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先生是個矮子,但我和他在一起,他就不那麽矮了,而且很有一些儒雅之氣。我們都喜歡坐著與人照相。十多年來,我與他同時在西安城裏生活,他搞理論批評,我弄文學創作,因為都居家南護城河岸,總有南城門碰著的機會,立於城牆下,一對那般矮著,說些文壇上的事故。我的創作,他一直是關注的,也寫下一些評論,他說他是為我做了嫁衣的。我說,不,應是我做衣嫁你吧。這比如收藏,古董是在一個一個人的手中輾轉才所以成為了古董,其實並不是人收藏了古董,而是古董在收藏人,像我這樣的一批弄創作的,幾十年裏,由幼稚的作品一日複一日使他這樣的人成熟了自己的理論批評體係。
前些年我出遊到了浙江,對紹興有了很複雜的感情,初到紹興城,城裏的人個頭都不高,使我很自在,但紹興有過魯迅和馬一浮,所有來的高個人卻又覺得矮了,我就越發覺得自己不但矮而且委瑣。回來後一次聚會吃飯,飯桌上一條魚,大夥隻吃魚身,卻不吃魚頭,肖說:沒人吃嗎,我吃呀!吃得特別仔細和興趣。我便想起南方人的吃相,遂說起在紹興的感想,他說他原籍就是南方的,我聽了,明白了一切,遂也有些悶氣,幹嘛麽,“既生瑜而何生亮”?!
肖先生幾時從南方到的陝西,我不大清楚,在我的感覺中北方的理論批評家的文章猶如下象棋,南方的理論批評家的文章又像是下圍棋,各有肥瘦短長,曾感歎,誰若能南北風範集於一身,誰必能成就大的氣象。肖先生可以說就有這番麵貌,他應該歸於國內理論批評的一流,但他的聲名並不顯赫,西安地域成於他也礙於他,他真的是有些委屈了。因為北京或上海,那裏的報刊麵對的是全國,西安的報刊隻向於一隅,而他的文章又大多發表於西安報刊,國內的文壇多少疏忽了他的存在。
在他十分年輕的時候,他提出過關於散文創作的“形散神不散”觀點,此話姑且不論有多大準確性和概括性,實際是影響了數十年的國內散文創作。八十年代末,他最早研究中國西部文化和文藝的問題,撰寫和出版了國內第一部《中國西部文學論》專著。九十年代他又集中對長安文化的內質、特色及其在中華文化構局中的定位、作用做研究。他是較早意識和盡力完成自己獨立體係的理論批評家。他不善於張揚和炒作自己,但成果紮實而獨姿獨采,當文壇時尚之風陣陣刮過之後,他開始水落石出,價值以實力漸漸被國內文壇認知欽佩。去年我在我的書房寫過四句話貼在牆上:“聖賢庸行,大人小心,靜坐玄思,不知不覺”,這話還真適應於他。
在陝西的任何文學、藝術以及文化研討會上,每有發言立即會場寂靜,大家要洗耳恭聽的,其中總少不了他和李星先生,他們閱讀麵廣,了解國內文壇乃至世界文壇狀況,批評的坐標高,自己的感覺又好,見解獨到鮮活,概括歸納準確。他是智慧型的,又是才子型的。所以,肖先生也寫散文隨筆,也熱愛書法。我每每見到他出門總記得提包裏要裝上毛筆印章,而在書法表演中得意忘形,其形狀率真可愛。
現在,出版社肯花大的力氣,投資大的款額,一次推出他的《對視》書係四冊,其隆重的禮待是一般從事理論批評的人難以遇到的。單瞧瞧四冊的書名:《對視文化西部》、《對視20年文藝》、《對視269》、《對視風景》,是可以看出此人釋放的能量有多大,思維是多麽活躍和豐富,勞動是何等繁重而艱辛。我是畏懼這樣的人,更是尊重這樣的人。
1999年3月5日夜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