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賈平凹寫人散文選

第三十一節 懷念杜鵬程

　　人的稱謂有很奇怪的現象，有的人年輕著就被稱呼老×，有的人歲數已經夠大了還被稱小×，有的人卻從不被稱老稱小，直呼其名。第一次見到杜鵬程，我隻是二十多歲，聽別人都叫他老杜，我叫不出口，以至後來每每見他了，就嗤啦一笑而白搭話。他活著的時候，於我是一個晚輩麵前的長者，我不敢叫他老杜，他現在去世了，成為一個時代的文學的象征，我也便稱他為老杜，如同莎士比亞為莎翁，稱茅盾為茅公。

　　老杜的模樣實在不像個作家，每一次文學界的會議，自然他是要坐主席台的，但他在那裏坐不住，總是借解手的機會，下來就再不上去了。他眉毛很高，不是線狀，粗短，如墨筆重點，不知怎麽，我一見到他這眉毛，總覺得文曲星的眉毛就該是這樣的嗬。我不愛聽他的大會講話，沒有條理，缺乏煽惑性。一位作者給我說，他曾見過老杜的寫作，一隻手拿著筆，一隻手在摳腳丫子。別人信不信，我一直相信，因為有一次開會我與老杜坐在一起，就發現他把一隻襪子穿反了，而且襪底扭扯到腳麵。

　　一部《保衛延安》，使老杜成為神，也使老杜成為鬼。文化大革命中，他被拉在街頭的高台上批鬥，有人雙腳蹦跳著把唾沫噴在他的臉上，罵他為彭德懷樹碑立傳。彭德懷平反了，成了一代英雄，老杜還是個作家老杜，得病住了醫院，單位無錢付醫療費，醫院就扣著他不讓走。

　　在我的記憶裏，老杜的家總是不斷地搬遷，從未住過什麽像樣的房子。東木頭市街住著的時候，我去過，房子窄而黴，後窗外有一棵什麽樹，離樹不遠是個共用廁所，臭氣就一股一股飄進來。最慘的是“文革”中被趕出城去，有朋友告訴我，說他在火車站檢票處碰著老杜，老杜一個褲腿高，一個褲腿低，用木棍兒挑著一個小箱子，箱子裏裝著他的書和《太平年月》的初稿。

　　論資曆，老杜的資曆很深，他沒有從政，中國的官場上少了一個高級幹部，當代文學史上卻多了一位文豪。我沒有見過老杜寫作的情況，他的同輩人說他年輕時寫作玩了命，常常帶了饅頭把自己關在小屋裏，幾日幾夜不肯出來，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是拿自己的健康和上帝交易，所以他不該老的時候老相就下來。他的文章幾乎是改出來的，直到給出版社或雜誌社交了稿，他還在不停修改，以致印刷廠的排字工煩他，害怕他，甚或提出過抗議。

　　他是二十八歲寫了《保衛延安》的，我二十八歲時正是投稿又被退稿的時期。如果以得獎論作家，老杜極可能沒有一次得獎，但老杜的作品已經輝煌了近半個世紀，而我們，獲過了許多獎，作品又能存活幾年呢？

　　有一年的冬天，老杜在雪地上走，穿得臃臃腫腫的，縮著頭，袖了手，誰也不知道是他，他也不看行人，表情隻是木木地隻管走，我就想起我的故鄉裏那些老農。老杜的作品全靠激情推動，不熱衷於小技巧，充盈著一股正氣和大氣，讀他作品的感覺和他在雪地裏行走的印象，使我好長時間裏產生了一種想法：越是豐富越是樸素，優秀的作家沒有作家氣，大智慧的人是不精明的人。

　　與老杜十幾年同生活在漢唐一路下來的西安城裏，是我活人的一份榮耀。他是韓城人，我對韓城那塊地方也倍感親近，每到韓城，不由得就想起司馬遷和他，司馬遷是有廟堂的，老杜還沒有個紀念館。我曾在一些會上呼籲在西安修建石魯、柳青、老杜的紀念館和塑像，雖然未引起有關部門的重視，但我相信以後的人會這麽幹的。

　　老杜在晚年患有一種腳手顫抖的疾病，坐在那裏無一刻安靜，每次見到他了，我還未向他問候，他卻總先問我的身體狀況。一次吃飯，他怎麽也夾不住菜，我把盤子拿過來撥菜在他碗裏，他竟說了聲謝謝，讓我心裏很難過。以後再見他，或者有他在的場麵，我不能跑，不能跳著上台階，如同我舅父患了食道癌後，我去舅父家從不願端了碗在舅父麵前狼吞虎咽。

　　老杜去世的時候，我是不在西安，事後去他那兼著臥室的書房裏，看書架、茶幾、台燈、筆筒一切都保持著原樣，雖然明白人生自古誰不死，更明白一個偉大的人的靈魂是無來無往無生無滅的，但一想到再也見不上那活生生的血肉之軀的人，不禁潸然淚下。他的夫人與我在那裏默坐許久，後來側了頭看起書桌，書桌上有一些灰塵，她走過去拿抹布擦了，還把案頭已很整齊的書籍整理了一下，便立在那裏，突然地又說，“下雨了”。說著這話，她的眼睛一直在盯著桌前的木椅，我的感覺裏她這是在對丈夫說的，她一定覺得他還是坐在那裏寫作，轉身撿了那件衫子要給他披的，清醒過來，還是去把開著的一扇窗子關上了。窗外確實是在下雨，雨細如愁。

　　轉眼又將是一年，如果黃土地上還沒有關於老杜的石刻的墓碑，我們就在心上刻下：人類的天才並不是很多的，對老杜這樣的作家，曆史是不會忘記的！

　　1992年9月11日午寫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