歸去來兮辭

一、田園守望者

　　陶淵明（公元365-427年）字元亮，一說名潛，字淵明。私諡靖節。潯陽柴桑（今江西九江）人，晉代著名詩人。

　　陶淵明最終成為名垂百代的大詩人，與其曾祖陶侃及外祖孟嘉對他的影響是分不開的。

　　陶侃是東晉開國元勳，官至大司馬，他少年孤貧，曾被人稱為“小人”乃至“溪狗”。陶侃雖以軍功起家，但並非赳赳武夫，而是頗有政治頭腦，且勤奮自勵，一生惜時如金，這一切都深深地影響了陶淵明。陶侃務實，不讚同老莊虛無之論，認為“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也”。陶淵明卻剔除老莊浮華的一麵，吸收其淡泊名利、自然守真的精華，形成了自己個性鮮明的世界觀。

　　孟嘉是陶侃女婿，娶陶侃第十女，即陶淵明的外祖母。陶淵明母親是孟嘉的第四個女兒。

　　孟嘉年少時就很有名氣，所謂“名冠州裏，聲流京邑”，且氣度不凡，“衝默有遠量，弱冠，儔類鹹敬之”。孟嘉的聲名及其高雅的氣度更接近當時的士族。

　　陶淵明一生酷好自然，追求趣味高遠、超然脫俗的人生境界，《歸園田居》詩曰：“久在樊籠裏，複得返自然。”正表達了其與孟嘉一脈相承的精神追求。

　　如果說陶侃所給予陶淵明的是出身寒微者艱苦奮發的剛毅品質，那麽孟嘉給予陶淵明的影響乃在於魏晉名士的那種雍容雅健的風流氣度。兩方麵的影響使陶淵明以辭官對抗黑暗，又以歸隱自然守護心靈的寧靜，從而成就了陶淵明柔中有剛、獨立不倚、貼近自然的人格範型。

　　閑居（公元365-393年）

　　陶淵明早年喪父，家道中落，物質生活雖然貧困，但卻接受了很好的家庭教育。陶淵明少年時期就已經閱讀了《老子》、《莊子》及儒家的《詩》、《書》、《禮》、《易》等著作，另外還閱讀了神話、小說等“異書”。這些不同流派的經典著作給予了陶淵明以深刻的影響。儒家思想培養起他積極入世、建功立業的情懷，道家思想則使他心係自然，抱素守真。

　　陶淵明的故鄉在潯陽柴桑的栗裏村，位於廬山之北，即今江西九江市西南二十裏的賽湖、八裏湖一帶。廬山、彭蠡湖（即今鄱陽湖）的山光水色熏陶出陶淵明的山水審美意識，激發出他的創作靈感，並在更深層次上淨化著他的心靈，造成了詩人對自然的強烈歸依感，由此影響到他日後的人生選擇。陶淵明此後堅決地辭官歸隱，重返自然，與其家鄉優美的自然環境的熏陶不無關係。詩人以審美眼光盡情享受自然風物，自然便難以忍受官場的齷齪黑暗，“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便成為陶淵明的歸隱宣言。

　　出仕（公元393-405年）

　　這一時期是陶淵明經曆最為複雜、思想最為矛盾的時期。在經過了長期的仕隱交戰的心理衝突與煎熬之後，陶淵明最終選擇了歸隱。陶淵明在堅決歸隱之前有過五次出仕。

　　據《宋書·隱逸傳》記載，二十九歲時，陶淵明因“親老家貧，起為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可見陶淵明做官隻是為了糊口，並非自己的誌向。在認識到官場的汙濁後，而立之年的陶淵明便深以自己的選擇為恥。於是，陶淵明勸告自己順從天性，終老田園。這是陶淵明第一次出仕。

　　晉安帝隆安四年（公元400年）陶淵明三十六歲時第二次出仕。此次在江陵做荊、江二州刺史桓玄的幕佐。但陶淵明始終不能忘懷故園與親情，歸隱之誌時時湧上心頭。辛醜歲（公元401年）七月，桓玄手握重兵，窺伺朝廷。陶淵明對此心懷厭惡，又遭母喪，便辭職回家了。

　　元興三年（公元404年）劉裕起兵討伐桓玄，桓玄敗走。陶淵明第三次出仕，任劉裕的鎮軍參軍。這次出仕是一次痛苦的經曆，詩人出仕仍然是被饑貧驅迫，並非出於本心。所以詩人稍能掙得一飽，便迫不及待地想要回歸田園。這次出仕不久，詩人便又辭官回家了。

　　這一年（公元404年）陶淵明又轉入劉敬宣幕府，為建威參軍，這是詩人第四次出仕。但其歸隱田園之誌卻依然沒有改變。當年，劉敬宣自表解職，陶淵明隨之罷歸。

　　從以上可見，詩人出仕實乃為了生計，迫不得已。既非發自本心，必然痛苦難熬，田園由此成為詩人對抗現實黑暗的精神領地和必然的歸宿。

　　義熙元年（公元405年）八月，四十一歲的陶淵明做了彭澤令，這是他第五次出仕。十一月，“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我不能為五鬥米折腰向鄉裏小人。’即日解印綬去職，賦《歸去來》。”（《宋書·隱逸傳》）久曆官場的陶淵明無法忍受摧眉折腰的屈辱，就此永遠結束了為官生活。陶淵明的歸隱既是酷好自由的個性與社會衝突的結果，也與當時混亂的時局有關。既然昔日的“大濟蒼生”之誌在軍閥混戰的局勢下完全化作了泡影，那麽他的歸隱之誌無疑更加堅定了。

　　隱居（公元406-427年）

　　陶淵明歸田之後，開始了長達二十餘年的“躬耕自資”的隱居生活。義熙四年（公元408年）即回歸田園的第四年，陶淵明家失火，林室盡焚。此後生活日益貧困，雖勉力勞作，仍不免饑寒。詩人以躬耕自食來維持自己清高的品節，雖然常陷於饑貧，仍然表示“但願長如此，躬耕非所歎”。同時，陶淵明在與鄉民的相處中獲得了許多樂趣，詩人不僅在躬耕生活中感受到淳樸深厚的人情，而且以其細膩敏銳之心體察欣賞田園風光之美。

　　陶淵明的晚年，生活愈來愈貧困。雖然偶有朋友主動送錢周濟他，有時他也不免上門請求借貸。陶淵明的老友顏延之於劉宋少帝景平元年（公元423年）任始安郡太守，經過潯陽，每天都到陶家飲酒。臨走時，留下兩萬錢，陶淵明全部送到酒家，充作酒資。不過，陶淵明的求貸或接受周濟，是有原則的。宋文帝元嘉元年（公元424年）江州刺史檀道濟親自到陶家訪問。這時，陶淵明又病又餓好些天，起不了床。檀道濟勸他說，賢者活在世上，天下無道就隱居，有道就出來做官。現在你生在這樣一個開明的盛世，何必這樣折磨自己呢？陶淵明回答說：“潛也何敢望賢，誌不及也。”檀道濟饋以粱肉，被他揮而去之。元嘉四年（公元427年）九月中旬，陶淵明在神誌還清醒的時候，給自己寫了《挽歌詩》三首，第三首詩末兩句說：“死去何所道，托體同山阿”，表明他把死亡看得那樣平淡自然。當月，陶淵明就因年邁加上遭受疾病病故了。

　　陶淵明去世後，“近識悲悼，遠士傷情”。陶淵明的一生，“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清高自守，潔淨自持，受到後人的無限景仰與懷念。

　　陶淵明之歸隱不僅是出於對劉裕的不滿，同時也是對社會現實及墮落人性的深刻批判。陶淵明通過對現實的細致觀察，深刻地認識和感受到了人性的墮落，追名逐利正成為人類的普遍惡習，而人類社會也因為這種名利追求的激烈而越發黑暗。桓玄及劉裕的篡亂行為正是人性墮落與醜陋的最有力的證明，人性的墮落是一個漸進的不可逆轉的過程。陶淵明對此痛心疾首，他唯一能做的隻能是以對現實的退避來保持自身的潔淨。陶淵明因此極為懷念上古之世，那才是一個人性自然真樸的時代。然而曆史畢竟不可回複，現實也難以改變，陶淵明隻能從曆史中尋找知音。他通過對曆史上的達人隱士的歌頌與緬懷來寄托自己的情懷和誌向。為堅守自己的不同流合汙的品節，陶淵明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常常是“傾壺絕餘瀝，窺灶不見煙”。但是他謹記孔子遺訓，說“先師有遺訓，憂道不憂貧”。正因為懷有這種“衛道”的決心，陶淵明才會毅然地辭官歸隱，甘心於貧窮潦倒的生活，並同樣從曆史上的貧士那裏找到了隔代知音。

　　陶淵明雖然置身田園，“大濟蒼生”的壯誌卻未完全消退，並在紛亂的現實中常常浮現出來，這使詩人常常忍受著欲罷不能的煎熬。

　　陶淵明壓抑著的憤懣情緒又常以飲酒的方式加以抒發。在《飲酒》組詩中，涉及到社會黑暗的就占三分之二以上的篇幅。不難看出，詩人並非僅以飲酒消愁解悶，更是以酒為題，寄托懷抱。正是乘著酒力，詩人才能大膽地指斥社會不平，表達內心最真實的矛盾和痛苦。

　　然而詩人最主要最實在的生活內容仍然是田園勞作，這自然成為其田園詩的主體內容。但隱居田園、安貧樂道絕非陶淵明隱居生活的全部，在遠離世俗與田園自然的親密接觸中，陶淵明充分感受了自然的美麗，並以審美的眼光加以藝術的提煉，呈現為清新怡人的田園風光。陶詩中的這些景物充滿悠然自得之趣，可以體察到詩人與物合一、忘情其中的陶醉。

　　在與農人的接觸中，詩人也感到了人性的淳樸可愛，田園生活的單純與人性的純淨無疑使得詩人更加眷戀田園，也必然更加厭惡現實的惡濁。它使詩人感到世界上仍然有值得珍惜的東西，而不致對整個社會徹底失望。田園不僅成為詩人的安身立命之地，也成為陶淵明對抗現實黑暗的重要精神力量。正是在這種身體力行的勞作中，在與農作物的親密接觸中，陶淵明才更深切地感受到投注了自己的心血和汗水的田園風光之美，並滿懷喜悅之情描繪田園風物的勃勃生機，才能將樸實無華的禾苗升華到審美的高度，類似“有風自南，翼彼新苗”這類樸素無華的詩句才能產生格外動人的力量。這是沒有耕作體驗的人絕對傳達不出來的美。從這個意義上說，陶淵明田園詩之美是建立在對勞作直觀而深切的感受基礎之上的。

　　於是，對官場惡濁生活的厭惡，對淳樸自然人性的向往，對先聖“憂道”遺訓的堅守，對勞作價值及田園之美的領悟，使陶淵明成為中國曆史上偉大的隱逸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