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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理想王國的締造者
柏拉圖
（前427～前347）
[傳略]柏拉圖，古希臘客觀唯心主義哲學家，出生於雅典名門貴族，是古希臘著名唯心主義哲學家蘇格拉底的學生，亞裏士多德的老師。柏拉圖原名阿裏斯托克勒，因其前額寬廣，身體強壯，被人稱為Plato，即希臘語寬闊、壯偉之意。父親阿裏斯頓是阿提刻最後一個王的後裔，母親是雅典民主製創始人梭倫的後代。柏拉圖幼年受過良好教育。20歲時師從於蘇格拉底，成為蘇格拉底的信徒，從而走上了哲學道路。柏拉圖跟隨蘇格拉底學習8年之久，深得蘇格拉底哲學的真諦。公元前399年，蘇格拉底因反對雅典民主政體而被處死後，柏拉圖逃離雅典，躲到麥加拉，後遊曆過埃及、居勒尼、南意大利、西西裏等地，長達12年之久，結識了一些自然科學家和數學家。公元前387年，柏拉圖第一次訪問西西裏島的敘拉古城邦，在那裏他認識了第翁，意欲利用第翁的特殊地位，培育“哲學王”，以實現用哲學思想改造國家的理想，但遭失敗。被迫返回雅典後，柏拉圖在雅典城外的“阿加德米”創辦學園，從事講學，吸引了希臘各地的很多學者，尤以亞裏士多德最為傑出。敘拉古僭主狄奧尼修二世死去後，柏拉圖於公元前367年、公元前361年兩次前往敘拉古，但卻卷入新僭主與第翁之間的政治爭鬥。柏拉圖一生致力於學術研究，講學著書，孜孜不倦。公元前347年，柏拉圖死於寓所，享年80歲。
柏拉圖一生寫了大量著作，主要有《理想國》（一譯《國家篇》）《政治家篇》《法律篇》。
《理想國》代表他中期的政治思想，《政治家篇》和《法律篇》則是他晚期的作品。
[影響]柏拉圖是古希臘哲學家中第一個留有大量著作的人。他把古希臘哲學發展到了高峰，建立了一個龐大的以“理念論”為核心的客觀唯心主義哲學體係。理念論是柏拉圖哲學的本體論，也是柏拉圖哲學的基石。柏拉圖在物質世界以外尋求事物的本原，將理性世界與感覺世界對立起來，認為感性的具體的事物不是真實的存在，在感覺世界之外還有一個永恒不變的、真實存在的“理念”（“理念”的希臘文本義是“被視之物”）世界。理念不是主觀的，而是客觀的，是不依賴於人的主觀意識而存在的實體。在理念與事物的關係上，他認為理念是唯一真實的存在，是事物存在的原因；而事物隻是理念的影子，是理念的產物。在這裏，柏拉圖顛倒了思想與現實的關係，將思想對現實的能動的反映，說成是現實對思想的模仿。他的理念論具有明顯的目的性，他提出“善的理念”是最高的，是理念世界的太陽；一切美的事物都以達到絕對的美作為自己的目的。在柏拉圖看來，事物的本質屬性，不僅在於它們的自然屬性，還在於它們的功用。
與在本體論上將理念世界與感覺世界對立起來相對應，柏拉圖在認識論上將知識與意見對立起來，建立了唯心主義先驗論的認識論體係。柏拉圖認為，知識就是對理念的認識，知識的對象不是我們的感官所接觸到的具體事物，而是理念本身，而意見屬於感覺的範疇，感覺不能提供可靠的知識，隻有認識到理念才是真正的知識，才是真理，感覺世界隻是理念的影子。他將感性和理性、實踐和認識的關係完全顛倒過來，對邏輯推理和必然性知識作了唯心主義、神秘主義的解釋。但他還是比“人是萬物的尺度”前進了一步，承認有客觀存在的、普遍有效的真理。而且柏拉圖在對話中還第一次運用“辯證法”這一概念，並將它提到哲學的高度。他認為辯證法是最高級的認識，它不必憑借假設而可以直接認識理念。在西方哲學史中，這是第一次將辯證法提到這樣的地位。柏拉圖在論證理念時，涉及到了概念、判斷、推理的邏輯問題，並運用了歸納、演繹和反證等邏輯技巧，豐富了辯證法的內容。但他把辯證法與唯心主義結合起來，把不變的、永恒的理念作為他哲學的出發點和歸宿，使他的辯證法帶有很大的局限性。
社會政治思想在柏拉圖的哲學體係中占有重要地位。他的政治學說和哲學理論是相互交織在一起的，前者是後者的具體運用，後者是前者的理論基礎。他的三次西西裏之行，則是為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而進行的實踐。柏拉圖的政治學說，比較集中地反映在《理想國》《政治家》和《法律篇》這三篇對話中。在《理想國》中，柏拉圖設計了一幅正義之邦的圖景：國家規模適中，整個城邦分為三個等級，即統治的等級、守衛的等級（武士）和人數最多的勞動者等級。統治者是指極少數受過哲學訓練的人，這些人在“理想國”中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治國者以自己的哲學智慧和道德力量統治國家，柏拉圖稱之為“哲學王”。武士們以忠誠和勇敢保衛國家的安全，輔助哲學王治國，他們以“勇敢”為美德。勞動者是指農夫、手工業者和商人等，他們為全國提供物質生活資料，以“節製”為美德。三個等級各司其職，各守本分，使城邦得以和諧運轉。柏拉圖認為這種“賢人政治”即由哲學家充任國王，是最優良的政治製度。在這樣的國家中，統治者均是德高望重的哲學家，因為隻有哲學家才能認識理念，具有完美的德行和高超的智慧，明了正義之所在，按理性的指引治理國家。統治者和武士都沒有私產和家庭。勞動者也不允許有奢華物品。需要指出的是，柏拉圖認為“理想國”的實現，關鍵在於要由哲學家來當國王。他十分強調“哲學王”的作用，強調國家權力與哲學理性的合二為一，認為隻有以哲學為工具來治理國家，才能實現對武士和勞動者進行智慧的統治。“理想國”還很重視教育，因為國民素質與品德的優劣決定國家的好壞。全體公民從兒童時代就開始接受音樂、體育、數學到哲學的終身教育。教育內容經過嚴格選擇，荷馬的史詩遭到擯棄，因為它肯定神和英雄放縱情欲。這種“理想國”如果由於三個等級的爭鬥就會產生軍人政體。軍人政體中，少數握有權勢者聚斂財富，形成寡頭政體。貧富矛盾的尖銳化導致民眾的革命，產生民主政體。民主政體發展到極端又會被僭主政體取代。在柏拉圖心目中，這幾種政體在希臘各城邦中都有其典型，如軍人政體指斯巴達，民主政體主要指雅典和一些意大利的城邦。
柏拉圖的這種“理想國”帶有空想的性質，企圖退回到古代賢人治國的原始狀態。後來由於在敘拉古推行“賢人政治”方案失敗，柏拉圖在晚期的《法律篇》中改變了觀點，認為人類一定要有法律並遵守法律，否則將如野獸般生活；人的本性無法了解社會利益，統治者掌握權力後也會牟取私利，所以法是“第二位最佳”的選擇，僅次於賢人政治。從理想出發，他推崇哲學王的統治；從現實出發，他強調人類必須有法律並且遵守法律。他在《法律篇》中設計了第二等好的城邦，與《理想國》中的正義之邦相比，第二等好的城邦政治製度由哲學王執政的賢人政治轉為混合政治，以防止個人專權。《理想國》主張統治者實行公產、公妻、公餐、公育製，《法律篇》則恢複了私有財產和家庭。《理想國》中劃分公民等級是依照其先天稟賦的優劣，而《法律篇》則是按照後天財產的多寡。總之，《法律篇》中比較強調立法者治國，已不像在《理想國》中那樣強調“哲學王”治國。
[餘論]柏拉圖是一位偉大的哲學家，思想家。他以“理念”論為核心，建立了一個龐大的與其他科學渾然一體的客觀唯心主義的哲學體係。他的政治學說，特別是他的“理想國”，是對理念論哲學的運用和發揮，旨在挽救走向崩潰的希臘城邦製。它違反了曆史發展潮流，必然難以實現。柏拉圖的思想對後世的影響是不可估量的。盡管後世學者對柏拉圖的政治思想褒貶不一，但正如英國哲學家波普爾所說：“柏拉圖的影響是無法估量的，人們可以說，西方的思想，或者是柏拉圖的，或者是反柏拉圖的，但在任何時候都不是非柏拉圖的。”由柏拉圖創立的客觀唯心主義體係，以及由這個體係所代表的唯心主義哲學路線，一直影響、製約著西方哲學思想的發展，而且對西方的文學、藝術、教育、史學和政治理論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王海波）
（前427～前347）
[傳略]柏拉圖，古希臘客觀唯心主義哲學家，出生於雅典名門貴族，是古希臘著名唯心主義哲學家蘇格拉底的學生，亞裏士多德的老師。柏拉圖原名阿裏斯托克勒，因其前額寬廣，身體強壯，被人稱為Plato，即希臘語寬闊、壯偉之意。父親阿裏斯頓是阿提刻最後一個王的後裔，母親是雅典民主製創始人梭倫的後代。柏拉圖幼年受過良好教育。20歲時師從於蘇格拉底，成為蘇格拉底的信徒，從而走上了哲學道路。柏拉圖跟隨蘇格拉底學習8年之久，深得蘇格拉底哲學的真諦。公元前399年，蘇格拉底因反對雅典民主政體而被處死後，柏拉圖逃離雅典，躲到麥加拉，後遊曆過埃及、居勒尼、南意大利、西西裏等地，長達12年之久，結識了一些自然科學家和數學家。公元前387年，柏拉圖第一次訪問西西裏島的敘拉古城邦，在那裏他認識了第翁，意欲利用第翁的特殊地位，培育“哲學王”，以實現用哲學思想改造國家的理想，但遭失敗。被迫返回雅典後，柏拉圖在雅典城外的“阿加德米”創辦學園，從事講學，吸引了希臘各地的很多學者，尤以亞裏士多德最為傑出。敘拉古僭主狄奧尼修二世死去後，柏拉圖於公元前367年、公元前361年兩次前往敘拉古，但卻卷入新僭主與第翁之間的政治爭鬥。柏拉圖一生致力於學術研究，講學著書，孜孜不倦。公元前347年，柏拉圖死於寓所，享年80歲。
柏拉圖一生寫了大量著作，主要有《理想國》（一譯《國家篇》）《政治家篇》《法律篇》。
《理想國》代表他中期的政治思想，《政治家篇》和《法律篇》則是他晚期的作品。
[影響]柏拉圖是古希臘哲學家中第一個留有大量著作的人。他把古希臘哲學發展到了高峰，建立了一個龐大的以“理念論”為核心的客觀唯心主義哲學體係。理念論是柏拉圖哲學的本體論，也是柏拉圖哲學的基石。柏拉圖在物質世界以外尋求事物的本原，將理性世界與感覺世界對立起來，認為感性的具體的事物不是真實的存在，在感覺世界之外還有一個永恒不變的、真實存在的“理念”（“理念”的希臘文本義是“被視之物”）世界。理念不是主觀的，而是客觀的，是不依賴於人的主觀意識而存在的實體。在理念與事物的關係上，他認為理念是唯一真實的存在，是事物存在的原因；而事物隻是理念的影子，是理念的產物。在這裏，柏拉圖顛倒了思想與現實的關係，將思想對現實的能動的反映，說成是現實對思想的模仿。他的理念論具有明顯的目的性，他提出“善的理念”是最高的，是理念世界的太陽；一切美的事物都以達到絕對的美作為自己的目的。在柏拉圖看來，事物的本質屬性，不僅在於它們的自然屬性，還在於它們的功用。
與在本體論上將理念世界與感覺世界對立起來相對應，柏拉圖在認識論上將知識與意見對立起來，建立了唯心主義先驗論的認識論體係。柏拉圖認為，知識就是對理念的認識，知識的對象不是我們的感官所接觸到的具體事物，而是理念本身，而意見屬於感覺的範疇，感覺不能提供可靠的知識，隻有認識到理念才是真正的知識，才是真理，感覺世界隻是理念的影子。他將感性和理性、實踐和認識的關係完全顛倒過來，對邏輯推理和必然性知識作了唯心主義、神秘主義的解釋。但他還是比“人是萬物的尺度”前進了一步，承認有客觀存在的、普遍有效的真理。而且柏拉圖在對話中還第一次運用“辯證法”這一概念，並將它提到哲學的高度。他認為辯證法是最高級的認識，它不必憑借假設而可以直接認識理念。在西方哲學史中，這是第一次將辯證法提到這樣的地位。柏拉圖在論證理念時，涉及到了概念、判斷、推理的邏輯問題，並運用了歸納、演繹和反證等邏輯技巧，豐富了辯證法的內容。但他把辯證法與唯心主義結合起來，把不變的、永恒的理念作為他哲學的出發點和歸宿，使他的辯證法帶有很大的局限性。
社會政治思想在柏拉圖的哲學體係中占有重要地位。他的政治學說和哲學理論是相互交織在一起的，前者是後者的具體運用，後者是前者的理論基礎。他的三次西西裏之行，則是為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而進行的實踐。柏拉圖的政治學說，比較集中地反映在《理想國》《政治家》和《法律篇》這三篇對話中。在《理想國》中，柏拉圖設計了一幅正義之邦的圖景：國家規模適中，整個城邦分為三個等級，即統治的等級、守衛的等級（武士）和人數最多的勞動者等級。統治者是指極少數受過哲學訓練的人，這些人在“理想國”中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治國者以自己的哲學智慧和道德力量統治國家，柏拉圖稱之為“哲學王”。武士們以忠誠和勇敢保衛國家的安全，輔助哲學王治國，他們以“勇敢”為美德。勞動者是指農夫、手工業者和商人等，他們為全國提供物質生活資料，以“節製”為美德。三個等級各司其職，各守本分，使城邦得以和諧運轉。柏拉圖認為這種“賢人政治”即由哲學家充任國王，是最優良的政治製度。在這樣的國家中，統治者均是德高望重的哲學家，因為隻有哲學家才能認識理念，具有完美的德行和高超的智慧，明了正義之所在，按理性的指引治理國家。統治者和武士都沒有私產和家庭。勞動者也不允許有奢華物品。需要指出的是，柏拉圖認為“理想國”的實現，關鍵在於要由哲學家來當國王。他十分強調“哲學王”的作用，強調國家權力與哲學理性的合二為一，認為隻有以哲學為工具來治理國家，才能實現對武士和勞動者進行智慧的統治。“理想國”還很重視教育，因為國民素質與品德的優劣決定國家的好壞。全體公民從兒童時代就開始接受音樂、體育、數學到哲學的終身教育。教育內容經過嚴格選擇，荷馬的史詩遭到擯棄，因為它肯定神和英雄放縱情欲。這種“理想國”如果由於三個等級的爭鬥就會產生軍人政體。軍人政體中，少數握有權勢者聚斂財富，形成寡頭政體。貧富矛盾的尖銳化導致民眾的革命，產生民主政體。民主政體發展到極端又會被僭主政體取代。在柏拉圖心目中，這幾種政體在希臘各城邦中都有其典型，如軍人政體指斯巴達，民主政體主要指雅典和一些意大利的城邦。
柏拉圖的這種“理想國”帶有空想的性質，企圖退回到古代賢人治國的原始狀態。後來由於在敘拉古推行“賢人政治”方案失敗，柏拉圖在晚期的《法律篇》中改變了觀點，認為人類一定要有法律並遵守法律，否則將如野獸般生活；人的本性無法了解社會利益，統治者掌握權力後也會牟取私利，所以法是“第二位最佳”的選擇，僅次於賢人政治。從理想出發，他推崇哲學王的統治；從現實出發，他強調人類必須有法律並且遵守法律。他在《法律篇》中設計了第二等好的城邦，與《理想國》中的正義之邦相比，第二等好的城邦政治製度由哲學王執政的賢人政治轉為混合政治，以防止個人專權。《理想國》主張統治者實行公產、公妻、公餐、公育製，《法律篇》則恢複了私有財產和家庭。《理想國》中劃分公民等級是依照其先天稟賦的優劣，而《法律篇》則是按照後天財產的多寡。總之，《法律篇》中比較強調立法者治國，已不像在《理想國》中那樣強調“哲學王”治國。
[餘論]柏拉圖是一位偉大的哲學家，思想家。他以“理念”論為核心，建立了一個龐大的與其他科學渾然一體的客觀唯心主義的哲學體係。他的政治學說，特別是他的“理想國”，是對理念論哲學的運用和發揮，旨在挽救走向崩潰的希臘城邦製。它違反了曆史發展潮流，必然難以實現。柏拉圖的思想對後世的影響是不可估量的。盡管後世學者對柏拉圖的政治思想褒貶不一，但正如英國哲學家波普爾所說：“柏拉圖的影響是無法估量的，人們可以說，西方的思想，或者是柏拉圖的，或者是反柏拉圖的，但在任何時候都不是非柏拉圖的。”由柏拉圖創立的客觀唯心主義體係，以及由這個體係所代表的唯心主義哲學路線，一直影響、製約著西方哲學思想的發展，而且對西方的文學、藝術、教育、史學和政治理論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王海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