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聲的群落：續編（上卷）

1、王百明罹難四十周年祭

　　鄭文鬥

　　許久以前，立明姐就要我寫篇文章紀念百明哥，我卻總是遲疑著不敢下筆。

　　曾多次聽幾位江永的知青朋友說過，王百明是江永知青心中一個永遠的痛。

　　我想那痛，應是一道長期鬱結在心中，時時揪心卻又讓人不敢輕易觸摸的傷痕；應是一種使人刻骨銘心，卻又說不清理不順的複雜情緒。人已逝，痛還在。在這個命題前，我久久徘徊。

　　春去秋來，歲月的長河緩緩地流淌著。如今，我們都已到了花甲之年，嶽父嶽母早已相繼離開人世，百明哥的侄兒們也都長大成人。日子就這麽一天天過去，有些忙碌又有些平庸。還有幾天，就是我的妻舅王百明大哥四十周年的忌日。整整四十年過去，又是一個紀念日到了！

　　王百明，原長沙三中高中畢業，1964年下放江永，他擅長寫詩，素有“知青詩人”之稱。1967年8月17日在江永縣城，無辜慘遭槍殺，當時他隻有22歲。

　　我想，王百明的遭遇，應不僅僅隻是一個家庭之痛，也不僅僅隻是江永知青之痛……紀念不僅是為了懷念，更是為了記住，為的是觀照生命，使我們這些還活著的人更加辨清今天，順利地走向明天。

　　為此，我寫下了這篇文章，謹表祭奠。

　　一

　　我與百明大哥其實從未謀過麵，第一次聽到他的名字是在他遇難後沒多久的一個酷熱的夏日。當時學校正處於停課鬧革命時期，我們終日無所事事。學校裏駐滿了各種派別組織，很多江永知青也都住在學校的大禮堂內，“紅一線”宣傳隊長期在此排練節目。

　　那天忽聽到一陣人聲喧鬧，還夾雜著哭聲，我們幾個同學聞聲趕到禮堂，原來在江永和零陵都相繼發生了殺害知青的慘案，一大批從這兩個地區逃出的知青聚到一起來了。知青們相擁而泣，群情激憤，地上攤列著一件件已凝結成暗紅色的血衣。不知為什麽，在被害人的當中，我特別記住了王百明這個名字，也許因他是江永知青中的第一個遇害者，也許因聽人說他是一個極有才華的人，也許是冥冥中我與他有著一份緣。

　　因為我們與很多江永知青都是朋友，那些日子我們常去看“紅一線”排節目。那個為紀念王百明而作、曾轟動一時的歌舞“懷抱戰友”，我們是看著排練出來的……甚至我們也能哼上幾句。常在那一遍又一遍的悲憤旋律中，我想象著王百明的模樣，感歎著這些知青的命運。

　　沒料到，第二年的冬天我也成為了知青。

　　在洞庭湖畔，我有幸又結識了一群江永知青，他們是幾經輾轉落戶到我們公社的……我們那時經常聚在一起聊天，多次聽他們欽佩地講起王百明，說他書讀得好，中學時就與幾個同學組成了一個“紅雲詩社”，他的詩當時在師生中很有影響；還說他的口才十分了得，能說一口標準的普通話；說他會樂隊指揮，曾是長沙市中學生歌舞團的指揮，還會作曲等等。“文革”中，他積極投入運動。當時知青大多因出身不好，被視為“狗崽子”，而江永鄰近的道縣對地富分子及子女正在進行大屠殺，他卻毅然從長沙趕赴江永，要堅持在鄉村革命。說到王百明之死，這些老知青們總是神色黯然，扼腕長歎。

　　從這些零零散散的敘說裏，王百明給我留下的是一個複雜的印象，他像是一個才華橫溢的鬥士，一個“男兒國是家，長劍走天涯”式的悲情英雄，又有幾分像是一個缺乏理智的狂熱理想主義者。

　　回城四年後，命運竟然讓我成了王百明的妹夫，我成了他家庭中的一個成員。嶽母是個很熱情且健談的人，但她在世那幾年中，百明大哥總是家中一個不願提及的話題，親人們總是小心地不去碰觸這個隱痛。

　　即因如此種種，很久以來，百明大哥在我心中始終是一個站在迷霧深處的模糊身影。

　　二

　　我依然想要更進一步地走近百明哥，很想看看當年他的那些詩作，仔細傾聽他的思想，了解他的心路曆程。遺憾的是，由於種種原因家中沒有留下他的任何文字……

　　我隻看過他不多的幾首詩，都是一些富有那個時代特色的詩。感覺這些洋溢著激情的字行，與前蘇聯詩人馬雅科夫斯基的詩風格有些相仿，很大程度上是一種被政治化了的長短句。我很是困惑，他的這些詩與我所想象的有著許多的差距。

　　幾個月前，一位江永知青朋友送給我了王百明部分日記的印刷件，斷斷續續的共有六十多篇，很多篇節都經過了裁剪，有的隻是摘抄了其中的幾句。

　　我小心翼翼地揭開這些日記，期待從中能看到他超凡脫俗的思想火花，看到他長風破浪般的鬥士情結，期待能讀懂一位悲情英雄的心路曆程。可是一行行地讀下來後，我心底裏不禁隱隱地浮起了一絲失望。內容基本都是那個時代絕大多數人的那種標準日記，從這一篇篇簡短的文字記錄中，沒看到個性張揚的青春生命，相反，我看到的卻是一個對自己幾近苛刻約束的謹慎青年，一個幾乎處處都在極力使自己能融入那個時代、虔誠不忘改造的卑微的自贖者。

　　他的一篇日記中這樣寫道：“這次又把我召回輕騎隊，說明了這樣一個問題：我既然能夠用一年的時間使家庭出身對我的影響降低到這樣的程度，那麽，我也能用三年、五年的時間，用熱汗滌淨我的靈魂、贖清我的罪過。”

　　我理解，所有的一切，都是源自於他身上那種深深的原罪感。

　　王百明當年日記

　　所謂家庭出身問題，曾使成績優異的他連續三年考不上大學，曾使他多次應聘工作不被采錄。現實迫使他下了鄉，懷著一種與生俱來的負罪感，他極其希望能脫胎換骨，能獲得社會的認可。即使是被召到輕騎隊這樣的認可，也能使他有一種成就感。

　　他殫精竭慮追求的所謂認可，就是能讓他享受到一個普通公民的正常待遇。於是他處處謹小慎微，甚至到了扭曲自己的程度。

　　在百明哥的日記中到處都能看到這樣的自我告誡：

　　“家庭包袱依然是個大問題……曆史注定你的個人遭遇是會很壞的，要正視現實……如果要去和人家比前途，比政治身份等，你就隻有苦惱一輩子了。”

　　“以後唱歌一定要注意，在一切公共場合都不唱外國歌，切記，切記。不要以自己會唱外國歌來炫耀。”

　　“看書，尤其是看理論書時盡量避開人家，寧肯夜裏遲點睡，短幾年壽也行！切記，切記。”

　　“不要到處鼓吹讀書，講那些文縐縐的俏皮話；不要公開談論國際局勢、文化。科學、藝術方麵的任何東西，談的隻能是穿衣、吃飯、掙工分。”

　　“不和人談書，不在人前讀書，不在外麵擺農業書和‘毛選’以外的任何書。”

　　“以後要宣布不買燈油，摸幾個月黑，學會在黑暗中寫作。這是你唯一的出路。”

　　“跟農民的交往也要注意，不要擺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架子，一談就是生產、學習……時事，要多跟他們談生活、談天氣、談吃喝、談村裏的逸事。說古道今，態度隨和，不顯清高。”

　　“多幹活，多看書，少講話。這就是你今後的行為準則。”

　　“要明白自己的處境。有的人走上層，三年就會高升，而你卻注定要在這裏過一輩子。所以一切都要從長計議。要把自己深深地埋進泥土裏去。”

　　……

　　讀著這些文字，我不禁從心底感到一陣陣的寒栗，在這頻頻不斷的自我提醒之中……人性竟然被抑製到了一種極端的地步！唱外國歌曲、在別人麵前讀書、說文縐縐的俏皮話，這些在今人看來極其正常的行為，卻令他有著一種深深的犯罪感，於是他隻能放棄休息在別人睡了後讀書，隻能學會在黑暗中寫作，隻能和人聊穿衣、吃飯、掙工分，隻能寫歌功頌德的詩句。表麵上他很堅強，他激情澎湃地為新生活寫詞譜曲，不遺餘力地投身勞動刻苦磨煉自己，對下放在一起的妹妹立明也要求十分嚴格。但在內心深處，他卻是那樣痛苦。在那黑色長夜中，他就像是一個艱難的獨行者，踮著腳尖，萬分謹慎地避繞著滿布在前進道路上的荊棘與陷阱。

　　關於這些文字，我猜想有幾種可能性，一種可能他確實是發自內心認定自己需要贖清罪惡，以至不惜采用幾乎是自虐的方式來改造自我，希望能獲得一種正統的承認，所寫下的都是他真實的內心世界；還有一種可能，就是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檢舉揭發肆行，出身不好的人在集體環境中如履薄冰，稍有不慎，都將給自己和家庭帶來滅頂之災。因此這裏寫下的並非全是他的真實思想，更有可能是這兩種情況都兼而有之。

　　然而，不管是哪種可能，我從中看到的都是一個悲劇，這是一個人的悲劇，也是一代人的悲劇，更是一個時代的大悲劇！從百明大哥身上所體現出來的那種惶恐和盲目，實際上就是當時我們整個社會生存狀態中的一部分。

　　雖然環境是如此險惡，我卻從百明哥的日記中，看到他若明若暗地對於農村那種仍然貧窮落後的現狀、對於某些神聖的著作也有批判的傾向，還隱隱看到了他一些在那個年代被視為不健康的小資情緒。他有很深的屠格涅夫情結，他思念故鄉……向往愛情，這些情緒通過文字淡淡地、曲折隱晦地表達出來。盡管對於看書學習他深恐被人非議，卻仍頑強地堅持下來從沒放棄過。怕虛度時光的恐慌感特別強烈地體現在他的字裏行間。有幾天沒看書他就惶惶不安，一再警告自己要抓緊時間。僅從這些殘缺不全的日記裏看，幾年時間裏他已讀完了《政治經濟學》。

　　《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起源論》、《美學原理》等，還涉獵了俄語。

　　農業知識書籍以及不少文學作品，寫了不少的讀書筆記。

　　有精神做底子的恣意生命是所有卑微生物的希望。智者的絕望不在於生命不能重寫，而在於他的生命如流星劃過天空時人人都在沉睡，在於即使是那微弱的思想閃爍也無從表露。那是一個思想禁錮的年代。他像一顆頑強的種子，在苦難的岩縫中謹慎地生根發芽，小心地探出枝葉，在風霜雨雪中苦苦掙紮，心中卻總還懷著一個夢想，他迫切地想要與長在平原上的其他樹木一樣，也成為一棵枝繁葉茂的大樹。

　　在1965年元旦那天的日記中他寫下了這麽一段話：“新的一年開始了，明年意味著生命，生命的強音要爆發在明年。”

　　同年九月，他又寫道：“要加強文學、藝術修養，在這方麵為人民作出貢獻來。要快，你的時間不多了！一年之後，將有大的變動發生。”

　　此刻，他仿佛已隱隱地預感到實現那個夢想的日子快要來臨了。

　　三

　　1966年，百明大哥懷著滿腔熱情投入到了那場“文革”運動。他積極參與開會。

　　寫大字報、與人開展辯論。雖已聽說出身不好的知青會要遭屠殺，已在長沙的他卻決然返回鄉下去抓革命、促生產。

　　從日記上看，他應是一個極其內斂謹慎的人，一個平時連聊天談國際形勢都有顧忌的他，為什麽突然發生了如此大的轉化呢？

　　我試著將自己放到四十多年前的那個時空中，去盡量設身處地地分析他的行為，我想主要應該是有以下原因：

　　長期以來，我們那一代人是在一種革命英雄主義和鬥爭哲學的熏陶下成長的，反複觀看的《紅岩》、《劉胡蘭》、《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之類文藝作品，常使我們熱淚盈眶，深感生不逢時。而“文革”的發生，使一代人的這種渴望找到了一個宣泄口。實際上，那時不管是哪個派別的人，參與“文革”的絕大多數人都是以這些英雄為榜樣，都堅信自己的行為是一種無比崇高的壯舉，即便是一些搞打砸抄的人，模仿的也是義和團、農民運動等榜樣的革命氣概。在這種幾乎是全國人民都在煞有介事地維護真理的鬥爭中，在這種一個儼然英雄輩出的時代裏，有著濃烈詩人氣質和理想主義精神的王百明也就不可避免地被卷了進來。

　　更深層次的是，長期以來迫切希望贖清罪行、滌淨靈魂，希望獲得社會認可的百明哥，將這場運動視為一場響應領袖召喚、保護神聖政權的鬥爭，是一次脫胎換骨的機會，他想通過出生入死的努力，來表達自己的赤膽忠心，成為一名紅色陣營中的紅旗手，一名叛逆反動階級的革命人，以此改變自己以前那種始終得不到信任的卑微命運。

　　然而，那種不可逆改的家庭出身，最終還是決定了他的悲劇命運。

　　1967年8月17日，一個極其普通的日子。

　　那天，百明哥與另一名知青朋友正在縣城的一家飯店吃早餐時，闖進四個農民，手上的鳥銃與大刀一齊對著了他們。來人喝道：“誰是王百明！”

　　“我就是……”百明一邊應答著，一邊站起來從衣兜中掏手帕。

　　“打死你這個地主狗崽子！”槍聲砰然響起，百明大哥猝然倒了下去，躺在血泊中還在抽搐著的他，手裏正緊握著一條小手帕。

　　槍聲響過，硝煙四散。此刻，一個冤屈的靈魂，正嫋嫋飄升在這個貧窮荒涼縣城的上空，飄升在這片他曾激情謳歌過的土地上空。天堂裏多了一位知青詩人，天堂裏不再會有階級鬥爭。

　　多年以後，有人向我介紹到掏手帕的這個細節時說，也許就是他這個講究整潔的“小資”習慣，使對方誤以為他是掏武器便搶先開了槍。可我不這樣以為，即使沒有這個動作，百明哥能逃得過這一劫嗎？

　　王百明的生命樂章猝然中止在22歲的那一年！他沒有戰死在疆場上，他的夢想沒有實現，他的死並不壯烈，他也算不上是英雄，他隻是用自己年輕的生命證實了一個荒誕、黑暗的時代。他一直在追求被社會認可，甚至最終他把自己的生命都奉放在那紅色的祭壇上了，卻仍是死得不明不白的，給所有的親友們留下了一個永遠的痛。

　　在他的日記中有過這樣一段話：“要有在這裏一輩子的想法，哪怕走了59個，留下的一個也是你。”看到這裏時我不禁心中一顫，沒想到，他的這句話竟然是一語成讖！

　　聽立明姐講，他最佩服牛虻，《牛虻》的書他看過好幾遍，每看一次後都要激動好幾天，他一直以牛虻為自己的榜樣。意味深長的是，那個曾一直把蒙泰裏尼作為精神教父崇拜的牛虻，雖然發現被欺騙之後，一直都在向虛偽的蒙泰裏尼發起鬥爭，但在他的精神深處卻仍深深依戀著蒙泰裏尼。革命者牛虻被當局殺死了。

　　實際上，蒙泰裏尼教父是殺死牛虻的真正凶手。

　　一直渴望成為革命者的王百明，何嚐不是死於他的精神教父！

　　四

　　2003年一個暮春的早晨，我與蒲生、風雨人生、師嫣、曹夫子等幾位好友來到了江永縣政府的大院，百明哥就埋葬在這個坪內的一個花壇下。機關裏還沒開始上班，晨風輕拂，四周靜寂無聲。我們放上鮮花，將酒灑入泥土中，向百明大哥深深地三鞠躬！

　　按一般習俗我們還帶來了冥紙與蠟燭等，但在這個機關大院中覺得有些不妥，當天下午就在江永千家峒的大泊水瀑布前，我們燃起了這些祭品。鞭炮響起，青煙嫋嫋，五月的鮮花開滿了山野。在這青山綠水之間，我默默祈願百明哥靈魂安息……

　　蒲生告訴我，那天百明被槍殺後，被人草草塞進一口薄板釘成的箱子裏，與另一個同一天被殺的富農一道，胡亂埋葬在縣城外亂葬崗浮土中。三個月後，重返江永的知青為他舉行了有數千人參加的隆重追悼會，並將他的遺骸取出，深埋到了縣政府大院之中。為防止日後被毀，當時知青們傾下了幾噸水泥在這裏。

　　又有人告訴我，“文革”結束後，百明哥的墓被用炸藥徹底炸毀，隻怕早已屍骨無存了。後來還有人告訴我，百明哥埋葬的位置不是在花壇這裏，應是向南（也有的說向東）十幾米的地方……

　　啊，百明哥魂歸何處，難道，你的靈魂至今還無處安放嗎？每想到這裏，我們就深感不安。

　　2006年5月，我和妻子三姐妹全家人又一次來到了那個花壇前，哽咽中我們輕輕捧起一掬土，放在一個小袋中帶回了長沙，我們要讓百明哥回家，讓他與父母團聚……在購墓地時，陵園單位給了一個墓地證書，上麵一欄工工整整地寫著嶽父、嶽母和百明哥的名字。

　　百明大哥，從注銷你的長沙戶口的那一刻起，到現在有四十多年了，想不到今天竟是以這種方式，你終於取到了故鄉的一個證書，一個能夠讓你永遠合法留在長沙的資格證書！

　　嶽父、嶽母的骨灰盒分別從兩處地方移到這裏來了，我們從江永帶來的那袋泥土……還有百明哥的一本寫滿了眉批、已發黃了的《樂府詩集》，也都一起放入了墓坑中。

　　在這裏，埋葬著一個中國普通家庭中的三個成員，在這個望去滿眼都是密密麻麻墳塋的陵園中，百明哥他們的墓隻是其中微不足道的一座，沒有誰會去關注他們曾經的故事。

　　嶽父生前我隻見過一次麵，那時我還不是他的女婿。

　　那是在20世紀70年代初的一個晚上，蒲生哥拉了我一起去百明家還一本書，在那昏黃的燈光下，我看到一個癱坐在圍椅上的白發老者。話題是從蒲生哥還來的那本書聊起的，那是雨果的《九三年》。我們一起談雨果，談法國資產階級大革命……談歐洲文學，這位老者很平和地與我們侃侃而談，竟然談了一個晚上。我對他的敬意油然而生，我沒想到在這間破舊的小屋內，能有幸與一位有學識、思維敏捷的老人邂逅，當然更沒想到的是幾年後我會成為他的女婿。

　　我想到了嶽父的人生，百明哥所有的原罪就是從這裏而來。

　　嶽父是做會計工作的，百明哥的外公原是國民黨政府中的一個官員。1949年前夕……嶽父遵百明哥外公囑托替他買了去台灣的車票，並將其送上火車，沒料到一個家庭的厄運就由此而開始了。解放後，正值年輕的嶽父因此事被逮捕判刑數年。

　　再之後就是曆次運動中都被拉出來批鬥、反複投入牢中，由反革命演變成曆史反革命，又加上右派，直至最後失去工作癱瘓在家。

　　還有我的嶽母，一個美麗善良的女人，因為丈夫問題的牽連，幾十年來一直承受著反革命家屬身份的種種屈辱，整個家庭的生活擔子也全壓在了她身上。她用她那瘦弱的肩頭默默而又堅強地承擔起了這一切。而對她人生打擊最大的，莫過於百明哥之死了。家中唯一的一個男孩，一個聰穎有才華的兒子，一個曾讓她寄予了莫大期望的兒子，竟就這樣慘然離去。我不敢想象她當時心中的那種感覺，那該是一種怎樣錐心泣血、肝腸寸斷的痛楚啊！

　　在我與她相處的幾年中，她極少提及百明哥，但我知道，在她內心深處那種刻骨銘心的思念與痛苦是永遠無法釋然的。這種生命不能承受之痛，使她憂鬱成疾，還隻六十多歲時就溘然逝世了。

　　深深地記得那次嶽父出葬，她追著靈車呼喊著嶽父的名字時，滿懷悲愴地迸喊出了一句：“你要好好帶著百明嗬！”

　　百明哥最小一個妹妹的兒子出世後，要外婆給取個名，嶽母緩緩地說：“就叫小百吧。”這是一個深受傷害母親的思念之情，其深沉的愛與痛，悠悠綿綿，不絕如縷。

　　20世紀80年代初，一次我去看嶽母，她神色悲戚地拿出一張紙對我說，是法院送來的。這是一份用打字機打出來的通知，上麵寫著嶽父的名字，內容大意是，經重新審查，原所判的反革命罪一案係錯案，現予以撤銷。隻有幾行字，連句致歉的詞語也沒有，其時離嶽父去世時間已有四五年了。

　　錯案可以撤銷得了，可是，一個家庭這幾十年所經曆的那一切不堪回首的痛苦能撤銷得了嗎？王百明那鮮活的無辜生命所遭受的死亡能撤銷得了嗎？這些，該由誰來補償？

　　――漫長的苦難曆程，所能換回來的僅僅隻是一紙薄薄的通知書！

　　但畢竟，一個荒唐年代的淒涼故事終於落下了帷幕，雖然閉幕時也仍有荒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