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是聽人說江文湛瀟灑,以為是二十出頭的小年輕;一日我隨一幫人去終南山下訪一位禪師,半路裏上車的是一對男女,女的美豔,男的卻五十多了。相貌古怪,像戈壁灘上一隻公羊;有人說這是新夫新婦的江文湛,於是我們便認識了。
那天的雲很淡,他穿件紅衣,蓄老長的頭發。論罷禪,大家往院外的河裏去玩,後門不開,他第一個翻很陡的頹牆,手腳敏捷如貓,還硬要那女子也翻,不翻,就迭聲兒鼓動,遂一團綠空中墮下,他在下抱住了也抱住了帶落下來的一塊殘磚。河並不深,亂石匝地,他瘋得像個孩子。女人是坐在一片林子邊的,一語不發,任他放縱。他後來卻歪在石窩裏不動起來,河裏是晚霞流動,紅的團塊和銀的波線糾纏組合,岸的兩邊默坐了遙視的男女,境界如唐詩宋詞。我說:“你在欣賞妻子嗎?”他說:“我在看樹。”他是在看妻子身後的樹,看樹全是些人在那裏立著,站著各異的美妙,也看見了妻子是林中的一棵。我知道他的想像力極好,易入非非之境,就笑著說:藝術家都蓄這麽長的頭發,為什麽藝術家都蓄長發呢?他說你見過獅子嗎?我聽說過,沒見過,話題就這麽斷了。幾個月後,再見他是在街上,他頭發卻短得出奇,幾乎形象都變了,兩人倚著車子在路旁的電杆下說兒女說天氣,由發型說到形式問題,他說了一句形式問題是認識觀的問題。這話很費解,分手後騎著車子想,回味如讀了一本很厚的書:當今是搞藝術的人領導奇裝異服,可搞藝術偏要弄到自身也藝術化嗎?天上的鳥與水底的魚原本一樣,鳥翔雲而不劃水。鱗衍變成翅,魚劃水而不翔雲,翅衍變為鱗,翅與鱗應美在生存的需要,而不是為美而美。
此後的日子裏,與江文湛處得熟了,讀他的人也品他的畫,理解了他是真正的瀟灑。他崇高,是有孜孜追求的事業;他自私,作畫原本是一種自娛。畫可以懸掛在莊嚴的大廳和大人物的臥室,街上拉板車的運煤小工也可以拉他去畫一幅兩幅。他善吃好喝,敢冒犯,敢不衛生,也談性說女人,他多麽熱愛他的生命,不失時機地要美麗,要輝煌。他為人為畫,以人生的體證和心性的適意,他當然活得瀟灑,別人說他瀟灑,是企羨,又乏之擺脫外界和自身的俗塵的勇敢,隻好幾分嫉妒,幾分戲謔,無可奈何。
當今能瀟灑的人能有多少呢?輕薄玩世不是瀟灑,那是做作和浪蕩。如果說瀟灑多是屬於外向性,幽默多是屬於內向性,那麽瀟灑和幽默同是沉悶的人生所透氣的如窗的兩扇,是一種超越,人生的別一個境界。
常常是一個電話,江文湛發動了一次沙龍清談或野遊。他喜歡爬極陡的崖涉老深的潭,著人大呼小叫,喜歡擺滿牆滿地的新作讓朋友批點。或是喝到微醉,講他難堪的少年和青年,最使他不能忘懷的也讓我感動的是他小少時的教堂見聞,那高大五色的玻璃和輝煌的聖壇,他跟著大人蘸上聖水點在額上於胸前畫十字,然後跪在長凳上合著音樂念經。音樂如水,非常悠揚低沉,神父穿著華而不麗白色鑲著花邊的披風,提著冒香氣的熏爐,將一片叫聖體的白色的據說是江米作成的耶穌聖像送到閉目微張的教徒口裏含化。那聖體一定很好吃,但神父不給他,而深深令他傷惱。這種對於江米糕片的聖體可望不可及,影響了他整個人生。他對於繪畫有著天生的悟性,但為了圓滿一個真正畫家的夢,他在生活的淵海裏沉浮。四十年的歲月裏,江文湛才美麗瀟灑。所以他不會輕薄,也不玩那一種“強說愁”的偽深沉。我們在野遊的山巔之上待到鴉影日落,看萬裏夜空裏,一輪明月來,朗讀魯迅的《鮮花與墓地》:在開滿鮮花的墓地中,一位老人問一位少女:“你看到了什麽?”少女說:“鮮花。你看到了什麽?”老人說:“墓地。”江文湛站起來了,說:“我看到的是墓地上長了鮮花。”我們都為他鼓掌了,淺薄的喜劇是令人生厭的,但太沉重的悲劇並不就是藝術的最高境界,在悲劇的基層上超越悲劇走向喜劇才是大的藝術。曹霑在寫《紅樓夢》時缺衣少食,為什麽他寫大觀園那麽明媚燦爛,一聲“寶二哥來了”,鳥也叫,花也開,滿院歡笑呢?
還是那種在教堂裏吃不到江米糕片的聖體的憂傷,深深地痛苦著江文湛的繪畫意識,一派靈性,又固執而放縱,當四十歲裏真正步入了中國的畫壇,他的花鳥創作贏得了一片聲名,但他要瀟灑,真正的瀟灑使他在藝術上隻能朝三暮四,喜新厭舊。而感官上的欲望,現實不可超越的困惑,新的追求和難以割舍的瓜葛,他毅然離開西安美院南下深圳,又從深圳返回西安,畫了撕,撕了畫,摔了畫盤又買畫盤,他心情不好,家庭又破裂,衣著不整,形容如鬼,他完全是被拋進了深淵旋渦,幾乎是要沉沒了。整整的四五個年頭,江文湛硬挺著走過來,於人生和藝術上把原有的自己徹底打碎了,終於完成了他現在的瀟灑。論起他作品的旋渦時期到如今的構成時期,江文湛總是笑笑,說:“我老去十歲。”老去十歲的代價後的瀟灑,瀟灑的創作使每一個麵對著它的讀者都感到“減去十歲”。
但是,當我最近一次去他家的時候,江文湛正窩在一張大沙發中,沙發下是一雙擺成了×形的鞋,酒和茶在麵前的小桌上淋得斑斑點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