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強文集·藝術批評卷

20、迷離錯置的天堂鏡像

　　在表現性範疇的中國花鳥畫，麵臨著無法更易的規範。或許，這本來就是一種矛盾，因為以情緒和個性意誌為內驅力而構建的表現性本身，就是對各種規範與約束，甚至是方法的解構與破壞，但是，這種表現性何以又成為新的個性氣質發揮的鉗製力量呢？

　　無疑，書法是一個極為重要的內在的因素。作為審美的規範與表達的方式，書法性在寫意花鳥畫中，一直是內在的製導與外在的形式表露。事實上，花鳥畫中的一切景象傾向與筆法的傾向，都已經是非常緊密地聯係在一起，成為彼彼此此的連帶關係。因此，進入到寫意性的花鳥畫中，實際上也就進入到一個表現性的情緒世界。一切有關的情緒內容在此都得到全麵的展開。而書法為基本原則的形式構建與書寫方式，則直接關係到對這種表現情緒的多層次過濾。於是，最終的表現成為有教養的風度的體現，而且也是技巧與分寸的把握能力的顯示。

　　與這種寫意花鳥畫相對立的表現方式，則是工筆重彩。作為創作主體意誌的潛藏與掩飾，工筆意味著對表現對象的生命狀態的盡可能地體現，其實，“寫生”這個概念在中國畫範疇之內，實際上是特指對花鳥為對象的表現。而重彩，則是對這個多彩世界的由衷讚美，粉飾在此並不意味著所謂的“虛假”，相反，卻有可能是一種美麗的真實。但是，工筆重彩“三礬九染”式的籠染、罩染的方式，那種工藝過程的拖遝，雖然最後的結果可能是明淨與清潔的，但是，卻往往會失去那種本能的衝動帶來的審美上的意外。

　　於是，在花鳥的表現性與重彩性的邏輯對接點上，進行充滿智慧性的接續，並且，將這種接續予以轉化，並衍生出相關的美學結論，建立其獨立的語言表述係統與符號化特征，則成為李伯虎追求的明確目標。

　　在李伯虎的花鳥畫中，色彩成為他的視覺語言的主體部分，或者說在色彩之間明麗的碰撞中，激發出繪畫的風格傾向與表述內容。繪畫就是有關視覺的意象，而這種意象無需通過水墨的經驗與書寫的筆法，同樣都可以獲得相應的結論。在色彩的語係結構上，塗繪顯然有別於傳統概念上的描繪，這是因為李伯虎依然在以筆觸的顯現作為情緒的顯露，同時也使得色彩的獰厲成為可能：由於藝術家情感的內驅力造成的粗礪的筆觸，以及偶然的皴擦帶來的起伏不定的結果。這一切都在顯現一個有關的視覺張力的問題。不需要進入到對筆法意味的體會中，畫麵上直接放溢出逼人的視覺力量。這種獨立於中國畫花鳥之外的視覺語係的設置，其意義也是昭然的。同時，值得我們予以仔細分辨的是，墨在李伯虎繪畫中，幾乎完全被激發出作為色彩的意義與價值。這裏的黑色不僅僅隻是一種色彩的基本框架，它甚至成為是絢然色彩煥發音響般明亮的對比因素。這一切都因為色彩的關係是色彩的魂靈，因為沒有獨立於色彩關係之外的色彩意義。這同樣是李伯虎在他的重彩繪畫中，所努力把握並付諸於實踐的重心所在。於是，墨色也就成為迎合色彩關係的最後的底線：將色彩劃歸到一個具有“音樂比例”的對照之中。也就是說，我們可以在李伯虎的繪畫中，尋找到和弦、節奏、韻律、音色等等。再具體一點，李伯虎的繪畫更像印象派的音樂而非繪畫，甚至是德彪西的《牧神午後》，這是因為印象派的音樂更具有抽象性與超現實性。而李伯虎的繪畫正是異常鮮明地提示著這種特征。

　　除了在色彩上的精心考究之外，李伯虎同時注重於在其畫麵上營造那種本能的肌理感，並且將此作為視覺語言係統中的另外一個重要的線索。所謂的肌理感，指的是在視覺層麵上凸凹不平的感受，是視線呈網絡狀進行掃描時，所遭受到的狙擊與挫折感。在這個基本的原理之下，李伯虎所理解並應用的肌理概念，也就有了更為自由與多向的方式。通過紙張褶皺之後形成的凸凹，將焦墨通過毛筆掃過，畫麵上自然留存墨跡也就具有了縱深感。同時，也顯示出材料的物質感在運動中撞擊的可能性。

　　李伯虎的重彩經過肌理的凸顯，遊離於形象之外，走到了視覺的邊沿，而真正成為獨立的語言表述。但是，如果李伯虎僅僅止步於此的話，那麽，還僅僅隻是一種意象的營造，是在詩意情緒激蕩之下的想象與幻覺。使得李伯虎的花鳥畫進入到現代繪畫形態之中的原因，還在於他在時空觀念上的重大改變與轉換。

　　立體派的繪畫是將世界看成是不同的幾何形立方塊，將視覺的形象切割成不同的空間效果。世界如同破碎的鏡麵被拚湊在一起，但是，總無法與這個真實的感覺世界相提並論。於是，破碎的鏡像成為現代藝術觀照世界的一個最常見的形容術語。無疑，中國繪畫導入這種觀照的方法無疑意義重大，但是，卻無法產生成功的作品，原因在於，如何才能夠消融二者之間的阻隔，則成為畫家們，在這個經典的樣式上“現代”的艱巨課題，因為這裏需要的不僅僅是勇氣，更重要的還有“智慧”。

　　我們雖然不能夠判斷李伯虎具有多麽高超的智慧，但是，他在此方麵無疑付出了更多的努力與心血。而這種努力的結果也能夠讓我們感受到他的敏慧所在。這是因為李伯虎在他的花鳥畫的空間結構上，采取的是平麵切割，帶來的空間轉換。也就是說，我們在他的作品麵前，分明感到文化與感覺層麵上的“中國性”，這主要體現在製造與表現的統一，塗繪與構成的並置，色彩與水墨的交響，粉飾與書寫意味的共融。

　　從某種意義上，我們可以感受到李伯虎的繪畫中強烈的“唯美”與“粉飾”的性格。但是，這種性格的形成肯定與他個人的心理結構有關，一個希望美好的人，往往經曆過更多的苦難與災禍，在這種艱澀的磨礪中，激發出必然的美好的向往。我們無意在此對李伯虎個人的心理蹤跡進行勘察，但是，卻可以使我們對他繪畫風格的形成，得到一個相應的結論。那就是在花鳥為題材的表現中，李伯虎塑造的是一個有關“天堂”的鏡像。而通過“迷離錯置”的距離化處理，達到與現實世界的相間隔的目的。而“迷離錯置”同時還包含了如此的內容：繪畫的語言、形式、肌理等等，這一切也就有了我們在論述李伯虎藝術時所提示的主體——迷離錯置的天堂鏡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