉文）將軍“微微一笑，得意洋洋地說：敵軍現已落入我方懷中了……”“敵軍仁牙因灣（Lingayen Bay）登陸後不久，馬尼拉市就迅速淪陷，這正是山下將軍的神機妙算，事態的發展正處在將軍的部署中。山下將軍的作戰計劃正在一步步實施中。”換言之，他們越是失敗，事態的發展就越是順利。

　　跟日本人一樣，美國人也走極端，隻不過走的是另一極端。美國全力以赴進行戰爭是為了應戰。這是別人強加給我們的戰爭。我們遭受到了攻擊，所以才要教訓一下敵人。在談及珍珠港以及巴丹半島的潰敗時，隻要是顧及穩定國內民眾情緒的發言人，就決不會說：“這些都是在我們的計劃中充分考慮到的。”相反，我們的官員會這樣說：“這些是敵人肆意強加給我們的，所以我們要給他們一點厲害看看。”美國人會調節自己的全部生活，以經常應付各種挑戰，我們會時刻準備應戰。而日本人則寧願選擇萬事預先都安排好的生活方式，對他們來說，沒有比未曾料到更有威脅性。

　　日本人在戰爭中頻繁宣傳的另一個主題也揭示了他們的生活方式。他們經常說：全世界是如何關注他們的。因此，他們必須充分發揚民族精神。美軍在瓜達爾卡納爾島登陸時，日軍向他們部下傳達命令說，目前他們已處在全世界的注視中，必須表現出日本男兒本色。日本海軍官兵有一條誡令，在遭到魚雷攻擊，被迫棄艦時，必須以最出色的姿態轉移到救生艇上，否則“會被全世界恥笑，美國人會將你們的醜態拍成電影，拿到紐約公映”。這關係到全世界對他們的評價。日本人一貫很重視這一點，這在他們的文化中有著深刻的淵源。

　　在有關日本人的態度問題中，最讓人關注的莫過於他們對天皇陛下的態度。天皇對他的臣民究竟有多大的控製力呢？幾位美國權威人士指出，在日本整個封建時代的七百餘年間，天皇一直是並無實權的傀儡首領。民眾所盡忠的是那些直接統領他們的君主，諸如“大名”，以及位於其上的軍事大元帥，即將軍。幾乎沒有人關心對天皇忠誠與否。天皇隻是被幽禁在孤立的宮殿中，其活動和儀式都被各種規章製度嚴格限製著，而這些規章製度就是將軍製定的。如果一個地位很高的封建諸侯對天皇表示出敬意，這甚至會被視為是背叛。日本的平民百姓幾乎無視天皇的存在。某些美國學者堅持認為，隻能通過日本的曆史來理解日本，天皇在老百姓的記憶中隻是模模糊糊、默默無聞的，為什麽卻能夠被擁戴起來，成為日本這樣一個保守的民族重新積聚力量的真正核心呢？這些學者說：那些反複強調天皇對其臣民擁有永世統治權的日本評論家太誇張了，他們的堅持隻能證明其論據的不堪一擊。因此，美國二戰時製定政策就沒有根據要禮待天皇，反之，我們有充足的理由可以猛烈地攻擊日本近來編造的這種邪惡的元首觀念。天皇是日本現代國家製度神道的核心，如果我們對天皇的神聖性發起挑戰並使之摧毀，那麽就會使日本的整個結構坍塌。

　　很多優秀的美國研究者對此持有相反的意見，他們熟悉日本的情況，也讀過來自前線的報道或日本方麵的文獻。有過日本生活經曆的人都非常清楚，沒有什麽比在言辭上侮辱、攻擊天皇，更會刺痛日本人、更能激起他們的士氣了。他們堅信，日本人是不會把對天皇的攻擊看做是對軍國主義的攻擊的。一戰後，他們親眼見證了，民主的呼聲很高，軍國主義的名聲卻非常臭，以至於軍人外出到東京市區時都要謹慎地換上便裝。但即使是那樣的年代，對天皇的崇敬依然是狂熱的。那些曾在日本居留過的人士聲稱，日本人對天皇的崇敬並非“希特勒萬歲”的口號可比，後者與法西斯的一切罪惡緊密聯係在一起，隻是顯示納粹興衰的一張晴雨表。

　　日軍俘虜的證詞證實了上述觀點。同西方的軍人有所不同，日軍俘虜沒有接受過在被俘後什麽能說、什麽不能說的訓練，所以，他們對各種問題的回答，很明顯地不統一。這種訓練的缺乏當然源自於日本的不投降主義。在當時，這種狀況雖然隻限於部分軍團和地方軍隊，卻一直維持到戰爭結束前幾個月。俘虜的證詞值得我們重視，是因為它們是日本軍隊意見的橫斷麵。這些戰俘並不是因為士氣低落而投降的，也沒有因投降而失去了典型代表性。除極少數外，他們幾乎每一個都是在受傷或失去知覺後因無力抵抗才被俘的。

　　那些負隅頑抗的日軍俘虜，將極端軍國主義歸於對天皇的效忠。他們認為自己是在“遵循聖旨”行事，是為了讓“陛下放心”而戰，是在“為天皇而獻身”。他們認為“天皇指引國民進行戰爭，服從就是我的職責”。但是，這次戰爭和日本未來侵略計劃的反對者，也同樣將他們的和平主義歸因於天皇。就所有人看來，天皇乃是一切。反對戰爭的人稱天皇為“熱愛和平的陛下”，他們堅持認為天皇“始終是一位反對戰爭的自由主義者”，“是受了東條的欺騙”，“在滿洲事變時，天皇就表示反對軍部”，“戰爭是在天皇不知情或未許可的情況下發動的。天皇厭惡戰爭，也不同意國民卷入到戰爭之中。天皇對他的士兵受到的虐待並不了解。”這些證詞和德國戰俘恰恰相反。不管他們對希特勒手下的將軍或最高司令部背叛希特勒的行為如何的不滿，這些德國戰俘仍然認為，必須由最高的戰爭賠償者——希特勒來承擔戰爭本身以及準備戰爭的責任。然而，日本戰俘卻明確表示，對皇室的忠誠與對軍國主義及侵略戰爭的政策的認同不能混為一談。

　　他們覺得，天皇和日本是緊密聯係在一起的。沒有天皇的日本就不能稱其為日本。天皇是日本國民的象征，是民眾宗教生活的中心，是日本民族超宗教的信仰對象。即使日本戰敗，天皇也不能因此而遭受譴責。普通民眾認為天皇不應對戰爭負有責任。應由內閣和軍部的領導者來對戰敗負責，而天皇則沒有責任。即使戰敗，所有的日本國民仍會繼續崇敬天皇。

　　美國人一貫認為凡是人就不可避免地會受懷疑和批判，在我們看來，那些一致認為天皇可以超越一切批判的論調簡直就是無稽之談。然而，直至戰敗，這些卻毫無疑問地仍然是日本堅持著的輿論。那些最有審訊戰俘經驗的人都認為在每份審訊筆供上都注明“拒絕誹謗天皇”是完全沒有必要的。包括與盟軍合作過、曾在日軍中宣傳我們思想的人在內，沒有一個戰俘願意誹謗天皇。從各地匯集的諸多審訊口供中，隻有三份委婉地提到對天皇的反對，隻有一份明確提到：“保留天皇將是日本的一個錯誤。”另一份則說天皇“是一位意誌薄弱者，他僅是一個傀儡而已”。而最後一份僅僅是作了一個猜測，認為天皇可能會讓位於皇太子。他還猜測，如果廢除了君主製，那麽日本的青年婦女或許可能擁有羨慕已久的像美國婦女那樣的自由。

　　所以，日本軍部統領就利用全體日本國民對天皇的尊崇，他們把“天皇禦賜”的香煙分賞給部下；天長節時，他們率領部下向東方遙拜三下，高呼“萬歲”。軍隊受到日夜轟炸時，他們早晚和部下一起共誦天皇親自在軍人敕諭中向部隊頒賜的“聖旨”，奉誦聲回蕩在森林中。軍國主義勢力極大程度地利用人們對天皇的效忠，他們號召所屬官兵都要“奉詔必謹”、“免除聖慮”，要他們以尊崇之心報陛下之仁慈，要獻身於天皇。然而，對天皇意誌的這種服從卻又是一把雙刃劍，正如許多日本戰俘所說的那樣，他們隻要天皇一聲令下，就是隻有一支竹槍，也會毫不猶豫地進行戰鬥。同樣，隻要是天皇命令停止戰鬥，他們也會服從。如果天皇陛下下詔停戰，第二天日本人就會放下武器。縱然就是最強硬好戰的關東軍也會放下武器。能夠讓日本國民承認戰敗，並讓他們願意為重建家園而生存下去的，隻有天皇陛下的聖旨。

　　日本人對天皇是無條件的忠誠，但對天皇以外的其他人和集體都加以批判，這兩種行為形成了鮮明對比。在日本的報紙雜誌或戰俘的供詞中，有不少人批判政府和軍部領導。戰俘們對前線的指揮官極為不滿，尤其是對那些不能與部下同甘苦共命運的人破口大罵。他們對那些自己坐飛機逃跑，卻撇下士兵讓他們頑抗到底的指揮官更是恨之入骨。戰俘們常常對一些軍官備加讚揚，對另一些軍官則嚴厲譴責。他們對日本的事物完全具有辨別善惡的能力。縱然是日本國內的報紙雜誌也在批判“政府”，他們指出政府很不令人滿意，要求更強有力的領導和更大的協作。他們還抨擊政府限製言論自由。如1944年7月，東京一家報紙刊登了一篇重要的座談記錄，這次座談的參與者包括了新聞記者、前國會議員以及日本的極權主義政黨—大政翼讚會的領導人物等。座談中，一位發言者說：“我以為振奮日本民心的方法有很多，最主要的一條就是實現言論自由。最近幾年，日本民眾不敢直言不諱地表達自己的觀點看法，他們因為說的話而受到懲罰。國民滿腹狐疑，隻是在表麵應付，他們變得異常膽小。照這種情形，發揮全體國民的力量是不可能實現的。”另一位發言者對此進一步強調說：“幾乎每天晚上我都和自己選區的居民座談到深夜，我想征求他們對各種事情的看法。但他們卻唯唯諾諾，不肯講實話。言論自由完全被限製了。這確實妨礙了人們鬥誌的激發。所謂的戰時特別刑法和治安維持法，限製了國民，使他們變得膽小如鼠，甚至跟封建時代的老百姓一樣。這使得本應發揮出戰力的國民，到現在戰鬥力仍然未發揮出來。”

　　即使處在戰爭中，日本人也在指責政府、大本營以及他們的直接上司。他們並不是絕對地承認等級製度的優越性。但是，他們唯獨不批判天皇。天皇的至高無上性是在近代才得以確立的，但為什麽會受到如此的尊重？日本人的性格中什麽怪癖成就了天皇的這種神聖不可侵犯性呢？隻要天皇下達命令，日本人就會“揮舞竹槍”，奮戰到死。同樣，隻要天皇一聲令下，日本人也會乖乖地承認戰敗，接受被占領的事實。日本戰俘的這些話可靠嗎？會不會是故意迷惑我們的欺人之談？還是確實就是這樣的？

　　有關日本人作戰行動的這些重要問題，從反物質主義的偏見到對天皇的態度，不僅關係到前線作戰，也關係到對日政策。還有一些態度，則更與日本軍隊有著關係。其中之一是對日軍戰鬥力消耗的態度。當美國把海軍勳章授給台灣海峽機動部隊指揮官喬治·愛斯·麥肯因將軍時，日本的廣播電台對此表現出極大的驚訝，其態度與美國人截然相反。廣播內容如下：

　　官方對約翰·愛斯·麥肯因司令官受勳的解釋不是他擊退了日軍，我們不清楚他們否定的理由是什麽，因為尼米茲的公報已宣稱他擊退了日軍。麥肯因受勳的官方理由是，他成功地解救了兩艘損壞的美國軍艦並把它們安全地護送到基地。這個小報道之所以重要就在於它的真實性，而不是虛構出來的。我們並不是質麥肯因將軍確實救了兩艘軍艦。我們隻是希望你們了解這一奇怪的事實：“在美國，拯救兩艘軍艦就可以受勳了”。

　　一切救援行動以及給陷在困境中的人的一切幫助，都會讓美國人深為感動。勇敢的行動如果能解救受難者，就是更加英雄主義的行為了。日本人對勇敢的詮釋則不包括這類救援。他們甚至把我們在B29轟炸機和戰鬥機上配備救生器具的行為斥為“膽怯”。他們的報紙、廣播頻繁談論這一話題，他們認為視死如歸的冒險才是最高尚的，而謹小慎微是沒有價值的。他們的這一態度在對待傷病員及瘧疾患者時也體現得非常明顯。在他們看來，那些負傷和生病的士兵已沒有利用價值了。他們的醫療服務極其匱乏，以至於難以維持正常的戰鬥力。隨著時間的推移，本來就匱乏的醫療設施由於補給上的困難就更難以維持。但這並不是事情的全部。日本人對物質主義的蔑視在這裏產生了深刻影響。他們向日軍士兵灌輸說，死亡本身就是精神上的勝利。我們那樣對病人進行照顧，好比在轟炸機上配備安全設備一樣，反倒是給英雄主義造成了幹擾。首先，相對美國人而言，日本人在日常生活中就不會那樣頻繁拜訪內外科醫生。即使是在和平時期，來美國旅遊的歐洲人都經常談論說，美國對傷病患者的憐憫要遠遠地超過對其他福利設施的關心。這些在日本卻是不常見的。總之，在戰爭中，日軍既沒有設置一個受過專門訓練，能夠在戰火中搬運並救助傷員的救護班，也沒有配備係統的醫療設施，諸如前線救護所、後方野戰醫院以及遠離前線的康複醫院等。對醫療品補給的關注之少就更讓人感慨了。如果遇到某些緊急狀況，他們幹脆殺死傷病患者。尤其是在新幾內亞和菲律賓戰場，日軍常常被迫從設有醫院的營地撤退，但他們卻從來沒有在有條件時預先轉移傷兵患者的習慣。隻是在敵人馬上圍攻到麵前或是部隊真正執行所謂的“有計劃的撤退”時，他們才想到采取一些措施。這些措施卻是傷兵被臨走的值班軍醫全部用槍殺死，或者是用手榴彈自殺。

　　既然對傷兵的這種態度是日本人對待本國同胞的基本原則，那麽在處理美軍戰俘時，它也發揮了同樣重要的作用。按照我們的標準，日本人在對待戰俘和他們的同胞問題，都犯了虐待罪。前菲律賓上校軍醫哈羅魯得·格拉特裏（Harald W。G1attly）曾說，他作為戰俘被囚禁在台灣三年與跟囚禁在日軍相比，美軍戰俘所受到的醫療護理要多得多。盟軍戰俘營中設有軍醫可以對俘虜進行護理，而日軍卻一個軍醫都沒有設。很長一段時間裏，日軍僅僅設了一個醫務人員來醫護自己，還隻是一個下士，後來才升了中士。這位上校在日軍中一年隻能有一兩次機會看軍醫。（1945年10月15日《華盛頓郵報》報道）

　　關於這種兵員消耗理論，日本人表現得最極端的就是他們的不投降主義。西方任何軍隊在盡了他們最大的努力，仍然寡不敵眾、毫無希望時，便會向敵軍投降。他們仍然把自己看做是光榮的軍人。而且根據國際協議，將把這種情況告知他們本國，讓家屬知道他們還活著。在西方國家，無論是作為軍人還是平民，他們都不會因此而蒙辱。但是，對此日本人的看法則不同。榮譽就是拚戰至死。麵臨絕境，日本士兵要麽用最後一顆手榴彈進行自殺，要麽赤手空拳衝入敵陣，發起集體自殺式的進攻，總之絕對不應該投降。萬一受傷後喪失知覺而被俘獲，他就會覺得回國後再也抬不起頭來了。他的名譽喪失了，相對從前的生活，他已經是個死人了。

　　當然，日本軍隊雖然有上述的軍令，但在前線卻不用對此專門教育他們的士兵。日軍如此忠實地實踐這條軍紀，以至在北緬會戰中，被俘虜與戰死的士兵的比例達到142：17 166，也就是1：120.並且，在這142名戰俘中，大多數都是在負傷或昏迷情況下被俘的。一個人自己或兩三個人結伴投降的就更占少數了。在西方國家的軍隊中，如果陣亡者達到了全軍兵力的1/4或1/3，該部隊一般是不會不停止抵抗的。投降與陣亡士兵的比率大約為4：1.而在霍蘭迪亞（Hollandia）戰役中，日軍第一次大規模投降，其投降與陣亡的比率達到1：5，與北緬的1：120相比這已經是莫大的進步了。

　　因此，在日本人看來，那些被他們俘獲的美國人，單是投降這件事就夠可恥的了。縱然他們沒有受傷，沒有染上瘧疾、赤痢等，也已經成為廢物從而被排除在完好的人的範疇之外了。許多美國人都曾提到，在俘虜營裏，美國人發笑是一件多麽危險的事，他們曾談到這件事是如何刺激到日軍看守的。以日本人的眼光來看，當了戰俘本身就已經是奇恥大辱，美國人卻居然不這樣覺得，這是他們無法容忍的。日本軍官要求俘虜營的看守們也必須遵守一些美國戰俘所必須服從的命令。對日軍來說，急行軍或是乘坐像沙丁魚罐頭一樣擁擠的運輸船轉移，已是平常的了。有些美國戰俘還談到，日本哨兵曾反複地嚴令他們對自己的違章行為進行掩蓋，最嚴重的罪行就是公開違抗。在戰俘營中，俘虜們白天外出修路或進工廠勞作時，是禁止從外麵帶食物回來的，但這個規定往往隻是一紙空文。因為水果、蔬菜被包起來就可以帶進來。不過，一旦被發現，那就是嚴重的犯罪了，這就意味著美國戰俘蔑視日本哨兵的權威。如果戰俘公然挑戰權威，即使隻是一句頂嘴的話，也要被嚴厲懲罰。哪怕是在日常生活中，日本人也嚴禁頂嘴。在軍隊中，頂嘴是肯定要被嚴懲的。俘虜營中確實有很多暴行和虐待。我們對作為文化習慣導致的行為和暴虐行為進行區分，這並不是寬恕暴虐行為。

　　戰爭剛開始時，日軍士兵堅持認為敵方會虐待並殺死所有戰俘，因而他們更把投降當做是恥辱。有一個關於美軍在瓜島上用坦克碾死戰俘的謠言在日本各地流傳甚廣。有些日軍士兵想投降，但我軍對此十分懷疑，為謹慎起見而將其全部殺死，這種懷疑常常是有根據的。當一個日本士兵除了死亡外別無其他選擇時，往往以與敵人同歸於盡為傲，甚至在被俘後也常常這樣做。如同一個日軍戰俘所說：“既然已經決定要用自己來祭奠勝利，那麽不壯烈犧牲才是極其可恥的。”這種可能性使我軍更加審慎，從而更使日軍投降的人數減少。

　　投降是奇恥大辱，這一觀念深深地烙在了日本人的靈魂深處。他們將此視為天經地義，我們的戰爭慣例與此卻迥然不同。同樣，我們的行為在他們看來也不可理解。有些美軍戰俘要求將自己的姓名告知美國政府以便讓家屬知道自己還活著，日本人極為震驚，他們十分蔑視這種做法。一般的日本士兵都沒有料到巴丹半島的美軍會向他們投降，他們原以為美軍會像日軍一樣頑強抵抗到死。他們實在理解不了，為什麽美國人就一點都不以被俘為恥呢。

　　西方士兵和日本士兵之間存在的最戲劇性區別，莫過於日本士兵被俘後居然能與盟軍合作。日軍頭腦中完全缺乏適應新環境的準則。一旦他們名譽喪失，他們就喪失了作為日本人的生命。直到戰爭即將結束的前幾個月，才有極少數日本戰俘要求回國。不論戰爭結局將怎樣，有些人都要求被處決。他們說：“如果你們的慣例不允許這樣做，那我就做一個模範戰俘好了。”結果他們比模範戰俘還要好。一些老兵和多年的極端軍國主義分子甚至為我們指明了彈藥庫的位置，他們為我們仔細說明日軍的兵力配置情況，製作宣傳品，與我軍飛行員乘坐同一架轟炸機為他們指點軍事目標。貌似他們的生命翻開了全新的一頁，內容與舊的完全不同，但他們卻表現得同樣忠誠。

　　當然，並不是所有的戰俘都這樣。他們中的少數人頑固不化。並且不管怎樣，以上行為的發生，必須以先提供一些有利條件為前提。有些美軍指揮官很警惕日本戰俘，不敢輕易接受他們表麵上的合作，這使得有些戰俘營根本就不打算利用日軍戰俘可能提供的服務。但在接受日軍戰俘協助的戰俘營中，都是消除了原先的猜疑而逐漸代之以對他們的信賴。

　　美國人並沒有預料到日本戰俘會有如此大的轉變，這不符合我們的信條。然而日本人的行為就好比是這樣：一旦他們選擇了一條路就會全力以赴，如果失敗了，就順理成章地選擇另一條路。戰後，對他們這種行為方式我們能否加以利用？或者這隻是個別士兵成為俘虜後的特殊行為？就像日本人在戰爭中的其他行為表現出的特殊性迫使我們要進行思考一樣，是什麽製約了他們的整體生活方式、各種製度的作用方式和他們的思維及行動習慣，這些都是我們需要弄清楚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