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縱橫家肆意馳騁的春秋戰國時代,口才是十分重要的,莊子的文章大氣磅礴無與倫比,張儀、蘇秦是其中實踐主義的精英,“白馬非馬”的公孫龍也是個繞圈的好手,這些都為晉朝的玄談打下了基礎。理論或是實踐,實則二者缺一不可。理論的提出需要實踐的進一步驗證。孟子作為儒家的代表人物,性格倒也不是一味的中庸,曾逼得齊宣王顧左右而言他。齊宣王的顧左右而言他是無奈推搪之舉,後來倒變成法家用“勢”的一種,王者犯了錯誤,或不想回答,就顧左右而言他,搞得那些忠臣諫臣毫無辦法。
梁實秋聽梁啟超演講,見梁任公走上講台,打開他的講稿,眼光向下麵一掃,然後是他的極簡短的開場白,一共隻有兩句,頭一句是:“啟超沒有什麽學問,”眼睛向上一翻,輕輕點一下頭,“可是也有一點嘍!”這是現在幾乎不會再有的名士風範,沒有深厚的積累,這種清高就容易成為狂傲。
當日梁武帝請義烏雙林大士傅翕講解《金剛經》。大士在座上把案拍了一下,便下了座。梁武帝很吃驚。誌公問:“陛下會了麽?”梁武帝說:“不會。”誌公說:“大士講完了。”
傅大士的拍案了事也是一種風範,領禪宗不傳片言之先河。隻是這種大乘的方式學來容易,悟道卻極難。到後來,禪宗好似變成修身養性的一種,在文字禪裏糾葛不下,倒把修禪的本意棄得差不多了。
其實佛祖倒不搞這些默言棒打的玩意,每每有弟子請世尊解答疑問,佛就說:“汝今諦聽。當為汝說。”十分誠懇,所以他的弟子有拈花而笑成佛的,也有笨點掃地成佛的。為人師,為人父母,為人朋友,言之所衷,也是布施的一種。曾國藩時時以立功、立德、立言來要求自己,其中的“立言”無疑是誠懇的言語和施教。
傅翕,浙江烏雙林人,世稱善慧大士、雙林大士或傅大士,生活在南北朝時齊、梁、陳三朝,神異的事跡頗多,極得梁武帝的尊仰。他自號為“雙林樹下當來解脫善慧大士”,經常講演佛法。後世禪師們對他極為仰慕,對他的言行多有詩偈讚頌。傳說傅大士因受印度來的高僧嵩山陀之教,臨水照影,看見自己的頭上有圓光寶蓋等的祥瑞現象而頓悟前緣。傅大士說:“爐溝之所多鈍鐵,良醫之門多病人。”救度眾生是他看重的頭等大事。
南朝梁武帝蕭衍在位四十八年,壽八十六歲,是秦始皇以來中國曆史上第二長壽皇帝,僅次於清朝的乾隆。蕭衍是中國曆史上少有的文武都精專的帝王。《資治通鑒》說梁武帝“博學能文,陰陽、卡籃、騎射、聲律、草隸、圍棋無不精妙”,可見梁武帝倒也不是不通佛理的人。漢地僧人戒葷腥吃素的戒律,就是在他專門寫了《斷酒肉文》後,極力提倡並大力推行的。僧人頭上留戒疤,也源於梁武帝。“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台煙雨中”,也和梁武帝的大力推崇佛教分不開。
後現代主義音樂家約翰・凱奇以“演奏”無聲的鋼琴曲《四分三十秒》而出名,文明和藝術在工業化帶來巨大物質財富時而陷入迷茫,這種無言和寂靜更是對靈魂回歸的反思。無言的藝術,似是而非的藝術,禪思的藝術,是畫虎不成反類犬也罷,至少在物質的罅隙間瞥見了一絲溫暖而靜謐的心靈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