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尼迪克特為本書命名為《菊與刀》,目的在於用這二者來象征日本人頗具矛盾的民族性:生性好鬥又異常溫和;既推崇武力又追求美感;既自尊又謙遜有禮;既頑不化又柔弱善變;既性情溫順又不輕易任人擺布;既忠誠不阿又極易叛變;既勇敢又怯懦;既保守又樂於接受新生事物。
在與美國發生激烈戰鬥的敵人中,日本人的脾氣是最讓人琢磨不透的。
這個強大對手的行動方式和思維習慣與我們截然不同,我們必須認真對待這個敵人。正如1905年的沙俄一樣,我們麵臨的對手是一個不屬於西方文化傳統但進行了充分武裝和嚴格訓練的民族。日本人並不承認那些西方國家所公認的基於人性的戰爭慣例。太平洋上的戰爭因此變得複雜起來。戰爭所麵臨的不僅是一係列島嶼登陸作戰與困難卓絕的後勤工作問題,因此了解“敵性”便成為我們的重要工作。為了能夠與之對抗,我們必須了解他們的行動。
我們麵臨的困難是巨大的。日本閉關鎖國的大門被打開,至今已經75年了。在此期間,外界對日本人的描述總是使用一係列“然而,又……”之類的詞句,此類詞句之多和令人迷惑的程度遠非對世界其他民族的描述可比。一個嚴謹的觀察家在論及日本之外的其他民族時,是不太可能既說他們彬彬有禮,又加上一句說,然而他們又很蠻橫、倨傲;也不太可能既說這個民族異常頑固,又說,然而他們又極易適應激烈的變革;也不太可能既說這個民族性格溫順,又說他們絕不輕易接受上級的操縱;也不太可能既說他們忠誠、寬厚,又說,然而他們很叛逆,滿懷怨恨;也不太可能既說他們生性勇敢,又描述他們怎樣怯懦;也不太可能既說他們做出的行動完全基於考慮別人的評價,即自己的麵子,又渲染他們頑固的保守主義。他不太可能既寫一本書描述這個民族如何普遍愛美,如何給予演員和藝術家以崇高榮譽,如何沉浸於對菊花的栽培中,又另外寫一本書來補充說明該民族對刀劍與武士榮譽的無比推崇。
但是,關於日本的論著中卻縱橫交織著上述所有的矛盾,並且這些矛盾都是真實存在的。菊與刀兩者共同構成了一幅繪畫。日本人的性情與行為方式是極其矛盾的,他們既生性好鬥又異常溫和;既推崇武力又追求美感;既桀驁自尊又謙遜有禮;既冥頑不化又柔弱善變;既性情溫順又不輕易任人擺布;既忠誠不阿又極易叛變;既勇敢又怯懦,既保守又樂於接受新生事物。日本人十分介意外界對自己行為的評價,但當他們的劣跡不被察覺時,又往往會被罪惡所征服。他們的軍隊訓練嚴格,但又具有很強的反抗性。
既然了解日本已成為美國當前最重要的工作,我們就不能對上述許多同樣令人苦惱的矛盾置之不理了。嚴峻的問題接連不斷地浮出水麵:日本人下一步將如何行動?我們能否不進攻日本本土就使他們投降,是否需要直接對皇宮進行轟炸?從日軍俘虜身上能夠獲得些什麽?我們對日本軍隊及其本土宣傳哪些內容,才能在拯救更多美國人生命的同時削弱日本人那種負隅頑抗的頑強意誌?其實日本人自身對這些問題的看法也並不一致。如果實現了和平,出於維持秩序的需要,我們需要對日本永遠實行軍事管製嗎?我們是否要準備與那些瘋狂抵抗到底的頑固分子在日本的荒涼要塞中決戰?一場法國或俄國式的革命是否可能在世界和平到來之前在日本國內爆發?如果這樣的革命真的爆發,誰又將成為領導者呢?或者,滅亡才是日本民族的最終命運?我們對這些問題的看法肯定是眾說紛紜的。
1944年夏初,美國對日本的大規模反攻剛剛展開。同年6月,我接受了委托,開始從事研究日本的工作。為了深入了解這個民族,作為一個文化人類學家所能使用的一切研究技術我都可以拿來使用。許多美國人認為,對日戰爭還要持續至少三年,或許十年,甚至是更長的時間。然而在日本,有的人甚至認為這次戰爭是一場百年之爭。他們說,美軍雖然取得了在新幾內亞、所羅門群島的局部勝利,但這些地區距離日本本土還有幾千英裏。日本的公報根本就不承認海軍的失敗,他們的國民受到了蒙蔽,依然認為自己的國家還是勝利者。
然而,這種形勢在進入6月以後開始發生變化了。隨著歐洲第二戰場的開辟,兩年半來,最高司令部給予歐洲戰場的軍事優先權就變得沒有必要,對德戰爭的勝利也已經指日可待。太平洋戰場上,盟軍已經在塞班島登陸。這預示著日軍終將徹底失敗。這次戰役之後,我們的士兵就越來越頻繁地與日軍短兵相接。此外,通過與日軍在新幾內亞,在瓜達爾卡納爾、緬甸、阿圖、塔拉瓦(Tarawa)、比亞克(Biak)等地區的戰鬥,我們已經清楚地知道我們所麵對的敵人是何等的可怕。
截至1944年6月,有關我們的敵人即日本的許多疑問急需我們作出解答。對這些疑問我們必須作出準確的回答,並能夠提出真知灼見。這既是基於軍事上、外交上和最高決策的需求,也是為了在前線向日軍散布宣傳小冊子的需要。我們必須了解的除了有日本政府的動機和目的、日本漫長的曆史以及經濟、軍事上的統計資料之外,還必須弄清楚日本人民對他們的政府存在哪些期望?我們不僅要了解日本人的思維方式和感情習慣,還要弄清楚這些習慣所形成的模式以及這些行動、意誌背後的製約力。我們必須暫時拋棄美國人采取行動的前提,盡可能避免用相同情況下我們自己的行動方式來盲目地推測日本人的行動。
我所接受的任務是艱巨的。我國正與日本處於交戰中,在戰爭中很容易把一切都歸咎於敵國。因此要想了解敵人的人生觀就變得非常困難,然而這項艱巨的任務又是我們所必須完成的。任務的關鍵是弄清楚在這種情況下日本人將如何行動,而不是同等情況下我們將如何行動。我必須避免把日本人在戰爭中的行為作為“負值”,即不利條件來看待,而是把它看做是解釋他們的“正值”,即有用的資料來加以利用;同時我必須用看待文化問題的視角來觀察日本人對戰爭本身的進行方式,而不是將此看做軍事問題。如同他們的日常生活一樣,日本人在戰時的行為也體現了日本特色。他們對待戰爭所表現出的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有什麽特征?他們的領導人采用什麽樣的方式來鼓舞士氣、消除國民的惶恐?他們是如何在戰場上調兵遣將的?所有這些所顯示的他們自以為可以依靠的力量是什麽?我必須對戰爭中的這些細節認真研究,以此來觀察日本人是如何一步步暴露自己的。
然而,我們兩國正在交戰的事實卻對我非常不利,這意味著我不可能采取實地調查的方法—文化人類學者最重要的研究方法。我不可能到日本去,在日本人的家庭中生活;不可能親眼觀察他們日常生活中的各種行為,並區分出關鍵性和非關鍵性的行為。我也無法觀察他們作出決定時的複雜過程以及他們培育下一代的方式。約翰·恩布裏(John Embree)寫的《須惠村》非常有價值,它是人類學家采用實地觀察的方式寫出的唯一的一部論述日本村落的專著,但這本書裏卻還沒有提到我們在1944年遇到的有關日本的諸多問題。
盡管存在上述種種巨大困難,但我作為一個文化人類學家卻相信,還是有一些研究方法和必要條件可以利用。至少我還可以利用文化人類學家最注重的方法,即與被研究的人民直接接觸的方法來進行研究。在美國,有很多在日本長大的日本人。我可以詢問他們親身經曆的很多具體事件,從中找到他們進行判斷的方法,他們的敘述可以填補我知識上的許多空白。在我看來,一個人類學家要想完全了解任何一種文化,這種知識是必不可少的。當時,對日本進行研究的其他一些社會科學家,通過查閱圖書文獻、分析曆史事件及統計資料來開展工作,他們從日本的文字或口頭宣傳的詞句中尋求其發展的脈絡。然而我確信,他們所尋求的答案,很多都隱藏在日本文化的規則及價值中,因此,通過研究生活在這種文化的人,我們將會獲得更加讓人滿意的答案。
這並不是說我不查閱相關書籍,也不意味著我就不請教那些曾在日本生活過的西方人士。有關日本的豐富文獻資料以及曾在日本居住過的許多西方優秀的觀察家,對我幫助非常大,這是研究亞馬遜河發源地或新幾內亞高原等無文字部落的人類學家們所無法享受到的。那些民族沒有文字因而就無法用文筆來展現自我。西方人關於他們的論述也大多是鳳毛麟角,浮光掠影。誰也不知道他們曾經的曆史。從事實地調查的人類學家們必須在沒有任何先驅學者幫助的條件下,探究他們的經濟生產方式、社會階級狀況以及宗教生活中的最高崇拜者等。我在研究日本時卻有很多學者的遺產可以繼承。嗜古好奇的文獻中栩栩如生地描述了日本人的一些生活細節。不但歐美學者詳細記載了他們的生動經曆,日本人自己也撰寫了許多不尋常的傳記。與其他東方民族不同,日本民族有強烈描寫自我的衝動。他們不但描述自己的生活瑣事,還宣揚他們的全球擴張計劃。日本人的坦率程度實在令人驚異。當然,他們並不會全盤托出、暴露無遺。任何一個民族都不會那樣做。盡管日本人描述自己會省略許多重要事件,因為他們對這些太熟悉了,就如同呼吸空氣一樣,已經習而不察了。就像美國人寫美國時也一樣。但是相對而言,日本仍然是一個喜歡自我暴露的民族。
閱讀這些文獻時,我采用了達爾文在創立物種起源理論時的那種讀書方法,即特別注意那些無法了解的事情。關於議會演講辭中那一大堆羅列的觀念,我必須知道些什麽?他們為什麽大肆攻擊一些無足輕重的行為,卻對一些駭人聽聞的暴行視而不見,這種態度的背後究竟隱藏著什麽?我一邊閱讀,一邊不斷發問,這幅繪畫的弊病到底何在?要理解這些現象,還有什麽是我必須知道的?
我觀看了許多由日本編寫、拍攝的電影,包括一些宣傳片、曆史片以及描寫東京和農村現代生活的影片。看完之後再和看過同樣影片的日本人一起詳細討論,他們看待電影中的男女主角以及反麵角色的眼光和我是完全不同的。當我被一些情節搞得迷惑不解時,他們卻並不是這樣的。不僅如此,他們對劇情、動機的理解與我也不相同,他們是從整體結構上來理解電影的。像閱讀小說一樣,我的理解和在日本長大的他們迥然不同。在這些日本人之中,有的會為日本的風俗習慣進行辯解,有的則痛斥日本的一切。很難說哪一種人使我受教更多,但不論是欣然接受,還是痛加排斥,他們所描繪的日本生活規範的景象卻是一致的。
倘若僅僅是直接從其所研究的文化對象即人民那裏搜集資料來尋找答案,人類學家所做的事情也就和那些在日本居留過的一切西方優秀的觀察家們所做過的事情沒有差別了。如果一個人類學家的貢獻僅限於此,那就不能期望他在以往外國居留者關於日本卓越著述的基礎上有新的突破了。然而,由於文化人類學家受過某些具有特殊能力的鍛煉,他們花費一些精力,試圖對一個擁有眾多學者和觀察家的領域增添新的貢獻,這樣還是值得的。
文化人類學家(這裏前後的出現的“人類學家”、“文化人類學家”指的都是作者自己。——譯者注)了解多種亞洲和大洋洲的文化。日本的很多社會習俗和生活習慣,甚至與馬來諸島、新幾內亞、波裏尼西亞等一些太平洋島嶼上的原始部落極為相似。當然,根據風俗習慣的相似做出古代發生過移民或相互接觸的推測,是很有意思的。但對我而言,了解文化相似性的價值是在於憑借這些類似或差異可以獲得理解日本生活方式的啟示,而不在於這類可能發生的曆史關聯。因為,我理解這些風俗習慣在簡單的文化中發生作用的機理。亞洲大陸的暹邏(今泰國)、緬甸和中國等民族也是亞洲偉大文化遺產的組成部分,我對它們或多或少有些了解,因而可以把日本與這些民族進行比較。在有關原始民族的研究中,人類學家已反複證明這種文化比較是非常有價值的。一個部落具有和周圍其他民族不同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但風俗習慣卻90%與鄰近部落相同,不過他們可以作些修改來適應10%的差異。在這一修改過程中,某些基本習俗會被排斥,即使這一習俗對整體的比率是非常之小,也可能致使該民族向獨特的未來發展。對一個人類學家來說,對這種在整體上具有許多共性的各民族之間的差異進行研究是最有裨益的。
人類學家還必須最大限度地適應自身文化與其他文化之間的差異,為解決這一特殊問題他們的研究技術也必須加以磨練。憑借經驗他們知道,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們在遭遇某些情況並必須對其含義作出判斷時,其方式是迥異的。在一些北極鄉村或熱帶沙漠地區,人類學家會遇到超出人類想象力的以血緣責任或財務交換為基礎的部落習俗。他們必須對這類部落習俗進行調查,不僅要弄清楚親屬關係或交換關係的細節,而且還要調查這種習俗在部落行為中的影響,以及如何讓每一代人從小就受其製約,身體力行、世代相傳,和他們的祖先做的一樣。
在對日本進行研究時,也可利用人類學家對這種差異、製約及其後果的關注。如今,沒有人感覺不到美國與日本在文化上根深蒂固的差異。關於日本甚至出現過這種說法:隻要是我們做的,他們就一定反其道而行之。一個研究者如果相信這種說法,簡單地認為彼此之間的差異如此離奇,那麽他根本不可能了解另一個民族,毫無疑問這種想法是危險的。人類學家根據自身的經驗充分證明,即使存在離奇的差異也不會阻礙研究者對它的理解。跟其他社會科學家相比,人類學家能夠更好地把差異作為一種“正值”,即有用的資源而不是“負值”來利用。製度和民族之間的差異越是表現得離奇,他們就越會注意這種差異。文化人類學家對所研究的部落的生活方式中任何東西都不會視為理所當然,這就使得他們麵向研究對象的每件事物時不會隻注意少數遴選的事例。在關於西方各民族的研究中,缺乏比較文化學訓練的人總是將很多事情視為理所當然,往往忽視很多行為的整體領域。對日常生活中的細小習慣以及人們對於熟悉事物的公認說法,他們都不進行研究。然而,投射在一個民族銀幕上的大量內容卻是這類習慣或公認說法,它們影響著該民族的未來,作用遠遠大於外交官所簽訂的各種條約。
由於人類學家所研究的部落中的日常瑣事與其本國相應的事物是截然不同的,他們就必須發展研究這些日常瑣事的技術。當他們想理解某一部落中被看做是最惡毒的但另一部落中卻被看做是最膽怯的行為時,或是試圖了解在特定情形下,人們將如何行動、怎樣感受時,他們就必須進行大量觀察並注重細節。雖然他們曾在對文明民族進行研究時常常不大注意這些。人類學家要充分相信,這些才是解釋問題的關鍵,而且他們還要知道如何進行挖掘。
這種方法在研究日本時值得加以運用。因為隻有高度注意一個民族生活中人們的日常瑣事,才能充分理解人類學家對這一論證前提賦予的重大意義:不論在任何原始部落或最先進的文明民族中,人類的行為都來源於日常生活。不論一個人的行為或意見奇怪到什麽程度,他的感覺和思維方式總是與其經驗存在聯係的。我越是對日本人的某些行為感到迷惑不解,就越覺得在他們的生活中一定有造成這種奇特行為的某種極為平常的條件在發生作用。越深入到日常交往的細節之處,我的研究成果就越大。
作為一個文化人類學家,我同樣堅信這樣的前提:即使是看似孤立的細小行為之間也存在某些係統性的聯係。我十分重視數以百計的單項行為構成總體模式的方式。人類社會總是在設計自身的生活。如果某些情況的處理方式和評價方式被讚同,那麽這個社會中的人就將其視為全世界的基本理論,不論困難有多大,他們都將這些結論整合為一體。既然人們接受了這些賴以生存的價值體係,他們在生活的其他方麵進行思考和行動時就不可能采取相反的價值體係,否則就一定會帶來混亂和不便。他們會努力追求更加地和諧一致。他們給自己準備了各種共同的理由和動機。一定程度的和諧一致是不可或缺的,否則整個體係必將瓦解。
因此,經濟活動、家庭生活、宗教儀式和政治目標就像齒輪一樣緊密地齧合起來。當其中一個部門相對其他部門發生急劇的變化時,出於實現和諧一致的需要,其他部門就會受到巨大壓力。在追逐權力統治的無文字部落中,對權力的崇尚不僅表現在經濟交往以及與其他部落的關係中,同樣也體現在宗教活動中。在存在古代文字著作的文明民族中,教會必然保留過以往曆史的文獻。沒有文字的部落不包括在內。隨著人們對經濟、政治權力公開認可的日益加強,教會逐漸放棄了與其抵觸領域的權力。他們雖然保留了詞句,卻更改了其內容。宗教教義與政治、經濟活動並不是完全隔離開來的,他們不是處於有完全堤防隔開的水域中,而總是越過這些假設的堤壩,互相融合,以至摻雜在一起不可分,這是絕對真理。研究者把調查的領域越是擴散到經濟、性生活、宗教以及後代培育等各個領域,他就越能弄清楚其所研究的社會中發生的事情,就能有效地在生活的任何領域建立假說、搜集相關資料。他就能學會把任何民族所形成的要求都理解為他們從其社會經驗中得來的思維方式和習慣的表現,不論這些要求是用政治的、經濟的,還是用道德的術語來表達。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寫的這本書探討的是日本人關於生活方式的各種假設前提,並不是一本專門談論其宗教、政治經濟活動或家庭生活的書。它隻是論述這些前提假定的自我表露,並關心其當時的活動。它是一本探究日本民族之淵源的作品。
20世紀裏,我們所麵臨的一大障礙就是對一些問題仍然持有模糊不清,甚至是片麵的看法,不僅在日本何以成為日本民族這個觀念上是這樣的,而且在美國何以成為美利堅民族,法國何以成為法蘭西民族,俄國何以成為俄羅斯民族等觀念上也是如此。國家之間由於這方麵知識的匱乏產生了誤解。我們有時候所擔心的無法調節的分歧,其實僅僅是細小的毫厘之差所引起的。然而,一個民族基於其整體經驗和價值體係,在思想上已形成一套不同於我們的設想的行動方針時,我們卻在奢侈地談論共同目標。我們壓根就不找機會去了解他們的習慣和價值是什麽。一旦我們去了解,也許就會發現,某一行動方針僅僅不是我們所熟悉的那種而已,並非一定就是壞的。
我們不能完全相信各民族對於他們自己思想和行動的說法。對任何一個民族的作家來說,努力地描述自己民族並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在對生活進行觀察時,每一個民族都使用了不同於其他民族的鏡片。人們也很難意識到自己是透過鏡片觀察事物的。任何民族都將此看做是理所當然,對該民族而言,他們所接受的焦距和焦點仿佛是上帝安排的東西。如同我們從不指望戴眼鏡的人會搞清楚鏡片度數一樣,我們也不能奢望各民族會對自己看世界的方法進行分析。當我們想知道鏡片的度數時,眼科醫生就被訓練出來了,他就會驗明度數。毋庸置疑,總有一天我們也會承認,社會科學工作者的職責就是做當代世界各個民族的眼科醫生。
從事這項工作的人必須具有寬容態度和某種硬心腸。某些善意人士時常指責強硬心腸。這些“世界大同”的宣傳家堅信並向世界各地的人灌輸這樣一種信念:所謂“東方”和“西方”,黑種人和白種人,基督教徒和伊斯蘭教徒的差異都是表麵的,事實上,隻要是人,他們的想法就都是相似的。這種觀點被稱為“四海之內皆兄弟”。然而,我卻不理解,相信了“四海之內皆兄弟”,難道就不能再承認日本人有日本人的生活方式,美國人有美國人的生活方式嗎?這些軟心腸的先生們似乎認為,世界各民族都是一張模子刻出來的,如果不是這樣,國際親善主義就無法建立了。不過作為對其他民族尊重的條件來強求人們接受這種單一性,就好比是強求自己的妻兒要同自己長的一模一樣,這未免太強人所難了。具有強硬心腸的人承認並尊重民族差異的存在。他們的目標是建立一個能包容各種差異的安全世界。美國可以是地道的美利堅,法國可以是地道的法蘭西,日本也可以是地道的日本民族,這並不威脅世界和平。對不相信差異就是懸在人類頭上的達摩克利斯劍(達摩克利斯劍,Damocles Sword,源於希臘的神話傳說,相傳達摩克利斯是敘拉古僭主迪奧尼修斯一世的寵臣。傳迪奧尼修斯請他去赴宴,讓他坐在黃金的寶座上,並用金銀器皿給他盛上各種美食佳,但卻在寶座上空用馬鬃懸了一把閃光的利劍。達摩克利斯抬頭看見這把利劍時,驚恐萬分。因為這把千鈞一發的利劍隨時都可能掉落下來置他於死地。後來,“達摩克利斯劍”就意味著“迫在眉睫的危險”。——譯者注)的任何研究者來說,妄圖用外部壓力來抑製這類人生態度的生長的想法是荒謬的。他也不必擔心一旦采取了某種立場就會讓世界僵死不變。鼓勵文化上的差異,並不意味使世界靜止。英國在伊麗莎白時代之後有安妮女王時代及維多利亞時代,並未因此喪失其英國性。這正是因為英國人一直是英國人,能夠適應不同時代,承認不同的標準和民族氣質而存在。
要係統地研究民族差異,需要既有某種強硬心腸還要有某種寬容態度。隻有在人們自己有堅定不移的信仰時,才可能具備非比尋常的寬容態度。隻有這樣,宗教的比較研究才會發展。他們也許是耶穌教徒,也許是阿拉伯學者,或者他們並不信教,但他們絕不是偏執狂。對文化的比較研究也是同樣的道理,倘若人們小心謹慎地保衛著自己的生活方式,並隻認為自己的生活方式才是世界上僅有的解決方法,那麽對文化的比較研究就不能發展。這種人決不會理解對其他生活方式的了解會增加他們對自身文化的熱愛。他們置自身於愉悅和豐實的體驗之外。他們保守自持到如此地步,以至於除了要求其他民族采納他們的特殊方式外別無其他選擇。如果他們是美國人,他們就強求其他一切民族接受我們喜歡的信條。這就好比我們無法用十二進製來替代十進製進行計算,好比我們無法像東非的土著人一樣采取金雞獨立的方式休息,其他民族也無法接受我們所要求的生活方式。因此,這是一本論述日本預期和公認習慣的書。它將研究日本人對自己的要求,比如說,在什麽情況下他們能期望被恭維,什麽情況下又不能;他們什麽時候會覺得羞愧,什麽時候會覺得尷尬等。本書所論述的問題,最理想的根據莫過於普通的平民百姓,包括形形色色的人。這並不是說每人都曾置身於書中提及的每一種特殊情況,而隻意味著那種情況下這些人都認可一致的行動。這樣進行研究旨在描繪出思想和行為深處的態度。或許並未達到上述目的,但這是本書的理想所在。研究者很快會發現,在這項研究中,繼續增加更多的調查材料,也不會使研究結果更有準確性了。比如說,在探討某人在何時對誰行禮這個問題時,我們就沒有必要對所有日本人進行統計調查。對於這種公認的習慣性行為,找任何一個日本人證明都可以,隻要有幾個確證就行了,沒有必要調查成千上萬的日本人之後獲得一致的結論。
想要弄清日本生活方式所基於的那些觀點,研究者的工作就遠非統計證實那麽簡單。人們迫切地需要他報告這些公認的行為和判斷是怎樣形成日本人觀察現存事物的鏡片的。他必須解釋日本人的觀點是如何影響他們觀察人生的焦距和觀點的。他還必須努力采取適當方式使那些使用完全不同的焦距來觀察人生的美國人也將這些問題聽明白。這種分析工作中的最有權威的判斷者並不一定就是被稱為“田中先生”的普通日本人。因為“田中先生”並不能清晰地表達自己的觀點。更何況以他的眼光來看,美國人寫的那些解釋簡直就沒有必要。美國人研究社會,很少注意文明民族的文化所賴以建立的各種前提。絕大多數研究者都把這些前提看做是顯而易見的。社會學家和心理學家最擅長統計的研究方法,他們都把所有精力放在對意見和行為“分布”的研究上。他們分發大量調查資料、調查答卷,采集交談者的回答、心理學的測定等眾多數據,對此進行統計分析,以求從中找到某些因素的獨立性或發現他們之間相互依存的關係。尤其是在輿論調查領域的研究方法在美國已經日臻完善到完美程度,可以在全國範圍使用用科學方法選出的有效的抽樣。通過這種方法,我們可以知道某一政治候選人或某項政策有多少支持者和反對者,還可以按鄉村或城市、低薪收入或高薪階層、共和黨或民主黨來對支持者和反對者進行分類。在一個實行普選製並且由國民代表起草頒布法律的國家裏,這些調查結果具有重要的實踐意義。
美國人可以用投票方式調查了解民眾的意見。但他們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存在一個極其明顯卻無人談及的前提條件,那就是他們都了解美國的生活方式並將它視為理所當然。輿論調查的結果隻不過是讓我們對已知的事物多增加一些了解罷了。在了解另一個國家時,要想發揮投票方式的作用,就必須先係統地深入研究這個國家民眾的習慣和觀點。我們可以通過謹慎的抽樣調查了解政府的支持者和反對者各有多少。可是,如果不先了解他們對國家的態度,那麽抽樣調查結果又能告訴我們些什麽呢?隻有在了解了他們抱有的國家觀後,我們才能弄清楚各派別到底在街頭或國會中爭論些什麽。一個民族持有的政府觀,跟顯示各政黨勢力的數字相比,要具有更普遍、持久的重要意義。在美國,共和黨和民主黨都一致認為政府幾乎是一種無法擺脫的災難,它限製了個體自由。在美國人看來,政府官員的地位也許隻有在戰爭年代才會比民間事業的任職者更高。這種國家觀與日本人的相比簡直是天上地下,甚至跟歐洲許多國家也有很大區別。我們對日本人首先必須了解的正是類似國家觀的這種基本觀點。他們這些觀點在風俗習慣、對成功者的評價以及有關他們民族曆史的神話、民族節日的辭令中得到表現。我們也可以針對這些間接表現進行研究,但必須是係統地進行研究。
對選舉我們要研究讚成票、反對票的比例,同樣,對某一民族在生活中所形成的基本觀點以及所讚同的解決問題的方式,我們也要進行仔細、詳盡的研究。日本的基本觀念非常值得我們研究。我確實發現,隻要我們弄清楚日本人具有的與西方人不同的人生價值觀,掌握他們使用的概念和符號,那麽以往我們看日本人行為時眼中的很多矛盾就不複存在了。我開始意識到,為什麽日本人會把某些急劇變化的行為看做是其整體體係的組成部分了。我能試圖道出其中的原委了。同日本人一起工作時,我發現,在我最初看來他們使用的那些奇特語句和範疇,現在有了重大含義,而且充滿日積月累的感情。它們區別於西方人所熟悉的道德觀、罪惡觀,他們擁有一套獨特的體係,一套既不屬於佛教也不屬於儒教的,而是包含了本國優缺點的日本式的體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