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城書

尼采發現的死亡

　　瘋瘋癲癲，胡言亂語，眼和心都幾近失眠。這是一步一步走向死亡時的尼采；或者，更準確地說，這是在外人眼裏，死亡前的尼采。親人的眼淚，朋友的憂傷，追隨者的扼腕，都集中在了他的身上。在魏瑪，這個尼采生命旅程的最後驛站，朋友克雷默為他塑了一尊像，以表現主義的構思，把自己對尼采的理解，一並鐫刻在了麵上。崇敬與歎息，猶如看見一顆強健心靈的破碎。

　　然而，尼采並不這樣認為，也不是這樣的感受。他認為，上天讓他失去理智，是對他不安分心靈的憐憫；他一直記住，自己寫過幾本好書；還有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清醒時遠離的寧靜怡然，此時正屬於他，這是多麽的難能可貴的愜意。他詫異地問盯住他默默流淚的妹妹，“伊麗莎白，你哭什麽呢，我們不是很幸福嗎？”這就是尼采，帶著異類，憤世嫉俗，和發現死亡的使命來到這個世界，在麵對屬於自己的死亡時的從容自得。仿佛那不是走向墳墓，而是去趕赴一場精神盛宴，一個自己追求已久的心靈歸宿。

　　時間是年，或者更早。顯然，未曾有絲毫停息的緊張思考，過早地耗盡了尼采的生命資源；與整個時代的道德體係抗爭，又使他清高孤傲的心理每每失去平衡；頑疾纏身，不僅擊垮了他的身體，更崩潰了他的精神。他發現，這是一個死亡的世界，一切都被扭曲。於是，他絕望了。他說，我的時代還沒有到來，我是屬於未來的。我的話是說給年後的耳朵聽的。此時，他似乎已在冥冥之中發現，屬於自己的死亡即將來臨。善解人意的上帝成全了他。在年月，給了他一個機會，讓他中風。

　　記得那天，尼采正在都靈家裏，盡情放飛著思緒。多年後的我，仍不知道他在思考什麽。也許，正陶醉在《瞧，這個人》的孤芳自賞中；也許，正想厘清他的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的複雜關係；或者，正要準備去給“貴族激進主義”者們講座。總之，他的思考肯定沒有停頓。能夠中止他思考的隻有病魔。他突然感到兩眼昏黑，天旋地轉，放飛的思緒如斷線的風箏，在一陣亂風的吹打下，飄呀飄。他跌跌撞撞地模索著，趕緊回到自己的閣樓，把一些臨死之前才可能湧上心頭的思想，揉碎了的思想碎片記錄下來。他給布蘭戴斯的信的落款是“被釘在十字架上的人”；給布克爾哈特和奧弗爾貝克的信，則全是胡言亂語。他常常用雙肘在鋼琴上不停地胡亂敲打，高歌或嚎啕，表達酒神式的狂喜，人們隻好把他送進了瘋人院。

　　不過，此時，死神離尼采還有一段距離；或者說，尼采還沒有完成發現死亡的使命，當然也就還不能迎接死亡的光臨。中風，瘋癲，隻是上帝賦予他觀照世界，發現死亡的一種特殊方式。為了這個賦予，上帝給了尼采許多關照。

　　年月日，尼采出生在德國東部一個新教牧師的家庭。這有兩點值得特別注意，時間和環境。這是上帝為尼采的特意精心安排。這一天，恰好是在位的普魯士國王弗裏德裏希·威廉四世生辰；每到這一天，總是舉國歡慶。尼采說，“無論如何，選擇那一天做我的生日大有好處。”在這裏，尼采用了“選擇”二字。我想，在當時條件下，大概沒有超聲波、人工授精和剖腹產之類。那麽，是誰想到了這樣的選擇，誰能做出這樣的選擇呢？大概隻有上帝。聯想到尼采的使命和不平凡的一生，顯然，上帝這樣做，是有它的用意的。它是要讓尼采一出生，就體會到庸常的死亡，偉大的誕生；體會到一種超凡脫俗，不同凡響。就像出生時帶出胎衣的弗洛伊德，一生都有一種身為戰勝者的信念和激情。尼采曾稱，自己是波蘭貴族的後裔，雖然並沒有什麽真憑實據，卻顯然給了他弗洛伊德式的自信自傲心理。他幼年喪父，家裏隻有他一個男人，於是，牧師的虔誠與女性的陰柔，構成了他生活的基本環境。他對語言有特別的天賦，精通德語，拉丁語，希臘語，歲能作曲寫詩，歲以優異成績畢業，又被學校舉薦到有名的普福特學校學習，歲以全優成績從這所學校畢業，走進波恩大學，深得導師賞識。

　　就這樣，在尼采成長和前進的道路上，這種遠離庸常，與眾不同，似乎處處充斥和顯現。當尼采自覺地意識到這一點，發現庸常死亡後，“隨時隨地都在驅動著他的，既是他對現今人的不滿足，也是他對真正的人，可能的人的渴求與期望”（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斯）。在尼采看來，一切困惑，困境，西方文化的困境，道德的困境，科學的困境，上帝的困境，現代性的困境，都首先通過人表現出來的。在庸常死亡的眼光下，尼采眼中的人怎麽了，或者說發現了什麽？他感到不可思議和痛苦不堪的是，西方理性主義對人性的扭曲，使人日益喪失原始生命力；而基督教教義則使人失去了自己和自我。隻有智者保持著高蹈和清醒。因此，柏拉圖與一般人的區別，比一般人與黑猩猩的區別還大。隻有哲學家，藝術家，聖人等精神貴族，才能超越動物本性，成為真正的人，超人。地獄是人的自然狀態，超人則離開了自然王國，進入了美麗的天堂。在這裏，尼采引來了許多誤解，甚至攻擊；而這種誤解，又更多地產生於語言與文化的習慣差異。超人不過是德文Ubermensch的翻譯，直譯該是“人之上”的意思。按照尼采的解釋，它不過是庸常和停滯的反命題；人類隻有克服死亡和僵硬的庸常，超越自我，才能成為超人。顯然，尼采講的人和超人，是一種更高理想的精神境界之別，而非自然屬性。尼采以他自己為例，說，“凡我不具備的，就是上帝和美德。”他不僅發現了庸常的死亡，還給它找到了一條救贖的途徑。麵對同類，尼采似乎表現出了更多的關懷與溫情。相反，在道德，科學和上帝麵前，尼采就有更多的鐵麵無情。

　　尼采發現道德的死亡，是在幾乎眾叛親離的漂泊途中。幫助他實現這一發現的觸媒，主要有一個人，一脈山，一座教堂。那個人是他的妹妹，他精神和生活的守護者。許是思想的差異，或為了追求自己的幸福，她突然離他而去。更令尼采難以接受的是，她嫁給了一個他所憎惡的反猶太分子，後又去巴拉圭建立共產主義根據地。山是阿爾卑斯山，那地方我去過，年的歐洲國之行。正是清麗涼爽的秋季，層林盡染，不是單調的金黃，而是金黃，淡黃，蔥鬱多種色彩交錯，再罩著一片明淨的藍天。翻越阿爾卑斯山正是上午，我們被車窗外的景色所陶醉，自然地停止了一切素的和渾的段子，屏心靜氣，悠然入定，讓身和心消融於謎一樣的秋色裏。當年尼采到這裏，是在遭受了第一次疾病的打擊，差點去向他崇拜的叔本華報到，身心幾近崩潰之後。人們常說，人一旦經曆了這樣的生死之劫，對許多習以為常的東西，就會有新的發現。尼采也是凡人。此時，身在阿爾卑斯山的我，更多的是靜心體會尼采當時的心情。我仿佛看見，一位精瘦，孤傲，眼窩深陷，胡須濃密的小老頭，正孤單一人，站在阿山的某個峰巔，踟躇徘徊，靜默沉思。他全部的行囊，就是一副病懨懨的身體，和一顆厭世疾俗的心；寂寥空闊的莽莽山野，是他最可信賴的伴侶。他心曠神怡，情思飛揚，“靈魂升騰，占據了四周的空間”，“我要唱一支歌/就算獨處空房/我也要放聲歌唱/讓我的歌聲回蕩在自己的耳邊”，“天邊的孤星/你的幸福是什麽/難道不是為他人閃耀光茫嗎/你看/我已厭倦了自己的智慧/正如采蜜太多了的蜜蜂”。就這樣，在“在瓦格納在威尼斯去世的那個神聖時刻”，尼采完成了他引以為豪的《查拉斯圖拉之歌》，他的自我精神的讚歌。

　　教堂，就是聖瑪可教堂了。這是尼采的精神回歸之地。這個坐落於威尼斯海濱的大教堂，是威尼斯社會活動和宗教的中心。年和年，我曾兩次到這裏，印象很深。一條從中間緩緩流過的小河，像大海的一根脈搏，給這裏注入了無限的生氣。教堂以其獨特的巍峨，莊嚴，神聖，播滿了神秘，肅穆，靜寂的氣氛。廣場上成群結隊的鴿子，與遊人和睦相處，水乳交融，似一種默契，使人更相信神界與人界的一脈相通。四周有華麗的商鋪，幽靜的咖啡屋，優雅的管弦樂演奏。我相信，再浮躁不安的人，來到這裏，也會心平氣和，進入一種精神的自在世界。孤獨中流浪的尼采，在走過了瑞士，熱那亞，尼斯和都靈後，來到這裏，選擇這裏，把這裏作為自己“最好的工作室”，幾乎是宿命的必然安排。無論是晨曦裏，夕陽下，也無論是親呢的鴿子飛到他的跟前，肩頭，窗台，他都專心致誌地沉浸在自己思想的王國裏，寫，不停地寫。用永不停息的筆，忠實地記下自己每一個瞬間思想的花絮。這是他最感痛快的事。後來，尼采把這些思想的花絮匯集起來，集輯成了《善惡的彼岸》和《道德的譜係》，成為宣告舊道德死亡的喪鍾。

　　是的，道德死了。當然，尼采說的道德，是那些傳統的貌似公允的舊道德觀。尼采發現，個性，價值，尊嚴等，都不是天賦的，而是作為人的一項任務；努力去完成，是為了使自己成為自己。所謂普遍的，絕對的道德是不存在的；現存的道德價值，正是人們實現自我的最大障礙。道德一開始是一種權力意誌的體現，強迫逐漸使它成為一種習慣，形成人們的心理評判，一種被稱作良心的東西。道德分為兩種，主人道德和奴隸道德。前者的特點是積極進取，獨行特立；崇尚強大，鄙視柔弱；追求創新，拒絕平庸。後者的特點是同情，仁慈和謙卑。在現實社會中，它們表現為獨立特行的人和隨波逐流的人。因此，道德不過是弱者企圖用來製約、束縛強者的思想工具。

　　當然，尼采並不是主張摒棄一切道德，而是希望衝破那些扼殺生命和創造的舊道德束縛，比如，基督教的道德取向；他不僅要破，更要立。在道德死亡的墳墓裏，尼采發現了一株新苗。它勃勃生機，正茁壯成長。那就是權力意誌。由於涉及到敏感的權力，一些人為了避嫌，曾把權力翻譯成強力或衝撞。這一變，卻改變了尼采思想的精髓。順著尼采的眼光我們發現，自亞裏士多德建立了歐洲第一個邏輯體係，人們就習慣於用概念、判斷和推理，去解釋宇宙的規律。權力意誌正與這種規律一脈相承。真實的世界是流動和生成，而不是存在，存在意味著把世界定格在一種狀態。這是人對現實的強加，是一種權力意誌的表現。認知的目標不是知識，而是掌控世界；整個有機世界，不過是一個錯綜複雜的追求增加權力的係統的集合。因此，快樂是增加權力的愉悅，痛苦則產生於權力意誌中的障礙。真理與錯誤都隻是我們的虛構，沒有實質的區別。要說區別，就在於錯誤是那些不如別的虛構有用，甚至有害的東西。

　　沿著道德死亡和權力意誌的足跡，尼采還發現了科學的死亡。在尼采的眼光裏，科學包括了人類全部的知識體係。這頗有一些古典主義的色彩。西方的知識觀，是建立在“人是理性的動物”基礎之上的，充滿了“為知識而知識”的極端理性主義。尼采首先從西方思想的一個支點，靈魂與肉體二分法中，發現了科學的死亡蹤跡。從蘇格拉底開始，西方人就認為，靈魂和肉體可以分離，獨立存在；靈魂是根本，肉體是附庸；靈魂是主宰，身體是工具。尼采卻反其道而行之，認為靈魂與肉體不可分；靈魂並不高於肉體，相反，靈魂是肉體的工具；身體是本能與衝動的結合，是知識的起源，美的起源；知識不是客觀世界的摹本，而是對客觀世界的一個解釋過程。因此，傳統理性主義的科學教條必須破除，用感性的身體去代替理性的主體。麵對盲目的科學崇拜，尼采警告，當心俄狄浦斯式的悲劇，“解開了自然之謎的人，必定是殺父娶母，瓦解了神聖的自然秩序的人。”

　　在尼采的眼光下，庸常死了，道德死了，科學死了。最終，尼采發現上帝死了，需要重估一切價值。這似乎是尼采思想的必然演進，猶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般的自然。我在想，尼采寫了《悲劇的誕生》，認為悲觀精神意味著頹廢，樂觀精神意味著膚淺，隻有悲劇式的樂觀精神，才是強者的境界。但直到死，不知道他是否真正明白，什麽是悲劇誕生的根源。上帝嗎，那麽，上帝死了，悲劇的根源又該何從尋找，該怎樣重估這世界的一切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