崩潰邊緣

第八章 文明及其不足

　　沒有永恒的條件。

　　——非洲諺語

　　神病在各種人群中的分布大體相當。由於瘋狂特質深埋於人類基因普中，而這種基因的變異頻率在不同群體中是平衡的。因此，我們推斷在不同的時代、地域，精神病的概率是等同的。本章旨在檢驗論證這一觀點以及其對基因創造力的意義。

　　◆

　　（Henry Maudsley）在醫學心理協會上宣讀了《精神錯亂在增加嗎？》的論文。他推斷精神錯亂有上升的趨勢，其他學者也就此敲響警鍾。1869-1900年，英國精神病院入住率翻了兩翻。直到“二戰”後開始的解散龐大機構前，精神病院的病人都在持續快速增長。即便診斷技術的進步和醫學的發展，人類精神錯亂病症仍然日益嚴峻。通過研究為數不多的關於精神病流行的權威性科學文獻，莫茲利發現：在任何時期，被診斷為精神病的比例上，工業化的西方文化高於其他文化。這隻是精神病不適的一個方麵，輕度抑鬱、飲食失調以及其他的人格問題的發生率在西方社會也持續增長，尤其在過去的50年特別明顯。因此，在對精神病的曆史趨勢研究和輕度錯亂的相似性研究趨勢方麵出現了相似的模式。在文化對比研究中也出現了這種情況。

　　海地區，人格分裂（schizophrenia）率是傳統地區的數倍。

　　濟，過上工薪一族、商品消費、經濟移民（economicmigration）

　　特殊疾病。

　　高貴的野蠻人中得以體現。之後，弗洛伊德進一步闡述：

　　康的最具影響力的控訴。

　　進化精神病學者東尼·史蒂文斯（Anthony Stevens）

　　和約翰·普萊斯（John Price）的最近的研究從科學的角度重申了文明導致精神疾病的觀點。他們提出基因組滯後（genome lag）假設：我們的思維會隨環境而改變，以適應它，如生活在稀樹草原的人們會形成以捕獵采集為生的小團體。這就是專業上所說的“進化適應的環境”（EEA）。人類原始的需求（archetypal needs）——地位（ststus）和聯係，以及基本的心理資本——應對損失、危險、壓力和不確定性都在EEA 的進程中進化。然而不幸的是，情形發生了轉變：幾千年以來人類定居在較大的農業化群體中。更為嚴酷的是，近一百多年來，人類生活在龐大的毫無個性可言的工業社會。這樣，人類就麵臨著與我們的天賦不相匹配的挑戰和機遇。人類沒有足夠的時間進化以適應工業化環境，甚至對於農業化環境也沒有足夠的時間。對於進化而言，幾千年仿佛轉瞬間。人類基因沒能跟上環境變化的腳步，但是它還是使人類向EEA 前進。

　　如果現代社會瘋狂劇增，是因為對所處的環境而言我們裝備不良，而且環境不能滿足我們的本能，所以我們經常在精神上失控，就如史蒂文斯（Stevens）和普萊斯（Pri-ce）所言：

　　許多神經機能病、精神變態、藥物依賴、意外懷孕、濫交，更不用說持續上升的犯罪率，似乎與西方社會不能滿足人類的原始需求有關。

　　基因組滯後（genomelag）假設存在顯而易見的缺陷。史蒂文斯和普萊斯似乎在暗示：人類如果生活在自然環境下——進化適應的環境，就會快樂也就避免了煩人的精神變態、犯罪、暴力等等。對於人類學家而言，這一假設完全是不成立。進化的目的不在於讓生活和諧或是人們快樂，而是優勝劣汰。確實，進化論的核心理論在於：資源是有限的，不能為物種和平共享。因此在撲食者和被撲食者之間、寄主和寄生物之間、雄性和雄性之間、雄性和雌性之間，甚至父母與子女之間一直存在著鬥爭。本質上來說，我們的基因各不相同，世界無法滿足我們所有的欲望。進化盲目地竭力嚐試尋找途徑以適應人吃人的社會，但往往效果甚微。所以，我們預見即便在進化適應的環境中仍然存在一事無成的人、一無是處的策劃、眾多的暴力、反社會行為、種族衝突，大多數人的原始需求可能根本無暇顧及。即便顧及到了，也無法得到滿足，因為這些需求是我們生殖競爭的驅動力，自然界不會為我們提供這種保障。在傳統社會，殺人者的比率是當今最暴力城市的數倍，毀滅性稍小的戰爭也更為頻繁。不愉快和衝突的肆虐是現代社會的失常情形的設想是不成立的，它們存在於人類的起源。

　　基因組滯後假設的另一個問題在於，從某種程度而言，環境並沒有發生太大的變化。雖然我們生活在了無生趣的工業社會，我們日常接觸的人還是很少。大公司的部門、朋友的交際圈、社會俱樂部的規模和漁獵采集群體大體相當。當今，促使精神病突然發作的巨大壓力有著異常的持久性，如配偶死亡、求偶失敗、孩子的出世和死亡、在職業和政治競爭中失敗。這些事件關係到個體地位和情感維係，他們在我們生活中時有發生並給我們帶來毀滅性的打擊。除了職業競爭外，早在遠古時代人類也為這些壓力事件所影響。如今，我們在商場、工作、學業上競爭，雖然形式新穎但其根本的原動力是一致的。為家人帶回資源，無論形式如何，本質是沒變的。

　　盡管如此，基因組滯後還是有合理之處：令人信服地解釋了目前精神病患劇增的現象。我認為該理論可以從進化論的角度進行闡述，而且我也如此嚐試過。然而，又導致更具爭議性的問題，這個問題似乎與本書的觀點相矛盾。基因組滯後假設是“惡劣環境”假設，壞環境即現代化——損毀了本身適應性良好的機能。相反，本書認為精神病的根本機製是“惡性基因”，這些基因因為其補償優勢被保存在人類基因庫中。所以，精神病是人性的基本組成部分，無論環境如何都存在。精神病能促進創造力，所以在進化適應的環境中也存在。

　　我們似乎又一次陷入了無法抉擇是教養立場還是天性立場，是惡劣環境還是惡性基因的僵局。我認為僵局是沒必要出現的，每種立場都有一定的道理。一方麵，基因觀無懈可擊，並且其推論精神病分布的形態也與實際相符。另一方麵，精神疾病也隨時間文化顯著變化，因此環境也在起作用。有一條途徑能夠整合兩種立場，我們下節討論。

　　◆

　　首先來討論下基因組滯後假設中關於進化論的問題。我們不該預想EEA 的人們過著快樂、無憂無慮、和諧的生活。他們的生活和我們一樣也會不快樂、有壓力、有失望。然而，我們可以預見他們以一種適應性的方式來應對壓力和失望。也就是說當他們麵臨情感的破裂和競爭中失敗時，可以認為他們能重拾信心適應環境。而有精神病困擾的個體卻不能如此。在麵對職業失敗的時候，他們情緒低落導致更大的失敗；在麵對令人沮喪的比美時，他們暴食或是絕食導致更不具有吸引力。更重要的是，他們讓自己的生活陷入了危機。總之，在進化適應的環境中，我們可以料想暴力是為滿足生物性目標；不愉快是為了引導人們避害，壓力是為了讓人們為生殖競爭做準備。但是我們不能以為自主的盲目的暴力、抑鬱、壓力被瓦解了，人們在對抗這些因素的過程中優勝劣汰。

　　因此，我們可以認為現代環境有這樣的特征：全力應對不愉快和壓力。英國心理學家奧利弗·詹姆斯（Oliver James）在他的書《沙發上的英國》（Britain on the Couch）裏提供了有說服力的論證。他提出，在我們與他人比較地位、聯係的時候，往往會出現低落的情緒。黑長尾猴首領，在群體中地位高和雌性關係更親密，他們的血清素含量高於一般群體成員。在傳統社會，人們會與其他一百多人比較以知道自己在群體中的地位，這必然會導致大部分人情緒低落，從而導致血清素含量非病理性的下降。然而，由於當今傳媒的發達，我們可以和成千上萬的人比較。各種廣告，尤其是出現在電視中的超乎尋常的美麗、難以置信的成功、有創造力、富有、有魅力的人士給我們帶來了巨大衝擊。理所當然，我們覺得自己一文不名。現代資本主義社會驅使我們向同類看齊追逐美好的事物、居住環境、競技體育、文化形式以及工作職位。

　　對女性而言，傳統的地位比較是外形吸引力。對美的追逐不僅催生了暴利的化妝品工業，而且使飲食失調和抑鬱上升。但是，這種追求並不能恰如其分地幫助女性在其他領域的競爭。對男性而言，傳統社會雄性間的爭鬥已經過渡到對金錢、權利、文化藝術地位的競爭。這種競爭更為殘酷，男性要與更多的同類競爭，同時還要與女性競爭，她們很多時候毫不遜色。

　　情感維係——根本上是為了找尋配偶、與親屬和子女的聯係以及同輩的尊重，這和進化適應的環境是一致的。然而，由於大規模的地理遷徙，情感的維係更為困難、不穩定。最顯著的變化是，居住模式的改變、財富的積聚、個人主義的膨脹導致了大家庭的瓦解。如今，人們的情感維係更少（包括更少的孩子），人們因此更多的相互索取，這也是離婚率持續增長的原因。

　　因此，我們可以重新闡述基因組滯後：我們具備應對壓力、競爭維係情感的能力，因為它們是EEA 生活的根本難題。然而，現代社會強化這些困難，超出了我們的能力範圍，無法積極應對。越來越多的人無法麵對，產生自毀行為從而導致疾病。

　　上述解釋具有合理性，能夠解釋20世紀90年代西方社會，抑鬱和相關失調增加的現象。但是它們給本書所述的其他問題給予分析嗎？自1950年以來，主要的精神失調集中在輕微失調，輕度抑鬱、反社會行為、強迫性神經症、厭食症、食欲過盛、成癮以及強迫症，都大幅度上升。它們都是血清素過低的後果，在社會等級中地位降低和激烈的社會競爭都會導致血清素降低。相比之下，精神病卻沒有增加。從大範圍看，躁狂抑鬱交替精神病沒有增加，增加的隻是單極病種。同樣，人格分裂症也沒增加。

　　平衡基因組滯後假設和基因觀點的方法是區分輕度和重度失調。正如弗洛伊德所言，文明社會的不滿造成了神經機能病或者說輕度失調。它們與生活處境緊密相關，在最近幾十年裏普遍增長。對其通過精神分析、百憂解、提供更好的社會條件來治療。而對於那些由人類基因驅使且與現代環境無關的失調，則需要精神抑製藥的治療，並且更難治愈。

　　對於這種區分必須要嚴密。本書曾經闡述精神疾病和人格特質之間的關係是緊密的連續體而沒有自然的中斷。有精神病患的家庭通常會有輕度失調的成員，他們往往預示著較高的精神病傾向。現代社會壓力劇增，使得脆弱的人陷入輕度精神病的泥潭。在過去的時代，脆弱的人也許能夠過活，在當今卻遭受抑鬱的折磨，尤其對那些在社會中處於不利地位的人更是如此。

　　如果情況真是這樣，那麽為什麽重度精神病沒有輕度失調增長快呢？最簡單的解釋是：重度精神病的形成過程需要相應的人格因素的參與。當環境提供惡劣的條件，而個體沒有先天的人格準備時，精神病就不能被誘發。增長率自然不會增加，它們不可能淩駕於人類基因的普遍分布形式：常態分布，極端基因很稀有的。

　　◆

　　普遍觀和基因觀和這種增長的契合之道。

　　用了標準診斷和樣本技術（standardized diagnosis and sam-

　　淺表的。

　　變化與重度精神病中牽涉到多少輕度抑鬱有關。

　　社會。而在傳統的穩定社會，如阿曼門羅派（Amish），卻很低。這兩個發現該如何整合呢？

　　方社會雙生子研究表明50%的強精神病基因攜帶者患病。

　　本主義的沿海的患病差異，以及加納（Ghanaian Tallensi）

　　破壞力增加了轉換反應率，一些社會更是善於此道。

　　轉換反應率並不是唯一影響精神病率的社會因素。

　　活期望浮動。在生活期望低的人群中，孩子的出生率高。

　　而人格分裂是成人疾病，因此人格分裂的比率就低。由於生活期待因素的存在，造成了比率的更大差異：從加納的大約1‰到瑞典部分地區的15‰或20‰。

　　為什麽流行率和發病率之間有如此大的差異呢？唯一的解釋是病程存在差異，世界衛生組織的研究支持這一現象。世界衛生組織的研究指出：發展中國家的人格分裂側麵圖與西方社會不同。第三世界國家較西方社會，病患表現為發病快、病程短、更易康複。在首次確診兩年後，隻有23%的英國和24%的美國人格分裂患者徹底康複，過上正常生活。相較而言，在尼日尼亞和印度這個數據分別為57%和49%。這些數據支持了其他的研究。毛裏求斯（Mauritius）的研究表明59%的人格分裂病患在確診12年後康複，而英國的這一數據僅為34%。在所有研究中，需要長期醫療的嚴重患者（治療漫長而效果欠佳）的比率相對恒定，差異主要表現在：發展中國家的病患能更快地徹底康複，而發達國家的患者康複往往漫長而不徹底。

　　這種效應能夠有效地解釋各個社會的流行率差異。如果社會A 和社會B 的比率一致，但是社會B 的患者更快康複，那麽社會B 任何時期的精神病患比率都較低。即便在基因頻率（genefrequencies）和轉換反應率（conversion rate）都相同的情況下，社會B 的流行率也會低得多。由此又衍生出另一個維度，它隨時空而變化：有些社會讓個體狀態更好。這就是為什麽精神錯亂病患在19世紀的歐洲顯著增加。城市化的加快、傳統農業社會的瓦解以及大家庭的消失，使人們麵臨壓力時無所適從，最終進入精神病院。

　　欠發達社會為什麽使人的狀態更好是個值得探討的問題。有些原因很明顯，首先，欠發達地區有大家庭凝聚在一起的傳統，這種親屬間的聯係可以使個體較個人主義和核心家庭狀態更易適應環境。康複的患者在適應性上還不夠好，容易有病情的反複。於是就有了如上所述的統計數據（當然，這並不是說患者真的好了，隻是說社會有容納他的能力）。可信賴的支持性的家庭氛圍有助於患者恢複的進程，而且照顧病人的重擔在家庭成員（多子女、兄弟姊妹、表兄妹、叔伯，甚至是妻子）中的分擔使得情感環境壓力更小。其次，傳統社會有著現成的對心理狀況要求不高的經濟角色，對於康複中的病患而言沒有競爭的壓力。在家庭農場、家庭集市工作比在人才市場與陌生人競爭找份工作要容易些。康複中的病人麵臨的社會競爭，在資本主義社會要大得多。這兩方麵的因素對於進一步的研究意義重大，因為也許它們能夠幫助找到促進西方社會精神病患康複的方法。雖然欠發達地區有很多詬病，但是如果他們擅長心理康複，那麽就有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

　　這章的結論是積極的。一方麵，如基因創造力所述，精神病具有普遍性的特性。另一方麵，我們並不完全為這個結論所桎梏。在特定的社會中，我們可以通過一些途徑使情況得以改變，如：減少致病基因導致精神病的比率，改善環境使人類生活更好。這是重要的建設性的課題，需要進一步的研究。在最後一個章節我們來討論這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