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聲的群落：續編（上卷）

5、歲月痕

　　王安生

　　1964年9月2日，我們作為當年第二批上山下鄉的貴州省安順市49個（後來才知曉……其中46人是因父輩政治有問題而落第廢學的）知青戴著光榮花，被敲鑼打鼓地送到原安順縣白墳公社林場集體落戶。說是林場，實際是一片野林荒山，十幾戶老農和我們一起在貧瘠的山梁上開荒種地、栽樹而已。可謂“上山”了。第一年……盡管住房簡陋、擁擠，勞動艱苦，但有點糧錢供應，不知不覺也過來了。第二年就吃個人分的“人七勞三”糧（含包穀、洋芋）隻夠吃半年。基本的生活費是沒有的了。有的知青回家要錢要糧，大多數知青都因家境窘迫而艱苦忍耐勞作……1965年“四清”來了，政治上的歧視也漸漸顯現，“四清”工作組入駐林場，要人人自檢和互相檢舉有何反動言行，要分析批判、無限上綱。在幾次鬥爭會後……兩個同學被逮捕判刑。“四清”尚未結束，“文革”的旋風來了。我們幾個膽大的尋找到相關的部門和工作組成員，經過幾番力爭，才讓被冤枉的夥伴獲得自由。

　　我們都進城找到縣（後改市）委要求回城，有關部門不僅拒絕我們的要求，還不許知青逗留城市。我們父母所在單位在詢查，街道的居民委員會在清理。我們還得東躲西藏。為了減輕家裏的負擔，隻好冒名去做點小工（挖泥巴、捶石子）或找課代。經人介紹，我到了鄰近的普定縣馬官區餘官公社張官大隊代課。1968年底，我們又遵循知青要“返回原地鬧革命”的批示，紛紛回到白墳。但此時當地政府已經決定解散林場知青，把一人分到一個生產小隊（一個自然村）以防“知識分子”成堆鬧事，這無疑使我們的處境雪上加霜。

　　我被分到大山溝裏的前寨生產隊。犁田打耙後一個人回到暫住的公房生火做飯，我弄了把小刀（15厘米長）作砍柴用，誰知大隊革委會宋主任見了，說是“文攻武衛”的刀槍，予以沒收，並要我老老實實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我的性格內向自尊，想到代課時張官地方的人要和氣些，便轉點到了張官插隊。

　　本想躲開頭上的那團烏雲，但我錯了。張官有個讀到“貴大”大二又回鄉的地主子女叫汪克倫，獨自一人以遊鄉理發為生，我常在他處坐玩。他把我畫的一張鬆樹枝後一盤紅圓月題為《暮色蒼茫看勁鬆》的畫，貼在他屋裏的牆上。1971年汪某被疑為自由黨成員被捕，搜家也將畫搜去了。一天，大隊民兵連廖連長領著兩個公安人員來找我，問我與汪有些什麽反動言行？我說沒有。提到畫的事時就問我為什麽把紅太陽放在樹後麵？我解釋說，畫的題詞是暮色，時間表明是傍晚，紅圓是初升的月亮，不是太陽。他們對我吼了起來：“打胡說！現在大家都把毛主席比做紅太陽，你卻比做月亮……”等他們吼了一通後，我說：“‘暮色蒼茫看勁鬆’恰恰是毛主席說的話。”三人才無言離去。我想，大概他們是第一次知道畫的題詞是毛主席詩吧。

　　同年，普定城裏有位女青年薑蓮（化名）在張官代課。薑愛好文藝，常來我住的閣樓（其實是牛圈上矮小的糧倉）座談，我們也情趣相投，靈犀相通。她拿了我的《全唐詩》，送了我一本《海涅詩》和一本《鮑迪埃詩選》。大隊搞文藝活動……我們到區、社演出，同台共舞。我們常在月下的田園小徑散步，坐在河溪邊的草坪上敘談。張官人說我們是天生的一對、地就的一雙。誰知有一次她回家轉來氣憤地告訴我，大隊老汪支書和民兵連廖連長在縣城開會時去了她家一趟，談到我時，廖連長告訴她父親：王安生政治不清，公安常調查他的問題，他把張官大隊民兵連的花名冊提供給某個“四類分子”……她父親（一個企業的支書）聽後嚇了一跳，盡管老支書為我解釋，她父親仍然把她訓斥了一頓，並不準她與我來往。我找到廖連長生氣地說：“民兵花名冊是你要我幫忙整理、複寫上報公社的……我未留一個字。現在有人說我提供給了某個‘四類分子’，你要為我澄清。”

　　廖矢口否認，我一氣之下，未提名地罵了他幾句。

　　對於與薑蓮的交往，我心裏其實也有些茫然：自己處境惡劣，前程渺茫，生怕誤了人家。此事過後，我漸漸退卻。但薑蓮卻一往情深。不久，她參工回到縣城，回城以後，她還一再來信表明心跡。我還記得其中一句話是“山高壓不斷山泉水”。但我還是請人婉言轉告了我的歉意。以後她又因病難愈，不幸英年早逝。為此我一輩子都很內疚。

　　我在張官教書，在田間地裏勞作，摸爬滾打地和張官人開鑿地下陰河水，從鄰近工廠引進電力（這在當時的農村寥寥無幾）抬石頭砌洞門，采購電灌設備並參與安裝，幫助鄰近大隊架線安裝和維修電灌設備，還說服張官人購置了廣播設備……豐富了文化生活。

　　這時，我隻有兩個心願：一是努力表現自己，擺脫纏繞在頭上那可怕的幽靈；二是使自己的生活有點生機。但事與願違，接下來幾年發生的事，讓我更加悲觀失望，意冷心灰。

　　1971年修湘黔鐵路，我積極地報了名，但大小隊領導都關心地說：“修完了還得回來，不去也罷。以後有抽調的機會我們不留你。”我知道他們是（留人做事）

　　好意，就留了下來。誰知參加修築湘黔路的知青和社青後來都安排了工作。

　　1972年貴州省六枝煤礦局來招工，每個公社都發了招工表，我沒有得到招工表，就跑到區裏找到煤礦局的招工人員，作了自我介紹，他們都說“你們知青也正是我們要招的對象”，還特地發了一張招工表給我。我工工整整地填好表，請生產隊隊長簽了字，請大隊壓了印，跑到公社蓋了章，親自送到招工人員手裏，體檢完後，就回隊勞動，靜候佳音。後來聽說被招上的都走了，我又跑到區裏找到尚未撤走的兩位招工人員詢問，回答是：“他們說，貧下中農不讓你走。”我沒有追問“他們”是誰，默默地回到了生產隊。

　　1973年，大學招工農兵學員，公社發給了我一張招生表，我認認真真地填寫，父親曾任過國民黨南京行營文書的曆史問題也照樣填了上去，並在說明欄中要求在年齡上放寬一二。結果自然榜上無名。我不甘心地寫了封信到安順地區招生辦詢問，恰巧我的一位中學老師知道後，打電話詢問普定縣招生辦，縣招辦有個抽調上去又認識我的知青打電話詢問馬官區招生人員“為什麽不見王安生的招生表。”

　　……回答是：“他的年齡大了，貧下中農不讓他走。”那天，我爬上了張官北麵最高的龍叉山山頂，環望著四麵的群山、河流、林莽，想到這世界如此的蒼宏巨大……而人卻如此的渺小、卑微和劣邪。我們下鄉時，從動員到落戶生產隊，也才僅僅三天的時日，為什麽回城卻如此的艱難？我曾兩次遊張官西麵三公裏處玉關山上幽深的廟宇，如果不是惦記家人，我也許就削發為僧了。

　　20世紀70年代，人民公社集體經濟逐步走向崩潰。張官地方年終結算每個工（10分）僅為3角5分上下，扣去口糧款，所剩無幾。農村生活十分艱苦，即使我是單身一人，也常以紅薯、洋芋當頓。農忙時，冷飯冷菜的也將就下肚，1973年就得了個十二指腸潰瘍。這一年秋收後，生產隊庫房失火，為搶糧食，我和幾個社員鑽進著火的房裏扒穀子，被落下的檁子木打在腰上，當時無錢醫治，留下了殘疾……以後一逢陰雨天就複發痛疼。這兩病折騰我至今。

　　農民就更苦了。那幾年，張官大隊在青黃不接時就發生了以下事情：六、七月，汪雲和、汪儉武等幾戶人家就開始扳下剛冒紅纓的嫩包穀，用刀削下剛含漿的包穀米，舂碎了煮稀飯吃；汪芳家兩夫婦和一個少年兒子，四月間就吃完了年前分得的口糧，先是向親朋借了些吃，然後就賣新穀，即借別人100斤穀子，秋收分到新穀後還120斤；汪良發借別人40元錢，秋後還130斤穀子，這實際就是高利貸。

　　唐詩曰：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前瘡，剜卻心頭肉。想不到，一千多年前古人所言之事，我有幸得見了。諶貴益家兩娘母、趙姑娘家四爺崽隻好出門遊鄉乞討要飯。

　　其實，每年兩次大小季青黃不接時期，上級都有幾次返銷糧（包穀）劃分到各大隊，供應缺糧戶。雖然是杯水車薪，但還是解決了部分缺糧戶眼前的困難。1974年，新官有幾個大隊幹部竟然私分了部分返銷糧。此事在張官兩個自然村傳得沸沸揚揚。五個生產隊的隊長和會計又都是對糧食極其敏感的人，集在一起議定：

　　拒絕將大隊劃撥到各生產隊的工分參加分糧分錢。那時的大隊一級不是經濟實體……大隊幹部是按每年固定補貼和出差、開會的工分劃撥到各小隊參加分配。

　　我是五隊會計，也拒分了大隊工分（其中也包括我的大隊工分）的錢糧。張官兩個自然村是以汪、林姓為家族的寨子，這事拖到年底，有三個隊因家族壓力，也就分了。隻有二隊和五隊一直不分。大隊幹部中，就有人造我和隊長的輿論。那年春節前我與女知青杜某某結婚，有個大隊幹部出麵對五隊隊長和我說，因為我幫過每個小隊的忙，可由大隊出麵，叫每個小隊各支持我一些穀子辦喜事。五隊隊長說：“謝謝大隊的關心。王安生的事，我們五隊會解決。”我本人也拒絕了大隊某些人的“好意”。這就使我與個別領導的關係緊張起來，我和新婚的妻子因此丟了在張官的教書工作。薛家大隊和我關係甚好，因我幫他們大隊安燈架線……安裝水泵和維修，凡逢布依族的節日，他們都要邀我過去的。聽說此事後，他們憤然新辦了隻有一個班的學校，讓我妻子去教書。我又回五隊勞動，兼管大小隊水泵的抽水和維修工作。

　　插隊落戶那些年，我很少回家。張官大隊，高傍田多，陰河洞裏6K9的大水泵有半年多都要抽水。我白天勞動，晚上抽水。那年年終，我大、小隊的工分合計有四千多分。這本來應該說明我勞苦功高，誰知卻引出了個插曲來。

　　一天，縣知青辦有兩位領導到張官了解我的情況（後來我才知道是準備安排抽調我的事）找到我問了一下情況，就批評我和群眾關係不好，不尊重領導。我才知道他們是先與某大隊領導見過麵後才找到我的，我說與群眾關係好不好，你們應該多找幾位領導和群眾問問。誰知這話竟惹得其中一位訓斥起我來：“我們已經問了，一年360天，就算你天天出工，也才3600分，咋你就有四千多分？”我無言了，也不想解釋，任他們再換什麽話題問我，我一言不發，直至他們走出屋去……我也未說一句話。自然，這次抽調又泡湯了。下鄉插隊11年了，我也曾有幾次抽調就業和讀書的機會，都因這樣那樣的原因而落空，這次泡湯也無所謂了。“豈有豪情似舊時，花開花落兩由之”。謗的由他謗，怪的由他怪吧！

　　1974年11月，上麵派來了工作組，在大隊召開大小隊幹部學習班，是搞什麽運動記不清了。按例，區、社幹部也參加了家住所在大隊的學習班。學習班開辦的第二天，由“文革”造反派頭頭而吐故納新上來的副支書在會上發言，當他談到張官情況時說到“有的人不好好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反過來要教育貧下中農”時……我的心頓了一下，就站了起來說：“支書，打斷你一下。請問，在張官，有哪個沒有好好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副支書說：“我又沒有提你王安生的名字，你急哪樣？”我說：“在張官，就隻有我和杜（我的妻子）是下鄉知青，除此之外，還有哪個？”副支書擺出領導架勢吼道：“今天，我是在談張官的階級鬥爭路線問題，你們下鄉知青隻有好好接受貧下中農的教育，不要擾亂會場！”我說……“是你說到知青問題，我也才和你談知青問題。”副支書說：“你是要反過來教育貧下中農嘍。”我也忍耐不住了：“張官貧下中農給我的任何批評教育，我都虛心接受，你代表不了貧下中農。今天你說不清楚你說的話，我就要教育你。”副支書紅了臉吼道：“你反了你！”這時，有人喊了句：“把他捆起來！”我聽那聲音，就知道是廖連長的聲音。聽到這句話，我反而冷靜了下來，心裏一下把人間所有的榮辱都拋之天外，我走到會場上背了雙手說：“捆嘛。”會場竟一下靜了下來。這時，一個剛安排在區裏工作的複退軍人林開勝站了起來，走到我身邊，掃了全會場一眼說：“今天哪個要捆王安生，就先把我捆起來。”我看了他一下，淚水猛地湧上眼眶，但很快又收了回去。這時老汪支書和五隊隊長邊說邊上前來拍我的肩膀：“安生，不要著急。”大隊長汪克賢上來拉林開勝回原位坐下，幾個生產隊長和會計在嘟囔：“照這樣，張官要捆的人太多了。”“老子不幹了！”。而工作組的三個人一直一言不發。我毅然離開會場回了家。

　　晚上，大隊長、二隊和五隊隊長來到我的住處安慰我：“不要理他，他是誰都要整，又整不到誰的。”我說：“怎麽整，我都無所謂。要命的是以後抽調更無望了。”這時候，有個年輕的工作組隊員小焦也來到我處，說了些同情和支持我的話，又關心地問我：“他們要捆你，你不害怕？”我說：“我已經是在社會的最底層了，要捆，隻有捆去監獄。進去幾年出來，或許還有條出路。”他默然了。

　　誰知這小焦因為到我處一趟，第二天下午，便被調走了。我感覺到頭上的陰雲又重了一層。我本想不再參加這學習班的了，無奈管著學習班的夥食賬，又隻得硬著頭皮坐在那裏。

　　天有征象，來學習班的這幾天都是忽大忽小的連綿秋雨，陰河洞裏抽水的電機必須抬上洞口來，以防水淹。那年月，購置一套水泵和電機非常困難，洞裏的這套設備還是我和木支書（那時我們關係很好，他曾動員我入黨，是我明白自己的底牌花，謝絕了。辛苦奔波從一家軍工廠購來的，一旦被淹，六百多畝高傍田就要望天落雨、歉收過半了。以前抬這電機都有我參加，這次是由民兵副連長汪克仁叫了幾個黨團員去的。

　　晌午時分，副連長回到學習班，把我叫出來說：“出事了，抬電機的繩子斷了，電機滾進了陰河洞。”我一驚，說：“去看看。”陰河洞在寨子南麵一公裏遠的山腳下，我進洞一看，山水還在淌進陰河，陰河麵上漂蕩著肮髒物片，一潭渾濁水。幾個人傻著眼站在洞壁邊問我怎麽辦，我說：“隻有下去撈。”“六七米深……哪個敢下去？”我說：“我試試。”我叫兩人回寨拿來了一卷的鋼筋和一個花蘭螺絲，我把鋼筋和花蘭螺絲的一頭連接在一起說：“我下去摸摸，先明確電機位置，再用花蘭螺絲去勾住電機的吊環拉上來。”大家都說：“你要注意安全，萬一不行，不要勉強。”我說：“先明確電機位置再說。”便脫了衣褲，推開水麵漂浮的髒物，一頭鑽了下去。憑著對陰河口開鑿時的記憶，我順著底部往下摸索，憋不住了，上來換了口氣，第二次便直接潛向最深處。我十分明白，陰河的暗流就在距我兩米處流淌。我緊緊抓住岩石摸索，摸到了底閥後又摸到了滾落在水泵底閥下的電機。盡管是在水裏，那五百多斤的電機我仍搬它不動，隻得浮上來，歇了口氣，拿了花蘭螺絲又潛了下去。摸到電機後又摸其吊環，直到將花蘭螺絲的鉤掛進吊環，我才浮出水麵，叫他們慢慢地拉鋼筋。我擔心底閥卡住電機……還得下去想辦法，就一直泡在冰冷的水裏。直到洞口的人把那電機順利地拉了上來，我才出水穿上了衣服。

　　回家路上，遇到了幾位大隊領導和工作組組長，見我的頭發是濕的，大隊長汪克賢就問：“安生，你落到水裏了？”我嗯了一聲，與他們擦肩而過。

　　回家換了褲子，洗了頭，準備回學習班，誰知幾位大隊領導和工作組組長卻進了我的門。老支書說：“安生，今天你又做了件大好事。”林開勝說：“像這樣的同誌，還要不要把人家捆起來？”工作組組長說：“前段時間，誤解了你，委屈你了。”我說：“沒有誤解，也沒有委屈，隻有不活了。”

　　見其不解，我便說：“對我來說，誤解、委屈太多，就不誤解、委屈了。我們1964年下鄉的知青，都被認為是地富反壞右的子女，下來贖罪的。任你如何表現，朝中無人，你也抽不上去。其實，我也不望抽調了，我已在這裏安了家，生產隊準備給點地，上級也給了點建房費，終守田園，也不是活不出來。隻是占了生產隊的口糧，過意不去，就盡力多做點事，多產點糧。即便這樣，也不得安寧，隻有不活了。”

　　那些年，揪資本主義尾巴的階級鬥爭搞得人心惶惶。每戶隻限喂養三隻雞鴨，出門打工掙錢是走資本主義，要挨批鬥。高度的計劃經濟使得農村的化肥供應少得可憐，而土地又得依賴化肥保產和增收。我與五隊隊長冒著違法的風險，籌備和組織了九千多斤豬肉，動用了民兵槍支，躲開了稽查，深夜運送到平壩化肥廠，兌換得三萬多斤磷肥，分攤給了其他生產隊和社員，保證了張官的糧食增收。這事大隊也有人告到區社去，上麵派人來調查，我和隊長並未從中贏利，五隊的各項稅費也已完成，也就不了了之。

　　1975年，白琪大隊找我幫忙修理燒壞的打米電機，在連夜嵌繞線圈時，陪我到深夜的楊支書告訴我，這活是要付我報酬的。我急忙說：“新來的縣知青辦袁主任正是你們大隊工作組組長，他知道了，會給我帶來麻煩。”誰知楊支書卻說：“就是他說的，一定要給你報酬。”這時，一股熱流湧上了我的心頭。多少年了，這種關心和愛護，實在難得。第二天天剛亮，我正在給繞好的線圈澆絕緣漆，袁主任就給我送來一杯泡好的熱茶，我不禁熱淚盈眶，偏過頭抹了一大把淚。

　　在那些艱辛、難忘又難堪的歲月裏，各級組織裏總還是有些關心和愛撫知青的好人，我至今仍然懷念著他們。

　　那年，我下鄉已經11個春秋了。

　　1776年，美國獨立戰爭時期，華盛頓和國會就頒布了一條法律：凡在戰爭中服役一年以上的奴隸，就可以獲準為自由人。每個月還有五先令的津貼。我好想200年前的華盛頓！

　　一直到了1978年，下鄉整整14個寒暑之後，我才頂替退休的母親轉回了安順城。

　　次年，我妻子和兩個女兒也隨全國最後一批抽調的知青返回了縣城。

　　作者簡介

　　王安生，男，1946年生。1964年在貴州省安順地區一中初中畢業，同年下鄉在安順縣白墳公社林場。1968年轉點在普定縣餘官公社張官大隊。1978年回城在安順市毛巾廠工作，1985年調安順市第二建築工程公司工作，助理工程師。由於所在單位屬集體企業已倒閉，本人尚靠打工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