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鎣
我的戶口又被轉回農場了!
我頂著西雙版納的烈日,焦灼地奔走在大猛�、小街塵土飛揚的公路上;又仿佛是去場部看病,踽踽獨行在生產隊通往場部的泥濘山道上,路兩邊黑黢黢的原始森林恐怖地沉默著,我得加快腳步,天快黑了,我趕不回隊上了。怎麽翻了一座山,麵前又一座山?山上是否有支土匪的槍管正對著我的後腦勺?我不敢回頭,不敢東張西望,心驚肉跳、磕磕絆絆、一路小跑……夢醒了,嚇出一身冷汗。
這種夢一做就是幾十年,大概在6年前才告別了這纏身的噩夢。
我是1965年12月由重慶支邊到雲南西雙版納的知青,我們這一批共1500多人,百分之九十八以上係應屆高初中畢業生,其中我們渝中區的516名知青分配到西雙版納景洪東風農場(文革中改為雲南生產建設兵團一師二團,後來又改為東風農場)其他區的知青分到西雙版納各個農場。我們這批知青絕大多數皆因當時所謂的家庭出身不好而在中考、高考中落榜,也因為出身不好而無法獲得任何的就業機會,隻有邊疆或農村才是我們唯一的出路。
從小母親叫我們填寫的家庭出身是商業,因為抗戰勝利後的第二年,我父親即從國民黨軍隊退伍回家,以經商為生。90年代末當我看到了自己檔案中的材料後才知道,我母親的單位及學校都認定我的家庭出身是舊軍官。怪不得從讀高中一直到農場、到工作單位都時不時地聽到一些人嘀嘀咕咕“有人隱瞞家庭出身……”
我這才恍然大悟,敢情這些人說的是我?幸好這一切已是過眼雲煙,再也傷害不到我了。
父親的命運
我的父親和承英,出生於雲南省麗江縣一個富裕的納西族商人家裏。1935年考入國民黨中央南京湯山炮校第一期,兩年後畢業,正值抗戰爆發,分入中央軍炮兵一旅,輾轉京滬、華北地區,參加了名震中外的台兒莊戰役,任職運彈隊長。在慘烈的戰鬥中,父親被日軍炮火擊毀的一堵牆打暈埋住了,醒來時才發現自己被日軍繩捆索綁丟棄在馬廄裏。父親從小就和馬打交道,對馬有著特殊的感情。趁黑夜,他磨斷了身上的繩索,牽出兩匹馬,騎上一匹,拉著一匹,噠噠噠地向著我方陣地奔去。小鬼子們發現了,瘋狂地在後麵追,一邊叫一邊開槍。父親騎的那匹馬被槍彈打中了,他飛快地跳上另一匹,拚命地奔跑,突然一條大河橫在麵前,不幸一顆子彈又打中了他的左腿,血流如注,鬼子們嗷嗷叫著就要追上了,他隻好抱住馬脖子拚力泅渡,幸好一條漁船救了他,讓他奇跡般地回到了自己人中間。
父親在青島養好傷後,又參加了武漢大會戰,隨後又考入中央軍校17期學習,畢業後分配到寶雞特種兵學校。他的一個畢業於日本士官學校的表兄李汝炯在此當主任(原係中央炮兵一旅旅長)他不願再受表兄的管束,加上舊傷引起肺部感染,他借口17歲離家上炮校那年父親病故未曾奔喪,拒不到差而返回了故鄉麗江……
時值沿海通道被日軍占領,盟軍援華物資源源不斷由滇緬公路輸入,滇西一下成為運輸咽喉重地。昔日冷僻的麗江縣城――納西人的聚居地,也熱鬧繁忙起來,每天都有大批跑印度、西藏的馬幫搖鈴過往。
父親的長兄嫂在四方街經營的祖傳老店也生意興隆,正缺人手,弟弟的回來猶如雪中送炭。為了拴住他,急急忙忙為他訂了婚。然而兄嫂在已長大成人的小兄弟麵前失卻了往日的權威,他已不是戲弄馬駒子的學生娃。在納西族家人的眼裏,他是流過血、趕走過死神的英雄漢子。在親友的崇敬與欽慕中、在長兄嫂過分的殷勤和監視下,父親在故鄉休養了幾個月。故鄉那濃鬱芬芳的酥油茶、乳扇、火腿、醃豬頭肉滋養了他軍旅勞頓、疲乏失血的身子,使他很快恢複了體力,強壯得像一匹奮蹄的駿馬。他那顆不安分的心又開始狂跳了,外部世界強烈地吸引著他,終於假借外出采購貨物的機會,懷揣好多金條,快馬加鞭,跑了三天三夜,累死了一匹馬,才逃出了他哥的勢力範圍。
父親輾轉來到貴陽,用帶出來的錢買了幾輛汽車為商家運貨,當起了車老板,穿梭於滇黔川桂之間。自己開一輛吉普,自由自在地奔馳在崇山峻嶺中。但是他太單純,沒有管理經驗,沒過多久,兩個駕駛員拉貨出去,再沒有回來。父親的發財夢破滅了,隻好賣掉剩下的汽車,與人合夥開了家專售汽車零配件的大眾拍賣行。他平生有個最大的願望,那就是掙很多很多的錢,成個大富翁。然後蓋一座很大的孤兒院,收容天底下所有失去父母的孩子,讓他們感受到大家庭的溫暖,不再受到他所遭遇到的不幸。
在貴陽,他遇見了一個來自陪都重慶的姑娘,他就是我的母親。兩人情投意合,不久結為夫婦。
父親有一顆善良、博大的心,他待人熱情、慷慨,遇事好衝動。聽母親講,他們婚後不久,父親的一個朋友結婚,請他當男儐相且幫忙照相。朋友結婚那天早上……他身著培羅蒙西服、腕戴歐米伽手表、眼架金絲眼鏡、肩挎著德國產高級相機……從頭到腳全部時髦行頭,儀表堂堂、風度翩翩、興致勃勃地出門去了。晚上,他卻隻穿著襯衣襯褲、光頭赤腳、兩手空空地回到了家。母親以為他遭強盜搶了……經他解釋,才知道他在路上遇見了戰友的遺孀和孩子,大起惻隱之心,把懷裏的錢和身上所有值錢的東西都給了她們。不久,父親又棄商從軍,加入了貴陽航空委員會,任團副,監測、攻擊敵機,為美國援華飛虎隊服務,保衛貴陽山城。
在那些提心吊膽的日子裏,警報一響,父親就往他的崗位上跑,別人是跑向安全……他是跑向戰鬥、跑向危險。
抗戰勝利後,父親隨雲南60軍到越南接受日本鬼子投降,任職山炮營營長。幫助萬保邦、曾澤生軍長整編炮兵部隊,重新美式裝備,並參加了中法海防之戰。兩位軍長都很賞識他,認為他是一個軍事人才。當60軍整編裝備完畢,準備奉命開往東北與共產黨打仗時,父親借病住進了河內法國人開的醫院,是鼻竇炎開刀治療。當曾澤生軍長將授予他為炮團團長的委任狀拿到醫院時,他已人走床空。父親從越南晝夜兼程回了重慶。父親對家人解釋說,八年抗戰,國共合作,好不容易打敗了日本,現在卻要掉轉槍口相互廝殺,他實在想不通。作為軍人,抗擊外敵不惜馬革裹屍還,他的責任已盡到。再加上他最敬重的萬保邦軍長也解甲歸田……所以冒著被槍斃的危險開了小差。
1946年春回到重慶後,父親千方百計地走後門、送禮,好不容易退役複員當了老百姓。1948年初舉家回雲南麗江。父母親帶著4歲的哥哥和2歲的我,在昆明跟著一個大的武裝馬幫,整整走了十八天才到了麗江。
雲南有句俗語:娶老婆要娶納西婆。納西女人披星戴月、吃苦耐勞,下地幹活。
出門經商,男人們卻在家中帶娃娃。傳說中的女兒國就在麗江、大理一帶。聽說我們的奶奶是一個勤勞、能幹、美麗而頎長的納西女子。納西人戀愛自由,但也鄙視小老婆。不知為什麽她要作爺爺的第三個老婆,還為他生了兩個孩子,應該是為了愛情吧。她一個人在金沙江邊開了一個飯館,閑時亦參加淘金,攢下了一筆財產,臨死囑咐留給他的小兒子。父親繼承了遺產,趕馬到金沙江邊拾回了奶奶的遺骨葬入和家的祖墳山。1949年春,母親剛生下弟弟一個月,全家又搬回重慶。定居在長江之南的山巒疊翠中一個風景如畫的小鎮――清水溪,離城僅一個多小時的路程。我的外公當時是1949年前該鎮民選的最後一任鎮長。
十幾年的奔波勞累結束了,父母親終於有了一個自己的小窩。三十歲的父親,早年的雄心、銳氣、幻想已被他的傷病和妻兒的拖累減弱了。他隻想在這和平、寧靜的山間小鎮中太太平平地廝守妻兒,安心治病,休養生息。
為了生活,他也像當地許多人家一樣做棉紗和織布的生意,時斷時續,視他的身體狀況而定。因父親心地坦誠,自認沒做過對不起共產黨的事,欣然接受新中國的成立。在解放後一年多時間裏倒也相安無事。1951年春,當地一錢姓二流子因賭錢、抽大煙不務正業,欠了父親600元棉紗款久未還,父親索要不休,他就誣告父親私藏槍支。在重慶有名的“3・13”大逮捕中,我的父親就被關押進了重慶市看守所。據說,父親在審訊時拒絕認罪,他對審訊人員說:“我沒有罪,你們這樣平白無故地關押我才是犯罪。”“我的槍口始終對外,我沒有打過你們共產黨……”“我的身上隻有小日本打的槍傷……”然而父親的傲骨招致一頓頓的毒打。
父親素來信奉的是“生當作人傑,死亦為鬼雄”、“大丈夫含笑赴沙場”、“青山處處埋忠骨,何須馬革裹屍還”,進看守所僅僅3個半月,我的父親、一個抗日英雄、一個錚錚鐵漢就離開人世,其時年僅33歲。死亡通知稱他病死。就這樣,我年輕、高大、英俊的父親走完了他短暫而傳奇的一生。27歲的母親悲痛欲絕,痛不欲生,幾次三番要追隨父親而去。我們三兄妹驚恐的哭聲又令她撕心裂肺,欲死不能。
父親像納西東巴一樣會測字、占卜、算卦,他對自己的死似乎有預感。在被捕前……他曾做了一個夢,夢見自己穿了一件白衣裳,爬到汪山頂上,在那裏喝了一杯茶。“茶”是會意字,係人裝在木頭裏(棺材)上麵長草。他告訴母親,這預示著他不久將辭人世,並且埋在汪山。果然,不到一年,他悲憤而死,葬在汪山……可憐孤兒寡母無錢為他立墓碑,以致幾十年以後尋不著他的墳頭,隻記得那一片茂密的山林。
母親的命運
我的母親周靜秋,1924年出生於重慶一個小工商業家庭。她天資聰慧,自幼酷愛讀書,學業超常優秀。因為要帶弟弟,小學僅斷斷續續讀了三年,靠自學連跳三級考入初中。初中也僅讀了一年多,因為要讓弟弟們讀書,家裏供不起她繼續上學,她即考入黃炎培先生創辦的重慶中華職業學校會計專業。從上學起她年年都拿最高獎學金,常常去當槍手為同學們替考,因記憶力特好,在學校她的綽號叫“活字典”。
抗戰爆發後,才十幾歲的她就和同學們奔走街頭,為抗戰募捐。她們背著一個募捐袋,唱著“同胞們,大家一條心,掙紮我們的明天……”等抗戰歌曲,在大街小巷對過往的行人伸出小手童聲琅琅:“先生太太們,叔叔伯伯��們,為抗戰請捐出您的一文錢,買飛機、買大炮,打死日本狼。”在學校,她們為前方戰士縫棉衣、做軍鞋,以極大的熱情投入到慰勞抗日誌士的活動中。當年,最可愛的人就是那些保家衛國、浴血抗戰、奮勇殺敵的好男兒。她的兩個當教師的姐姐都嫁給了抗日精英――黃埔生。她畢業後到貴陽工作,遇見了父親,他們一見鍾情……很快相愛結婚。看來,周家三姐妹都有英雄崇拜,不約而同地都嫁給了黃埔生……三位夫婿都是1米8以上的個頭,個個氣宇軒昂、英姿勃勃。在清水溪鎮成為美談。
我不知道柔弱的母親是怎麽度過父親逝世後那段悲慘的日子的。我隻知道,為了我們她活下來了。那時哥哥七歲、我五歲、弟弟兩歲,年輕的母親帶著我們開始了人生的漫漫跋涉。為了我們三兄妹能吃飽穿暖,她白天紡紗、軋衣服,晚上織毛衣,又當鎮上的衛生員,打針、接生等,無所不幹。後來考上衛生係統會計,分配在南岸區第二人民醫院工作。她節衣縮食,拚命加班,以致勞累過度,嚴重貧血。本就孱弱的身體極度虛弱,常常暈倒。此外還有“舊軍官”老婆的身份帶給她的羞辱、白眼和不公正的對待,她忍氣吞聲地默默承受著,為了孩子她寧願付出一切。
我小學三年級以前,我們住在南山清水溪外婆家,母親在山下長江邊的醫院上班……每到星期六,一放學我就要早早地等候在名叫一碗水的山崖上,遙望係著紅圍巾的媽媽從深深的山穀底慢慢地爬上來,一見到她我總是又蹦又跳,回到家我就寸步不離地黏住她。她總會帶回來一些她加夜班後單位發的她舍不得吃的雞蛋。
餅幹等等給我們吃。母親是講故事的能手,美麗的嫦娥奔月、楊家將裏的燒火丫頭、卓婭和舒拉的故事……她講得活靈活現、有聲有色,我們聽得如醉如癡。母親的故事使我的童年充滿了幻想。
母親特別愛哭,看書哭,講故事哭,高興時也哭,無論何時,隻要母親眼裏閃現淚花,我們三兄妹馬上跟著掉眼淚。我最怕看見媽媽哭,其實,她笑起來很動人……水汪汪的大眼睛、白白的牙,笑靨如花。看見她的笑臉我就很開心。那時候,小小的我成天在田野裏、山林間瘋跑,媽媽說我是個十足的野丫頭。因為跑得快……膽子大、手疾眼快、行動敏捷,孩子們在一塊做遊戲我往往是贏家,輸了的孩子就對我指指點點地吼叫:“和營長!和營長!肺病殼殼!肺病殼殼……”我一下蔫了,像被剪掉翅膀的小麻雀,傷傷心心地躲到角落舔舐傷口。在我稚嫩的童心裏,已意識到我是不能與別人去爭什麽的,我總是比別人要矮一截。可我倔強好勝的性格又不甘受欺淩,有時也會反擊、發飆。但隻要我一看見媽媽垂淚就馬上變得乖順,我知道我應該像媽媽一樣學會忍耐,小心翼翼地不招惹人,不能頑皮,隻能好好讀書,以好成績出人頭地來慰藉我的含辛茹苦的媽媽。
我上小學四年級時,我們下山與母親住在了一起。沒多久,母親調動工作到長江以北的市中區,在重慶清潔大隊(後來的市環衛處)任會計。年輕的母親溫柔。
嫻靜、聰明、文雅,身邊不乏追求者,為了我們她一概拒絕。她曾對一位朋友解釋說,如果找個男人對孩子們不好,那就自討苦吃;而如果一個男人對她及孩子們都好,她又不忍心用三個孩子去拖累人家。外婆常常教訓我們:“你們要聽話……要記住你們的媽媽為了你們幾個鬼崽崽,一生的幸福都不要了,你們長大了要報答她。”在母親的汗水和眼淚澆灌下,我們一天天成長,都以優異的學習成績告慰了她。
1958年,母親被下放到農村勞動,機關裏除了母親與黨委秘書是女人以外,全部是大男子漢們,他們都可以不去,單單挑了瘦弱守寡的、還有三個未成年孩子的母親。大家心知肚明,隻因她是“反屬”,她隻能無條件地服從黨的安排。留下我們三個小孩給年邁的外婆看管。她不知道這一去還能不能回來,也不知道以後停發工資了孩子們又靠什麽活下去。毫無人性的官員們不給她作任何的解釋與承諾,可能他們自己也不清楚上麵的政策。
臨別時,母親抱著我們哭得肝腸寸斷,母子四人亂作一團,我抱著母親哭喊著不讓走。母親一而再、再而三地告誡我們:“上學走人行道,橫穿馬路要小心,不準在馬路上玩,放學就回家做作業,聽外婆的話。”我們一邊哭一邊不住地點頭……媽媽傷心得站立不住,我和小腳的外婆架住她。大家都知道,我們三個孩子是她活下去的唯一的希望,她不舍得與我們分開,我們都還太小,她不放心,總擔心我們有什麽閃失,總想像母雞保護幼雛一樣地把我們擁在她的羽翼下麵,不讓我們受到一丁點兒的傷害。她給了我們全部的愛,獨自一人吞下了人世間的苦難……那個年代,人心都被無休止的革命運動整怕了,汙染了。人類的憐憫心、同情心都被階級鬥爭革掉了,人性中的正直、誠實、善良的美德都被扭曲了。孟子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這是人與獸的區別。可憐的孤兒寡母與世無爭,能威脅到誰呢?
幸好,母親一年多以後返城回原單位。母親在農村幹得很出色,與當地農民同吃同住,白天一同下地幹活,晚上還打著火把去教夜校。母親善良、熱心,樂於助人,每次回家,都要買大包小包的東西送給鄰居。她還把我們及親戚家的舊衣服收集起來帶到鄉下,送給比我們還要貧苦的鄉親。母親心靈手巧,教生產隊的女人們編織、鉤花,買不起毛線用棉線,為小孩和姑娘們用染色的棉線編織出各種美麗的衣裳。後來,這些鄉親們像走親戚一樣年年都要進城來看母親。
我的命運
1961年,我還是一個天真、活潑、不諳世事的小姑娘。中考過後,成天隻知道瘋玩。萬沒想到1961年8月中旬的一天,接到的竟是一張不錄取通知書!這一突如其來的打擊使我哭得昏天黑地,一衝動,甚至不想活了。母親怪我貪玩沒有考好。
可我在學校一直名列前茅,考試時也並沒有失誤,班上出身好成績比我差的都考上了,是出身成分不好的原因吧?我們猜疑著。一種憤慨、一片陰霾深深地紮根在我純淨的心靈,我坎坷的命運由此開始……
謎底在四十年以後揭開了,我一個初中生的檔案中有3份材料,注定了我的中考落榜。
第一份是1961年4月5日重慶四十中學(我就讀的學校)黨支部“為了弄清楚該學生家庭情況和社會關係,保證中等學校新生的政治質量……”向我母親單位發的調查函。在調查事項家庭情況一欄裏,母親單位寫道:“和承英(父親)雲南省麗江縣人,是反動偽軍官,曾在偽中央軍校學習兩期,任過反動營長與反動職務……在1951年‘3・13’大逮捕中被捕。主要是藏槍不交,並與反革命勾結進行反革命活動,關押在區人民法院,因病故(監獄中)周靜秋(母)現在我隊工作,因其是反革命家屬,時有反舉。解放前是先後在貴陽、重慶拍賣行經商,成分是資本家。”
第二份是重慶四十中畢業生政治審查意見表,學校填寫的是:“父:反革命分子(偽營長等職務)51年3月底被捕,同年7月死於牢中。母:資本家。”
第三份是招生報名單,上麵有我報考的學校和考試成績,四科總成績為318.4分。
引起我注意的是,按填表說明,第一誌願學校應該在“錄取意見”一欄“說明錄取與否及原因”。而在我的那份報名單上,這一欄是一個顯目的空白。
隨著不錄取通知書一起來的是分配到沙坪壩區中梁山重慶電機廠當工人的通知,1961年9月,我一百個不情願地到電機廠報到。我校共有108人分到電機廠,大多數家庭出身“不好”,大夥兒戲說我們是中梁山108條好漢。在集中學習了三個月後,還沒有下車間幹活,我就回家不幹了。我要繼續上學讀書,不能想象我一輩子就這樣日複一日、年複一年地重複著那些簡單的、機械的勞動,沒有熱情,沒有創造力,感受不到工作的快樂,我不能那麽活。我決定回家自修,來年再考高中。我把決定告訴母親,她全力支持。她從小就教育我們,知識就是力量,要求我們兄妹三人爭取上大學。
半年後,1962年7月,在出身不好的陰影籠罩下,我戰戰兢兢地第二次進入中考考場,豈料發揮失常,考完後傷心得不願出家門。正當我絕望之時,出乎意料地。
錄取通知書居然來了,我考取了北碚區的重慶朝陽高級中學(現在的北碚區重點中學朝陽中學)學校位於清波蕩漾的嘉陵江邊,美麗的校園綠樹成蔭,四季花香。根據檔案記錄,1962年中考我僅考了281分,比上年少了37分,還居然考上了……這隻能說明當年的招生政策有所調整,讓我這個“反壞分子”的子女有幸如願以償,上了高中。
高中一年級,命運之神仿佛開始青睞我,我恢複了快樂的陽光女孩的本來麵目。
一進校,我即被學校領導選定擔任學校學生會學習部長、班上文娛委員,第二學期又改任學生會文娛部長。一年級期末,各班考試在前五名的,其姓名以鏡框張榜於教學大樓進口處,我名列其中。教語文的班主任老師對我格外好,我的每篇作文幾乎都被當做範文講讀,被同學們傳閱,以致畢業時已找不回我的作文本。
我曾以夏衍的《包身工》(我們的課文)改編成話劇,集編導主演於一身,在學校公演引起轟動,我們還排演過《火燒趙家樓》等名劇,老師們排演《年輕一代》話劇,讓我演林嵐,我是唯一參加該劇演出的學生。我擅長體操、田徑,曾是學校籃球隊主力隊員,當時,我校女籃是北碚區中學校冠軍。記得畢業前夕,我還是學校400米武裝負重(提槍,�背包)跑冠軍。我是學校、班上舉辦的政治活動、文體活動、下鄉勞動等的組織者、參與者,為學校、為班集體爭得了大大小小的榮譽,是公認的全麵發展的好學生。在同學們當中很有親和力,很有威信……
但是好日子不長久,大約高二年級下學期學校開展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在學生中大力貫徹階級路線。一夜之間,學校裏所有出身不好的學生幹部一律免職,甚至連各科代表也不讓當。我從紅極一時的學生會和班裏的幹部、老師們的寵兒一下子變成了被人斜睨的落後學生、剝削家庭的孝子賢孫。班主任老師對我的態度來了180度的大轉彎,原來他很器重我,班上的大小活動他都交給我承頭組織。因為我愛好文學,經常與他討論看過的書籍。他教學嚴謹,一絲不苟,學識豐富,對我們班傾注了心血,我們由衷地尊敬他。他突然改變了對我的態度,令我非常難受。
那時,班上出身好的、出身一般的、出身不好的同學分別開會,老師布置不一樣的任務。出身不好的主要任務是批判剝削家庭,一遍又一遍地過不了關。我曾向老師和班上的團支書反反複複地講過我的父親,詳細地交代了他的一生,批判父親的文章寫了一次又一次,但他們總是認為我還是沒有從靈魂深處認識到他的反動實質。我一聲聲罵父親反動軍官、人民的死敵、反革命反人民的專政對象等等……其實我心裏明白,父親是當年的抗日英雄,沒有任何罪惡,也沒有與共產黨為敵。而他鍾愛的女兒卻要褻瀆他的英靈,昧著良心批判他,用髒水、用惡毒的語言汙損他。即便如此表白,在高考政審中,我還是落得“對父親的反動本質認識不清”這一結論。
批判父親我不存在太多的心理障礙,他死得早,我對他的記憶已經模糊。而學校要我批判母親則使我痛苦不堪。我可憐的母親,千辛萬苦、孤身一人把我們撫養大,她有什麽過錯?錯在和父親做了八年的夫妻。我向班主任老師申訴,並將母親寫給我的信給他看。我母親封封信都鼓勵我要求進步、爭取入團、好好學習。
班上的團幹部們規定我定期匯報思想,要求我深刻批判剝削家庭烙印,與家庭。
與母親劃清界限,他們反複啟發我:你母親的政治生命與反動軍官的父親結合在一起了,你要認清她的階級立場是與人民對立的,你要與她劃清界限。我的心在泣血!為了換取我的安危,我就得不分青紅皂白、不管是非曲直、違背倫理道義……去批判與我相依為命的苦命的母親嗎?要我昧著良心罵我可憐的母親,那我真是豬狗不如的畜生!我簡直要人格分裂了!在現實與良知中,我掙紮、痛苦、迷惘……最後想通了,你們愛怎麽整我就怎麽整吧,我是無論如何也邁不過天地良心這個坎的。我是我母親的女兒,這個界限是永遠也劃不斷的了。在我的高中畢業政審表中,教導主任徐××對我的評語是:“在階級教育中不承認有反動家庭的影響,對父親的反動本質認識不清,在暴露家庭問題時流露出一種欣賞的情緒……”
那時,老師安排我幫助一個工人出身、成績很差的女同學,並告訴我若她考試還是不及格,就是我沒有盡到責任。這位同學喜歡文藝,一向對我很好。自從貫徹階級路線,我倆的身份幾乎是掉了個個兒,她變成了驕傲的公主,對我頤指氣使……開始我忍氣吞聲,耐心給她講解。她總是一副愛答理不答理的樣,不知道她是懂了還是沒懂,讓我覺得我像一個下賤的使喚丫頭。後來我實在忍不住,索性不理她了。顯然,這成了我看不起工農同學的鐵證。
我愛體育鍛煉,身體好,當年,俯臥撐能做幾十個,也可以在單杠上像男生一樣拉引體向上五六個,全校女生無出我右。勞動中,我因體力好,專揀重活、苦活幹,抬石頭、挑大糞等。那時,每個班都有自己種菜的副業地,每個星期都有勞動課。在盛行學雷鋒做好事時,我也曾悄悄地去打掃過廁所。我班的幹部們一說做好事就叫上女生們上男生寢室去收集髒衣服、臭襪子,我很反感。也許是少女的矜持,我從不跨進男生宿舍,也不願幫他們洗髒衣裳。他們自己也有雙手,幹嘛要我們洗呢?
貫徹階級路線後,班上的同學明顯地分成了幾個小圈子。幹部們與出身不好的同學之間的鴻溝一天天加大,我由一個愛說、愛笑、愛鬧的女孩變得沉默寡言。班上比較左的幾個工農同學視我為階級敵人,時時橫眉冷對。而我又從不會低頭示好,不會巴結任何人。“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李白這首詩讓我有了切身的體會,我決不會為了達到什麽目的而出賣自己的人格與尊嚴。可我的自尊卻總是一次又一次地受到傷害。那時班上的所有文體活動,從頭到尾均是由我操持、組織、安排,可每每活動結束,受表揚與嘉獎就沒有我的分。那種委屈與憤憤不平噬咬著我的心靈。我畢竟隻有十八九歲,除了母親以外,學校。
班集體、同學們就是我生活的全部內容。學校離城裏的家有五十多公裏,那時交通不方便,家裏也窮,我們隻有放寒暑假才回家。學校又是封閉式教學,星期一到星期五都關在學校,不準出校門,星期六下午上完課後至星期日我們才能出校門,大家戲稱放風了。屆時,約上好朋友,到北碚街上吃點涼粉、胡豆、逛逛圖書館,最愛看的是羊城晚報上麵的“五層樓下”欄目,那是當時全國唯一反映百姓生活常態的一個小專欄。
高三下學期,我猶如醍醐灌頂、全力以赴備考,期望出現奇跡,圓自己的大學夢……但我內心深處有一種不祥的預感。知道大學對自己是高不可攀。畢業前夕,在學校的告別晚會上,我們演了一出話劇。是我和班上的一個男生共同創作的。素材來自《中國青年報》上刊登的上海資本家的女兒魚姍玲奔赴新疆建設兵團的報道,取名為《決裂》,我導演並扮演女主人公。另外,我還編導演了舞蹈《有一個美麗的地方》。幾個月後,我就真的去了那個美麗的地方!
我的政審表第一欄“學生的政治思想表現”裏,班主任填寫如下:“該生入校以來,在政治上表現較差,在重大的政治問題上有自己的看法。在階級教育中不承認有反動家庭的影響,對父親的反動本質認識不清,在暴露家庭問題時流露出一種欣賞的情緒。同情和惋惜我校被打擊的反壞分子。對學校貫徹階級路線有一定的抵觸情緒,罵工農出身的同學笨得很,提出‘天才就是天才,聰明就是遺傳’的論點,認為政治課是講大道理,不解決實際問題。該生資產階級思想比較嚴重……生活目的是為了吃穿玩,並且過早戀愛;貪戀外國十八世紀的作品,驕傲自大……但該生參加文藝演出活動比較積極,還關心班集體,勞動中較肯幹。”
我的政審表第二欄“直係親屬和主要社會關係的政治曆史情況以及對學生的影響”裏,班主任填寫如下:1.家庭出身偽軍官。2.父親和承英偽營長,51年被我判刑勞改,在獄中病死。母親周靜秋現在重慶市清潔運輸隊作會計,對黨和社會主義不滿。3.外祖父周士林,工商業,國民黨員,偽鎮長。姨夫孫淑文偽軍官,別動隊員,51年被我鎮壓。姨母周冰若,解放前是小學校長,三青團員。
我的政審表第三欄“學校對學生報考高等學校的意見”裏,班主任填寫如下:不予錄取。附有調查材料2份)
審查人:徐××
公章為:中國共產黨重慶市朝陽高級中學校支部委員會。
時間為:65年4月5日
我的政審表第四欄“考區辦事處審查意見”裏,由謝××填寫如下:同意學校意見不宜�取(係紅色印章)
時間為:1965年6月11日
當年的高考時間為1965年7月份,可是我的大學夢在4月5日就被扼殺了。
所附兩份外調材料,其一是學校黨支部向我母親單位所在地派出所發的公函。稱……“為了貫徹辦學的階級路線,保證學生的政治質量,請按下列提綱寫一證明材料,並請注明材料可靠程度,加蓋公章後速寄我校為荷。”
調查材料表中“請查複的問題”欄裏,母親所在單位黨支部填寫如下:該生的家庭是偽軍官成分。該生父和承英係反革命,51年三一三捕在獄中。因肺病去世。
曾作偽軍營長,中央軍校十七期畢業。母周靜秋係反屬,周靜秋的父是清水溪鎮長,開織布廠,雇有多個工人織布,靠剝削維生。在工作中表現不夠大膽,在58年下放幹部中抵觸不滿,有時因她小孩未升學也對政府不滿意,說什麽考好點的重點學校未考取,就對小孩發脾氣,說什麽你的成分不好等。在政治學習上很少發言,有時在生活或住房問題上也不滿意。
公章為:中國共產黨重慶市清潔運輸隊支部委員會
時間為:1964年8月7日
另一份材料是由重慶印製三廠(我大姨媽所在單位)出具的:周冰若家庭出身工商業,屬於反屬,做過偽巴縣跳磴學校、大渡口九宮廟小學校長,參加過三青團……寫了申請參加國民黨的申請書但未批準。其父周世林係偽國民黨員、袍哥。其夫孫叔文係反動軍人,二九師連長,中訓團股長,偽軍法科員,別動隊員,51年被鎮壓在漢口。該人係我廠工人,表現一般。此材料供參考。
公章為:中國共產黨重慶印製第三廠總支部委員會
時間為:元月29日
孫叔文(大姨夫)一直住在武漢,我從未見過。周冰若(大姨媽)在解放後才回到重慶。為了貫徹階級路線,為了阻擋我進入高等學校讀書,我的母校、我的老師真是煞費苦心、不遺餘力。我相信,我的哥哥、弟弟、表哥、表姐們,檔案裏都有同樣荒誕不經的材料。我還相信,當年全中國出身不好的學生檔案裏都有如此材料,概莫能外。
不出所料,高考我落榜了。這一次我已經不像61年中考落榜時那樣撕心裂肺地傷心了。因為,經曆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貫徹階級路線等政治運動,承受了學校對我們的歧視、打擊之後,我對考不上大學早有心理準備。可是出路在哪兒?我茫然、惶惑。落榜的出身好的同學都分配到小學當老師或進工廠當工人;出身不好的不安排工作。親戚鄰居們都說:“你還不如當初不去考高中,就在電機廠安安分分地工作,到如今都是老工人了。現在,你連工人都當不了哪。”世事多變……誰能預料?
早在1960年已上重慶水利水電學校的哥哥,學業優秀,思想進步。1961年卻被下放到沙坪壩苗圃場勞動,是他自己說要為祖國分憂,主動申請下鄉的。後來他告訴我們,那時學校把他們出身不好的學生都分成第三類、第四類學生,都必須寫申請書,然後,統統調整出學校。本來在他中考時,與媽媽一再發生爭吵,媽媽執意要哥上普高,因為她希望兒女們都上大學,自己再苦再累也在所不惜。結果媽媽強不過哥,哥還是上了中專。哥去了苗圃場後,在那裏每天挑大糞、栽樹苗……又苦又累,讓媽媽心疼不已。而哥卻說自己是腳踩牛糞、胸懷全球,就是要滾一身泥巴,煉一顆紅心。他經常教訓我們,說出身不好道路可以選擇,就是應該到最艱苦的地方去脫胎換骨。
我弟弟1965年夏由重慶四十中初中畢業,畢業考試他考了全學區第一名而榮登《重慶日報》。但還是被高中拒之門外。他很聽哥的話,說“一顆紅心兩手準備,一切聽從黨安排”。他要報名下農村,我哥叫他一定爭取第一批去。弟弟於是寫了血書申請,哥哥幫助他從家裏偷出了戶口。媽媽發現後傷心哭泣,她最心疼的就是弟弟。弟弟從小身體不好,高度近視,一隻耳朵因小時無錢治病而失聰,人又太老實,媽媽最不放心的就是他。可16歲的弟弟義無反顧地於1965年8月隨重慶第一批下鄉知青去了四川省達縣碑廟區安雲公社林場。後來撤場下隊,在七大隊四隊。弟弟在那裏一幹就是9年,一直到1974年辦理病殘知青才回到重慶。其間,每次招工當地的貧下中農總是第一個推薦他,往往又總是被政審關卡住。
1965年12月,雲南西雙版納農場到重慶招收支邊青年,我哥極力慫恿我去,考慮到家中隻剩下母親一人,我猶豫了。當時有規定,隻要家中有人下鄉了,其他的人就可以安排工作。可我等不及了,因為出身不好我又心高氣傲,難以忍受左鄰右舍及周圍人的蔑視與議論,總想走得遠遠的,擺脫壓在我身上的桎梏。我又想……我的根在雲南,那個我從小所向往的神秘的地方,那裏有著許許多多失卻聯係……未曾謀麵的納西族兄弟姐妹,我此去建設我的故鄉,以艱苦的勞動與汗水洗刷掉我身上恥辱的印記,隻有這樣我才會有前途,才不會像現在這樣活得憋憋屈屈……我把想法告訴了媽媽,媽媽默默地不停地流淚,見我主意已定,也就默認了。
我哥說:“你資產階級思想比較嚴重,就應該到最艱苦的環境中去磨煉、去改造自己。”我的“革命思想”沒有哥哥和弟弟那麽完全徹底,我們家的孩子好像都繼承了我父親那種有理想、有抱負、對未來充滿了幻想的基因。
我心痛孤孤單單的母親,心裏一直忐忑不安。臨走,倒是母親反過來安慰我,她咽下了眼淚,叫我聽領導的話,一定好好幹,不要忘記努力學習,並囑咐我帶上學習的書籍。於是,在1965年12月25日我帶著艾蕪寫的《南行記》上下冊;陸天明的《邊疆曉歌》;帶著高中的一些課本;帶著母親的祝福,踏上了載著我們命運的列車,懷著我們對理想、前途的熱望奔向雲南。在那裏,我品嚐了人生的各種酸甜苦辣,見識了社會的千奇百怪。在那裏,我失去了天真,也找到了所愛。
1980年初,我和丈夫逃也似地離開了我整整待了十五年的雲南。在列車上,我心潮湧動,默默地叨念:再見了,雲南,我父親的故鄉,這浸透了我青春汗水的地方!再見了,昔日的理想、愛情、歡樂與痛苦!再見了,我的雲南朋友們!再見了,我的那些尚未尋找到的納西族親屬們!列車開動,我的淚水滾滾而下。
我隨先生到了他的家鄉工作了十二年,於1992年回到了家鄉重慶。雖然已是鄉音未改鬢毛衰,但仍改不了從小就頑強、向上的心性。在過去的歲月裏,我已通過自學考試完成了大學學業,取得了中級職稱。曾在全國及西北五省衛生經濟年會上發表過有關醫院經濟改革、醫院經濟管理多篇論文,在全國及省級報刊雜誌也發表過多篇有關衛生經濟改革的文章。在母親的鼓勵下,我於1994年考取了中國注冊會計師,同年進入會計師事務所行業。1996年考取了注冊土地估價師,取得司法鑒定資格。通過不懈的學習,我改變了自己的命運。哥哥與弟弟也完成了他們的學業,弟弟學環保專業,是一名環保工程設計師;哥哥是一名園林工程師,曾因為雲南世博園中巴渝園的建造獲得了全國金獎,幾年前考取了注冊監理工程師。還當了十幾年的重慶市政協委員。我們都實現了母親對我們的期望。我們三兄妹在過去的年代,因為血統論被拋在了社會最底層,備受煎熬。但是我們沒有沉淪,各自都走過一段曲折艱辛的道路,在命運強加給我們的職業與環境中做出了成績。有位詩人說過:“在一切逆境到來時高歌。”這也是我們人生的座右銘。
鬥轉星移,時光像流水淌走了我們的憂傷,淌走了我們兩代人的興衰榮辱、悲歡離合。然而往事並不如煙,記憶未曾忘卻,時時縈係在我的心頭。後來得知,我做了幾十年的關於戶口的噩夢,當年的知青們幾乎每一個人都做過同樣的夢,回城好久了都還在做這種夢。幸而,夢魘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但願曆史不會重演如昨。
作者簡介
和鎣,女,納西族。1965年於重慶朝陽高中畢業,當年支邊到雲南西雙版納東風農場前哨分場八隊。1969年調思茅地區文工團,1972年於雲南省財校畢業。1980年調入陝西,1990年自考獲陝西財經學院文憑。1994年考上中國注冊會計師,1996年考上土地估價師,獲司法鑒定資格。現在重慶中凱會計師事務所。
§§卷二 脫胎換骨路漫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