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駐足於陳國力、呂建軍的《豐碑》麵前時,畫麵上顯示出一個平淡無奇的場麵,一輛手推車矗立在懸崖峭壁前,遠處冰雪未融,一片蕭瑟寒索的景象。如果把小車與懸崖分離開來,我們所得到的不過是靜物的冷峭描繪與風景的精致鋪設而已。但當二者確確實實地重疊在一起的時候,卻毋庸置辯地使我們感受到一種奇特的奧妙:超現實主義的空間錯置;曆史的陳跡在新的意識下的靈光反射;描繪與傳達上的到位。所有的信息均凝射在同一個意識點上,那便是由於使用了美學中的“象征”而使其含義雋永,韻意無窮,占盡風流。
同時,在曹武昌的《江南花灶》和韋新伊的《鴻蒙初辟》之中,這種象征的意味亦有著足夠的顯現。所不同的地方在於,曹昌武似乎在用風土人情時期《膠東人家》的筆法與態度去罩染江南風情。但深層中,卻使我們感受到畫家已更偏嗜運用冷色與裝飾點手法去對待物象。作為一種靜物畫的體裁樣式,曹氏更多地賦予精致與純化的排比。
而顯示在韋新伊作品中的信息含量,卻不僅僅使我們去思考由於使用了噴繪或者剪貼的方式。平心而論,這種效果的裝點還隻是一種嚐試,但由於它把源頭係在一種象征的使用上,便使得一輛騾車與相對的兩個世紀初的傑出人物:李大釗與陳獨秀脫離了具體事件的約束,背景上懸蕩的雲天,色調上設置黑白灰節奏與基調,使得自然的景象有著無可置疑的人文含義。
當然,盡管我們可以運用王林在評論徐冰藝術:又一頭飲水的熊,所尖銳指出的那樣,由於作品本身的左右逢源產生的偏見的最小公倍數,給他們帶來了“馬太效應”式的成功。那種社會性的不公平隱喻我們對真正富於創造性格的踐踏。然而,在對待“建黨七十周年”這樣一個具有鮮明主題性繪畫創作上,山東的畫家在既沒有陷入圖解,又無所謂的怪誕中,利用題材的敏感,審慎地把握,獨特地思考,所給予繪畫本身的建設所帶來的意義及成功便已值得我們為之三思了。
並非沒有另外的畫家對這次省展中有些作品投入更深刻的思考,也顯明地利用了象征的思路。但他們的失誤卻不能解釋為評委審美的嚴苛。平心而論,有的作品在其中使用了材料、古典、抽象等等手法。如果分離開來看,所有的偏向都可以發展成為一種獨立的語言。但愈是獨立的矛盾——因為不同的語言是無法發生關係,也是無法產生矛盾的。在作者精心描繪的寫實風一俟與實物相對照,便會產生一種奇特的感受,畫家選擇的不同表現方式給畫麵帶來了嘈雜,從而散失了本來可能凝聚的視覺。
由此可見,對於象征的使用同時帶來了一個問題,那便是語言上的協調。如果將此二者進行分離,便會帶來視覺本義信息傳達上的紊亂,知覺指向上的誤置,如何將現代藝術的表現技巧及實驗成果移植到主題性的表現上去,對於畫家來講,不僅僅需要熱情與時間,更要有深刻而冷靜的科學思考與把握。
我們都清晰地明白,落選並不意味著失敗,獲獎也難以代表真正意義上的成功。但從一種現象的透視中,能夠引發出我們對於繪畫本體、對於山東繪畫的發展的深層思考。我想其意義不辯自明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