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聲的群落：續編（上卷）

6、秋天的故事

　　章孟傑

　　“……忽然一天，外婆就打起包袱到鄉下來了。竟不曉得為什麽……”

　　這是10月的一天，我正在課堂上給學生們範讀課文《白色鳥》。秋日的陽光暖暖地照著，幾片枯黃的梧桐樹葉搖曳著打著旋飄落在窗台上。

　　“……方才吃午飯時候，有人隔了田塍喊外婆，聲音好大。待外婆回來，就帶了這黝黑的少年―他的朋友一起去玩，遠遠地到河邊上去玩。采馬齒莧，劃水，隨便。總之要痛快玩他一個下午。外婆說：‘聽話，莫出事，沒斷黑不要回來。’”……忽然傳來鑼聲，哐哐哐，從河那邊……‘開鬥爭會！今天下午開鬥爭會！’“這鑼聲這喊聲，驚飛了那兩隻水鳥。從那綠汪汪裏，悠悠然悠悠然遠逝了……”讀到這裏，我的喉嚨哽住了，聲音有些變調。學生們驚愕地抬頭望著我，麵麵相覷，不知道發生了什麽事。

　　這篇課文是當代作家何立偉寫的小說，講的是十年“文革”期間，一位老人為躲避城裏造反派的批鬥，帶著她的外孫子來到農村，但造反派仍沒放過她，追到鄉下。在知道即將被批鬥的時候，這位慈祥的老人借故將外孫子支得遠遠的，不讓他看到這殘酷的一幕。當外孫子在田野上盡情嬉戲時，村裏的鬥爭會開始了……

　　在現在的少男少女們眼裏，這不過是一篇平淡無奇的課文，老師何以如此動情？

　　他們不會理解這些文字在我心靈長河中掀起的巨大狂瀾。愈合已久的傷疤被重新揭開，鮮血又緩緩地流出……

　　49年前（1959年）我正在念小學四年級。

　　那也是10月的一天下午，剛上課一會兒，教室門被推開了一條縫。班主任何蘭貞老師走到門口小聲問了幾句後，轉身向教室裏坐著的我微笑著說道：“章孟傑同學，你爸爸找你。”我那時學習成績優異，擔任少先隊中隊長，老師寵愛，同學擁護，生活充滿陽光。

　　我走出教室，看見父親仍穿著整潔的藍色中山服，手裏提著鋪蓋卷等行李，似要出遠門。他溫和地對我說：“爸爸要外出學習一段時間，可能要幾個月才回來，你和哥哥弟弟要聽媽媽的話，不要讓她擔心。”我問他要走多遠。父親遲疑了一下，說不太遠。他接著拿出一疊錢給我，說是我和二哥今後的生活費。

　　那時在人民銀行工作的母親正下放到南川縣的一個農場勞動，大哥在重慶三中住讀，年幼的弟弟因無人照料隻好寄養在舅舅家，我和二哥跟當教師的父親住在一起。

　　父親說完就轉身走了，這時我才發現他後麵跟著一名警察。但少不更事的我當時並未留心這個情節。

　　放學後，我打開紙幣，發現夾有一張紙條：“放學後去找二哥，天黑前不要回家……告訴媽媽不要為我擔心。”我看了一時摸不著頭腦，要我去找二哥有什麽事，父親沒有講明，但我還是去了。

　　二哥就讀的中學離家較遠，恰巧那天他們被組織運廢鋼鐵去了，我沒找著，隻好提前回家。在路上我迎麵碰上何蘭貞老師，她一把拉住我，緊張地問：“小章，你父親怎麽了？”我不明白她為什麽這麽緊張，老老實實地說：“爸爸要出去學習一段時間。”何老師同情地看著我，搖搖頭走了。這時一個要好的小夥伴跑過來找到我，急切地說：“那邊廣場上正在鬥爭你爸爸！你還不去看！”我一聽頓時驚呆了，趕快隨著他跑去。

　　廣場上黑壓壓一大片人，口號聲此起彼伏。主席台上方掛著“揪鬥反革命分子。”

　　的橫幅，父親和另幾個人胸前吊著長方形牌子彎腰低頭站在主席台前沿，他們身後站著持槍的警察，父親胸前的紙牌上寫著“曆史反革命分子章祖德”。

　　我望著眼前的一切目瞪口呆，難以相信學識淵博、慈祥善良、走路連螞蟻都怕踩死的父親竟會是反革命分子！在我的眼裏，白公館、渣滓洞那些殺害革命先烈的劊子手才是反革命分子。

　　我家祖籍安徽省滁州。950年前，北宋文學家歐陽修因支持王安石變法改革被朝廷貶謫於此，逆境中寫下了膾炙人口的《醉翁亭記》。從那以後，滁州人就形成了尚文的風氣，人人以讀書為榮。我曾祖父榮登進士後，被清廷任命為安徽省學台……更在全省興學。生在書香世家，秉承先輩遺風，我父親兄妹六人，就有五人先後畢業於中央大學（後改名南京大學）其中一個妹妹在南京大屠殺中，因反抗日本鬼子強暴，被日本兵用刺刀挑死。父親每憶及這段曆史就悲憤難忍，他怎麽會是反革命分子呢？

　　若幹年後，父親勞改釋放回家，我向他問起這曆史反革命分子的來曆。他告訴我……1937年“抗戰”爆發，他隨中央大學流亡來川，畢業後應聘到江津縣中大附中（由南京遷來）當教員。那時被國民黨當局釋放的前中國共產黨中央總書記陳獨秀也避難來到江津縣石牆院安身。父親與陳獨秀是安徽同鄉，出於對這位中國當代大學者和新文化運動倡導者的敬仰，父親與一批青年才俊多次上門拜訪他，見他生活窘迫也曾資助過他。解放後，父親在課餘閑談中曾向同事談過這些往事。

　　父親乃一介書生，頭腦裏隻知楚辭漢賦、唐詩宋詞，哪裏懂什麽路線鬥爭。他的這些談資很快被階級鬥爭警惕性高的人捕捉到，立馬向黨組織告密。膽敢同情並資助黨內最大的右傾機會主義頭子，這算是犯了大忌，父親大難臨頭也就在所難免了。

　　在大巴山插隊落戶的日子裏，夜深人靜的時候，我常常痛苦地思索：當曆史都不幸成為反革命後，還有什麽人不能成為反革命呢？潘漢年、胡風、彭德懷、劉少奇……無數的老革命家不都是這樣罹難的嗎？

　　當天晚上，二哥很晚才回來，他還什麽都不知道。我把看見的告訴了他，並拿出父親留下的紙條，兄弟倆揣摩了很久都沒弄明白文中的意思。

　　成年後，我才明白，一貫教導我要誠實的父親這次卻對我說了充滿父愛的謊言，他不願讓我看到那殘酷的一幕，他在盡最後的努力避免使我受到傷害，可惜老天爺陰差陽錯使他這一善良的願望落了空。當時我絕沒有想到，我們兄弟的人生軌跡從這天下午開始發生逆轉，我們淪為了“狗崽子”，從此歧視、屈辱、痛苦。

　　絕望伴隨了我們整整23年！

　　幾天後，母親請假匆匆從南川縣農場趕回，四處打聽父親的消息。幾經周折，才打聽到我父親隨勞改隊在原中美合作所內的新建廠（即後來的鬆山化工廠，現已垮掉）勞動。

　　一個星期天，媽媽吩咐我和二哥去探望爸爸。爸爸是北方人，喜食麵食，臨走時媽媽特意烙了幾張餅，包上過冬的衣物，叫我倆給爸爸送去。

　　時值深秋，氣候逐漸寒冷，秋雨連綿，道路泥濘。我兄弟倆一路問人，好不容易找到新建廠。隻見山坡上和山溝裏到處是穿著淺灰色勞改服的犯人在進行土石方作業。接連問了幾個人後，終於找到父親勞動的地點。父親正挑著一擔土迎麵走來。他身子本來較高，沉重的擔子壓彎了他的腰，於是他隻能佝僂著身子像“蘇秦背劍”式挑著擔子踉踉蹌蹌地走著。

　　他看見我們小兄弟倆，驚喜地叫了一聲，連忙問我們是怎麽找來的。我見他比走時瘦多了，滿臉胡楂，渾身是泥，連耳朵上都沾著泥，那一定是跌跤所致，腳上滿是稀泥已分不清穿的是什麽鞋。父親平素酷愛整潔，每天都要刮胡修麵，頭上從不會有一絲亂發，衣服上不會有一處皺紋，他每天都以最完美的形象走上講台……他精通英語，在研究古漢語文學方麵很有造詣，學生都喜歡聽他的課。可眼前的父親跟其他的犯人毫無兩樣。

　　我和二哥心裏都酸酸的，強忍住眼淚，把媽媽烙的餅拿出來給他。看見還帶著微溫的麵餅，父親雙眼放出光芒，他用一雙泥手接過去就開始狼吞虎咽起來―他顯然餓壞了。

　　這時冷不防一個管教幹部走來，他狂吼著：“章祖德！你是來勞動改造的還是來享福的？”父親低聲申辯道：“我的孩子給我送東西來，我剛坐下……”那管教幹部又凶神惡煞地吼道：“趕快去挑土！”他說著奪過我們手中包著冬衣的包裹隨便往稀泥地上一扔，說：“先放這裏，完工後自己帶走！”他轉身又教訓我倆……“你們要和反革命父親劃清界限，不然也沒有好下場！”父親挑著擔子，溫和地對我們說：“回去告訴媽媽，我在這裏很好。”說完，他佝僂著腰挑起擔子又踉踉蹌蹌地融入勞改的隊伍。我和二哥一路哭著回到了家。

　　中國正直的知識分子自古堅守一條信念：士可殺不可辱。在“文革”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狂飆中，不甘受辱的鄧拓、吳晗、老舍、傅雷、田家英、張聞天……成千上萬中國傑出的知識分子都走上了自殺的絕路，而父親卻在勞改營非人的折磨中幸存下來。是他懦弱怕死？是他擔心自殺會給妻兒帶來更大的災難？還是他根本連自殺的機會都沒有？這一切我無從知道。但我想，對一個人而言，最可怕的不是奪去你的生命，而是剝奪你做人的尊嚴！讓一個知識分子生不如死這其實比一槍斃了他更殘忍！由此，我深深地理解鄧拓、吳晗們。

　　1962年的秋天，一身傷病的父親被釋放回家。那時全國鬧饑荒，勞改營裏死人太多，他們怕父親死在那裏給他們添麻煩，讓他回街道接受監督改造。

　　街道上有一個叫閻春的“王大姐”（重慶方言“妓女”的別稱）平時好吃懶做……靠賣淫為生，其名聲在街坊鄰居中臭不可聞，平時在路上和她相遇，人們都要捂著鼻子繞著走，生怕她身上的梅毒病菌會傳染給自己。但就是這樣一個人在批鬥我父親時是最凶狠的。她聲嘶力竭地帶頭呼口號，蹦跳著用那雙肮髒的手強行按著父親的頭，要父親低頭認罪。父親臉色漲紅，沉默著一次又一次把頭昂起來……這“王大姐”惱羞成怒，使勁狂抽父親耳光！這個平時被人看不起的女人是要用踐踏反革命分子的尊嚴來撈回她做人的“尊嚴”！

　　父親是反革命分子，我和二哥1964年參加中考和高考理所當然地落榜了，隨後上山下鄉去了大巴山社辦林場落戶，弟弟也於1971年赴雲南支邊。學業優異的大哥被趕出就讀的重慶建築專科學校，發配到一家生產農藥器械的小廠當學徒工。

　　看著孩子們的遭遇，父親心碎了。他知道這一切都是因他的曆史造成的。為了使我們不再受連累，他和母親協議離婚，搬到偏僻的歌樂山半山腰一間破茅房居住……由大哥每月從微薄的工資中拿出五元錢給他作生活費。

　　中國的老百姓實在是太天真了。盡管在離婚協議上注明我們都隨母親，和父親從此斷絕來往，但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年代，這有什麽用？我們身上已永世打上剝削階級家庭子女的烙印（天理良心，我家從來沒有剝削過誰）這絕不是一紙離婚協議能改變得了的。為此，我們悔恨終生！

　　1967年冬，在經曆了“文革”武鬥的動亂之後，我從大巴山第一次回到滿目瘡痍的重慶。母親告訴我，父親現在生活極其困難，叫我第二天給他送點生活費去，聯絡方式已在信中說好。

　　第二天上午，我趕往接頭地點―沙坪公園大門外。那時人們忙於派性奪權鬥爭，公園內遊人稀少。父親早已等候在那裏。看見我，他轉身朝公園裏走去。我跟著他，保持20米遠距離。父親走到湖邊一條石凳子上坐下，我確信無人跟蹤後，也到石凳子上坐下。幾年沒見父親，他更蒼老了（那時他才55歲）背更駝了。我心裏陡然湧出一股悲涼。他欣喜地拉著我的手，眼光裏充滿慈愛：“孟傑，你和二哥在農村還好吧？”我點點頭。我看見他額頭上有傷疤，就問：“他們打你了……”父親臉上立顯出憤怒的神情：“那些紅衛兵簡直是暴徒！”“他們怎麽會找到你那裏？”“地段幹部告訴他們的。”從父親斷斷續續的敘述中，我知道了他的遭遇。

　　父親住的茅草房原本“不設防”，因為它沒有門，家裏也沒有任何能讓小偷感興趣的東西，唯一值錢的是價值兩元的竹殼熱水瓶。紅衛兵衝進屋裏砸爛了一切，連一隻破碗都沒有放過，也順腳踢爆了熱水瓶。然後在屋裏掘地三尺，因為他們相信既是反革命分子，家裏一定埋有武器或值錢的金銀財寶。當他們一無所獲後……就把父親踢翻在地，用軍用皮帶暴打，要他交待把武器和金銀藏在什麽地方。

　　在“文革”期間這種暴行隨處可見。

　　父親隨後詳細詢問我母親及幾個兄弟的情況，看得出來，他是非常眷戀這個家的……我把每月五元的生活費交給他，並問他靠這點錢怎麽生活的。他說隻要天晴就要到街上去替別人挑煤球或幹別的下力活掙點錢，平時在房前屋後開荒種菜減少開支。20世紀50年代，中國曾有一句口號叫做“知識分子勞動化”，父親應該算是踐行這個口號的典範，不知這是社會的進步還是退化。

　　臨別時，父親拿出一包新鮮蔬菜給我，說是他自己種的。我堅辭不收。父親生氣了，我隻好含淚收下。

　　我回大巴山不久，他給我來信，信中說：“……黨的政策正確英明，我虛心接受人民群眾監督，遵守黨和政府的法令法規，從未犯過任何錯誤，相信不久會得到寬大處理的……”我看後唯有苦笑。在與人鬥其樂無窮的階級鬥爭年代裏，如果給“地富反壞右分子”平了反，那些熱衷於鬥爭的人失去了鬥爭的對象，他們靠什麽生存？

　　1976年7月5日，積勞成疾、貧病交加的父親，終於在一個風雨之夜溘然長逝於歌樂山腰那間破草屋裏。死時圓睜著眼，沒有一個親人在身邊，至今屍骨不知在何處。三個月後，“四人幫”倒台，可惜父親沒有等到這一天！

　　1982年10月，父親離開人世六年後，他那為時23年的冤案才被推翻。

　　在人世間，人們總愛盡情讚美姹紫嫣紅、百花盛開的春天，而人生的經曆卻使我獨鍾情於秋天。春華秋實，秋天是收獲的季節，是對春天的檢驗。你在春天播下什麽種子，到了秋天就會收獲什麽果實。但春天的鮮花並不都是有益於人類的，比如罌粟花同樣美麗嬌豔，而秋天結出的卻是毒果。

　　於是有了本文的題目―秋天的故事。

　　作者簡介

　　請見《那一年，我參加了階級鬥爭》後的作者簡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