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聲的群落：續編（上卷）

4、冤孽

　　施明

　　我們都太早地消耗了青春、夢幻，因而失去了未來。

　　我們都太快地擯棄掉過去，因而又失去了曆史。

　　“黑五類”子女，這是某一特定時代給我們的定位。此外，還有幾個諢名：狗崽子、混蛋、剝削階級的孝子賢孫等。

　　其實，我父母親不過是尋常百姓，並非大富大貴。新中國成立後，父母親參加了幹部訓練班，在文化館幹了幾年，後來雙雙成為光榮的人民教師，並在曆次政治運動中不過不失。

　　但是，在1956年開始的反右運動到1957年的反右後期的肅反運動中，母親不幸以曆史反革命的罪名被清洗出教師隊伍。

　　當時我正讀小學四年級。我幼小的心靈裏蒙上了一層陰影：我媽怎麽可能是反革命？她教我們唱《夏令營之歌》，她說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她說我們是祖國的花朵，要聽毛主席的話“好好學習，天天向上”……

　　她的曆史反革命罪名到底是怎麽成立的？1939年，日本侵華，廣州淪陷。那時我母親17歲，隨家人逃難到曲江縣。為了生活，考入一個官辦的青訓機構“統計班”，在裏麵學習文書、譯電碼的工作。我媽會唱的《熱血》、《畢業歌》、《鐵蹄下的歌女》等抗日歌曲，就是那個時候學的。當時我父親還滯留廣州。他們原本是鄰居，青梅竹馬，因戰亂而勞燕分飛。母親在曲江僅待了半年，因相思之苦……隻身潛回廣州與父親完婚，從此永遠離開了那個青訓機構。就是這幾個月的經曆，給我母親帶來終身遺恨。我曾看過那份給母親定案的材料，內容大概還記得……該統計班名為抗日，實則反共。陳某某受訓時間雖短，也沒有直接的罪行，但該機構背景反動，隸屬國民黨軍統管轄……陳某某認罪態度不好，沒有主動交代這段曆史，且在審查期間意圖自殺，消極對抗……“意圖自殺”倒是事實；“消極對抗”實在莫須有。因當時母親受不了“審查小組”輪番的逼供，曾想一死了之，有一天趁上廁所的機會爬上學校大樓的天台準備跳樓。我永遠記得，當日母親由兩個女同事帶回家的情形，母親哭得像個淚人兒。

　　那段日子裏，媽媽白天勞動，晚上寫交代，天天以淚洗麵，原來紅潤的臉頰變得蠟黃，清秀的眉目蒙上愁雲；特別是過去一說話總露出微笑和一排整齊的皓齒，還有一對深深的梨渦……全消失了。那時母親才34歲。

　　母親被開除教職後，全家七口人全靠父親微薄的工資艱難度日。我有一對孿生弟弟，當時才滿兩歲。一天，我放學回家，發現不見了“細弟”。昨晚我還教他唱“月光光，照地堂”呢……母親含淚告訴我，為了全家好，讓一戶無子女的農家夫婦把小弟抱走了，甚至我們不知道他們姓甚名誰，家在何方，也不敢打聽。窮人賣兒賣女也有個“賣”字，可“四類”分子的孩子竟一文不值。

　　沒過多久，“三年饑荒”來臨了。糧食定量，物價飛漲。當時父親每月工資73元5角，每人平均隻有十多元，還買不到一斤雞肉。母親餓得麵黃肌瘦……

　　為了填肚子，我們幾兄妹要半夜輪流到市場排隊買菜。記得一個寒冷的夜晚，我在被窩裏睡得正香，感覺有一隻手在我臉上輕輕撫摸，摸了很久，我睜開惺忪睡眼，看見母親站在床邊，痛惜地說：“你不是答應去買菜嗎？兩點了，該去了，不然連菜毛也買不到了……”我無奈地掀開被子，母親幫我把衣服穿上。我提起一張小板凳，走出家門，趕到市場。市場大門緊閉，門外已有一串人縮瑟地等在那裏……終於等到天亮了，市場的大門開一道小縫，外麵的人一個個鑽進去，爭先恐後在各個攤位前再排起長龍。那時的市場，肉類已經絕跡，每天供應的菜少得可憐，排隊的人隻能定量買一角多錢的菜，通常是番薯葉、芋頭、南瓜、菠菜等。買到這些，拿回家去，已經功德無量了，母親會獎賞我兩片餅幹，然後去上學。我那時13歲，讀初一。

　　那時家門前掛有一塊大紙皮，上麵有“車、補、改衣服兼織冷衫”幾個毛筆字，非常工整秀麗。那是母親親手寫的。母親為了幫補家用，替人縫補衣服。有次我放學回家，母親教我試穿一套剛縫製好的新衣，是鄰家孩子春節要穿的新衣，那戶人家有港澳關係。洋布料很美，我穿上後母親端詳一番，扯扯衣角，拉拉袖口……覺得手工還可以，就叫我脫下，我一邊脫一邊衝口而出：“遍身羅綺者，不是養蠶人。”本來隻想賣弄一下在課堂上剛學到的詩句，不想挑起母親的傷心處。

　　當時母親潸然淚下的樣子，現在還曆曆在目。

　　那些年，隨著階級鬥爭日益深入人心，母親的日子一天比一天不好過。選民榜上固然沒有母親的名字，街道的群眾大會亦不許她參加，連家庭婦女組織的勞動服務站也將其擯棄於外。本來母親很想加入街道的車縫小組，但戴帽的“四類”分子沒有這個資格。私人承接車補改衣服上綱上線斥為“搞自發”，被勒令停止，母親隻好在家粘紙盒，而即便這種活路也要靠我外祖父的名義才拿得到。那些年母親起早摸黑地勞作，家裏所有空間都堆滿紙盒，一毫幾分地賺點血汗錢。

　　1961年，母親得了宮頸癌，做了切除手術。1962年母親又患上肝炎，身體十分虛弱。生活貧困可以咬牙挺過去，可是精神勞役的殺傷力比肉體的癌更凶殘。大概母親知道自己的時日不多，想爭取在有生之年脫掉“四類”分子的帽子，讓身邊的人不再背黑鍋；也許“謬誤重複一百次，便成了真理”，她已完全相信自己就是人民的罪人，而自覺接受監督改造，早已習慣那些粗暴的訓斥和冷漠的鄙視。

　　她生命的最後幾年，已經很少哭了。

　　每天早晨天還沒亮，媽媽就掙紮著病軀出街掃地，由巷頭掃到巷尾。隻要監督的人說還有垃圾，又馬上重掃。每個星期寫一篇思想匯報，每個月底在街坊的評審會上接受群眾的檢舉揭發。有兩項罪名強加在她頭上是很荒唐的。有個街坊在會上發言：“她替人縫補衣服時，我丈夫的衣服破了叫她補，她要我先洗了再補，真是豈有此理。衣服破了一洗不是更破嗎？丈夫做搬運工衣服當然有汗味，她是怕髒怕臭，看不起我們勞動人民！”還有一個幹部說：“我看見她兒子倒的垃圾中有幾塊破瓷片，她是有意用瓷片去紮貧下中農的腳，是階級報複行為。”每次莫須有的“檢舉揭發”，母親都是逆來順受，接著通宵寫檢討，自然是深挖狠批……以表悔改之心。

　　我們幾兄妹升學政審時都被納入另冊。我的哥哥和妹妹初中畢業都沒考上中專，盡管他們都品學兼優。我僥幸考上高中，媽很興奮，但我讀到高二就被列為下鄉務農動員對象。那時的我，政治上似懂非懂，青春期的躁動，又使人思想走向極端―“背叛家庭”、“劃清界限”、“走革命化道路”一大堆說教灌滿腦子。平時對母親也不甚尊重，說出一些忤逆的話，還自以為是大義滅親。高中畢業我別無選擇地報名去了珠江農場。

　　母親是1967年3月去世的，死時44歲。從1957年被清洗到1967年整整十年，正是極左路線在全國最盛行的十年。這條路線既然要把一部分人捧上天堂，自然也要把另一部分打下地獄。母親生命的最後一年是死神對一個頑強掙紮的生命最沉重的一擊。1966年蕭瑟的秋天，紅衛兵舉起“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鐵掃帚”，兩次來抄我們的家。他們把所有的家具、衣物洗劫一空。一對父母親用了二十幾年的枕頭，一邊繡有“同心”，一邊繡有“協力”，是組織這個家庭時母親用靈巧的雙手和熱切的心血繡上去的，抄家的人質問“用心何在”，竟用剪刀剪破了這對枕頭。還有一張大床，因為太重不好搬，竟用刀在周圍亂砍……抄家過後，專政機構一聲令下：所有“四類”分子統統滾出城市！於是將母親的戶口強行遷到一個邊遠山區。在那裏她每天被押解著在荒山上搬石挖渠。三個月後的一天母親在勞累中吐血暈倒在地上，經檢查是肺癌末期。父親帶著單位介紹信前往苦苦哀求，才得以把病人帶回廣州。

　　這一切，父親瞞著我沒有來信告知。那時我在農場表現很好，是學習“毛著”的積極分子，農場工會的文體委員，也是出牆報、搞“紅海洋”的好手。我終於可以從“賤民”晉升為“平民”了。到1967年初，母親已經病危。我接到家信後，請了15天假，回去看到家徒四壁，母親已經不能走路，也不能平臥，吃什麽吐什麽，連說話都無力了。待到我的假期已滿，正忐忑不安，母親把我叫到床前，留給我最後一番話：“孩子，紀律重要，前途重要，你還是準時上路吧……我是什麽身份，一切都定局了……你還年輕，自己去闖吧……”

　　我硬著心腸離開了這個可憐的家，那是1967年2月底。回到農場，我馬上投身於造反派向走資派奪權的“革命行動”。我們進駐了場部，把農場黨委幾個頭頭拉下了馬，輪番批鬥他們。那陣子沉迷在紅旗如海歌如潮的“革命造反”中，狂熱無知的人們似乎都失去了自我，完全沒有工夫去考慮個人或者家庭，為了捍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我們沒有什麽不可以犧牲的。

　　一天早晨，有人給我送來一張電報單，上麵寫著“母死速回”四個字，我拿著這張紙，長長歎了口氣：“她終於死了！”心中竟然異常的冷靜，潛意識裏還有點如釋重負的感覺。是替死者？替自己？還是替全家人？我慢慢抬起頭看著造反派貼在牆上的大標語：“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我沒有掉淚。

　　母親生我育我，傳我學識，給我智慧，教我許多做人的道理。最親愛的人死了！

　　世上的一切並沒有多大的變化，潮水照樣有漲有退，太陽依舊有起有落，人們還是那樣天天奔忙著。一晃三十多年過去了，我心內的痛隨著歲月的流逝而加劇。

　　現在每當看到有人在報上登的訃文，其中“隨侍在側，親視頷�，尊禮成服”等字眼，總會咬噬著我的心，大概這就是懲罰吧，因為我不曾盡過孝道，該回饋的時候沒有回饋，該慟哭的時候沒有慟哭……

　　是什麽使我們泯滅了天生的有緣有故的愛？又是什麽使我們衍生出太多無緣無故的恨？是什麽使我們對值得懷疑的東西一味的盲從？又是什麽使我們對不必懷疑的東西卻又懷疑一切，打倒一切？

　　是那個時代階級鬥爭、暴力革命的荼毒！

　　作者簡介

　　請見《逃亡》後的作者簡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