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是故鄉明（上）

後記

　　一直以來都有很多的朋友和父親生前的詩友鼓勵我，要我將父親以前的詩稿收集整理，出版一本完整的詩集。但我卻遲遲沒有去做這件事，因為我一直擔心做不好，畢竟對於詩詞，我隻是淺淺地欣賞而缺乏品味的底蘊，尤其是傳統詩詞。

　　春節回家看望我九十高壽的母親，她無意中念叨到父親，也在不經意間提到了父親的詩稿。在母親期盼的眼神中，在對父親無盡的思念中，我萌生了為父親出版全集的念頭，然而還是有許多的擔心。這件事後來被我侄女淩茂知道了，她十分上心地鼓勵和幫助我，讓我感受到她初生牛犢的果敢；同時，來自我叔叔、哥哥、姐姐們的支持，也讓我深深地感受到了親情的力量。

　　從女兒的角度看，父親就是父親，他本身就是一本書，一首詩。隻是在女兒讀來，韻味不同罷了。

　　翻開父親的作品，往事一幕幕呈現在眼前。原來記憶並不是歲月中散落的碎片，它是一個完整的故事。父親的每一首詩作，都講述著一個個情深意濃的故事。讓我在編輯父親的書稿時，已記不清有多少次潸然淚下，掩卷而泣。那些回憶從字裏行間跳出來，讓我沉浸在對父親的強烈思念和緬懷之中……

　　父親一生豐富多彩，他早年就在家鄉從事地下黨工作，參加過剿匪。一次一個頑匪頭目潛逃了，剿匪工作人員多次清剿未果，最後父親親自帶一個警衛員，在一個電閃雷鳴的大雨天，將躲在深山茅屋中的匪頭捆綁歸案。並在那段時期的鬥爭中為黨造就了一批幹部，迎接了解放。接下來他一直在家鄉從事黨政工作，對家鄉和家鄉的人民充滿了感情。在高指標、高征購時期，他從實際出發，為老百姓說話，實事求是地向上級匯報情況，使家鄉人民免遭饑餓之苦。當他得知一些無知的人向家鄉黑石山森林的樹木舉起大刀和斧頭的時候，他帶領了一個警衛班的戰士騎馬衝在了最前麵，為了保衛家鄉的財產，保護家鄉的生態，他衝著已經瘋狂了的人們發出大喊：“你們誰要砍倒一棵樹，就先將我砍倒……”他，就是改革開放後中央電視台曾經講述過的那個拚了命保護黑石山森林的縣委書記。

　　“文革”十年中，父親沒有少吃苦頭，但卻能坦然麵對，從來不將自己的痛苦在兒女麵前流露。童年的我，記不清有多少次看見被批鬥回家的父親，臉上掛著的是溫暖的微笑，而我總會繞到他身後去偷偷數他的背上有多少個腳印。那時的父親，是山！許多年後的今天，我理解和感激父親在危難時是怎樣以他的光亮去驅散親人們心中的陰霾的。他是用行動告訴兒女們在那個特殊年代裏，對突如其來的災難，該怎樣灑脫地去正確對待。

　　一九八〇年，紐約國際詩人資料中心主席彭邦楨之子班比來訪，他向父親講述了他及他母親的遭遇，盡管父親那時離開江津已多年，但他還是盡自己的努力，解決了班比家的難題。班比的出現，讓他思考了許多問題。於是，一曲《小班比之歌》飛出了家鄉，飛到了海外，唱出了濃濃的海思與鄉情，接通了此岸與彼岸……

　　一九八六年父親離休後，以詩寄情，以詩結友，詩友遍及華人世界，作品也在北美、西歐、東亞、南亞不少國家的詩歌界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後來父親漸漸在歲月中老去，他雙目失明了，這使一生熱愛文學事業的老人一瞬間生活在一個無光亮、無色彩的世界裏，那時我真替父親難過，擔心，怕他會有諸多的不適應。但是我錯了，父親很堅強，他依然平靜地麵對一切，甚至還繼續寫他的詩，繼續吟唱他永遠也唱不完的海思與鄉情，直到八十四歲時他病危住進了醫院，到八十七歲時遠離了我們，那時的我成了斷線的風箏。父親一生，無論是人生還是詩篇，都擲地有聲！

　　父親作為當代著名的詩人之一，整理出版的這部全集隻是他晚年詩作的結集，但不是他詩作的全部。父親從上世紀三十年代開始寫詩直至晚年，青年和中年時期的詩作由於“文革”時的衝擊，早已蕩然無存。所以，輯入本書的多數詩是他晚年時的作品。我無法了解父親年輕時的詩作，但我可以想象，那一定閃著空靈的清輝。有幸讓我讀到父親中年時期的少數作品和他晚年的全部詩篇，讓我深深地感到：讀中年的父親，交睫而來的是多麽的深熾而璀璨；讀晚年的父親，那更是一種至性與大美的質感！

　　我將父親的這部作品分為三個部分，一是新詩，再為舊體詩詞，最後選用了一部分他生前的詩友和朋友對其人和作品的評說，讀者可以從中了解到作者的人品和詩品，在此不作贅述。

　　由於在整理、編輯書稿的過程中，多數時候沉浸在對過去的回憶裏，對於文字的處理難免有疏漏和不足之處，希望前輩、朋友和讀者批評指正。衷心地感謝那些為父親的作品給予評價的詩人和前輩，衷心地感謝那些一直以來關心、關注本書的朋友，也衷心感謝那些為本書提供幫助和支持的人們。特別感謝牛翁先生，他在八十七歲高齡，事務繁多的情況下，欣然為父親的這部作品寫序，讓我在十分感激的同時更多的是深深地感動。謝謝大家！

　　淩承碧

　　二〇〇九年五月四日晚寫於竹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