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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後記（《視覺文化：從藝術經驗到學科體係》）
2005年春節，是一個屬於我的節日。
北方小城的節日是由鞭炮劈啪聲的逐漸密集，煙花絢爛色彩的日見濃鬱召喚而來的。
我在泰山西麓叫做肥城的老家溫暖的房間裏，看著漫天飛舞的“如席”雪花在盤旋卷動。它已經將大地與房舍化為白色，變成為最好的布景。這一切似乎預示著一場場的大戲將要上演。
就在大雪織成的無盡白幕中，我的學生劉衛東從濟南專程開車給我送來了最好的年禮：由河南美術出版社編輯尤汪洋先生從鄭州特快專遞發來的、由我主編的“中國畫學叢書”，它們分別是：
《中國畫論體係》
《中國繪畫美學》
《中國山水畫學》
《中國花鳥畫學》
《中國人物畫學》
《現代國畫形態》
《中西繪畫比較》
這套書除《中國花鳥畫學》、《中西繪畫比較》係分別由傅京生、孔新苗教授完成，我個人完成了其餘五卷的110萬字。
而尤其令我感慨的是，這五卷書中的《中國繪畫美學》一書，是我21-23歲之間，在這個小城擔任中學美術老師的工作間隙中完成的。它在1996年獲得山東省文化廳頒發的“山東省藝術科學研究一等獎”。
而其中我在32歲時完成的《中國畫論體係》一書，1996年被文化部列入了“九五規劃——全國高等藝術院校研究生通用教材”，2000年獲得山東省委宣傳部頒發的“劉勰文藝評論獎”。
而以上工作對於“中國畫學”這個概念而言，不過是局部的工作而已。直到2001年底，五部書全部完成並交稿後，從此也就成了懸置起來的學術理想，成為我時刻掛念的一件未了事情。
2005年這個時段，似乎也是屬於我的年份。
每年的兩個假期，如無意外的事情需要處理，我照例是要回山東度過的。我執意於這樣的感覺與信念，這種重複的回返的本身已經不是那種樸素的故鄉之懷戀，而被轉化為一種人文之旅了。因為它使我已經不自覺地迷戀於在巴蜀文化與齊魯文化的時空隧道之中穿梭了。巨大的文化反差，使我的大腦中逐漸沉睡的記憶不斷被轉化性地激活著。
春節後在濟南滯留一段時間後，我依舊選擇乘火車返回到重慶四川美術學院的工作崗位。我每次踏上這個漫漫旅途之前，總是要做一些準備工作，因為在這個極端無聊的過程中，恰恰是最容易產生學術創意的時候。
當我長久地麵對已經出版或將要出版的這些學術著作的時候，它們之間在學術邏輯上的關聯性不斷地開始昭顯著，一個更為大膽的念頭插入我的腦海：如果將它們重新打造出一套叢書，該當煥發出如何的學術力量啊。
於是，在旅途的終點，我形成了如是的學術謀劃：“中國本土藝術的現代化叢書”：
《書法文化：形態描述與經典圖釋》
《現代主義書法論綱》
《後現代書法的文化邏輯》
《現代藝術與中國文化視點》
《蹤跡學：藝術的文化穿越》
這是另一套包含了五冊以上，100餘萬字的學術工程。
不過，我更願意形象地比喻為是在“中國畫學”學術艦隊之外的、我的另外一列學術艦隊。
不過，有時候我反觀自己的心態的時候，發現我並沒有將這個艦隊激發出它的攻擊性。甚或相反，我自己倒經常產生錯覺，好像是兒時鍾愛玩具的那種心態：狂熱地為每天增加數量而絞盡腦汁，小心翼翼地守護打磨。
隨著完成並出版著作數量的遞增，我不斷地遭受著如此的質疑：你寫這麽多書有什麽用呢？多了就濫了，就不再神聖了！而且你早就不需要為評職稱而增加砝碼了嘛！
另外的一種聲音更具顛覆性：其實，再有價值的學術著作也就一兩冊而已，多了就會有副作用。
這些質疑其實更多地來自於我的朋友，他們的善意是不容懷疑的。況且，有時候這些疑惑也會從我的心底升騰。
不過，每當這個時候，一個戲劇性的情節就會浮現在我的麵前——那是在80年代上半葉偶然在小說刊物上看到的：
有兩個年輕時留學國外的同學，他們在分開了整整30年的“文革”浩劫之後重逢了。現在一位是國外名牌大學的曆史學教授，國際著名學者；另外一位則留在國內某高校做教授。見麵時的激動不言而喻，臨分別時，國外的同學送給了國內的同學一套精裝的十幾部厚厚的巨著，殷切地請老同學指教，同時告訴老同學的兒子，他的父親當年是何樣的風流倜儻，何等的才華橫溢。而這位國內的同學回到家翻箱倒櫃，隻找到一本小冊子。他的兒子說，你的這部小書也送得出手？
其實，這個故事極具象征性，在我看來，這對老同學的會麵，預示著不同學術生命的終極審定。
這個事情留給我長久的警覺是：當外在的文化政治風暴已經不存在時，而由個人內心卷起的浮躁的欲望風暴，是不是還懸蕩在我們的心頭呢？
它也包括對於你所做工作意義的追問。如果這種追問被情緒化、長期化，也會形成自我的顛覆。
而檢驗的標準非常簡單，看你是不是有持續工作的結果。
我經常對那些指責別人著述太多的人如此回應：如果你無法用五千言寫出《道德經》那樣的文字，你就必須有數量。
於是，我不再從研究方法、基礎準備、資料占有這些極易被詬病、繼而會被轉化為逃避工作的借口而煩惱。
於是，一切可能的想象被煥發出來。而伴隨這種想象的落實，就是非常繁瑣而細致的文字工作。由於秉持了激發創造的信念，所以，繁瑣也就成了通往欣喜成果的有趣階梯。
於是，逾越以往在“美術學”範疇中的工作，走向了“視覺文化”概念，也就成為必然。
於是，本書《視覺文化：從藝術經驗到學科體係》的集結，也同時成為必然。
“2005年屬於我的年份”的含義，也就不再局限於所謂的清理中的收獲，更重要的是：《視覺文化：從藝術經驗到學科體係》如同一份學術策劃的概念書，指向了新的學術起點：另一個學術、藝術天地注定要被打開！
北方小城的節日是由鞭炮劈啪聲的逐漸密集，煙花絢爛色彩的日見濃鬱召喚而來的。
我在泰山西麓叫做肥城的老家溫暖的房間裏，看著漫天飛舞的“如席”雪花在盤旋卷動。它已經將大地與房舍化為白色，變成為最好的布景。這一切似乎預示著一場場的大戲將要上演。
就在大雪織成的無盡白幕中，我的學生劉衛東從濟南專程開車給我送來了最好的年禮：由河南美術出版社編輯尤汪洋先生從鄭州特快專遞發來的、由我主編的“中國畫學叢書”，它們分別是：
《中國畫論體係》
《中國繪畫美學》
《中國山水畫學》
《中國花鳥畫學》
《中國人物畫學》
《現代國畫形態》
《中西繪畫比較》
這套書除《中國花鳥畫學》、《中西繪畫比較》係分別由傅京生、孔新苗教授完成，我個人完成了其餘五卷的110萬字。
而尤其令我感慨的是，這五卷書中的《中國繪畫美學》一書，是我21-23歲之間，在這個小城擔任中學美術老師的工作間隙中完成的。它在1996年獲得山東省文化廳頒發的“山東省藝術科學研究一等獎”。
而其中我在32歲時完成的《中國畫論體係》一書，1996年被文化部列入了“九五規劃——全國高等藝術院校研究生通用教材”，2000年獲得山東省委宣傳部頒發的“劉勰文藝評論獎”。
而以上工作對於“中國畫學”這個概念而言，不過是局部的工作而已。直到2001年底，五部書全部完成並交稿後，從此也就成了懸置起來的學術理想，成為我時刻掛念的一件未了事情。
2005年這個時段，似乎也是屬於我的年份。
每年的兩個假期，如無意外的事情需要處理，我照例是要回山東度過的。我執意於這樣的感覺與信念，這種重複的回返的本身已經不是那種樸素的故鄉之懷戀，而被轉化為一種人文之旅了。因為它使我已經不自覺地迷戀於在巴蜀文化與齊魯文化的時空隧道之中穿梭了。巨大的文化反差，使我的大腦中逐漸沉睡的記憶不斷被轉化性地激活著。
春節後在濟南滯留一段時間後，我依舊選擇乘火車返回到重慶四川美術學院的工作崗位。我每次踏上這個漫漫旅途之前，總是要做一些準備工作，因為在這個極端無聊的過程中，恰恰是最容易產生學術創意的時候。
當我長久地麵對已經出版或將要出版的這些學術著作的時候，它們之間在學術邏輯上的關聯性不斷地開始昭顯著，一個更為大膽的念頭插入我的腦海：如果將它們重新打造出一套叢書，該當煥發出如何的學術力量啊。
於是，在旅途的終點，我形成了如是的學術謀劃：“中國本土藝術的現代化叢書”：
《書法文化：形態描述與經典圖釋》
《現代主義書法論綱》
《後現代書法的文化邏輯》
《現代藝術與中國文化視點》
《蹤跡學：藝術的文化穿越》
這是另一套包含了五冊以上，100餘萬字的學術工程。
不過，我更願意形象地比喻為是在“中國畫學”學術艦隊之外的、我的另外一列學術艦隊。
不過，有時候我反觀自己的心態的時候，發現我並沒有將這個艦隊激發出它的攻擊性。甚或相反，我自己倒經常產生錯覺，好像是兒時鍾愛玩具的那種心態：狂熱地為每天增加數量而絞盡腦汁，小心翼翼地守護打磨。
隨著完成並出版著作數量的遞增，我不斷地遭受著如此的質疑：你寫這麽多書有什麽用呢？多了就濫了，就不再神聖了！而且你早就不需要為評職稱而增加砝碼了嘛！
另外的一種聲音更具顛覆性：其實，再有價值的學術著作也就一兩冊而已，多了就會有副作用。
這些質疑其實更多地來自於我的朋友，他們的善意是不容懷疑的。況且，有時候這些疑惑也會從我的心底升騰。
不過，每當這個時候，一個戲劇性的情節就會浮現在我的麵前——那是在80年代上半葉偶然在小說刊物上看到的：
有兩個年輕時留學國外的同學，他們在分開了整整30年的“文革”浩劫之後重逢了。現在一位是國外名牌大學的曆史學教授，國際著名學者；另外一位則留在國內某高校做教授。見麵時的激動不言而喻，臨分別時，國外的同學送給了國內的同學一套精裝的十幾部厚厚的巨著，殷切地請老同學指教，同時告訴老同學的兒子，他的父親當年是何樣的風流倜儻，何等的才華橫溢。而這位國內的同學回到家翻箱倒櫃，隻找到一本小冊子。他的兒子說，你的這部小書也送得出手？
其實，這個故事極具象征性，在我看來，這對老同學的會麵，預示著不同學術生命的終極審定。
這個事情留給我長久的警覺是：當外在的文化政治風暴已經不存在時，而由個人內心卷起的浮躁的欲望風暴，是不是還懸蕩在我們的心頭呢？
它也包括對於你所做工作意義的追問。如果這種追問被情緒化、長期化，也會形成自我的顛覆。
而檢驗的標準非常簡單，看你是不是有持續工作的結果。
我經常對那些指責別人著述太多的人如此回應：如果你無法用五千言寫出《道德經》那樣的文字，你就必須有數量。
於是，我不再從研究方法、基礎準備、資料占有這些極易被詬病、繼而會被轉化為逃避工作的借口而煩惱。
於是，一切可能的想象被煥發出來。而伴隨這種想象的落實，就是非常繁瑣而細致的文字工作。由於秉持了激發創造的信念，所以，繁瑣也就成了通往欣喜成果的有趣階梯。
於是，逾越以往在“美術學”範疇中的工作，走向了“視覺文化”概念，也就成為必然。
於是，本書《視覺文化：從藝術經驗到學科體係》的集結，也同時成為必然。
“2005年屬於我的年份”的含義，也就不再局限於所謂的清理中的收獲，更重要的是：《視覺文化：從藝術經驗到學科體係》如同一份學術策劃的概念書，指向了新的學術起點：另一個學術、藝術天地注定要被打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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