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曆代帝王之謎

第2節馬嵬坡兵變，誰是主謀

　　馬嵬坡之變，是在“安史之亂”中唐玄宗為避亂外逃，途經馬嵬驛（今陝西興平境內）時發生的一場流血事件。結果，權傾朝野的宰相楊國忠被禁軍殺死，同日集“三千寵愛於一身”的楊貴妃也香銷玉殞。《舊唐書》卷10《肅宗紀》載其事雲：“……六軍不進，請誅楊氏，於是誅國忠，賜貴妃自盡。”唐人姚汝能《安祿山事跡》也有類似記載。但這些記載都隻是簡單交代了事件始末，未涉及其他。這似乎是說，馬嵬坡之變是因禁軍戰士饑不得食而引發的一次偶然事件。但在《舊唐書》卷106《王毛仲傳附陳玄禮傳》中有“及安祿山反，玄禮欲於城中誅楊國忠，事不果，竟於馬嵬斬之”的文字，《新唐書》卷121與《傳》中所載略同。說明誅楊之舉早有預謀，並非偶發。再從禁軍將士在馬嵬坡之變中對另一宰相韋見素手下留情並高呼“勿傷韋相”的情況看，兵變之攻擊目標十分明確，更難說這是一場偶發事件。

　　既然如此，這一政變究竟如何策劃？緣何而起？後台人物是誰？何以會有如此結局？為何玄宗在政變中未遭毒手？一句話，馬嵬坡之變的真相如何？

　　馬嵬坡之變是玄宗天寶年間中樞政局的一次大動蕩，是唐代中樞政局內部不同政治集團之間長期鬥爭的結果。它的發生並非偶然，更不是私人之間的恩怨。由於“安史之亂”的爆發，使這一鬥爭有了一個突發的借口，從而使久蓄的矛盾鬥爭演化為京師之外的一次流血事件。這就是說，當時最意欲處死宰相楊國忠和楊貴妃的人，一定是同他們有尖銳矛盾、勢不兩立的人，那麽，這個人是誰呢？

　　在天寶中樞政治集團中，恐怕非太子李亨及其集團中人莫屬。

　　李亨是在李瑛被廢後於開元二十六年六月被冊立為太子的。自他正位東宮之日起，朝中權相、中書令李林甫就處處與他作對。據《舊唐書》記載，表麵上看，李林甫屢興大獄，陷害李亨，是因為他曾依附武惠妃，想立惠妃之子壽王瑁為太子。實際上這也是唐代太子的特殊身份地位所決定的。陳寅恪先生說：“凡唐代之太子實皆是已指定而不牢固之皇位繼承者。”所以，李林甫與太子之間產生矛盾，也是不難理解的。數次大獄，李亨都頗覺威脅。為求開脫與自救，他也采取了諸多的自救方法。

　　繼李林甫之後接任宰相的楊國忠對待李亨的態度仍然沒有絲毫改變。事實上，李林甫在位時，幾次陷害太子都有他積極參與。由此可見，天寶年間宰相集團與太子集團之間的較量已非一朝一夕之事。天寶十四年十一月，三鎮節度使安祿山舉兵叛亂，對天寶中樞政治格局造成了強烈衝擊。宰相與太子集團之間的鬥爭不僅未因安祿山叛亂而消弭，反倒因政局的風雲激蕩而增添了新的內容。換言之，這一中樞政治鬥爭轉而圍繞“安史之亂”展開。安祿山打出的“誅楊”旗號，更為這一爭鬥摻進了渾水。

　　叛軍南下後，來勢凶猛。當年十二月十三日，攻占東都洛陽，全國局勢急劇惡化。玄宗於十二月辛醜日頒布親征詔書，製令太子留守京師，承擔監國重任。此事引起了楊國忠的極大驚恐。據載：“玄宗聞河朔變起，欲以皇太子監國，自欲親征，謀於國忠，國忠大懼，歸謂姊妹曰：‘我等死在旦夕。今東宮監國，當與娘子等並命矣。’姊妹哭訴於貴妃，貴妃銜上請命，其事乃止。”楊國忠擔心太子監國成為事實，從而使太子地位得以鞏固，危及楊氏一門，故力阻玄宗親征。結果，因其從中作梗，太子大有希望的監國之任成為泡影。這一親征風波明顯反映出雙方鬥爭較量的內容，太子並未因此善罷甘休，暗中的較量仍在緊張、激烈地進行。

　　後來，當時著名的將領哥舒翰因皇太子乃“君之嗣嫡”不能出征被封為“皇太子先鋒兵馬元帥”，代皇子出征。這似乎是說，玄宗親征未果，卻要令皇太子統兵東討了。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太子李亨就在名義上控製了這支鎮守潼關的大軍。不知不覺中，太子李亨因征討叛亂擁有了對軍隊的控製權，後來的事實也的確證實了這一點。

　　潼關守軍中，以王思禮為首的一股勢力企圖借哥舒翰回兵之機殺楊國忠。而這一動向，引起了宰相楊國忠的警覺和不安。楊國忠遂奏請皇上選年輕力壯之人三千於禁苑訓練，令劍南軍將領李福德、劉光庭等負責。另招募兵士萬人，讓親信杜乾運統領，駐於灞上，“名為禦賊，實備翰也”。不難理解，楊國忠所防備的，是已成為太子先鋒兵馬的潼關守軍。更何況，王思禮、哥舒翰都是當年與太子李亨關係密切的河西節度使王忠嗣的部下。所以，軍中誅楊之動向與楊國忠之防範，其實正反映出兩大集團之間的鬥爭。

　　天寶十五年六月初，為楊國忠招募壯士的杜乾運被哥舒翰找借口於軍中處死，楊國忠的防備力量不複存在，這又引起他極大的恐慌。他曾對兒子楊暄說：“吾死無日矣。”耐人尋味的是“翰自是心不自安。”看來，殺杜乾運一事有著極大的政治背景。太子李亨大概正是憑借其把持的征討大軍開始向楊國忠反擊的。據記載：在長安淪陷前，龍武大將軍陳玄禮也“欲於城中誅楊國忠”，隻因時機不成熟，沒有付諸行動。但這一信息卻不可忽視，這也許正表明雙方鬥爭已趨於白熱化。

　　麵對這一威脅，楊國忠未曾坐待。要解除威脅，就必須解除太子李亨對潼關守軍的控製權。所以，當務之急是盡快與安祿山決戰。所以，楊國忠極力鼓動哥舒翰出戰。這一動議也恰合玄宗心意。其實一開始，朝廷就對“安史之亂”缺乏應有的重視，甚至以為朔胡犯闕，是自取滅亡，敗之必計日成功。玄宗遂不顧前方將領力主堅守的意見，數派使者敦促大軍出關作戰。由於錯誤地估計了前線形勢，致使哥舒翰出關後慘敗，長安門戶洞開。

　　隨之而來的是玄宗攜少數皇室成員及部分大臣秘密出逃。楊國忠與李亨之間的較量仍在暗中緊張地進行著。臨行前，玄宗曾令陳玄禮選良馬九百匹，厚賜禁軍戰士錢帛，還派宦官王洛卿先行告諭沿途，以例接駕。所以，說玄宗出逃毫無準備並不屬實。但因王洛卿及沿途地方官員的逃亡，給玄宗數千人逃亡隊伍的飲食供應造成了許多麻煩。史稱“官員駭散，無複儲供”，故此，也不必完全懷疑玄宗一行到達鹹陽後發生飲食困難並出現士兵饑疲情況的真實性。這也正好給暗中操縱、策劃兵變者提供了絕好時機。事變在到達馬嵬驛時發生而不是別的地方，與逃亡中的這一實際情況當不無關係。逃亡途中，君臣都很狼狽，將士更是苦不堪言，加之大唐王朝已經安享了百餘年的太平，久無兵戈，如今戰火紛飛，百姓蒙難，人們對楊氏一族的憤恨已經達到頂點，這個時候殺楊國忠，就是非常容易理解的事情了。

　　由此可知，馬嵬坡之變正是兩大政治集團多年矛盾衝突、相互較量鬥爭的結果。這一矛盾鬥爭對李亨來說是刻骨銘心的。即位不久，李亨甚至曾想搗毀李林甫的墓館，因謀臣李泌的勸解方罷手。

　　隻是，為何楊貴妃也在政變中同遭禍殃呢？《舊唐書》卷51《楊貴妃傳》雲：“從幸至馬嵬，禁軍大將陳玄禮密啟太子，誅國忠父子。既而四軍不散，玄宗遣力士宣問，對曰：‘禍本尚在。’蓋指貴妃也。力士複奏，帝不獲已，與妃訣，遂縊死於佛堂。”

　　似乎是說楊國忠被殺後，政變者出於對封建家族關係的考慮，將其株連。這種因素當然存在。若是隻憑與楊國忠的關係，政變者是否有理由逼玄宗將她賜死呢？看來是有的。

　　唐代皇後權力極大，故自長孫皇後以來，武則天、韋後等屢幹朝政。玄宗自廢王皇後之後，中宮一直虛位，雖對武惠妃、楊貴妃十分寵愛，且儀比皇後，但皆無皇後之名，實為防後宮幹政。本來，楊貴妃入宮多年，也無幹預朝政之舉，但楊國忠勸阻玄宗親征一事，也使她陷入了太子與宰相集團矛盾鬥爭的旋渦之中。太子因此沒能獲得監國之權，勢必引起對她的怨恨。政變一起，楊貴妃當然在劫難逃。這就是說，政變殃及楊貴妃乃在情理之中。這也是政變的一個重要步驟。看看玄宗聲稱“貴妃常居深宮，安知國忠反謀”，但又不得不“割恩正法”的無奈情形，可體味出楊貴妃之死，實表明玄宗的天子神威與尊嚴已遭損害。白居易《長恨歌》詠“君王掩麵救不得，回看血淚相和流”，可謂一語中的。這正是李亨亂中奪權所要達到的效果。

　　正因馬嵬坡之變緣於天寶中樞政治集團之間的矛盾鬥爭，策劃者又以李亨為首，那麽，死者為宰相楊國忠和楊貴妃而“勿傷韋相（見素）”就容易理解了。同樣，何以“馬嵬塗地，太子不敢西行”，何以很快李亨即靈武登基，另立朝廷，也就好理解了。說穿了，這一鬥爭的實質就是權力的角逐。

　　既然李亨策動政變是為收拾政敵、亂中奪權，何以未對玄宗白刃相加，使之平安入蜀且來年又重返京師？此事關鍵在於龍武大將軍陳玄禮的態度：陳玄禮仍然忠於唐玄宗，而沒有倒向太子一邊。

　　縊死楊貴妃後，“玄禮等乃免胄釋甲，頓首請罪，上慰勞之，令曉諭軍士，玄禮等皆呼萬歲，再拜而出。於是始整部伍為行計”。畢竟陳玄禮身為龍武大將軍，禁軍首領人物，他率眾放下武器，向玄宗請罪，當然是為了向皇帝效忠，太子對此也無可奈何。這也說明陳玄禮不曾依附於任何一股政治勢力，而是恪盡職守，忠於玄宗皇帝。

　　那麽，為什麽陳玄禮在誅楊一事中會同意與太子聯手行動呢？這確實是個頗令人費解的問題。至少有兩點值得考慮。一是陳玄禮本人似乎並不反對收拾楊國忠。因為天寶以來楊國忠身兼數職，恣威弄權，在朝廷上下名聲不佳，安祿山起兵又打出“誅楊”旗號，難免讓人形成“兵滿天下，毒流四海，皆國忠之召禍也”的看法，對楊國忠，“中外群情，不無嫌怨”。陳玄禮也曾這樣說過：“國忠撓敗國經，構興禍亂，使黎元塗炭，乘輿播越，此而不誅，患難不已。”所以，史有“陳玄禮等以天下計誅國忠”的評論。

　　二是太子李亨對陳玄禮進行了拉攏甚至脅迫。雖然陳玄禮在誅楊一事中打了頭陣，但他並沒有傾向太子。正因為如此，陳玄禮才會得到玄宗的寬容，並允許他繼續護駕入蜀，長安收複後他仍伴駕而返，而沒有隨李亨北上靈武，這也多少反映出陳玄禮與李亨之間並無政治上的勾結。

　　由於陳玄禮的這一態度，隨玄宗重返京師後不久，他就被唐肅宗李亨勒令致仕了。這一結局也可反映出陳玄禮當年的政治立場及其與李亨的關係。

　　總而言之，馬嵬坡之變是天寶中樞政治集團內部長期矛盾鬥爭的結果，太子集團乘“安史之亂”中玄宗出逃之機，利用所控製的武裝力量策動了這場京師之外的流血政變，殺死了政敵楊國忠，並借機即位於靈武，掌握了最高統治權。楊貴妃之死，實為這一政治鬥爭的必然結局，此事表明太子與玄宗之間存在著分歧，透露出天寶中樞體製內部的某些痼疾。由此進一步說明馬嵬坡之變的實質在於權力的角逐，並顯示出唐朝最高權力在傳承方式上的某些變化。然而玄宗於兵變後仍可平安入蜀，實因有陳玄禮的忠心護駕。

　　正史與《資治通鑒》等文獻中對馬嵬坡之變的記載，事多曲隱。蓋《唐國史》《實錄》皆以肅宗為繼統之君，故言辭上多回避，不便直書。司馬光也頗重君臣大禮，他仿“春秋筆法”修史，頗為君主諱言。《資治通鑒》用肅宗至德元年而不用玄宗天寶十五年，顯然是尊肅宗為正統的，故而司馬光也不可能將李亨陰謀策劃政變、亂中奪權之真相記諸史冊。他在《資治通鑒》中記唐高祖李淵起兵太原，太宗李世民玄武門之變以及在《涑水紀聞》中記宋太祖趙匡胤陳橋兵變，無不將他們當做受人支配、被動無奈的角色，這皆係正統思想作祟使然。《資治通鑒》中對馬嵬坡之變的記載手法，也與此同出一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