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聲的群落：續編（上卷）

8、漂泊的孤魂

　　龔增�

　　我時常翻看當年我們下鄉時的照片，那是我永遠不能也不會忘記的青春歲月。學校歡送我們上山下鄉的合影靜靜地放在桌上，當年的情景依然曆曆如在眼前。那時候，我們也是如金似玉的風華少年，滿臉的純真和稚氣。雖然我們品學兼優，也曾經做過許多的美夢，但是，我們生未逢時，那個年代講血統論，講貫徹階級路線，需要我們這些小小少年離開課堂，離開家，背起背包，到最艱苦的地方去鍛煉改造、脫胎換骨，我們不能理解，更別無選擇，因為我們家庭成分不好。四十多年過去了，“不思量，自難忘”，看見照片上一張張熟悉的麵孔，我輕輕地叫著每個同學的名字，一想到那個與昨日歲月一同逝去不返，永遠漂泊在大巴山上的孤魂，我的心裏就感到一種深深的悲哀，在那個荒謬的年代，人的生命顯得是那麽的卑微和無奈。

　　我和劉鼎是初中的同班同學，家也住在同一所大學校園裏。我的父親是右派分子……他的父親是敵偽人員，“文革”中都被關進了牛棚，在綦江雞公山上勞動改造……

　　1965年初中畢業，同樣是因為父親的問題，我們都不能繼續升學，於是，和另外21個同樣因家庭出身不好而不能再讀書的同學一起，懷著一顆虔誠而熾熱的心，到了四川省巴中縣平梁公社蓮花山林場。

　　下鄉前，在一次表決心的班會上，劉鼎慷慨激昂地表示：要在艱苦的勞動中煉“一顆紅心、兩手老繭”，為改變農村一窮二白的麵貌獻出自己的青春和熱血，“在農村不入黨我就堅決不回來”！

　　我們林場分為離縣城稍近的蓮花山和山更高更險、路更難更遠，各方麵條件更艱苦，山上隻有四戶人家的黃家山兩處，相距三十多裏山路。一到林場，劉鼎就主動要求上黃家山，他說一定要到最艱苦的地方去鍛煉，實現下鄉時的誓言。

　　我們是來鍛煉改造的，怎樣艱苦就怎樣去做。在林場，劉鼎非常能吃苦，每次背牛糞（從牛圈往山上背）背火灰（從山上往下背到溝裏給洋芋施肥）他都是用那種最大的喇叭口大背簍，而且還要用打杵子把牛糞或者火灰使勁往下杵緊，好多裝一些，牛糞還要堆出個“帽兒頭”。修水庫背土石方也總是比別人背得更多，那一大背簍牛糞、火灰起碼將近二百斤，這對於一個十六七歲在城市長大的孩子來說，是多麽大的勞動強度啊。看見他被壓得齜牙咧嘴，憋得青筋凸起，那種痛苦的表情，我們心裏都覺得難受。剛開始的時候，我們都不會背著背兜彎腰把東西倒出來，每次都是連人帶背兜一起滾進牛糞裏、灰堆裏、泥土裏，要咬著牙忍著淚才能再彎下腰，或者再直起腰，一聽到喊歇氣，一下子全都氣喘籲籲地癱倒在地上。他好像生性樂觀，還有精神說說笑笑，坐在地上天南地北神吹。

　　黃家山的冬天，寒風呼嘯，冰天雪地。按山上的習慣，這時候都不出工了，就在家裏把以前從山上挖回來的那些枯死了的大樹的�蔸燒來烤火。但山上十幾頭牛……幾十隻羊每天都要吃草，一個冬季牛羊盡吃幹草不吃青草也不行。可天太冷了……大家圍著火烤，都不想出門，劉鼎總是自告奮勇上山去割草。因為冬天山上很難找到青草，聽社員說隻有在靠近南江縣那邊的山崖上才有些青草，於是，他常常頂著寒風，冒著生命危險爬到那些懸崖邊去割青草回來喂牛羊。因此，他的雙手滿是被刺籠和茅草割裂的血口子。

　　黃家山離公社有四十多裏山路，到巴中縣城更遠，山上沒有小學，幾戶人家的娃娃沒地方讀書。我們知青隊的副隊長謝寶渝就和劉鼎一起，在山上林場張書記家裏辦了一個識字班，晚上收工後，點上煤油燈教幾個山裏娃學認字、寫字。因為不可能有任何經費，他倆就把自己家裏有時寄來的一點兒錢拿來給學生買教材，買本子，買煤油。有一次趁天下大雨不出工，他倆一大早就趕到縣城去買識字課本，晚上回來時，隻見他倆光著膀子，渾身都被雨水淋透了，幾本書卻是幹的，原來他倆是把衣服脫下來包著書一直抱在胸前的。就這樣，黃家山上的茅草屋裏時常傳出朗朗的讀書聲，那幾個娃娃從一字不識到後來能夠寫簡單的作文了。後來，山上有幾個社員也來讀這個掃盲班，能認字寫字了，都非常感謝他們。

　　記得是我們到林場的第二年，有一次，劉鼎把他父親寫給他的一封信和寄來的一本《四川文學》拿給我們看，要我們幫他分析一下。劉鼎父親寫的那封信，好像是說，《四川文學》上刊登了他寫的一篇文章，那篇文章受到了批判，說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是資產階級世界觀的表現，叫劉鼎讀了以後跟他劃清界限……還要回信批判他的資產階級世界觀。不知道劉鼎是怎樣回信的，反正我們沒怎麽看懂文章的內容，也不知道該怎樣進行批判。

　　劉鼎跟大家的關係都處得很好。他是個不拘小節的人，男同學最煩他不愛幹淨，每天勞動出了很多汗水，換下來的衣服、襪子卻不洗，過幾天又拿出來輪流穿。

　　寢室裏的人被臭味熏得實在是受不了，就把他的那堆髒衣服扔到院壩裏，逼著他到堰塘去洗，他往往也隻是咧開嘴“嘿嘿”笑兩聲。

　　因為山上沒有電，所以，我們都要輪流背穀子到山下去打米，一些生活和勞動的必需品也都要從山下背上來。上黃家山有兩段特別陡的坡叫“白廟”，由於坡太陡，又是一坡光溜溜的石板，隻有一些用鑿子鑿出來的淺淺的階梯，也隻能放進去大半截腳掌，所以背東西上山在這裏根本沒法歇氣。我們每次背東西爬白廟那個陡坡，腰幾乎都彎成了90度，後麵的人低著頭爬坡，隻能看見自己頭上、臉上不斷往下淌的汗水和前麵的人流在石板上的汗水。即使是冬天，衣服也被汗水濕透，連棕背墊都是打濕了的。夏天，背兜的繩子好像勒進肉裏去了，隻好用雙手使勁把背兜底往上抬。上氣不接下氣地爬完一段石板後，才有稍微平點兒的地方可以用打杵子撐著背兜，伸起腰，抬起頭，擦一把汗水，長長地出一口氣，接著又開始爬第二段坡。有一次，大家坐在石板上歇氣，劉鼎一邊掐汗衫上的虱子，一邊眉飛色舞地講那些曆史故事和典故。忽然，他躺到石板上，不說話了，望著灰蒙蒙的天空，長長地歎了一口氣，神情傷感地說：“看來，這輩子要想當個文學家、史學家是不可能的了，隻有等到下輩子再說了，還是覺得太遺憾了。”過了一陣，他猛地站起來，說：“算了，不想了。”轉身撿來一些枯樹葉，抽出剛在公社買的火柴，點燃那些枯葉，又突然脫下身上那件爬滿虱子的汗衫，把它丟進火裏燒了。他兩眼直直地盯著那堆灰燼，為了不讓一直在眼眶裏打轉的淚水流出來，又趕快把眼睛閉上了。我們都沉默著，沒人說話，心裏很害怕，也很無助和無奈。看看四周望不到頭的重重大山，就好像是看不到自己的出路和希望。至於未來，誰都不願深想，聽天由命吧。大家心情沉重，默默地背起背兜又繼續爬山，隻覺得背兜越來越重，腳步越來越沉，回家的路越來越長。

　　我們十幾個女生擠在一間不大的屋子裏，房上的瓦蓋得稀，遇到下雨下雪，雨水……雪水就順著瓦縫流進來，黃泥巴的地麵本來就坑坑窪窪的，現在就成了一個一個的稀泥巴氹氹，我們穿著膠鞋、統靴在屋裏走，就像是在踩瓦泥一樣。因為怕床被打濕了，我們把下鄉時包鋪蓋卷的大塑料布蓋在床上，晚上睡覺就鑽進塑料布下麵，從頭到腳都遮起來。有時候就在鋪蓋窩裏唱歌、吹口琴或者講鬼故事，講的人和聽的人都是毛骨悚然，嚇得一陣陣驚叫，也不管從房頂上滴下來的水又順著塑料布流到地上。如果忘了把鞋放到床下去，第二天起來，鞋裏裝的都是水……有時沒完沒了的雨要下半個多月，屋裏又冷又潮濕，床上是潮的，床下還長了菌。林場就派了幾個社員帶著我們做瓦燒瓦蓋房子。燒磚瓦的窯點火以後就不能熄火，要不停地往窯裏加柴，否則一窯磚瓦就全報廢了。劉鼎主動要求去守窯，白天黑夜不睡覺，硬著頭皮幹，幾天幾夜累下來，人瘦了一大圈，臉也熏得黢黑……他卻沒有一點兒怨言，反倒認為這是對他的鍛煉和考驗。

　　1967年的下半年，林場的處境已經非常艱難了，我們經常“放飯假”，沒有飯吃……10月份，即將進入冬季的時候，大家都先後離開林場回重慶了，隻有劉鼎和另外一個同學還始終堅持守在黃家山上，沒有下山。那時，早就已經沒有一顆穀子……一顆麥子了，每天隻有靠洋芋充饑。幾個月以後，有人回到林場，看見劉鼎的樣子，都不敢認他了：蓬頭垢麵，臉色發青，頭上的亂發像一堆枯草；穿的那件下鄉時發的“勞改犯棉襖”又髒又破，扣子也掉了幾顆，腰杆上捆著一根葛麻藤……腳上的爛解放鞋糊滿了稀泥巴；背著一個大背兜，獨自在大山裏轉，邊護山邊割草喂牛羊，還高一聲低一聲樂嗬嗬地吼著跟社員學的山歌。

　　1968年春節過後，我們林場有些男知青回到巴中，住在縣城裏，同其他林場的知青還有外地來串聯的紅衛兵一起加入了巴中的武鬥。熱血沸騰的劉鼎，這時也下山來“誓死捍衛革命路線”。

　　巴中那邊的武鬥開始後，信也不通，我們在重慶隻偶爾聽回來的同學說打得很凶……5月下旬的一天，在街上碰見劉炯賢，她告訴我一個令人震驚的消息：劉鼎被打死了。我真的不敢相信，希望這隻是個誤傳。後來，才聽當時在場的同學講了那天發生的悲劇。

　　1968年5月1日，國際勞動節那天的晚飯後，劉鼎和幾個知青在巴中縣城的一個招待所裏休息、閑聊。他照例又是站在屋中間，揮著雙手，慷慨激昂地發表演說。

　　旁邊床上坐著的人在玩一支半自動步槍，突然，“砰”的一聲槍響，慘劇瞬間發生了。隻聽見劉鼎“哎喲！”一聲，停在半空中的那雙手一下子捂住左邊的大腿就蹲下去了。頓時，鮮血從他的手指縫裏湧出，他痛苦萬分地倒在了血泊中。大家都嚇呆了，不知道該怎麽辦。突然醒悟過來，應該馬上送醫院搶救。但誰都沒有經驗，手忙腳亂地背起他就從三樓往下跑。有人趕快衝到街上攔了一輛大卡車……還找來一把椅子放在車廂裏，扶著他坐著。他臉色慘白，鮮血順著他的大腿往下流，房間、樓道、椅子、車廂，留下了一路血跡。萬分不幸的是，醫院裏空蕩蕩的，沒有醫生，連個人影都沒有，都躲武鬥去了。晚上九點多鍾了，好不容易才從四處找來了醫生，可醫院的血庫裏又沒有血。幾個人完全都急瘋了，就在廣播上去喊，這一下，在巴中城裏的認識和不認識的重慶知青有十一二個人都擁到醫院來獻血，我們林場的鄧世儒也給他輸了220CC血。然而，一切都已經無法挽回了。那顆不慎走火的子彈，從劉鼎大腿的外側穿進去，打斷股動脈，旋轉著從大腿內側飛出來，出口有飯碗口那麽大一個血肉模糊的窟窿。折騰了這麽久，到深夜十一點多鍾，劉鼎流盡了身上最後一滴血，在巴中縣人民醫院裏，大家眼睜睜地看著自己朝夕相處的同學和戰友睜著雙眼靜靜地死去，都禁不住號啕痛哭。後來，他們說，他們永遠也忘不了劉鼎那雙死後還睜著的、充滿著極度驚恐與絕望的眼睛和半張著的嘴，可他沒有來得及留下一句話。

　　那段時間，我沒有回林場，在住家的校園裏有時能碰見劉鼎的媽媽，每次她都焦急地向我打聽她兒子的消息。以前，我都說不知道，可現在能告訴她實情嗎？看著她擔憂、焦灼的神情，我怕她受不了這麽殘酷的打擊。心想，還是給當母親的留下一個盼頭，不要讓她就此絕望吧。於是，我仍然說不知道。可從那以後我總怕再見到她，因為我不知道該怎麽對她說，我不願對她撒謊。

　　那一天，我終於還是碰到劉鼎的媽媽了。她急切地一把抓住我，還沒開口說話，已是悲淚縱橫。我心都揪緊了，知道再也瞞不住她了。她使勁捏著我的手，聲音哽咽地說：“你咋個不給我說實話呢？”我不敢看她那哀傷的目光，又難過又歉疚，低聲說：“對不起，劉師母，我不曉得啷個給你說。”我突然發現她已經蒼老了許多，頭上白發更多了，滿臉憔悴無神，本來就矮小的個子更加瘦小了。我不能想象她最初知道這個噩耗時的情景。看著她佝僂的身影、蹣跚的腳步，我心裏湧起一陣陣悲痛，一忍再忍的淚水無聲地順著臉頰淌下，連一句安慰她的話也沒有說出來。

　　幾年後，我頂替母親回到學校工作。有一天，劉鼎的媽媽來找我，她說的一句話嚇了我一大跳。她要我托人把劉鼎的骨頭給她帶幾塊回來。我驚愕地望著她，不知道該怎麽回答。她說她想去，但實在是走不動啊。我知道，劉鼎的爸爸還關在“牛棚”裏，沒有人身自由，她也年老體衰，怎麽可能千裏迢迢去找回兒子的屍骨呢。失去兒子的母親忍受著巨大的悲痛，卻又那麽無助無奈，我想讓她在心靈上能得到一點兒安慰，就猶豫著點了點頭。

　　我趕緊去找大家商量怎麽來辦這件事，可聽到的消息更令我大為震驚：劉鼎死的時候是5月份，天氣已經熱起來了，由於當時還在搞武鬥，形勢又緊張，停放幾天後，下葬時屍體已經腫脹了，他的個子又高，勉強才塞進棺材裏，連蓋子都蓋不嚴。大家急急慌慌地在林場我們住地旁邊的土坡上挖了一個坑，將他下葬了。1970年清明節，謝寶渝去給劉鼎上墳，還立了一個石碑，邀請知青肖民仆用鑿子刻了“劉鼎同誌之墓”六個字，並塗上了紅油漆。林場撤銷以後，大家都下生產隊了，沒有人再到林場去上墳培土了。不知什麽時候，那塊墓碑已經被社員挖出來抬去修了豬圈。而且，因為當時坑挖得太淺，上麵蓋的土又薄，幾場暴雨過後，墳上的泥土被雨水衝走，一群野狗把墳扒開，把屍骨都拖走了。天哪！太悲慘了……怎麽會是這樣啊！我簡直驚得目瞪口呆。我怎麽去給劉鼎的媽媽說啊，還是隻能撒謊了。我隻好對她說，同學們都離開林場了，那邊已經找不到人了。

　　後來，劉鼎的媽媽離開學校住到成都去了，我卻又想再見到她，想好好跟她擺擺龍門陣。不久，她病逝在成都。劉鼎的父親在學校病逝後，我參加了他的告別儀式，願他安息，但我知道，兩位痛失愛子的老人，九泉之下也不能瞑目。

　　現在，每次我們同學聚會，都要提到劉鼎，有人說他下鄉前不該表那個決心。

　　劉鼎兌現了他當初的誓言，他沒有回來，那個荒謬和瘋狂的時代吞噬了他。從他滿懷真誠與激情踏上那塊土地，就再也沒有離開過。如今，他那19歲的青春和生命永遠留在了大巴山上。

　　離我家不遠的沙坪公園的一個偏僻的角落裏，有一處據說是全國僅有的“文革。”

　　墓園，埋葬著四百多名當年重慶武鬥的死難者。好幾次，站在陰森潮濕、亂樹斜枝、雜草叢生的墓群中，陣陣冷風吹得我心頭發顫，內心一片悲涼。“獨留青塚向黃昏”，那些同樣是在那場葬送了自己青春和生命的“革命”中戰死於花季雨季的長眠者，尚有一塊青草做伴的墓地，讓人們來此追念。而劉鼎呢？他那孤獨淒涼的冤魂在大巴山的山野間永遠地漂泊，無所依托，無處尋覓，隻有在那張當年學校歡送我們上山下鄉的合影上，還能看見他憨憨的模樣……

　　作者簡介

　　龔增�，女。1965年畢業於重慶八中初中，同年10月下鄉到四川省巴中縣平梁公社蓮花山林場。20世紀70年代初調回重慶。現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