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強文集·藝術批評卷

15、徐彥州品位

　　麵對著徐彥州的物質形態的荒誕感與其精神產品的冷峻性，我感到了它們之間散發出來的信息既是相互悖離，同時又有著一種本質的聯結。由此，使我想到在徐彥州本人與其作品之間，肯定有著一個內在的相關聯的密碼係統。

　　這或許能揭示藝術家與其作品之間的那種複雜而難以捉摸的聯係。

　　這使我自然地想到一個品位問題：

　　如果把“品”本身作為一個藝術論評中的重要模式與框架，那麽，它便包涵著多方賦予的涵義與內容。置身於現代文化背景之中，它又應該涵蓋著社會人格麵具與藝術人格麵目的區別與容納，“位”本身則是一種定勢的要求。

　　我時常感受到懸置徐彥州本人與其藝術之間的突兀與反差。

　　我聯係到了人品與畫品之間那種剪不斷理還亂的曆史爭論原因，其“相正相副”的判斷，其實隻不過是一種立足點的錯位而已。

　　對於我而言，更多地注目於一位畫家的社會麵具與內在心理之間的關係，它們之間又會產生出一種真正品位，它既是一種道德修正，同時又隱喻了藝術的要求。如此的品位更多地首先是一種“存在”的現象。

　　之於一位具體畫家而言，在徐彥州身上正奇妙地交織與混合著這種現象。

　　徐彥州在本質上顯示出社會存在的單薄性。這取決於他那種富於侵略性與進攻感的人格傾向。然而，這還僅僅隻是表層的東西，或者說用一種虛張的自我去掩蓋他那種心理深層體驗單薄蒼弱，自衛而自卑的人格。

　　徐彥州生長在一個美麗的海濱城市，它的美麗自然景觀與舶來建築顯示著世紀初西方文明侵入中國的殖民文化印痕。然而，在這個城市的深處，還有那種交織著海腥味的商業氣息，這使他遍體血液裏，不可避免地流淌著一種急功近利的東西。

　　然而。徐彥州血液裏還流淌著唐山農村殷紅的色彩，我不知道這種隔代相傳規定，如此具有一種指定作用。它是一種宿命的、從幽遠時空中時常傳來一種暗示與信息。

　　這使得徐彥州對於北方農村風情有著一種天生的表現能力。而且對於民俗民間文化及其節氣嬗替有著敏銳地把握與深刻地生命聯結能力。

　　徐彥州在徐家祖墳地裏進行拜祭的時候，心靈被突然擊穿般地驅使雙膝跪倒了，這時他的心理變得脆弱不堪，他深切地感到埋藏在地下對他操縱的靈魂……

　　……當徐彥州以驚悸而戰栗的心情向我描述這個過程時，我忽然明白了這種心理體驗的重要性。問題的關鍵倒並不在於他描述這個情節的可信度，而更多在於這種經驗之於他的意義。

　　徐彥州的作品畫麵上，正交織著他來自於這種直接與間接的心理體察，在那幅《春魂——憑吊四十年前戰死的無名士兵》整體便鋪設出如此氣氛與情緒：畫麵中心如同鐵澆鋼鑄一般凝結著力量與滄桑。金屬的寒光，鉛蘭色的天空壓抑著心理的喘息，殘雪覆蓋的大地晃動著兩棵幽靈般的黑色鬆樹，這使得駐足於此幅作品麵前的人都能體會到一種幽暗而詭異的宗教感。我想這決不僅僅是悄然的規定，而是徐彥州脆弱而敏感的靈魂被一種神秘而詭異的力量擊穿之後的自然傳達。這同時是來自冥冥空間的一種暗示，它與遺傳的各種渠道——當然也與夢魘的提醒有著無法清除的聯係。

　　徐彥州的感情結構無疑是粗糙的，這主要通過社會人格來反映出來，他無法以一種細膩的體察去接受社會反饋的信息，或者說他根本不具備那種接收的意識。然而，這種性格也給他帶來一種意想不到的好處：沉吟在自我為中心的藝術世界裏，這使著他本來不甚豐富的心境變得異常地富有凝結力。

　　徐彥州的心理構成具有單向而天真的一麵。在一種情境中，他很容易進入那種幼稚的迷信之中，在這個過程中，自然而然地試用不斷置疑與推翻的欲念，但最終卻往往是愈陷愈深，這對於其社會性的存在具有著危險的一麵，但同時卻更加集束了他的藝術能量。

　　也許隻有具備了這種對於科學與理性的擺脫，才能使一個創作者進入真正的想象自由的世界裏——原始人的思維軌跡也恰好告訴了我們這一點。

　　徐彥州還有著與社會性存在麵具相去甚遠，或者說是反射與折透出一種技巧匠心微細與體察能力。我們如果注目於他繪畫的單體局部便可以看出這一點，在《春耕時節》那幅作品的右下角方洞與圓形鐵角在煙熏火燒的痕跡下所顯示的特征，徐彥州充分發揮著油畫語言本身的抽象性，這不僅是一種形象的消失，而是進入微觀之中，那富於內容肌理的表述。在這個意義上，徐彥州深知抽象表達與具象表現之間的重要聯體關係，它將使得其油畫進入一種更為豐富的層次之中。

　　然而，徐彥州還具有一種奔溢不息的生命能量和宣泄欲，然而，如果僅止於此的話，那麽徐彥州無疑則僅僅是一位自我表現式的畫家而已。

　　在驚蟄係列中，徐彥州利用了一種富於鏡頭晃動的視角，訴諸於觀者一種透視的朦朧感，積雪總是覆蓋不住那種深褐色的神秘土地的沉重內容。被壓抑與土地與殘雪之間，比照著堅硬的老樹殘樁，它們之間總是顯然著一種生命符號的象征意味。而所有的這些表達卻都必須要通過一種冷犀的範式來傳達出來，這就要求徐彥州通過他的殘冬來冷卻他的熱望。這同時構成了徐彥州探求象征的一種必然。

　　令人奇怪的是，徐彥州——這位生活中充滿著裝扮貴族人格與略帶市民氣息的生活方式的畫家，卻對中國民間文化投入更多的注目，這是一個看似不倫不類的結合。然而，當他一旦上升到一種藝術與哲學交合點上時，卻是成為一個哲學上的厚度，這便是徐彥州以“驚蟄”、“春分”等節氣來命名，並把農村中少婦少女形象引導到一種形而上的思考之中。

　　《驚蟄》中那位少女驀然回首的驚悸與呆滯，構成了一種集體文化狀態下的特有顯現。然而，這種非個性的表情背後卻依附著一個恒長的文化與曆史時空。老屋象征著一個生存，這是一種生命鮮活的和窒息沉重的雙重場所。樹的升騰伸張意味著自然生命的掙紮，還有那富於生命衝動的墨綠麥苗。它同時意味著變革時代的來臨與自然生命的蘇醒這麽一種自然與社會的交映。

　　止於此，徐彥州的人格雙重麵具在這兒遇到了重合。

　　同樣，在《春分》畫麵正中心的佇立形象，我們也難以簡單地把它視為一個典型刻畫的農村少女形象，確切地講，這樣的形象在北方農村太過普通與平常了。值得注意的是，徐彥州對於她的刻畫與展示並沒有更多地放在一個特定的時空中，而是略帶荒誕的一種象征展現。利用服飾效果的黃紅色花樣，與紫紅的襯托，這種大俗大豔的色彩，去切合背景中那種冷峻與清晰的景物分布，由此陳設出一種大雅若俗的境界。正是一種非個性，體現出了徐彥州的真正個性。這一點也同時在他的《七嫂》中反射出來。

　　從徐彥州本人的人格、情感性格結構來看，他對於中國文化內容、生命土地眷戀情結，以及對現代藝術、古典視覺秩序的理解上，有著一種荒誕的、看似歪打正著的結局。

　　然而，事情的存在本身還緣於一種存在的必然性，而徐彥州的身上正是交促著這麽一種極為複雜的矛盾複合體。而徐彥州的邏輯本身還緣於一種必然，盡管可以把它視為一種錯位感，但如果沒有一種理性的把握與明確的表達，也難以產生如此結局。

　　或許，這正是徐彥州難以定位雙重的人格特性給他帶來的獨特的成功。

　　止於此，我感受到徐彥州作為一個個案，中國現代社會文化背景中的複雜性與難以衡量性。我們亟須這麽一種超越社會存在的藝術判斷性。

　　止於此，我依然感到徐彥州作品中還交織著誘人的、神秘的內容在召喚於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