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聲的群落：續編（上卷）

12、那一年，我參加了階級鬥爭

　　章孟傑

　　“階級鬥爭”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是報刊、廣播、電影（那個時候還沒有電視）

　　中出現頻率最高的一個詞語，凡是有人煙的地方就能看見“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這幅大標語。據說有人妄圖在中國複辟資本主義，進行階級鬥爭就是要粉碎他們的陰謀。

　　說實話，未出校門之前，“階級鬥爭”對我而言是一個模糊的概念，有關它的知識全來自書本上和老師的教誨，頭腦中的“階級敵人”早已公式化如劉文彩、黃世仁、南霸天之流，他們一個比一個殘暴奸詐荒淫無恥。落戶到大巴山社辦林場不久，我就有幸目睹一場真正的“階級鬥爭”，並參與其中。

　　記得那是到達林場的第三天，一大早公社書記就上山來到林場，告訴我們今天不用出工，準備參加批鬥大會。當時我們初到林場，臨時住在農民騰出的房子裏。那是一座三合院，中間是堂屋，兩邊是廂房。男生集中住在堂屋，女生住在廂房，三合院的中間是空壩，開會時可容納二百多人，主席台就設在堂屋門口。

　　聽說要參加批鬥會，大家都為能親眼見識階級鬥爭而感到興奮（現在想來那似乎是專為我們安排的）

　　吃過早飯後，參加批鬥會的農民陸續來到會場，男女老少都有。被批鬥的是一個姓何的地主，大約有五十來歲。他穿著一身破舊的粗布衣衫，除了左胸有塊寫著“地主”兩字的白布外，和其他農民並無兩樣。他身體幹瘦，頭發和胡子花白，這也和其他農民無甚區別，隻是臉上的表情是卑怯的。這和我們想象中的地主大相徑庭。他站在主席台下，麵向批鬥者，低頭彎腰。他的老婆和幾個兒女坐在第一排陪鬥。批鬥會開始，先由公社書記宣讀他的罪狀。

　　我們初到大巴山，對川東北方言不熟悉，聽起來很吃力，邊聽邊問總算弄明白大半。原來他的罪狀是故意把自家飼養的牛放出去踐踏了生產隊的莊稼，這充分暴露了他對人民公社的仇恨心理。姓何的地主囁嚅著說：“我有罪，我破壞了集體財物，我不該讓牛掙斷牛鼻索跑出圈去……”他話還沒說完，人群中就有人大聲嗬斥他：“你還在狡賴！你明明是故意的！”公社書記高聲說：“社員同誌們，知識青年們！階級敵人是狡猾的，階級鬥爭是尖銳複雜的！我們要隨時提高革命警惕，嚴防階級敵人的破壞！”

　　聽了公社書記的話，幾個男知青憤怒地衝上前去揍那地主，直打得他雙手抱住頭……連連躲閃，嘴裏哇哇亂叫。人群中馬上有人喝彩：“打得好！”受這叫好聲的鼓舞，我不假思索地大步衝上前去，對那地主說：“把你的變天賬交出來！”因為我在學校上政治課時，老師告訴我們，地富分子都有一本“變天賬”，上麵記著誰分了他的田地和財產。一旦國民黨反攻大陸回來，他們就要挨家挨戶變本加厲進行清算。老地主鼻孔流著血，昏花的眼睛木然地望著我，似乎沒聽懂我說的什麽。我氣憤了，一耳光抽在他的臉上，然後又踹了他一腳。

　　老地主倒下了，他的老婆哭喊著撲上前，跪在我麵前哀求我莫打了。我心裏感到一陣厭惡，用手推開她，但我隨即看到坐在前排的他的幾個兒女眼裏露出的仇恨的目光。

　　批鬥會結束後，公社書記表揚了我們，說我們階級立場堅定，敢於和階級敵人作鬥爭。他同時又提醒我們要時刻繃緊階級鬥爭這根弦，注意提防地富分子的報複……他的表揚使我們都很興奮，大家議論紛紛，都認為今天收獲很大，學到了很多書本上學不到的知識。

　　第二天中午，我們正在吃飯的時候，一個十三四歲的農村女子背著菜走進院子。

　　我們初到林場，沒有菜吃，公社領導號召附近生產隊的農民為我們送菜，所以幾乎天天都有人來送菜。看見這個農村女子送菜來，我們趕忙收下並連聲感謝她。

　　她放下菜卻磨磨蹭蹭沒有走的意思。正當我們感到奇怪的時候，那女子鼓足勇氣小聲說：“知青哥哥，求你們以後別打我爹了……我爹現在都起不了床……”

　　哦，一瞬間我們醒悟過來：她是被批鬥地主的女兒！我們麵麵相覷，一時不知該怎麽辦。突然間不知是誰說了聲：“狗地主想收買我們！”這句話提醒了大家，眾人撿起菜朝她扔去，邊扔邊說：“誰要你的菜？想收買我們沒門！”

　　那女子愣了一下，“哇”的一聲大哭起來，轉身跑了。看見這種情景，幾個女知青不滿地嚷道：“不要太過分了！欺負人家小女孩算啥子英雄？”

　　這天夜裏我失眠了，腦子裏總是重現批鬥會的情景和送菜小女孩飽含淚水的眼睛……還有她哀怨的神情。

　　我出身於書香世家，從小受的教育就是要懂禮貌，要與人為善。我從來沒和別人打過架，更別說先出手打人，在老師眼裏我從來都是品學兼優的學生。我為自己在批鬥會上的舉動感到驚訝。“我為什麽要這樣做？”我思索著。答案其實很簡單：我的父親被打成反革命分子正在勞改中，我無非要用行動來證明我與反動階級劃清了界限！

　　後來與農民交往多了，才知道姓何的地主在當地算一個人精。解放前，他家原本也不富裕，但這家夥腦瓜子活絡。大巴山到處是桐子樹，盛產桐油，當地農民用來點燈、漆水桶，除此以外別無他用，因此賣不起價錢。這姓何的不知怎麽打聽到桐油在外地是緊俏物資，就低價收購，販運到成都賣大價錢，不久就富起來。

　　臨到解放前一年，附近一個財主家因抽大煙家境敗落，姓何的就趁機低價把他的幾十畝田地買過來成了地主。解放後搞土改，按政策他自然被劃定為地主成分，而那賣地的財主反倒成了貧農。這正是“聰明反被聰明誤”。難怪農民談起他時笑他“撿了頂地主帽子戴”。

　　了解到這些情況後，我為自己當初的舉動感到不安。後來文化大革命爆發，在“橫掃一切階級敵人”的運動中，我那中央大學畢業、曾當教授的父親被造反的紅衛兵“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用帶銅扣的軍用皮帶暴打，那簡直就是上天給我的報應。有人說“與人鬥，其樂無窮”。我看未必！它除了在人與人之間製造仇恨，還能有什麽作用呢？農村生產力的大解放、大發展靠的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實行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這是後話。

　　在以後的歲月裏，我們還多次被叫去參加全公社的批鬥會。幾十個地主富農被民兵用槍驅趕著來到會場。他們衣衫破爛，表情呆滯。印象中最深的是一個八十多歲的老地主婆，走路顫巍巍的，似乎站都站不穩，由她的兩個兒子攙扶著也來挨鬥。他們左胸前都縫著一塊標明地主或富農身份的白布。後來上大學時讀了美國作家威廉・夏伊勒著的《第三帝國的興亡》這本書後，才知道這種做法源於納粹德國。那時在德軍占領區的猶太人都得在左胸上縫上一塊白布，上麵畫上一個黃色的六角星，表明自己是猶太人。批鬥會的形式一般都是先控訴他們的罪惡……然後專門有一人帶領大家高呼“打倒×××”和“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之類的口號，會場氣氛肅殺。

　　最初參加這類活動還有新鮮感，逐漸就感到索然無味。到後來“文革”爆發，一些出身不好的知青的父母也被批鬥，同病相憐，大家終於對這種階級鬥爭失去了興趣，再逢開批鬥會就紛紛當了逃兵。

　　1986年暑假，我帶著兒子重返大巴山，去看望在改革開放中已初步擺脫饑餓貧窮的鄉親們。我又看見了姓何的地主。隻不過現在他已不是地主了。“文革”後，黨中央撥亂反正，在宣布撤銷人民公社的同時，為全國幾百萬地富分子摘掉了“帽子”（這無疑是最能體現實事求是精神的政策之一）他現在是勞動人民中的一員了。他早已忘記我曾經打過他，熱情地邀請我去他家做客。在擺談中我得知他又幹上了經商的老本行，把鄉親們家裏的雞鴨及蛋類收購起來販運到城裏去賣……從中賺差價，這使他又成為農村中率先富起來的人。我為他感到高興，我更祈願那荒唐的階級鬥爭鬧劇永遠不要再在這塊飽經磨難的土地上重演。

　　作者簡介

　　章孟傑，男，1964年7月初中畢業於重慶二中，當年9月5日下鄉，落戶巴中縣雙鳳公社林場，任林場團支部書記。1978年7月考入大學中文係學習，畢業分配於重慶小龍坎職業中學任教。現為中學高級語文教師，中國民主促進會沙坪壩區常務副主委，區第八屆、第九屆政協委員，區第十四屆、十五屆人大代表，區台胞台屬聯誼會副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