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張建辛的那些以彩墨交錯和宣紙為材料所演繹的繪畫麵前,驀然間一個長久封鎖在我腦中的疑團旋蕩而出:近年來一些卓有影響與成就的中國畫家中,有相當部分是分布在工藝美院——也就是我們現在概念中的設計藝術之中。那麽,其中的緣由何在呢?
一個類種的藝術形式要反映其當下性的藝術感覺,那麽,就必然要與滯重的曆史做出當然的訣別——這當然不僅僅是一種姿態而已,而是必然要切合於它的具體的語言形式等等有機的要素。於是,返回到原始的狀態就成為必然的可能(不過這是在哲學概念的返回,而非形態學上的回返),用後現代主義者們的思維來表述,就是要回到“零度”以下,其實就是在沒有任何曆史引力的“追殺”之下,進行切實的創造。
在這個層麵上,我們就可以明白吳冠中提出的“筆墨等於零”的真實涵義所在,如果僅僅拘於“字麵”上的理解,恐怕是永遠不得要領的。而一旦進入到其問題設立的情境之中,那麽,就可以得到真實的要領。清除“曆史”與“共性”的遮蔽,尋找一份真實的性情和特別的視覺樣式。
作為藝術家的張建辛就是在這樣的前提之下進行自己的“彩墨”空間探求的。在他的畫麵上,沒有書法的筆法作為保障,沒有文學的“情節”作為詩意的渲染,那麽所有的焦點也就相應地放置在視覺語言的表述與形式建構的努力上。於是,我們才能看得到在他的《荷塘係列》中,注重荷花的自然生態以及在這種生態之下演繹出來的濃重的彩色與墨色;在《飛天係列》中,講述的是一個有關“樣式”與“激情”的和諧,“形式”與“視覺”的主題;在《風景係列》中,是西式“風景”的筆墨表演與“山水畫”程式的解構。諸如此類,張建辛為我們講述了一個美麗的寓言,如何使得“中國畫”變得更加美麗,不僅僅可以在程序化的“製度”內“承荷”沉重的曆史“責任”,反之,如果放眼於當下的文化感覺,也可能獲得新的“曆史”視角呢?
當然,這些必定需要更多的智慧與激情去做雙重的底線,因為它將麵臨的是沒有任何心理依憑的試探,如果陷入無助的呻吟或者是濫情的表現,那麽所有的一切將變得毫無意義。這就是我們指出的所謂“冒險性”之所在。
不過,張建辛的理性清醒與設計經驗以及已有作品中顯露出來的“鋒利”,讓我們看到這樣的可能,他的探索注定會讓我們不斷地產生“驚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