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從現代藝術誕生的刹那間,人類在視覺世界的營構中,開始向成人化邁進。
不得不承認,中國的文人們在這個問題上還是有著令人歎服的知覺的(盡管中國文化自身的邏輯進程,並不是以“現代性”為導向的。)早在宋代的蘇東坡就曾經說過:論畫以形似,見於兒童鄰。說的就是“看圖識字”或“以圖讀故事”式的視覺閱讀,無疑是一種未成年的行為。
印象派的畫家們在光色的誘惑之下,開始了模糊形象的視覺感知世界的行動;而康定斯基則偽造了這樣一個趣事:有一天他寫生歸來,看到牆角有一幅絕妙的繪畫,大惑不解中,他走近一看,原來是他的一幅畫放反了。於是乎,康定斯基“發現”了這樣一個“真理”——原來消失了形象的畫麵,可以成為最具欣賞價值的作品。
至於杜尚、至於畢加索、至於達利、至於克萊因、至於波伊斯……則不斷地以花樣疊出的手法,來挑戰人們脆弱的神經,以至於每個現代、後現代大師的出場,基本上是以社會“醜聞”的麵目出現的。
當代藝術是“另類智慧”式的挑戰,是一種敏捷的文化方式。當代藝術不僅僅在於創造新文化,而更為重要的是嘲弄了所有的新文化——包括作為文化方式的自己、甚至作為藝術家自己。
因此。當代藝術家不是政治家,要圓滑地包裹自己;當代藝術家不是社會學家,為社會秩序的穩定,提供溫暖的氣候;當代藝術家不是道學家,在空洞的宣講著自己都厭惡的“真理”。
當代藝術家,以邪惡於社會的麵目出現,讓人在傷害中,逐漸地成長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