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曆代帝王之謎

第1節皇帝為何也“罷工”

　　他數十年不上朝，隻是為了和大臣們鬥氣，還是有什麽其他的難言之隱？他的皇長子朱常洛遲遲拿不到太子“批文”，這究竟是為了什麽？“梃擊案”為明末宮廷三大疑案之一，是誰在幕後策劃了這場陰謀？萬曆“北鬥七星”的古怪葬姿，是有意為之還是出於一些別的原因？

　　曆史上，沒有哪個皇帝會像明朝的萬曆皇帝那樣，有意地“罷工”，堅持數十年不上朝；也沒有哪個朝代的臣子會像萬曆朝的大臣一樣，為了立太子的問題而糾纏不休。大明王朝就在萬曆皇帝和他的大臣們這場“罷工”與“怠工”的糾纏之下，呈現出了衰亡的跡象。

　　那麽，萬曆皇帝為什麽躲進深宮不理朝政？隻是因為和大臣們鬥氣，還是有什麽其他的難言之隱？

　　中國封建社會的立儲製度大體遵循“立長不立幼”的原則，可身為萬曆皇帝長子的朱常洛卻遲遲拿不到那份“批文”，這究竟是因為什麽？

　　“梃擊案”為明末宮廷三大疑案之一，其襲擊目標直指當朝太子。是誰在幕後策劃了這場陰謀？而最後在萬曆皇帝的調解下，這起謎案又因為什麽原因不了了之？

　　曆史不會因某人的離開而駐足，但萬曆皇帝偏偏逼得人停下來看看他奇怪的墓葬姿勢，他的葬姿為什麽會呈“北鬥七星”之勢？是有意為之還是出於一些別的原因？

　　在每一個新朝代走上正軌之後，隻要繼承製度不受到挑戰，總會有一個人被送上皇帝寶座履行帝王職責，而不管他是否已經準備好，或者能否承擔這一職責。萬曆皇帝就是其中的一個。他十歲登基，生母李太後教子甚是嚴格，和現在的父母們“望子成龍”的心態有一比。五更天時就親自叫皇帝起床。她還找遍整個朝廷為皇帝選擇了一個好師傅――張居正。所以，當萬曆隻有三四歲的時候，就開始在每日的寅時去聽張先生授課。寅時大概就是現在早晨四五點鍾。張先生也是位稱職的好老師，對小皇帝的授課一絲不苟，一旦萬曆皇帝在背誦經史課本時有錯或是打瞌睡，張先生一定會以嚴師的身份加以斥責，甚至是罰打手板。除了張居正外，萬曆的五個主講經史的老師、兩個教書法的老師和一個侍讀，都是張首輔一手任命的。正因為這種經曆，在萬曆皇帝成年以後相當長的時間裏，仍然對張先生非常敬畏。然而這種敬畏感也並非自始至終表現為對張先生的愛護。多年以後，張居正被清算，他也為對小皇帝的鐵麵無私付出沉重的代價。萬曆皇帝想起幼年與張先生上課時的情景，不時有一股怨恨。童年時的陰影也為萬曆皇帝日後的“罷工”埋下了伏筆。

　　然而，更重要的原因還不在於此。“罷工”的主要原因是國本問題。也就是立哪個兒子做太子的問題。而在這個問題上，他與大臣們的意見是完全不一致的，這就直接導致了萬曆皇帝後來的種種消極對抗，甚至家庭悲劇。

　　1582年是萬曆皇帝一生中非常重要的一年。這一年三月，他曾在一天內冊封了九位嬪妃，其中就有一個在他以後的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女人，她就是當時被稱為“淑嬪”的鄭氏，即後來的鄭貴妃。鄭貴妃當時不過14歲，然而萬曆皇帝卻對她一往情深，並且至死不渝。

　　鄭貴妃喜歡讀書，卻不像其他的妃子那樣對萬曆皇帝隻有敬畏和服從。在某種意義上，鄭貴妃不是把他當成一個皇帝，而是當成一個男人來看待。他們經常在一起讀書、參佛，甚至把他們願意死後同穴的誓言書寫下來放置在錦盒中。

　　愛情讓萬曆皇帝對鄭貴妃許諾將他們的兒子封為太子。然而自小受到的這種綱常倫理教育在萬曆皇帝的性格中根深蒂固，他還沒有足夠的膽量和魄力真正履行這一諾言。在此後的幾十年時間裏，他竭力維護與鄭貴妃愛情的最有力證據就是在立太子一事上有意識地與群臣對抗。而這種對抗的極端表現便是經常不上朝。而大臣們又太過於食古不化，盡管皇長子並沒有什麽強有力的外戚做支撐，立皇長子為太子於他們也並沒有什麽好處，但是大臣們偏偏死抱著“立長不立幼”的古訓和皇帝力爭。

　　本來，大臣們有一定的話語權。哪怕被當廷杖死，也要據理力爭這一向是政治清明的象征。明代，大臣因直諫被杖死、瘐死的不計其數，然而白發蒼蒼的大臣們，即使被當廷扒下褲子，打得P股開花，也要前赴後繼地上疏。這是出於長期文化積累的對敢於直諫即為忠臣這種觀念的認可，死諫可青史留名，也是氣節所在，也可以約束君權，用在軍國大事上，本是好事。可悲的是，作為知識分子精英的滿朝大臣，把精力耗費在這樣無意義的事情上。孰賢孰劣，孩子小，能看出什麽來，偏偏大臣認準了死理。

　　而萬曆皇帝從小就受到嚴師良母關於帝王之道的教導，他知道大臣們是對的，但是感情上他卻萬萬不能接受。同樣是帝王家事，和祖父嘉靖皇帝不一樣，他隻能極不情願地屈服於群臣，甚至用撒謊和拖延時間這樣近乎無賴的手段來搪塞群臣，口頭上說明年就立皇長子為太子，卻不講信用地一拖再拖。萬曆皇帝尋找的借口之一是皇長子的生母是宮女出身。當外廷對此事議論得沸沸揚揚之時，宮中的慈聖皇太後李氏（萬曆皇帝的生母）也有所耳聞，她是喜歡恭妃王氏的，也心疼她的長孫。有一天，萬曆到慈寧宮向母親請安，母子之間發生了這樣一場對話：

　　太後對兒子說：“外廷諸臣多說該早定長哥（宮中稱呼太子為長哥），如何打發？”

　　萬曆皇帝回答：“他是都人（宮中稱呼宮女為都人）的兒子。”

　　太後聽了心中不快，正色訓斥道：“母以子貴，寧分差等？你也是都人的兒子。”

　　這一下點到了要害。原來萬曆的生母李氏，也是宮女出身，早年以宮女身份為隆慶皇帝生下了朱翊鈞（即後來的萬曆皇帝），才晉封為貴妃。萬曆皇帝自知理虧，如果因為宮女所生不能冊立為太子，那麽他本人根本就不可能當上皇帝。聽了母親的訓示，他惶恐萬分，伏地請罪不已。太後訓示的壓力超過了外廷大臣的千言萬語，以後皇長子朱常洛之所以能有轉機被立為太子，鄭貴妃欲立皇三子朱常洵的陰謀之所以沒有得逞，這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

　　當然，萬曆皇帝遲遲不立太子，還有他自己的想法。那就是他的正宮娘娘王皇後身體虛弱，長年疾病纏身，萬曆皇帝認為她肯定會死在自己前麵。待到她死後，他就可以名正言順立鄭氏為後，那麽她的孩子就可以按照立嫡的原則自然而然地成為太子，大臣們也就無話可說了。可是，人算不如天算，這個百病纏身的王皇後竟然死在萬曆皇帝的後麵。時間一年年過去，萬曆皇帝眼看就四十歲了，眾臣勸立太子的奏章更多了，萬曆皇帝看著拖不下去了，隻得於萬曆二十九年（1601年）立皇長子朱常洛為太子。這時朱常洛已經二十歲了。

　　也許這就是天意。這場無謂的君臣間的較量曠日持久，消耗了萬曆帝勵精圖治的決心，所以他消極反抗，認為既然辛辛苦苦當個明君，百年之後，最心愛的女人也不能和自己永遠在一起，反倒是與那個毫無感情、與自己有一段痛苦記憶的宮女長伴地下，那也就沒有必要勤於國事了。

　　所以，他不理朝政，他貪財，也許都出於這麽一種報複的心理，既然拗不過你們，百年之後我也將永遠痛苦，那這江山還好好治理做什麽，最好是把天下的財富都搜刮來送給小兒子，至於江山被弄得千瘡百孔，最好留一副爛攤子給老大去繼承好了。所以他不問朝政，隻顧拚命搜刮財富，重重賞賜福王（即鄭貴妃之子）。他深居大內誰也不能見到他，隻有小兒子福王可以。

　　也許這正是變相地傳天下給小兒子。至於國家的情況愈來愈壞，這有什麽要緊的，隻要不危及到自己生前就行了。你們不是非要他繼位嗎？好，正好留副爛攤子給他，這就是對固執的大臣們和上天命運安排的報複。

　　所以，無論大臣們多麽沉痛地指出形勢危急，甚至直截了當地說“天下將有陸沈之憂”時，他仍然無動於衷！這不僅僅是著名學者黃仁宇先生所說的“消極怠工”了，這應該是一種從報複中獲得快意的變態心理。萬曆帝也許是故意要如此的。

　　直到1620年，萬曆皇帝以57歲的年齡駕崩時，他也始終沒能給他寵愛的鄭貴妃他想給予的一切。他們死後同穴的誓言也成了一句空話，而陪在萬曆皇帝身邊的是他一生中從未愛過的孝端皇後王皇後，而他所深愛的鄭貴妃則在死後被孤零零地安葬在另一處皇陵中。所以，直至生命的終結，萬曆皇帝也沒有放棄這種“消極罷工”式的對抗。

　　除了上述的國本問題之外，也有很多學者認為，神宗之所以怠於臨朝，還有他的身體虛弱的原因。當然，身體虛弱是他個人過度沉迷於酒、色、財、氣造成的。

　　萬曆十七年（1589年）十二月，大理寺左評事雒於仁上了一疏，疏中批評神宗縱情於酒、色、財、氣，並獻“四箴”。他對皇帝私生活這樣幹涉，使神宗非常惱怒。幸好首輔大學士申時行婉轉開導，說皇帝如果要處置雒於仁，無疑是承認雒於仁的批評確有其事，外麵的臣民會信以為真。最後，神宗找了個其他借口把雒於仁革職。

　　在處理這件事的過程中，神宗曾召見申時行等人於毓德宮中，“自辯甚悉”。神宗對內閣大學士們說：“他說朕好酒，誰人不飲酒……又說朕好色，偏寵貴妃鄭氏。朕隻因鄭氏勤勞，朕每至一宮，她必相隨。朝夕間她獨小心侍奉，委實勤勞……朕為天子，富有四海，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下之財皆朕之財……人孰無氣，且如先生也有僮仆家人，難道更不責治？”

　　看來，神宗根本不承認雒於仁的批評。的確，明末社會好酒成風。清初學者張履祥記載了明代晚期朝廷上下好酒之習：“朝廷不榷酒酤，民得自造。又無群飲之禁，至於今日，流濫已極……飲者率數升，能者無量……飲酒或終日夜。朝野上下，恒舞酣歌。”意思是說，明代後期對於酒不實行專賣製度，所以民間可以自己釀酒，又不禁止群飲，所以飲酒成風。喝酒少的能喝幾升，多的無限量，日夜不止，朝野上下都是如此。

　　至於說到好色，神宗雖然不及他的祖父，但卻一點兒也不遜色於他的父親。他在萬曆十年（1582年）三月，就曾效仿他的祖父世宗的做法，在民間大選嬪妃，一天就娶了“九嬪”。而且，神宗竟然還玩起同性戀的勾當，即玩弄女色的同時，還玩弄小太監。當時宮中有十個小太監，“給事禦前，或承恩與上同臥起”，號稱“十俊”。在這一點上，神宗與當初荒唐的武宗有一點兒相似。

　　至於貪財一事，神宗在明代諸帝中可謂最有名了。他在親政以後，查抄了馮保、張居正的家產，讓太監張誠全部搬入宮中，歸自己支配。為了掠奪錢財，他派出礦監、稅監，到各地四處搜刮，民間連養隻雞也要繳稅。

　　酒色的過度，使神宗的身體極為虛弱。萬曆十四年（1586年），24歲的神宗傳諭內閣，說自己“一時頭昏眼黑，力乏不興”。禮部主事盧洪春為此特地上疏，指出“肝虛則頭暈目眩，腎虛則腰痛精泄”。萬曆十八年（1590年）正月初一，神宗自稱“腰痛腳軟，行立不便”。萬曆三十年（1602年），神宗曾因為病情加劇，召首輔沈一貫入閣囑托後事。

　　從這些現象看來，神宗的身體狀況確實是每況愈下。因此，神宗親政期間，幾乎很少上朝。他處理政事的主要方法是以諭旨的形式向下麵傳達指令。萬曆三大征中對邊疆大事的處理，也是用諭旨的形式，而不是大臣們所希望的“召對”的形式。在三大征結束之後，神宗對大臣們奏章的批複，似乎更不感興趣了。

　　神宗荒怠的情形，還真有前後兩個階段：前一階段是不願意上朝聽政；後一階段是連大臣們的奏章也不批複了。但是，按照明朝的製度，皇帝是政府的唯一決策者。一旦皇帝不願處理朝政，又不輕易授權於太監或大臣，整個文官政府的運作就可能陷於停滯。

　　由於神宗不理朝政，官員空缺現象非常嚴重。萬曆三十年（1602年），南、北兩京共缺尚書3名、侍郎10名；各地缺巡撫3名，布政使、按察使等官66名、知府25名。按正常的編製，南、北二京六部應當有尚書12名，侍郎24名，這時總共缺了近三分之一。

　　到萬曆四十一年（1613年）十一月，南、北兩京缺尚書、侍郎14名。地方的行政管理有時必須由一個縣的知縣兼任鄰縣的知縣。由此，我們可以想象出萬曆後期政府運作的效率。

　　神宗委頓於上，百官黨爭於下，這就是萬曆朝後期的官場大勢。官僚隊伍中黨派林立，門戶之爭日盛一日，互相傾軋。東林黨、宣黨、昆黨、齊黨、浙黨，名目眾多。

　　整個政府陷於半癱瘓狀態。正如梁啟超說，“明末的黨爭，就好像兩群冬烘先生打架，打到明朝亡了，便一起拉倒”。

　　這樣的惡果，未嚐不是由神宗的荒怠造成的。所以，《明史》對於明神宗的蓋棺定論是這樣表述的：“明之亡，實亡於神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