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聲的群落：續編（上卷）

10、龍泉山中十度秋

　　萬曉農

　　懷念“羅修。”

　　我下鄉的成都市龍泉區茶店公社石經大隊，是典型的深丘型山區，離繁華都市並不遠，坐汽車最多隻有一個小時的路程，而當時感覺知青的人生旅途卻還很遙遠……仿佛沒有盡頭。我所在的公社有“文革”前兩屆和“文革”中兩屆知青在這裏插隊落戶及辦農場。不到兩百的知青中，有四個在農村走完了人生旅程，其中三個是自己給年輕的生命畫上了句號：一個女知青因與農村青年感情糾葛而服農藥自盡；另一個女知青是在進大學培訓快結束時因為婚姻的不如意而上吊自殺；還有一個更年輕的男知青在農場失火後不能忍受旁人對自己縱火的嫌疑，選擇了讓公路上的汽車來帶走自己的生命。為了避免給司機帶來麻煩，他沒有忘記在自己身上揣上遺書。

　　時代的冷酷未能凍僵知青們的同情之心，兔死狐悲，況同類乎！但隨著時間推移……印象已經逐漸淡漠。然而，那個在自己土地上直到累倒再也沒有站起來的知青……沒有誰能忘記，也不可能忘記。他用生命留下一篇無言的下鄉祭文，給我們仍然行進在人生旅途中的知青們永久的哀痛和深沉的啟迪。

　　他就是羅自強，成都九中高六四級畢業生，學生會幹部，成都市上山下鄉知識青年培訓班一期學員。1964年11月29日到成都市龍泉區茶店紅旗五隊插隊，後又搬遷到古井一隊落戶。

　　羅自強身材不高，敦篤結實。他待人坦誠，勤懇踏實，樸素節儉，自視很高，卻從不顯山露水。記得有次在古井溝我們搞了條狗會餐，幾個老饕弄好調料就守在鍋邊，熟一塊吃一塊，隻有他一直做紅案師傅砍狗肉，堅持到把最後一塊丟進鍋裏，而先吃的知青們已經在鼓腹而歌了。

　　他生性倔強，疾惡如仇，有獨特的見解，從不人雲亦雲。經常麵帶笑容的他，卻是眼裏容不得沙子的人。大概是他太愛提出意見和修正人家的看法，大家稱他為“羅修”。他堅持自己的原則，可以到別人難以理解的程度，使我們一般朋友覺得他偏激到了有些心胸狹隘的地步。如公社某領導曾與他發生爭執，幾年之後，這位領導居然不計前嫌，根據“羅修”為人和文化水平推薦他去公社中學代課，別人求之不得的好事，“羅修”卻堅辭不就。他認定這位領導虛偽，拒絕跟他妥協。又比如，下鄉三年後，他對我們說知青小組的存在，妨礙了與貧下中農打成一片真正結合，“擠入”勞動人民門庭的知青長期在一個屋簷下生活，彼此的弱點產生共鳴，不利於思想改造；相互優點的棱角經常碰撞，又容易產生矛盾；生活上的互助則導致不能獨立。他甚至認為組上頗具愛美之心收拾打扮的女知青小資情調太嚴重，在一個屋簷下已是冰炭不相容。於是，他不惜頗費周折地從紅旗大隊遷到古井大隊，開了茶店知青小組分家獨過的先河。在“羅修”的理論和實踐的影響下，知青小組紛紛掀起分家熱潮，知青小組由大到小，變成一人或兩三人的組合。

　　公社領導都知道“羅修”原則性強，就動員他到五匠辦公室當了會計，因為農村的石匠、木匠、騸豬匠等匠人，個個是能人，走鄉串戶，腦袋靈光，能掐會算，慣鑽空子，原來的會計被這些奸狡巨猾的匠人搞得頭暈腦漲，賬目有偏差，領導和生產隊都不滿意。“羅修”頭腦清晰，堅持原則，遞煙來不抽，坐茶館不去，打平夥不來，應當繳的管理費一分不讓，該劃給生產隊補貼的一分不少，連管五匠辦公室的領導找五匠辦事，也照樣收費。這樣一來，原來認為“羅修”管得太嚴的匠人終於覺得應當像這樣管理了。“羅修”給誰都不留情麵，有的匠人，戲稱他為“白臉包公”，因為“羅修”的臉皮雖經太陽暴曬仍十分的白淨。

　　“羅修”性格內向，行為靦腆，能符合他標準的又能夠接觸到的女知青非常有限……我知道有幾個他印象很好的女知青，可是還沒有來得及深交，已經被其他勇敢的男知青搶先一步了。以“羅修”謙謙君子的為人，是恥於和人爭奪女朋友的，哪怕是自己心儀的人。就這樣，他與能夠相知相識的一些女知青次第交臂而過。

　　下鄉八九年，在大部分知青已經招工返城後，“羅修”仍然與我一樣孤身一人形影相吊。一次我們仍在農村的知青一起談到結婚安家和出路問題時，我說雖然自己已經和農村姑娘相過親，但終於沒有勇氣在農村安家，他笑著而又慎重地說在農村安家的路可能由他來帶頭走第一步。果然在我下鄉十年招工回城後不久的1976年，通過公社管理知青的陳書記介紹，“羅修”由知青大哥薑蜀菱陪伴到我曾經插隊的石經大隊相親，跟隊裏的赤腳醫生湯群芳交了朋友，並很快結了婚，當了上門女婿，成了知青中為數極少的徹底紮根派。據參加他婚禮的知青講，婚禮雖然喜慶，但“羅修”的情緒並不太高。

　　他嶽父母年紀大，有慢性病，身體極差，藥罐不離身。妻子是幺女，幾個姐姐遠嫁他鄉，不能指望幫助，生活頗為艱難。有了孩子後，夫妻倆經濟負擔更加沉重……就是在這種情形下，“羅修”仍然拒絕了城市中父母的經濟資助。他母親退休時，他毫不猶豫讓在城裏的弟弟頂替了母親的工作。後來他被安排在鄉供銷社工作。工作期間由於供銷社離家較遠，為了省錢，他中午不到食堂買飯，自己煮麵……但常常碗裏沒有一點油星。20世紀70年代末，農村實行家庭承包分地到戶後，土地無勞力耕種，他又要承擔田間勞作，於是爭取調大隊供銷社工作，以便離家近一點。這樣上班時間幹會計，休息時間下地種莊稼。人到中年，白日夜晚地奔波，他沒有叫苦叫窮叫累，隻是默默地在自己選擇的崎嶇山路上負重蹣跚而行。

　　“羅修”的精神世界裏有著知識分子的獨立執著和自尊自信，而他的生活地位的卑微、生存方式的艱辛、家庭的重負、處境的艱難，使自尊和自卑在他內心激烈地交織，深陷於不解矛盾的異常痛苦中，特別是在多數知青回城有了工作，生活變化很大後。這種壓力是我們跳出農村的知青難以想象和承受的。我也不相信這就是“羅修”追求的理想生活，但我們沒有資格去非議他無奈的選擇，因為這是對一貫特立獨行的“羅修”的一種侮辱和傷害。內蘊很深的“羅修”肯定是明白這一切的，周圍已經沒有人能夠和他進行靈魂深處的溝通和交流了。他唯有坦然麵對一切，並用知識分子僅存的自尊和矜持的硬而脆的外殼來極力掩飾和保護自己。

　　我每次回鄉會知青朋友，第一個便是探望他，一是擔心和同情他的處境，二是怕他會誤解老朋友瞧不起他，從而封閉自己。每當我詢問他的生活情況，他都會如實相告。但如果我話中流露過多的同情，他很敏感，會憤然用“農民都過得下去……我有啥過不得”諸如此類的話堵口拒談。記得一次我帶幾歲大的兒子到大隊供銷社，請他也帶孩子到尚有不少知青教書的茶店中學會麵敘談。他女兒正好在那兒，也是五六歲，穿一身褪色陳舊帶補丁的小紅花布衣服，腳上一雙自做的白底毛邊黑布鞋，褲腳邊沾滿泥土。聽說要去中學會朋友，孩子抬頭滿懷期望地看著爸爸。“羅修”看了看女兒，然後搖搖頭說，這個樣子，不帶她去。我看到女孩馬上低頭掉淚的樣子，斷然地對“羅修”說，這有啥子嘛，農村就是這樣，未必知青還會嫌棄嗎？這下點破了“羅修”的心病，他才帶女兒一起到了茶店中學。

　　回來後我就想，知青在農村紮根這條路太難走了，艱難的不僅是生活和勞動，而且要麵對城鄉巨大差距帶給他們的難以承受的精神壓力。

　　“羅修”有著強烈的責任心，不管是對工作、對社會、對同事，還是對家庭均是如此。知青薑蜀菱到區廣播局當領導後，正好那裏缺會計，考慮到“羅修”家庭經濟困難，打算讓他去。但“羅修”以怕遠離家庭後當“陳世美”為由，謝絕了改變自己境遇的又一個難得的機會，因為他覺得家裏太缺勞動力離不開他。直到現在，知青大組長薑蜀菱還為沒有能說服“羅修”到區上工作改變處境而自責不已。

　　清貧的生活、繁重的勞作、精神的重負和隱藏已久的疾病終於擊倒了不肯服輸的“羅修”。那是1986年深秋種小春作物的忙碌季節，10月20日那天中午，他剛下班回家便挑起一擔幹糞到山頂的責任地種小麥，家人煮好飯等他。可是兩點過了還不見回來，喊叫又無人應。妻子上山後才發現他已經麵朝黃土背朝天地倒在了自己的土地上，雙手還使勁地深深插進剛翻過的泥土中。他手指出血，麵色發紫……嘴張著仿佛還在痛苦地大聲喘息。後來從醫生的口中才知道“羅修”早已查出心髒有病，醫生吩咐過他不要勞累過度，但他沒有告訴任何人，也沒有卸掉自己肩上的一兩負荷，就這樣過早地跑完了生命的全程。當我剛聽到這個令人震驚的消息時，腦子裏冒出的第一個詞就是“玉碎”。

　　追悼會上眾知青的悲痛自不必說，分管知青的女書記是發自內心的痛哭和檢討。

　　遺留問題處理也較順利，眾知青給“羅修”的孩子籌集了一筆基金，資助他們繼續讀書。作為他的摯友之一，我當時很想為“羅修”說點或寫點什麽，但心緒太亂，直到多年後才強烈地感覺到有很多的欠債要還，特別是“羅修”的下鄉之祭……

　　歲月蹉跎，青春無愧；勇於執著，疏於變通；玉碎難能貴，瓦全不足珍；蓋棺亮全節，終究誌高存。能按照自己選擇的路一直走到底的人是大浪淘過的金沙，保持性格完整，堅持初衷並非易事，“羅修”，你清貧一生輝耀著的執著和堅貞，照出我們精神的些許蒼白，你不苟不染的傲骨和清影將促掃我們內心的積塵。我們會永遠記得你―一個真正在農村紮根的老知青。“羅修”兄，你安息吧！

　　相親記

　　20世紀70年代初，我下鄉七八年了，知青組五個知青四個已經招工返城，隻剩下我孑然一身。男大二十五，衣破無人補。家無老婆是鬼窩，知青亦難免俗。還真有說不出的苦。我也不是冷血，但自從一次與女知青交友努力未果後就無東山再起之心。俗話說“一撥水，一撥魚”，不知不覺中，這撥知青水中的“魚”在水波不驚的情形下都名花有主了。在蹉跎歲月中，我自然在眾知青中成了重點幫困對象，還有幸享受了眾朋友相助相陪相親的豪華待遇。

　　一天，知青張哥約我等場上茶鋪見。他先批評我在婚姻問題上“抓而不緊，等於不抓”，又推出“三個麵向”（老知青、新知青、回鄉青年）還說“紅苕花。”

　　亦光彩照人。原來經張哥等牽線搭橋和推薦引進，公社謝社長看這批知青不錯，踏實肯幹能吃苦，願為自己初中畢業的侄女招女婿。我問誰是推薦對象？吳小娃朝我擠眉弄眼壞笑：該你娃交桃花運嘍。我說開不得玩笑。張哥方正顏道，那回謝社長親眼見你光胴胴披個圍腰穿條短褲，在石經寺廟門田壩犁田，與農民別無二樣，他曉得你文化水平也不錯，所以點明招你。那時我下鄉已八年，再教育的課已上了兩個大學的時間，猶未畢業。七尺男兒之軀，已近四七之齡，感情未曾麻木，無“魚”也苦惱，結婚安家也該提上議事日程；另一方麵，一想到農村安家一輩子紮根，又覺得這樣認命於現實，內心又很不踏實。我好猶豫。朋友們卻不管我的心情，紛紛慫恿我去相親，說是至少多探條路走，並保證消息不擴散。

　　衝著兄弟夥的熱情和關心，我終於點頭，引出了這一段難忘的農村相親的故事。

　　下一逢場天，張哥、吳小娃、郭眼鏡和我借了四輛加重自行車浩浩蕩蕩出發相親……折合成現時標準，起碼也相當於一列的小轎車隊了。不知是興奮過度還是緊張不安，或是久不騎車車技失常，出門下茶店的陡坡一個急刹車摔我個大跟鬥，把張哥吩咐我穿得整齊一點的衣服弄得泥巴皺皺的，頗是狼狽，或許這是老天在預示此事的不順？

　　相親的方式是明修棧道，暗渡陳倉，借口替社長順路送信，實際去偷窺他侄女的芳容及了解家庭條件。郭眼鏡說為了突出重點，一定要讓我走在最前麵，免得女方看走眼。按信上地址，在賈家場附近一個桃花盛開的村莊魚塘旁找到姑娘的家……這是一個冷落僻靜的農家院子。張哥是個急性子，他邊喊邊敲門邊闖將進去，我緊跟其後。屋裏出來一個姑娘，個子不高，圓圓的臉上雙眼明亮有神，皮膚白裏透紅，留著長辮，一身褪色淺紅小花衣服，手拿圍腰，腳下一雙自做布鞋。見四個牛高馬大的陌生小夥子，一臉惶惑。張哥忙說，趕場順路替你叔叔帶信。交信時，重點指著我介紹說，這是在茶店中學代課的萬老師，都是你叔叔的屬下。

　　姑娘忙喊請坐，說父母均趕場未歸，便進去給我們燒開水。

　　我們趁機將姑娘的家打量了一番。這是普通三間農村住房，幹淨整潔，陳設簡單……堂屋隻有一張方桌和四張條凳、兩把竹椅和一個糧櫃。牆壁上有樣板戲畫片和一家人的照片。一會兒，姑娘給我們一人端出一碗開水，原來竟是糖水雞蛋。三人謝過邊喝邊閑聊。我心懷鬼胎，坐立不安，說了些什麽話一點也記不住。過了一個時辰，張哥猛使眼色，於是大家告辭。

　　歸途中，各人發表高見。張哥說姑娘很勤快，居家過日子不錯。“眼鏡”說形象通得過，遺憾個子偏矮。小娃說文化也將就，關鍵你看得起不？我說，女娃眉眼也很端正，還有點希臘鼻子味道，但你幾爺子不要逼我，人家還蒙在鼓裏。張哥說，等她看了信就知道了。我說，幸好她還沒來得及看信，不然搞得大家都不好意思，因為信中謝社長寫明了相親的來由並簡單介紹了我的情況。張哥拍著胸膛說，隻要你看得起，我保證說通。我苦笑說，成了你們試驗品，還不曉得人家啥意見，等有消息再說。

　　相親一個月來無消息，我想，秘密狀態下的相親，不聲不響地結束最好。不料一天中午，謝社長親自來茶店中學我處，掏出封信，叫我先看信，後談想法。我一來從未享受過公社首長單獨接見的待遇，二來此等重要事情居然就在這封信中，頓時心頭七上八下，腦袋有些發暈，接信時手都有些發抖。姑娘在信中提了三個問題：一、為啥代課未轉正；二、為啥現在還沒解決個人問題；三、是否決心在農村紮根。解答前兩個問題雖費口舌，但說得清楚，最後一個問題卻使我陷入沉思。戴著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紀念章下鄉，接受了八年“再教育”，其間我栽秧打穀、挑水澆糞、犁田耙地、砍草抬石、擔沙麵土，吃紅苕湯，穿千層衣，住茅草房，當五好社員、先進知青……可現實的鋤頭鏟不掉希望變化的幼苗，幻想的絲線總是在編織理想之夢，我像一顆隨風飄蕩的種子，直到此時也未找到落地生根的感覺。誠然，知青與村姑結合並不標誌同化、退化或進化，但有勇氣在農村安家的畢竟鳳毛麟角。姑娘頭腦非常清醒，提問麵對嚴酷的現實，她不想也不會丟失自己。作為特殊時代產物的知青，我是否在丟失自己呢？丟掉幻想，就丟掉希望，就可能放棄將來，雖然未來還是未知，但安於現狀可能禁錮自己。捫心自問，我的確沒有在農村安家紮根的思想準備，還想讀書，充實自己。既然如此為什麽還要去相親呢？還搞得那麽隆重？我突然想到這個問題，額頭立馬冒出不爭氣的汗珠。我想如果麵前有一麵鏡子，那裏麵一定是天下最難看難受的麵孔。

　　既然無可回避，我便吞吞吐吐如實說完自己的想法，準備硬著頭皮挨一頓訓。不料謝社長聽罷，沉默良久，然後說：“你說的是老實話，沒有幾個知青是打算真心實意在農村紮根的。這事就算了，以後再說。”

　　這次相親的結局是禍是福我不知也不想知。不過相親之後，我曾兩次作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被推薦上大學，一次名單僅到公社，一次到區，均無果而終。兩年後，憑知青政策“三抽一”回城，我讀書的心願才勉強得以滿足。

　　難忘農村十年，使我現在活得充實；忘不了那次相親隻見過一麵姓袁的農村姑娘……是她讓我在關鍵時刻認真思考人生，不要在生活中迷失自己；忘不了熱心腸的張哥、關心我的知青朋友和農村那次相親。

　　捉賊記

　　在鄉下，我有一次非常成功的捉賊經曆。我隻身一人僅憑觀察、分析和判斷，在最短的時間破案，這對福爾摩斯迷的我來講，在平淡的知青生活中無疑比趕場吃了份回鍋肉更令人興奮。但這一頗有戲劇性的經曆最終沒有使我高興起來，反而好幾年都像有塊難消化的冷紅苕哽在心頭。

　　隊上給知青修的茅草屋，孤零零地坐落在半山坡。與屋前僅相隔一塊地，是一大片蒼勁的柏樹林，著名古刹石經寺便掩藏在這參天古木裏。1967年“文革”中，知青組上其他人返城未歸，我一人在隊勞動。初冬的嚴霜染白屋頂，地裏胡豆苗凍得皺眉縮眼，砍過草的山坡更顯荒涼寒峭。一天傍晚收工回家，發現枕頭下15元過冬錢不見了。當時，我父親被關進“牛棚”，母親沒有了工作，五兄妹全都下鄉，我所在的生產隊一個勞動日僅值兩角錢，過冬錢來得不易，15元錢按工分值算大約得辛辛苦苦掙三個月。我頓時腦袋發熱，渾身冒汗。是否放錯地方了？

　　東翻西抄找了幾圈，最後隻好承認現實。急而無用不如冷靜思考。如果找隊長報案，不僅於事無補反招人恥笑，而且也有違我萬事不求人的信條。平時不是愛看偵探小說嗎？不如自己破案吧。想到這裏，我晚飯也沒有心思做了，獨自坐在灶前冥思苦想。

　　我落戶的生產隊是個響當當的窮隊，社員是清一色的貧下中農，在全大隊都是老實巴交出名的，對我們極好，甚至還不止一次集體保護我免受“文革”中不同觀點群眾組織的暴行，知青的東西從未遺失或被盜。我們也很放心，鑰匙常塞在門邊石凳下，但除知青外無人知道這秘密。失竊後門鎖完好無損，作案者顯然一定知道鑰匙放在什麽地方。如果是流竄犯光顧，損失就不止15元錢了。熟識的外隊知青朋友知道拿鑰匙進門歇腳或煮飯，我們知青小組算得上是當時頗有人氣的小小接待站，但深信朋友中無這類小人，如事急用錢必會留下字條說明原委。還有誰呢？房左側是保管室和豬圈，而常從石經寺林盤中出來走知青屋旁小路的人，可能會看見我拿放鑰匙而找到放鑰匙的地方。

　　我開始逐一將必須或經常走這條路的人排隊，最可疑是那個“一人吃飽全家不餓……穿身衣服全家不冷”的單身漢富某。這人小時候從紅旗大隊過繼到我隊，但父母、養父母早已去世。誰也不知道他的生日和年齡，身高僅有一米五左右，營養不良發育不全的娃娃臉上更看不出他的實際年紀，不過從他大煉鋼鐵時就到威遠挖過煤這件事來推測，應在30歲以上。因為當年挖煤時腳受過傷，富某隻能幹輕活，出工也是三天打魚兩天曬網，日子飽一頓饑一頓，是隊上唯一的困難戶。當地民政部門每年冬季救濟棉衣、夏季補助蚊帳，而他則夏季賣棉衣買肉，冬季用蚊帳換酒。加上“文革”有段時間聽人使喚在公路上攔車混頓飯吃，在大隊乃至公社還小有名氣。我也經常被安排與他一起給棉花打農藥，因為我能給農藥準確定量，而他則是膽大不怕農藥毒害。由於愛幫忙，他在隊上人緣還好。經常有社員想陪老婆睡覺不願去值夜守曬壩，就叫他來吃晚飯，飽餐後富某就高高興興地扛著爛被蓋去曬壩了。在山路上他會吼開嘹亮悠揚的龍泉山歌，這時大家都知道富某又在替人守夜了。富某雖無偷摸壞名聲，占小便宜卻是常事。入冬農活少，隊長怕他工分掙不夠，安排他幫飼養員喂豬，經常路過此路。我越想越可疑，怕他跑掉，打算連夜去追查。轉眼一想，他要跑早溜之大吉無法找到了。好事不在忙上，且山陡月黑路難走，最好還是等明天一早去，察言觀色，見機行事，有線索還愁破不了案麽！想到這裏，我才塞把柴草進灶堂熱飯。

　　第二天天剛亮，滿坡的茅屋開始冒出陣陣炊煙，我出門去找富某。在離知青屋約半裏遠的山坡上，一個破爛低矮茅草屋小三合院，片石混泥牆，隙牙漏縫，煙熏四壁不見本色，住著他和兩個孤寡老人。那是我隊最高的居住點，也是剛下鄉時的知青暫住地。兩個老人尚未起來，富某穿黑布破棉襖，蹲在門檻上抽葉子煙。

　　平時做活路喊我“眼鏡”、“四眼狗”的常開玩笑，今天見我居然沒打招呼，有些反常。看來他心中有鬼，我心裏也有了三分把握。於是我板著臉叫他過來，一方麵在試探他，一方麵我也怕驚動兩個老人引起不必要的麻煩。富某看了一下左右，猶豫一陣，很聽話地來到院外大杏樹下，這使我的懷疑再增加一分。他站在我麵前，瞟了我一眼，正碰上我審視的尖利目光，便盯著地麵使勁嘬葉子煙，也沒問有啥事，那眼光分明帶著羞愧難言的神色。我的把握增至五分，便開始了預想的心理戰。“你做的事我都曉得了。”“我又沒有做什麽事。”底氣不足的回答又增添我兩分把握。我語氣肯定地說：“你以為沒人知道，其實有人在柏樹林邊看見你從石頭下摸鑰匙開門。”富某沒有抬頭沒有反駁和其他反應，我的推斷確實沒有錯，於是繼續實施我的戰術。“你把錢還我就算了。不然先抖散骨頭，捆起來送公社，說你破壞上山下鄉，把你關起來。”不出所料，有文化的知青幾個回合就戰勝了知識貧乏的農民。威脅訛詐見效，富某當即承認從枕頭下偷走了錢，原來他確實曾見過我在石頭下取鑰匙開門。

　　破案非常順利，我不免得意，便繼續深挖細查起來，問他為啥要偷錢。他吞吞吐吐說道：“天冷沒得鞋穿，腳凍裂了口痛，想買雙農田鞋。”我這才看他一雙赤腳，有裂口能放進火柴棍。夏天見他打慣赤腳，沒想冬天仍無鞋，確實也可憐，農田鞋不過三五塊錢，我想能收回剩下的錢也好。哪知他是手散窮大方，在供銷社買鞋碰見熟人說他發財了，該請客，富某也難得有錢豪爽一盤，當即他就以煙糖酒辦了招待。吃得高興一身酒氣出來正好遇見他在紅旗大隊的大嫂，大嫂見富某提雙新鞋滿嘴油光，就數落他道，侄兒的書本費還沒有著落，你倒在街上大吃大喝。說得富某滿臉通紅，於是將剩下五元多錢交給大嫂，還說交書本費剩下的再給侄兒添頂帽子。

　　聽著富某一五一十的交代，我那破案產生的喜悅興奮漸漸消失殆盡。看著破爛的茅草房，看著穿著救濟破棉衣、打著赤腳、光著腦殼、一身精瘦弱小的富某，我半天沒有說話。富某仍蹲在地下，抬起頭來看著我，可憐巴巴地央求說：“鞋子還沒穿，在糧櫃裏。我趕場賣紅苕還你錢，你不要跟別人說。”我長歎一口氣對他說：“鞋子你還是穿起。你都是二‘五保’，板凳沒一條好的。一擔紅苕三四塊，賣了你吃啥？給你留麵子不說出去。不要再幹這蠢事了，你也經不起打。”

　　此後幾天我很不安，案破了，心情依然沉重。偷東西不值得同情，貧窮愚昧害人不淺。我對富某始終恨不起來，也沒有給社員們講過此事，除了深交的個別知青……事情過去多年，那破爛低矮的茅草屋、羞愧難言的眼光、長滿裂口的赤腳……

　　總不時在我腦海浮現。不知何年月幸運女神才能眷顧這窮鄉僻壤？

　　改革開放後，我幾次回到那個山村，但沒見到富某。聽老會計劉駝子說富某這幾年“整對了”，學會掙錢了。養了頭種羊和腳豬，或別人牽豬、羊來配種，或他趕豬、羊上門服務，收配種費，還要吃荷包蛋。聽說還準備要抱養個女兒來養老送終。劉駝子感慨道，你肯定想不到富某會有這個造化，真是世道變，人也變。

　　這消息真像一味溫胃薑湯終於融化了我因捉賊而哽在胸中幾年的冷紅苕。

　　另記：文中富某和會計劉駝背已於幾年前去世，令我不勝感慨。

　　招工記

　　我下鄉的那個山區的農民常說“上山容易下山難”，用這句話來形容知青，特別是一些“文革”前老知青的經曆可以說恰如其分，其回城的艱難和離奇甚至超出人們的想象。上山下鄉如疾風暴雨，大浪推沙，遍灑山林；招工回城像涓涓細流……曲折蜿蜒，終回大海。在這招工回城的溪流中浸透多少辛酸的眼淚、屈辱和愁煩、悲傷、喜慶。我的招工回城經曆也頗為奇特，極具磨難，令人衝冠扼腕。

　　招工初期，大多知青都未回神醒眼，第一批知青不知不覺中回城進了工廠。這一來，知青和家長們的敏感神經被觸動了，於是八仙過海，各顯神通，在下鄉五年後，五人知青小組走得隻剩下我一人。有知青和農民朋友對我說，論表現應當你先走。真誠同情也罷，廉價安慰也罷，我統統笑納稱謝而已。

　　作為從舊社會走來帶有曆史“汙點”的身為知識分子的父母，一個剛從“文革。”

　　中的“牛棚”出來，一個因病辭職在家，麵對全部下鄉（三個插隊、兩個雲南支邊）的五個知青子女，真不知道該如何是好。父親一生清白正直剛強，視開後門為不正之風和人格恥辱，除了相信、依靠組織和政府，真的沒有別的指望了。隻有在漫長的歲月中耐心地等待，像我們中間流行的自嘲那樣“前途無量（亮）奮戰（糞沾）一生（身）”了。

　　我一個人在農村又度過了刻骨銘心的五年。每天收工後，我升火做飯，在柴草火光中，我的身影與掛在灶門的熱水吊壺影，放大映在牆上，真是一幅絕妙的“形影相吊”圖。一個讀書人孤身在農村，寂靜的夜晚如果沒有煤油燈和書籍相伴，那真是難熬。而在白天我是幸運的，年輕力壯的我與山區淳樸的農民朋友一起勞動甚至比賽較量，這樣愉快相處也是令人陶醉的事。當時農村水利建設掀起高潮……山區農民興修水利的熱情驅逐了我的冷寂，衝淡了招工的誘惑，群體的和諧勞動溶解了自我封閉的凍圈。鄉上三大水利建設，我參加了其二。在勝利水庫我進入了指揮部，負責宣傳並出版工地戰報，身為“可以教育好”子女，我還真有點受寵若驚的感覺。我和知青好友國平真還把一張工地小報辦得像模像樣的。

　　勝利水利工程快完工時，剛被招工的知青好友甘國工向單位力薦並親自帶人來招我，我想，命運之神終究要眷顧我了。誰知好事多磨，公社社長說要留用此人，給朋友和招工人員一個軟釘子，隨後把我掛在南山小學代課。

　　我開始教小學一年級。小學和茶店中學共用三棟三層樓的校舍，當時在山區四個公社屬於條件較好的。和農村七八歲純真頑皮的孩子交往，讓我感到童心未泯。

　　當我教他們“大小多少”筆順筆畫時，確實有種高射炮打蚊子的感覺。在這段時間發生了一件讓我記憶猶新而又心驚膽戰的事。我班上有個孩子天生缺陷，口。

　　鼻腔直接相通，說話不清楚，同學和老師都叫他“啞巴”。他也是調皮的學生。

　　一天做課間操時我發現“啞巴”不在，同學說是還在三樓教室。當時我有種不好的預感，馬上衝上樓，進教室一看，“啞巴”踩在打開的窗戶框上，雙手攀緣在屋頂和牆壁的夾縫中正在掏麻雀窩。我又吃驚又氣憤，但不敢發作，生怕驚嚇著他摔下樓。我輕輕地告訴“啞巴”腳踩穩手抓牢，慢慢下來。“啞巴”自知行動出格，開始一步步往下移動。我靠近窗台準備接他。誰知在“啞巴”下到第二格窗框時，突然失手，在我麵前從窗戶上麵頭衝地掉下去。說時遲，那時快，我急忙伸出雙手一把抓住“啞巴”快要掉下窗台的那雙赤腳，費盡全力把“啞巴”拽進教室。這時先回到教室看到這驚險一幕的女孩們都嚇哭了，小學負責人唐老師臉色慘白，握住我的手連連說謝謝你，萬老師，要不是你救了“啞巴”，我們都不知道咋個交代。“啞巴”臉都嚇成烏紅站在窗前連眼珠都不轉了。一個男老師上前就給“啞巴”一耳光，狠狠地罵道，這麽調皮要害死老師嗎？原來“啞巴。”

　　是大隊幹部貧協主任的兒子，要真摔下三樓肯定小命玩完，那麽不僅是我，可能所有小學老師都脫不了幹係。來小學剛一年，因為中學缺老師，我又到茶店中學去了。

　　到中學先當初中班主任，把學生從初一教到畢業進高中，我又成了高中語文教師兼班主任。在此期間，曾兩次被推薦上大學都沒有成。和我相處非常好的社員羅四爸安慰我說，這是“破竹子遇到節疤”，“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這個節疤就是“破”不過去的，能推薦到鄉、區已屬不易，哪能有更多奢望？

　　在中學教書的日子是愉快和值得記憶的。學校教師和代課的眾多知青朋友相處融洽，由於正式教師多不願到山區任教，領導很器重這批代課的知青，學生也很喜歡熟悉農村、體諒農民的知青教師。我在中學做了不少事情，如組織山區農村教育調查，組織學生勤工儉學喂兔子、栽蘑菇，舉辦詩歌文學講座，編輯油印學生詩集，教學生遊泳、練武術，參與組織學校宣傳隊、球隊等，真還有種如魚得水的感覺。“自得樂讀書千卷，盡苦心栽桃植李”，很多時候我忘記了自己是沒有正式工作的知青。隻有每當夜晚我和同是知青代課教師的老董、老郭等在一起聊起蹉跎往事和渺茫未來時，在自嘲我們已具備經得起任何打擊的鋼纜神經而長嘯大笑之後，才又會惆悵地想，什麽時候才有自己的歸宿呢？

　　難道我的命運真如一位知青朋友給我算的那樣嗎？她用樹葉給我算命，說是命太硬太苦，30歲後才會轉運。我想她無非是在安慰我，希望我不要去亂想胡為罷了……可惜卻不幸而言中。

　　1976年初，我虛歲30，知青招工返城的特殊政策“三抽一”的硬指標終於落實到我家。當時我家五個是知青，大妹在攀枝花當地安置，小妹好不容易辦了病退從青神縣回家，兩個弟弟在雲南支邊。我下鄉十載，近而立之年尚未安家立業，弟弟們堅持要將此指標讓給我，父母亦同意。招工回城是好，兩個弟弟作墊底留雲南代價是何等之大！做大哥的將何以為報？再說十年時間，是坨生肉也長骨頭上了，社員待我不薄，師生相處甚善，教學效果不錯，我願教書，能教好書，哪怕在這窮鄉僻壤。但成為正式教師是最低的合理要求。學校領導把我的意見通過鄉領導向區教育局反映，回答是無法保證轉正。我真的無話可說，加上“三抽一。”

　　招工名單已定，焉能浪費這來之不易的指標？隻好惜別我喜愛的學校師生和待我甚善的農民朋友，決定走知青招工之路。

　　在招工單位市二輕局來人到公社辦理招工事宜期間，正巧，父親單位有了招工指標，能照應家庭，當然最好。為此，與我同時被招工的知青朋友楊代欣多次幫我與招工單位斡旋，並與區“安辦”講明情況，同意我等待父親單位來招工。

　　不久，父親單位果然如願前來招工。我想人生的竹節疤不可能太多，這次該是水到渠成不可能再節外生枝了。公社綠燈放行，不料到區上辦手續時，區“安辦。”

　　主任突然翻臉不認，說上次二輕局來招工你不去視為自動放棄，不能二次招工。

　　我說是你親口同意讓我父親單位招我，我才沒有到二輕係統的。誰知回答是：“我是答應過，但現在認為是錯誤的，不能辦。”我盡管可以在農村當一輩子農民……但卻絕不能受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小人對我的命運這般捉弄和侮辱。在茶店街上曾被圍攻當眾受唾的奇恥大辱我克製了，而這時候自詡為鋼纜神經的我憤怒到了不能自製，更何況指標是以兩個弟弟獻身雲南為代價替我換取的！我與知青朋友喻小庠拍桌子掀板凳與他大吵大鬧一場，一些人拖著擋著我怕打起來，一些人勸說，一些人在冷眼旁觀，整個區“安辦”亂成一團。“安辦”主任氣急敗壞地叫人請公安局派人來“安辦”抓人，但現場沒有一個人響應他。我真不知道是沒有給他循例送禮，還是他對這批知青天生有某種對立仇視心理，或是我命中注定還有這場磨難。要不是其他幹部實在看不下去主動拿招工證明文件到區辦公室去替我蓋了那個要命的章，真不知道這事會怎樣收場。遺憾的是在極度的憤懣和激動中我竟然沒有記住那個替我去蓋章的好人。

　　萬幸的是當時我的手上沒有利刃等凶器，因為當時我心中第一次產生了殺人的念頭，一霎時我理解了《水滸》描寫楊誌殺牛二時的“怒從心中起，惡向膽邊生。”

　　這一情節。原來罪與非罪的間隔真不如薄薄的一層紙。這一念之差的結果我將會成為替知青除害的英雄，殺害區幹部的凶手，而世上要多兩個冤鬼了。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不久前龍泉區知青“先代會”貼在大街上的光榮榜名單中我是排名第一的。人人皆有的求生自保的最後權利受到侵害時，就有犯罪的可能，造成這一念之差的環境和條件雖非俯拾皆是，卻是不難發生的。士可殺而不可辱，殺人不過頭點地，一個正直善良的人完全可能被逼成罪犯。每當看見那些所謂的執法者對犯了點小規、在極其困難條件下求生的弱者施暴和欺辱時，就會想起我招工時想殺人的感受。如果那些弱者被迫因此走上了犯罪的道路，那些不合格的執法者難道不也是逼人犯罪的罪犯嗎？

　　兩年後兩個弟弟有幸隨著雲南知青大返城的潮流回了家，搬掉了一直壓在我心中的大石頭。大概我人生磨難的竹節疤在前30年已經“破”完了，也或許是時代環境發生了巨變，這後30年真的比較順利，再也沒有大的坎坷。知青吳小娃對我招工回城的總結是：久等必有一禪。30年前那場招工的噩夢讓我痛憶至今，然而醒來已是豔陽高照的早晨。忘記過去是對曆史的背叛，沉湎於往昔會喪失奮起的契機。隻願生活中少一些薄情寡義的冷酷，多一份通情達理的溫馨。錯位的思維。

　　時代的局限、人為的刁難、人生的挫折無須過多地計較，飽經磨難的老知青將義無反顧地前行。

　　作者簡介

　　萬曉農，成都市第七中學高六五級應屆畢業生，1965年9月經成都市上山下鄉知識青年訓練班東五中隊培訓，1966年2月插隊成都市龍泉驛區茶店鄉石經村九組。下鄉十年間當過隊會計、代理隊長、代課教師、五好社員、先進知青。1976年4月調動回城。1982年四川省電視大學電子專業畢業，在四川省畜牧科學研究院任副院長。現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