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視覺圖式的文化剖麵(對一位女性畫家的實驗批評)
題記:當我們不願用語言的空洞組織去取代,直覺之於藝術的生動與神聖的時候,同時也就意味著批評工作變得更加艱辛。這是因為真正的理性是靠直覺去推進,而直覺亦需要理性的堅固才能洞穿幽遠。
視覺藝術的接受活動,則猶如麵對著一個要被切開的香橙一樣,底蘊與形式,猶如那半壁的峭立與弧形的渾圓一樣,構成了一種尖銳而奇妙的對比關係。
一件藝術品,實際上就已包含了一個複雜的文化團體。當然,由於文化這個概念本身所顯示的多方歧解局麵(已達百餘種答案),使得我們在此問題麵前變得猶疑不決。
我們所要尋找的是一個可供跳躍的支點。
在對中國現代藝術的解析中,我曾對文化作過如此界定:
第一,文化首先是一種集體意識,是人類意識在流傳過程中顯示的符號化特征。
第二,在文化與藝術的關係上,文化觀念左右了藝術品的價值方向,一個時代共同構築的原則,在不時地肢解與歧分著藝術品的內容。藝術品上麵反射的也是藝術家的意識光澤。
從整體視覺藝術這個團塊上加以粗略檢視,可見藝術的演變史正是人類意識對視覺媒體、材料選擇與進入的過程。
文化時尚左右了藝術的崇好。
在此層麵上,藝術品變得沒有獨立存在的價值,而僅剩下被剖解、研究的意義。這當然是一個遠為宏觀的立場。但之於個別的藝術——或者說在如此傾向中,那種高下優秀的判斷便會油然而見差異。
盡管有的時候我們也明白自己的動作顯得過於輕率,刀鋒無謂地鋒利。然而,香橙依然不能脫逃被切開的命運,或者說隻有在被切開的霎那間,香橙才真正具有意義——分切的犧牲顯示了生命的代價。
我們麵對的是一位饒有興味的女性畫家。這位畫家身上油然疊現著關於女人與藝術家的神話與現實。
她極富於敏感並耽於幻想,平靜的生活卻不免又要騷動不已。實際的生活情調在他玫瑰色的房間中開放,而燈影下投射的卻是虛幻的夢魘。
我無意於將一位畫家做矯飾的裝點與華麗的堆砌,盡可能地通過貼切的語言傳達一種感受。
她有時會在六月驕陽下感到冰一般的戰栗,在數九寒天的冰雪中灼起撩人的火焰。說她具有一些神經質般的衝動,傳說便如同神話般變得遙遠起來。這一切對於她的性格內容卻呈現出紫羅蘭色調的包裹。
然而,我們隻要留意一下她的所有舉止,便會獲得一個驚詫的結論:高傲的神情與輕蔑的眼神中,掩蓋不住自我的寒傖與卑怯,鄙薄世俗卻又不知何時已沾滿衣袖……
我不想在使我的描述進一步導向文化學,那樣做的結果會使我的批評對象不是被人視做才華橫溢就是不可一世,從而在整個華美彩章的奏鳴中輕易地失掉其真正迷人的慢板。
她是一位無論在自己,還是別人看來都是絕對地不同風格的不平凡女人。但在我看來她不過是一位正常得有些過分的女人。那些在聽者抑或是講述者本人都有奇特得不能重複的生活閱曆與心理經過,包括癲狂與自虐。但對我來講,從“人”的命題去做一個輕易地連接,會覺得她已是那樣的屑小。這樣對她來講盡管有些抑製不住的殘酷,但卻充滿了真實。
諸種生活細節與情緒化雲霧的籠罩,會令我們對藝術家的生活產生莫名其妙的興趣與敬畏。從鑒賞學的角度來看,這些條件對一位藝術家而言,是夢寐以求的機遇,它可以誘使我們步入作品的深層心理機製。
然而,之於批評而言,卻是一種誤區。批評,意味著一種超越便捷、情緒及觀念的分析立場。
我走近一步撩開這層看似迷人的麵紗。
……她的繪畫焦點是屬於把觀者視角導向心裏層次的那種類型。
當繪畫以隱喻的方式去表現心理印象時,便無可選擇地要以替代物的成分出現,隻有這樣,才不至於當做圖解而被視為象征。象征的內涵是由指示代碼組成:即集體意識用指代物品顯示象征以及情緒隱喻。
她的繪畫便正好契合了我們的有關定義。
我有幸對這位畫家的大部分作品有過視覺接觸。早期作品中——那還是她剛走出校門不久,民間玩具時常出現在其畫麵上,在八十年代的初期,也不妨當做一種時髦與新觀念介入的標誌。但我在遍覽之後,卻油然而得出一個結論:強力的渴求與平安的慰藉一直是這位畫家所謀求的主題。即使在運用民間符號的同時,她亦不僅是來自於畫麵的需求而是發自生命底層的律動使然。
每一位具有社會標誌的“人”都會有精神變形與失去常態的時候,在某種精神狀態中,亦會享受的沉溺於孤寂之中。藝術家因而有別於一般生活負重的人,他們有更多不切合實際的幻想與超出常人接受能力的生活作風;他們有時在進行不同常規的體驗,有時卻又在另一個層麵中墮入庸俗。
大概在藝術家“存在”的意義中,便有這樣的命題:要將自己異於別人的觀察與體驗通過視覺圖式的相應彎曲加以傳達落實。因而,他既要不同於正常的人,又要異質於精神病患者。
在她的一幅《夢中的情境》中這位女畫家向我們展示出奇妙景觀:一頭母獅背負著受傷的斜躺女子,凶殘的動物此時內心似乎傷楚不已,從而在異類同性間達到了情緒上的認同。周圍則一片綠色的氤氳,粉色的花瓣一洗嬌豔而化為詭異。
我不知道是在何種狀態下原始猛獸如獅虎進入她的精神印象中,但它標誌著一種真正富於精神層次的自我驗證與情境展開。
對於造型的獨特及形式筆法的變異處理,我們均不妨看做這是在特定狀態中所具有的一種必然。藝術要異於一般的體驗,則首先要把握心理感應上的氛圍。
她的《女人體係列》與《自畫像係列》是從情緒上連接在一起的。此時,女性已被包裹在一個強健的外廓之中。然而,這不是米開朗琪羅式的力量蘊涵,不過是男人對女人性別特征的淡化而已。之於這位畫家來講,“強力的象征”已成為“第二性”包裝並作為免受心理傷害的最重磅武器。
周圍是一片幽暗的陰鬱之氣,畫麵上陰冷地分布著深色的藏藍。大跨度的透視雖然不免有些矯情,但卻更增加一份眩暈意味。一些明確的道具隱喻著對下意識衝動的遏製與平息。女性對自我體態質感的諳熟於誇張,並且在情緒的籠罩中得以貫通……她在潛意識裏透露出對男性的仇視、冷蔑、渴求、輕視、淡漠。這種矛盾的糾纏使她對男性產生形體表現上的畸變感。在《正立、倒立之人》作品上,狀若侏儒的冷漠與橘紅的熱烈色調將這種矛盾尖銳地聚顯出來。
其實,一位藝術家的個人意識也好,夢魘異想也罷,盡管它可以提供給人們以迷離的幻想或者無窮的啟迪。但是,這並不等於說在批評層麵上便具有了意義,藝術的真正意義應當建立在審視了人類已有的精神圖式之上,也就是說隻有在洞悉了普遍之後才能真正進入個別。無論是對這種普遍是承接還是回避。
她的《淑女們》作品,則運用了精神變形化的超現實主義創作方式,將時代各異、服裝不同的女子排列在一起,構成了一種連接性的畫麵。它們之間賴以銜接的除了形象動作的變化之外,還有更為深刻的精神氣質上的相關性。在這些充滿藝術家特殊意識所籠罩人物形象與直感質變,留給觀者是難以索解的變形之謎。
對她繪畫中的審美傾向的捕捉已變得不再那樣重要了。我們可以醉心於尋找畫麵上的內在趣味,但卻無法從作為“精神愉悅”與“文化鬆弛”上進行聯係。這是因為對精神層麵的關注本身,已是對傳統命題的超越。當這所有的一切都映照在精神的光澤之中,那麽作品本身已疊現出藝術家對自我的審視。
作為一名藝術家,自我的沉溺無疑是文化體驗的前提階段,但其結果應當指向對“一般”的選擇。這便是文化對藝術的左右作用,同時也是集體意識中對“個體”的承認。
雖然香橙在分切中會喪失掉原本迷人的完整,但已經流溢出來的馥芳依然令我們將利刃指向:
香橙已被切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