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維錚
黃河九曲,自巴顏喀拉山一路奔騰,過了寧夏境內的青銅峽後,流入了一馬平川的寧夏平原。平原東邊是鄂爾多斯台地,西邊是賀蘭山,呈兩頭尖尖狹長的條狀……黃河就沿著東山蜿蜒流淌。在這黃土高地上,黃河就像一匹脫韁的馬,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我們插隊那陣,黃河向東涮了過去,在河西淤下了一大片肥沃的土地。我們插隊落戶的多多少少故事就發生在這片新淤出不久的黃河灘地上……
永寧縣農場
離銀川不遠的黃河灘上,有個永寧縣農場,1965年秋,112名杭二中、杭四中的應屆高、初中畢業生,插隊落戶來到這裏,組建起了一個青年隊,開荒平田,進行農業生產。名為縣農場,其實與一般人民公社普通生產隊一樣。我們以及其他農場場員們也都和人民公社社員一樣,沒有工資沒有糧食定量,也要評工分,也要等年底分紅。到後來農場辦不下去了,青年隊解散撤銷,建製成了通橋人民公社轄下的一個大隊,取名叫東升大隊,知識青年被打散二次插隊落戶,青年隊裏搬進了一些當地農民成了東升二隊。
沒有誰深究過為什麽要辦那麽個集體所有製的農場。現在看來,可能的原因有三……一是黃河邊淤出來這麽一大片肥沃灘田,總要有人去經營。另有可能是,寧夏各地檢疫出來的患有鼻疽病的馬,需要有一個偏僻地方集中喂養。黃河灘交通不便,又少大牲口來往,是個理想的鼻疽馬隔離區。第三是因為反右運動後,有一大批亟待苦乏其身進行勞動改造的右派分子,需要弄個地方安置。可能就是因為這些原因,建立這麽一個縣農場。
到了四清運動後期,大批右派分子被摘帽恢複工作,農場人口驟減。正好我們響應號召,到寧夏來插隊落戶,於是就順理成章地成了我們的安置地。為了安置我們112名杭州知青,場部從農場一隊、二隊的耕地中劃出部分土地,成立了一個青年隊。這片土地除了在青年點南麵的杜家崗子的二十幾畝是好田可以種麥子,其餘都是些高海拔的易灌不易排、鹽堿化很嚴重的低窪田。田裏長滿荒草、坑窪不平,田埂歪歪扭扭、時有時無,田塊大小不一、高低不齊,都是些黃河東進後淤下來的未經怎麽開墾過半荒田。
場部挑選了幾個當地人與我們一起來組建青年隊,一位年紀比我們大不了多少的青年農民李大明來當我們隊長,此人看人睹物習慣眯起一隻眼,沒多少文化卻是第一個能聽懂杭州話的當地人;年長點的叫楊伏山,已記不清他算是政治隊長還是民兵連長,也可能是身兼兩職的。一個典型的西北大漢,身高力大,話音洪亮……他的形象使我聯想起我看過的一部世界名著中描述的一位扛起車軸救人的市長……一位老技術員也姓楊,也是隊委會的成員;派到青年隊的還有給我們燒飯的炊事員賈萬銀大伯,喂牲口的飼養員後來又種菜種瓜的趙大伯,以及專門負責教我們幹農活的王利。這是一個狡黠的老中農,說毛主席身上也有幾顆虱子的就是他……他還指著我們發的竹扁擔問:“這玩意小時候能吃?”有人回答他說能吃。我在晚上小組生活會上提出來,批評那人糊弄寧夏人,熊貓也啃不了那老毛竹。那人急得跳起來說,竹子小時候是筍,當然能吃,這我才恍然大悟。王利有一把鍬……每天擦得鋥光瓦亮,鍬把光滑得像打過蠟一樣。
我們一開始的勞動內容主要是平整土地,每天王利蹲在地頭一瞄,拿鍬在高坡的地上畫一個圈,就像孫悟空畫防白骨精那個圈一樣,又怕我們把熟土都挖了,就交代一聲“花花的挖”。然後大步流星地走到低窪處,將鍬往地上一紮,大聲喊道:“到這廝來!”我們就傻傻地拉著小車,隨著他的鍬頭倒下一車車的土。
燒豆子
青年隊是新組建的生產隊,人員結構簡單,清一色的高初中畢業生,缺少由自然村落形成的生產隊那種年齡的階梯結構。因此一些本來應該由老漢小嘎子幹的活……在青年隊裏不得不由大小夥子去幹,我就在黃河灘放了好長時間的馬。青年隊成立時,用我們的安置費到東山買了十頭牛,一位杭州知青放牛時不懂,沒經驗給跑丟了一頭,幾年後才找回來。場部又給我們隊配了兩匹馬和幾頭毛驢,其中有一頭小叫驢,獸醫來給騸了,叫另一位知青拉著溜達。晚上這位知青在拴驢時也是不懂,沒經驗在驢脖子上挽了個活扣,第二天發現小叫驢已被勒死了,青年隊食堂意外地供應了一次“天上的龍肉,地上的驢肉”。
因為前麵已出過那麽嚴重的兩起事故,放馬的責任也覺得很重。一隊放牲口的是個瘸子,與我同齡但個子瘦小,看起來卻像個小嘎子。他是黃河灘上放牲口的頭……不管是哪個隊的,也不管是放羊的還是放牛的,一群小嘎子都服他管。這些人自小未離開過黃河灘,對城市的概念還是從幾個月看一次的露天電影裏得來的,對什麽都感到新鮮。瘸子對我很好,每天我把馬趕到灘上,他和小嘎子們就會過來與我扯謨(聊空天)我也就火車汽車、樓上樓下、電燈電話的海吹一番,馬兒跑開了,他自然會招呼那些小嘎子為我趕回來。
也有讓我感到新鮮的事。
黃河大堤外的河灘地人們叫做闖田,能收不能收全憑天意。種成了就是大豐收,而且可以不繳皇糧(根據國家規定闖田不征農業稅)種不成,莊稼遲了或這年汛期提前了,黃河水漫灘就連種子也撈不回來。因此隻能種一些早熟的夏糧,一般都種大豆――榆林大黃豆,這樣才能夠在黃河發大水前搶收一部分。黃河灘上沒有田埂沒有溝渠,播種時用一台東方紅履帶式拖拉機拉著24行播種機可勁兒地跑,秧苗出來後是望不到邊的一片綠色。
放牲口的小嘎子都是燒豆子的高手,豆子剛開始結莢,他們就會到豆田裏去找那些飽滿點的豆秧,連根拔起,找些柴火點著了燒。燒完,脫下衣服使勁扇幾下,灰燼扇掉剩下的就是燒好的豆子,然後大家蹲成一圈拾豆子吃。
燒豆子有很多講究,要視豆子成熟程度來增減柴火,等到豆子老了,還要摘去豆葉再燒,不然豆子就會燒成焦炭。吃也有講究,要先將豆子扔到空中,再用嘴接著吃。我沒這號本事,有次放馬歸來,半道上遇到楊伏山,他問我:“又偷豆子吃了?”我連忙否認,他說:“還不肯承認,看你的嘴都吃黑了。”
不管怎樣,這燒豆子的事總是侵害集體財產的事,生產隊如果發現我們帶火柴是要扣工分的。這些小嘎子有辦法對付,他們把火柴棍和火柴皮分開藏在他們的大褲腰裏帶來。不過那麽一大灘的豆子吃掉點本也沒啥,大人們管得也不是很嚴,即使給隊幹部發現了,也不過嚇唬一陣。有時他們甚至也會蹲下來,跟我們一起拾豆子吃。
燒豆子吃多了上火,屁多,天天吃總也有個吃厭的時候。有時候,瘸子會叫幾個小嘎子騎上毛驢去掰些青玉米來,不剝皮不去胡須放到火堆裏燒。那味道比豆子好多了,甜甜的帶點煙火味,我們往往連玉米芯都舍不得扔掉,也要細細地咀嚼一番。
黃河灘上,我們撈到什麽燒什麽,印象深的還有燒土豆也很好吃,最不好吃的可能要算是燒魚了。
秋天了,大田的水都要往黃河排,那群嘎子平時沒事就找個水坑,在出水處插一排柳枝讓水流不讓魚過。哪天高興了脫個精光,一群人在水裏跳起踢踏舞,攪得水坑裏的水都成了金黃色,水中的魚兒被這泥沙嗆得憋不住氣,紛紛浮上來換氣……這時的魚行動非常遲緩很好抓。其實這種原始的抓魚辦法,說出它的名稱來肯定大家都熟悉――這就是大名鼎鼎的渾水摸魚。
摸上來的大部分是一種當地叫馬藺棒子的魚,約一紮長,肉滾滾的。捉上來後也不洗,找根柳棍從魚嘴穿入就拿到火裏烤,烤熟了就剝皮吃肉剩下骨頭內髒。雖然這些小嘎子每次都會熱情邀我嚐嚐,但我還是沒有勇氣,隻是每次都在邊上享受他們的愉快。
煤油燈
我快要離開杭州到寧夏插隊落戶去的那幾天,有天母親下班回來問我:“聽人說你們去的黃河邊的農場裏還沒有電?”我回答說:“聽老師說是這樣。”母親愛看書也愛看電影,她對農場的概念大概還停留在電影和書刊雜誌上介紹的蘇聯集體農莊的形象上,那應該是到處拖拉機康拜因,人人穿著大花布的襯衣和布拉吉……怎麽會沒電呢,不可設想!我們那時也不明白,隻是受到的教育,聽到的宣傳都是“哪裏需要到哪裏去,哪裏艱苦哪安家”,所以雖然一點兒不知道什麽叫艱苦,但還是擺出不怕千難萬苦的英雄架勢。母親喃喃地說:“怎麽會是這樣呢?”我不失時機地纏著母親陪我到解放路百貨商店去選購了一隻塑料防水手電筒。
1965年,塑料還不普及,有了這支手電,也使我在青年隊裏驕傲了一陣。
兩輛大客車在黃土高原上的馬車道搖晃了兩個多小時,終於把我們送到了永寧縣農場青年隊。幾排整齊的青年點宿舍,有門有窗,窗上還釘著窗紗,看上去不比學校的宿舍差多少。推開門看,白灰抹的內牆,一鋪大炕以及連著炕的火爐,占去了大部分室內麵積。靠窗放著一張小小的折桌,那種後來被稱作知青桌,幾乎在浙江各地知青點都可以見得到的那種。每人一張方凳,那種簡易的骨牌凳,女生宿舍還多一個馬桶。這幾樣都是隨我們一道乘專列來的,寧夏農村隻有矮矮的炕桌,沒有凳子,馬桶更不要說了。桌子上擺著一隻高腳煤油燈和一盒火柴,除此以外就再沒其他任何家具擺設。
那高腳煤油燈又叫美孚燈,國產的,上下分三截,底下是裝煤油的玻璃燈座,中間是鐵皮製的燈托,裏麵裝有一個燈頭,燈頭裏裝有一個棘輪和一個小手柄,可以調節燈芯高低,控製燈光的明暗,燈芯是寬寬扁扁的棉織品,也是要專門去買的。最上麵的就是燈罩,薄薄的玻璃製品,上口小下口大中間膨起,時間用久了容易被熏黑,需要經常擦拭。
這種煤油燈的設計還算科學的,有充足的氧氣供應,燃燒充分,發出的光作為局部照明,也是夠用的。我們在燈下學毛選,讀雷鋒日記,也縫補衣襪做點針線活……燈光映出我們的身影在牆上,好像是皮影、幻燈。用煤油燈最討厭的是當我們都在炕上睡定後,發現燈忘了吹滅了,沒法給煤油燈也裝上拉線開關。
記不起來到底是杭州市團委還是杭州總工會為了豐富我們的業餘生活,送了我們青年隊一架幻燈機。考慮到我們缺少電源,這個幻燈機是用汽燈作光源的。幻燈沒放過幾次,但那汽燈我們經常用,那時我們經常組織聯歡,那汽燈一點著,明晃晃的,站在三隊也可以看見。這時貧下中農就會說:“青年們又在演劇了”,各隊的人都會結伴湧到青年隊來,看我們自娛自樂。
這個汽燈,青年隊裏隻有黃天增一人能把它點亮。黃天增是個印尼華僑,喜歡打羽毛球,早年在國外時晚上打球就用汽燈照明。汽燈又叫汽油燈,但是用的不是汽油而是煤油。點燈時先要給燈的油罐打氣,再預熱使煤油變成油蒸汽,燃燒後噴射到一個用釷鹽浸透過的紗罩上,這紗罩溫度升高達到白熾,就會發出耀眼的白光。
汽燈最大的缺點是要經常加氣,往往在緊要關頭因為油罐氣壓下降,燈的照度也會下降。這時就要趕緊打氣,因此那時也有人把它叫做氣煞燈。“文革”動亂後……我們也不搞聯歡了,汽燈紗罩易壞,那時也買不到,沒人關心去買了,這隻汽燈也就不知去向了。
“杭州侉子。”
“南蠻子,北侉子”,按理說,我們從南方的杭州來到寧夏,應該稱我們為“杭州蠻子”才合道理,但不知什麽原因,在寧夏,我們卻都被稱為“杭州侉子”。
我們一千來人散布在永寧縣東起黃河邊西至賀蘭山的五個公社百來個生產隊,好像事先有了約定似的,不管到哪個窩窩子,當地人總是稱我們為“杭州侉子”。
這是一個含有嚴重排外情緒的稱呼,是對我們的不恭不敬,是個蔑稱。想起那些不大不小的嘎子,光著P股,攆著我們喊道“杭州侉侉,吃雞隻吃爪爪”時,聽著是多麽的撓心!
時間長了,聽得耳朵起繭,我們也聽疲了,不當回事,也就無所謂――盾白兒(杭州方言喻反意的話)當做補食吃,我們自己相互間也稱呼起侉子來了。
侉子有侉子的語言,杭州話裏摻雜著寧夏方言。或者說,把寧夏的方言、諺語,用杭州話的腔調來交談說話:“咋話了”、“好著哩”……
侉子養的狗,從來不咬侉子,不管識得還是不識得。
隻要你是侉子,不管走到哪個知青點,都會有人管飯管住宿。
就是出門在外,在銀川,在養和,還是在回家探親的途中,隻要聽到這熟悉的聲音,一打招呼:“侉子?”馬上就會親密無間。
四十幾年過去了,這侉子情結還是沒有些許的減弱,你看,趕時髦弄了個群聊,取了個名字還是用的侉子群!
寧夏話愛把狀態說成“氣”,美氣、洋氣等等的,於是侉子間就有了五氣,洋氣……土氣、懸氣、窩囊氣、書生氣。誰是始作俑者,找不到了,論來應該是集體創作的吧!
勞動號子
寧夏的勞動號子很有特色。
第一次聽到那種震撼人心的勞動號子是在楊顯工地上。我們剛從杭州到寧夏才沒幾個月,有一天,我們被臨時抽調去拉水泥涵管。這混凝土澆製的水泥涵管直徑有兩米多,中間穿了根碗口粗的鬆木,鬆木兩端拴著繩。我們十幾個人分兩列拉著繩,想把這涵管挪動到指定位置去。天太冷了,水泥涵管好像已經與大地凍在一起了,我們使勁拉了拉,沒動。這氣溫也是太低了,我們從來沒遇到過這種天氣,手握住繩,沒有冷的感覺,隻是覺得生疼生疼。還沒熱過身來,人感到有點縮手縮腳,使不出勁來。
帶隊的貧下中農楊伏山看了看說“這不行”。說罷,解開身上係的腰帶,將棉襖敞開了懷,一步跳到邊上的高坡,還在大家詫異時,手一揮,扯開嗓子吆喝了起來:“同誌們一條心吆……”“咳……”大夥兒還沒回過神來,回答得不夠整齊有力。“幹起活來就一股勁兒喲……”“咳!”這回的呼應就有力多了。說也奇怪,他三聲號子一喊,那水泥涵管就鬆動了,慢慢地隨著我們開始滾動起來。
四十多年過去了,似乎還能回味起那號子的韻味,不過老是要竄調,一不小心就會變成電影《紅高粱》裏的“妹妹你大膽地往前走”那個調子。那電影是在寧夏攝製的,敢情那作曲的也聽到過寧夏的勞動號子,並且有所借鑒。
楊伏山並不是個喊號子的高手,那天都是些杭州娃,沒其他會喊號子的,他才挺身而出喊起號子來。在寧夏農村,哪個村莊都會有幾個喊號子的高手,輪到這些需集體出力的活,他們一般不用幹體力活,就在一旁喊號子。詞是現編的,根據現場情況編的詞。真佩服那些民間高手,張口即來,詼諧幽默合轍押韻。有時看大夥幹累了需緩口氣,但還不到歇息的時候,會有很長一段引子唱來。喊號子的調有個基調,但也得根據勞動強度的輕重緩急,改變調子的抑揚頓挫。喊的號子總是那麽高亢激昂鼓舞人心,加上那些變化多端的襯詞,聽著真是種享受。它會使人忘掉簡單勞作的枯燥乏味,頓時體味到成功的喜悅。
號子聽得最多還是在賀蘭山當民工那陣。
是因為要突擊架設一條戰備線路,我們被電信隊臨時招為民工。地方上的線路活好幹,為了搶時間,用的都是鬆木杆,輕多了。而且通訊線路都是順著公路跑,不用人拉肩扛地抬電線杆。後來轉到鐵路上幹,用的是水泥杆,線路按規定不能離開鐵路20米,逢山過山逢水涉水,運杆子把人都運怕了。有時幾天工夫,隻能運一兩根電線杆。平地上四個人抬得動的杆子,上山時十幾個人都抬不動。用一根繩在電線杆子上繞幾圈,在杆子的頭尾各打一個結,抬杆子的杠子就從那繞的圈子中穿過,這就叫治懶人結――中間的繩扣都不固定是活的,誰想偷懶鬆鬆腰……準把你壓得趴下為止。就這樣,抬的抬,拉的拉,在那激昂的號子聲中,艱難地一步一步往山上挪。到吃飯時間了,就地啃些冷饃喝些生水,趕緊咽下肚找個陰涼處就地打個午覺。迷糊中,號子又喊起來了,抹抹眼揉揉肩,抓起杠子,下午的活又開始了……
還是想聽那號子,還是向往那扛棒活――吃得下,睡得著!
場上
北方地區哪個生產隊都會有個社場,用於莊稼收割後的再加工和臨時儲存翻曬,大的有好幾畝地,平常時間冷冷清清,也就堆點柴草,隻是在放露天電影時才會有點人氣,可收獲季節那裏會熱鬧得像過節。
到青年隊後不久,就遇到寧夏的秋收,幾個老農一合計,把青年點門口的那塊地割去稻子,套上幾副石滾碾了又碾,壓得不起土了,便成了農場青年隊的社場子……
收獲的季節是喜悅的。眼看著一捆捆的稻子一會兒變成金燦燦的稻穀,一會兒又成了一袋袋的糧食。我們第一次看到我們自己的勞動成果,我們第一次親曆北方的收獲。我們喜悅、歡欣、激動,會暫時忘卻田野勞作的筋骨之苦和遠離親人的思鄉之痛。社場上充滿著我們的歡聲笑語……
西北少雨水,莊稼割倒後就擱在田裏晾著,待整個莊稼割得差不離了,才回過頭來將割倒的莊稼打捆。於是馬車、牛車、毛驢車、拖拉機,各色各樣的運輸工具全部出動,把散落在各個田塊裏的莊稼運回到場上,堆成垛。莊稼全部上場後,選個日子消消停停地開始打場。
打場先要拆垛,然後將稻捆解散在場子中央圈成一個大大的O字,套上戴了口罩的牛、馬、騾子,拉上幾掛石滾子,在那個O字圈上反複地碾壓,其他勞力拿叉又將壓過的稻子抖鬆,以便再次碾壓,直到稻子全部脫粒。
拉牲口的人,順著那個O字,轉圈走著那走不完的路。寂寞而枯燥,時不時會扯起嗓子吼幾聲秦腔眉戶唱幾首花兒。我們不會那些,也不喜歡那些,我們哼的是二胡和笛子的獨奏曲――青年隊裏學二胡學笛子的人多,那些獨奏曲耳熟能詳,誰都能哼上幾句。
場上使用的工具(其實應該說是農具)也是專門的,就說叉叉,就有兩股叉三股叉四股叉等,各有其用。還有像豬八戒使用的九齒釘耙,有大小刮板,有幌叉。
有木鍁、有掃帚……場上的掃帚是少不來的,北方缺少竹梢,寧夏用的掃帚別有特色,是用當地產的芨芨草製作的――用一個不大的鐵箍把一個柳木把和芨芨草緊緊地箍在一起,外形就像一把放大了的有柄的馬桶笤帚。
經過多次碾壓,穀物大部分脫落,就要開始收場。用兩股叉反複抖動,將稻草和糧食徹底分開,再用九齒耙將稻草收攏捆好,運場邊碼垛,場上剩下來的就是當年的收獲了。用大小刮板把場上的糧食集中一堆,用掃帚將場上掃幹淨,接下去的工序就是揚場。
揚場是北方特有的,利用自然風對穀物進行風選分級(南方一般是用風車)揚場是個技術活,專門有一老農負責。青年隊是新建隊,老農少,都由我們自己在幹中學。這活看似容易,其實有許多講究。揚出去的糧食要發散,不能成團,這樣才能擴大受風麵積,便於進行風選。還要根據風力大小調整拋揚穀物的力度和角度(風大揚低點,風小揚高點)拿掃把打秕穀的也是個技術活。用一個麻袋對角折攏,披在身上當披風,掃把要使得不輕不重,正好把秕稻子掃掉而壯稻子留下來。等揚完場,秕稻子壯稻子涇渭分明,稍劃拉幾掃帚,就可分開裝包進倉……
那麽多知青集中在場上勞動,熱鬧勁可想而知。都是第一次打場,充滿了新奇感……都想創造些新發明來。洋相百出,天天有笑話。
拆垛是個麻煩事,垛頂上站不了幾個人,青年隊人多,窩工。找了根鍬把粗細的大繩,把垛攔腰一圍,幾十個人兩邊一拉,快多了!有一天拆到垛底子了,大夥兒鉚足了勁沒動彈。都學過物理,知道這時候需要克服靜摩擦力,待垛底稍微一鬆動就省力了。不知是誰哼起了調子,調子很熟悉也很合這活的拍子,大家夥兒合著拍子一使勁,“啪”繩斷了,場上齊展展的“坐下”兩排人,墩的P股生疼……大家站起來,拍拍塵土,揉揉P股,相視而笑:“都是那首調子不好!”什麽調子,研究半天想起來了,那是一首內蒙民歌改編的二胡獨奏曲《拉駱駝》。
場上收起的稻草,還得捆起來碼垛,用作冬天牛羊和大牲口過冬的飼草。稻草垛與稻垛一樣,底角是長方形的,稻子重,垛堆不高,稻草輕,都想把它堆高點。
兩個相鄰不遠的稻草垛,底盤正好成了個正方形,不知誰出的主意,把這兩個垛拚成一個,堆出個金字塔來。這一天,食堂裏的鍾聲響了一遍又一遍,反常的是原來那些幹活磨洋工吃飯打衝鋒的男生,沒人去吃飯,全圍在了場上,十幾個大小夥子,用三級幌叉一級級傳遞,在月光下完成了這驚世之作。
吃糧瑣事
青年隊剛成立時有112名來自杭州的知識青年,男女各一半,都是56名,後來從養和公社又調來一位女杭州知青,女生就成了57名,比男生多了。本來青年隊的女生就夠厲害的了,7個小隊有4個小隊長是由女生擔當的,女生又比我們思想積極來得比我們左,老說我們男生出工不出力,因此男女生之間少不了打些口水仗:
女生罵男生都是些懶漢,幹活磨洋工;男生嫌女生幹不了重活,卻要同工同酬。
女生經常用毛主席語錄“婦女可以頂半邊天”來壓我們,而男生中的幾個彎彎繞卻硬說毛主席說話原意是女的可以頂半拉子天,而老爺子們卻可頂起全爿天。於是男生稱女生為半邊天,女生稱男生為磨半天。
但每到月末,男生的嘴就開始軟了。寧夏種的單季稻,生長期長達120天,加之黃河水灌溉日照時間又長,所產大米米質極佳,煮出飯來油汪汪的一粒一粒呈半透明狀,吃口好極了。米飯好吃的出飯率肯定不高,半斤米飯,隻有小碗裏淺淺一碗。我們那時正是“半大小子吃死老子”的年齡段,牙好胃口也好,一頓飯吃個斤把不在話下,每個月都早早地把45斤定量吃光了。
女生是吃不了那麽多的,我們剛到青年隊時還吃國家供應糧,每月總有結餘。每當這時候男生的臉皮就會厚了起來,女生的心腸也會慈善了起來,我們隻能靠化齋果腹,女生們也會跟著我們勒緊褲帶節約下口糧來施舍,她們全明白,沒有這點施舍,這批油子連磨半天也做不到。
為了解決餓肚子問題,不知是誰發起了到縣城買燒餅的行動。縣城在養和街,與我們縣農場隔了一個黑泉湖,有30多華裏路。燒餅是長方形的,酷似老農納的千層底,我們都戲稱它為鞋底巴掌,也要糧票,那時我們剛到寧夏,都揣有家裏帶來的全國流動糧票。每次有人到縣城去,總會捎回來一旅行袋的鞋底巴掌。後來有人提出來這是在搞特殊化,是資產階級思想在作怪,不利於與貧下中農相結合……於是,再沒人去買了。
偷油
青年隊的管理、作息完全采用學校裏的那一套模式。早晨,起床哨一響,趕緊到食堂打來熱水,洗漱完畢後要集合到操場,在值日生的帶領下做廣播操,做完操才可以到食堂打早飯。等上工鍾聲一響,就以小隊為單位,分赴田間勞動。
黃河邊一馬平川,食堂的煙囪成了方圓一帶最高建築物,老遠都能看得見。每當幹活累了餓了,大夥會不約而同地眺望,盼望炊煙漸落,盼望收工的鍾聲再一次地響起。當時流傳著一首很優美的越南南方歌曲,到了這種時候,我們就特別喜歡唱:“太陽下山了,那安靜的鍾聲再也不響……”
文化大革命一開始,青年隊也開始混亂了,大家漸漸地看穿了這個烏托邦式的夢想,什麽理想情操世界觀,什麽紮根鍛煉改造上進,都成了虛無縹緲的東西。整天一顆汗珠摔八瓣地搞些黃土搬家,到底有什麽意義,對社會有什麽貢獻,誰也說不清楚,大家都糊塗了,迷惘了。於是幹什麽都不是那樣認真了,對食堂夥食意見也大了起來。“拳大蘿卜對開即可,清水煮之加鹽日日食用”、“取白菜一棵剁碎略炒……”當時流傳的所謂大眾食堂菜譜,就是對我們夥食的形象寫照……開始有一些情侶偷偷摸摸躲起來改善夥食,慢慢的三五成群四五結黨的形成了許多小小團體,平時在食堂用餐,高興了自己動手改善一下夥食。我們是由四五個平時比較說得來的初中生組成的那麽個小團體,號稱小暴徒,是屬於青年隊裏較能幹的一夥。我們養了雞養了一窩兔子,還經常釣魚捉青蛙,小日子過得確實不錯,著實令人羨慕。可也有一樣,就是食用油無法解決,這玩意兒緊缺,有錢也沒地方買。有時步行三十華裏到縣城去買些肥膘肉熬點油備用,但是用葷油燒魚,總不是個味兒。
我們那時還有定量油供應,都集中在食堂裏。老實說,就這點油,食堂燒菜也不夠用,還老是有人偷。大家都懷疑是住在食堂隔壁的大炮偷的油,大炮在家是獨子,家庭條件又好,經常給他郵東西。他怕我們去分享去共產,就找到食堂邊上的一間空房搬到那兒獨居,孤家寡人關起門來吃獨食。雖然有許多疑點,但總是抓不到證據,隻得作罷。
有天晚上,我們打完橋牌已經很遲了,順便又想到食堂去搞點油。食堂油罐裏的油已不多了,搖了搖,索性就連罐捧走。想了想,還沒盡興,便拿起食堂寫菜譜的粉筆,在擱油罐的案板上寫下“此地無油三百兩”,又在門上寫了“隔壁大炮沒有偷”。
三十多年過去了,在一次青年隊老知青聚會上,我們鄭重其事地向大炮道歉,已是個小老頭模樣的大炮,囁嚅著好半天說不出話來。
杭州知青到寧夏農村插隊落戶,有意無意間將南方的、沿海的相對而言較為先進的文化、文明的生活習慣,帶到了這閉塞落後的鄉村。現在看來,唯有這些,還有點進步意義。
作者簡介
王維錚,男,1965年杭州二中初中畢業,同年秋到寧夏回族自治區永寧縣農場落戶。現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