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堂風

何日君再來

　　——一代大師鄧立君

　　我曾同一位少年有過一次激烈的爭論，這位少年經常帶著耳脈搖頭晃腦如癡如醉，桌上堆滿各種磁帶。爭論的焦點：誰是中國通俗歌曲的大師？這位少年生於20世紀八十年代中期，他脫口舉出他心目中的諸神——劉德華等等。而我堅持認為鄧立君才真正能配得上流行歌曲大師這一稱謂。於是，各不相讓，心中耿耿，不歡而散。這位少年是我的兒子。

　　我不是追星族，但我能理解追星族們的酷勁，他們甚至為了入時歌星最時髦的打扮和帥呆的一頻一笑而狂追不舍，仰望不止。鄧立君顯然不是我們所要景仰的人，她是和我們、以及我們的生活平起平坐的人。她的滲透性猶如氣體——不管這種氣體是何種味道，隻要你不是鐵板一塊，隻要你有呼吸的欲望。然而，要肯定地說鄧立君就是一代流行歌曲的大師也要冒風險——不是事實上的，而是觀念上的。關於大師之稱謂，已有眾多典籍評議，在此，我們尤其要摒棄這樣的觀念——大師隻有在傑出人物類群中才能產生、才能找到。

　　就像普天下的中國人沒有不知道金庸和他的武俠小說一樣，凡有中國人的地方都有鄧立君的歌，不但聽過，而且能哼上一兩句——她那纏綿悱惻、哀怨淒楚的嗓音讓她的同胞憤懣了三十年，迷醉了三十年，也爭論了三十年。到二十世紀末，爭論之聲平息。經曆過流行歌曲大潮的鋪天蓋地之後，老少同席，聽一曲《甜蜜蜜》，不但沒有了老者的麵紅心跳、雞皮疙瘩，反而覺得味道甘純地道。也許老者聽出了年輕時的浪漫，中者聽出了愛與欲的現實，少者聽出了流行歌曲的古董。經典的確立就是這樣風風雨雨。市場上，一套鄧立君歌曲全集金碟珍藏版要上千元，放在碟盒裏的感覺已非同一般。

　　我們的毛病在於：不太能容忍開風氣之先的事物，更何況在信奉絲竹之亂可危及江山社稷的古老中華。如果記憶與自己真切的生活不被割斷，我們就會發現，作為一名中國普通百姓，最先感知時代將要發生深刻變化的最直接憑借，不是一道道的中央文件和連篇累牘的報紙社論，而恰恰是鄧立君通俗歌曲的出現。此後，鄧立君通俗歌曲的起伏遭際，更是戲劇性地構成了對中國當代政治話語史、心靈史、世俗生活史變遷的寫照。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後期，那時我還是一個情竇初開的少年。在一個極其偶然的時空聽到了鄧立君的“天外之音”。作為一名自幼隻把紅色作為可靠顏色、隻把“雄赳赳氣昂昂”般高亢猛烈的旋律視為最佳旋律的我來說，誘惑的顫音、委婉的情欲的確使我震驚，使我麵紅耳熱，像窺視了男女之間的秘密——在麵孔相似、思想不能留死角的語境中，鄧立君的歌傾訴了“私生活”的秘密。（因為我們沒有“自己的生活”，即便還是個少年，就已經開始成為單純的“政治幼獸”）我感到茫然、惶惑、甚至恐懼。但那充滿了朦朧愛欲的音調卻像我暗戀的女孩子一樣吸引著我。後來，就有了“靡靡之音”之說傳開，聽鄧立君的歌就得變成“地下工作者”，因為這不是一個欣賞藝術的問題，而首先是話語立場——政治立場的問題，其次是道德立場的問題、人格情操的問題。聽不聽鄧立君的歌，有著非同小可的是與非。

　　異端往往像火一樣在地下運行。在極端的曆史語境中，任何事物——哪怕僅僅是一種音調也已不再是它本身，它被賦予了太多的內容。鄧立君通俗歌曲從異端到經典，正是事物不斷回到事物本身的過程。從八十年代它成為開放意識的重要暗示，到對它所傳達的價值觀和自身藝術價值的激烈爭論；從八十年代末港台及大陸各種流行歌曲統治歌壇並成為大眾通俗文化的排頭兵，以及由此帶來的對鄧立君的某種遮蔽，到世紀末流行歌壇塵埃落定、鄧立君屹立聽眾心中——人們在經曆了紛爭、鑒別力不斷修正之後，終於發出感喟——鄧立君有別於過眼煙雲，而且不是靠異端的力量，魅力來自於自身。

　　如果早年的鄧立君讓人聽出的更多的是愛與欲，那麽在市場經濟下萬馬齊喑為生存奔波的時候，她的歌又讓我們聽出人世的滄桑感、人生的命運感。她的歌不靠眾多樂器的渲染，也沒有詮釋永恒的辭藻，她固執地歌唱眼前、當下、物質世界中男男女女的悲歡離合。她淒婉、細膩的歌喉傾訴生活的苦澀。她喚起的是普通人最實在的生活經驗，她不想超越這些。對形而下世俗生活的鍾情與表現就是鄧立君。

　　開風氣之先，擁有不可思議的眾多聽眾，在消費時代——你方唱罷我登場的流行世界，流行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僅憑這些，她就是一個大師。

　　二十世紀末期，中國通俗歌曲的一代大師鄧立君女士突發心髒疾患，病逝於泰國，是為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