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餘生中的每一天,我實在是越來越感激我的大腦有想象圖像的能力和鑒別錯覺帶來的巨大危險的能力,正是這種能力把人類的思辨智慧和動物的蒼白的本能區分開來。
——喬治·拉斯金(John Ruskin)
沃品格裏克(Oripingalik)的最著名的歌曲——《我的呼吸》,在各地的舞屋舞會上經常使用。這首歌的第一句詮釋了歌名:
我的呼吸。
這就是我給歌取的名,因為對我而言,唱歌就像呼吸一樣不可或缺。
這首歌很好地體現了沃品格裏克的個性特質,這首歌不僅給他帶來了聲譽,也許幫助他成為了那個時代藝術界的領軍人物,而且對他而言有很重要的心理功能。歌是他孤寂時的伴侶,使他在痛苦的時候得以釋放自我,正如他說的一樣:
我無法告訴你創作了多少歌曲,雖然我一直在計算這些。生活中太多快樂和悲傷的時候我們想要歌唱;因此我知道我有很多的歌曲。我的存在就是歌曲,唱歌對我而言就如呼吸一般。
沃品格裏克的作品並沒有被很好的收錄保存。他不曾有過專輯,發行過唱片。事實上,他不曾因為他的表演獲得財富。這並不是因為他的表演沒有價值,而是他根本就不要錢。
沃品格裏克是因努伊特人,他們居住在北極,曾經被歐洲人誤認為是愛斯基摩人。在20世紀初的最初十年,他居住在加拿大荒蕪的冰天雪地的漁獵社會。一個偶然的機會讓他的人生得以改變並被世人銘記。在1921年到1924年間,他偶遇了丹麥北極探險隊的人種學者,並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這個學者的報告中記錄下了沃品格裏克。
因努伊特社會是不固定的,其社會的基本單位是核心家庭(nuclear family)。這個地區物產豐富為獵人們提供了大量的海豹、大馬哈魚、北美馴鹿、麝香牛、鬆雞、狼、狼獾以及熊。然而,由於惡劣的自然環境,這個地區的氣溫很少超過零度,而且氣溫很低,所以居民就住在雪屋和帳篷裏,他們必須隨著季節的變化而遷徙,以便於他們捕魚和狩獵,在這種條件下無法養活的狗甚至是嬰孩就被殘忍地解決掉。很少有財富能夠被積累起來,但是一些生存的必需品——毛皮,漁獵工具會被帶走或是儲藏在村子附近的岩石頂端。
雖然因努伊特人的生活艱苦而貧困,但是他們的家庭之間卻不是孤立的。在不同的季節,他們組成大大小小的隊伍共同遷徙。各個隊伍的中心是跳舞屋(dance house)——一個大一點的帳篷或雪屋,人們可以在裏麵載歌載舞。當兩支因努伊特人的隊伍相遇時,首先要做的就是舞會,領隊會輪流表演。舞蹈作為一種社會互動並不需要過多的努力。舞者伴隨著舞蹈和緩慢的鼓點創作出歌曲和詩歌。歌曲的內容有關於歌者、狩獵的收獲、愛情、生活事件以及大自然。雖然詞曲都有明顯的格式和標準,但是藝術的要義不在於保留傳統而是在提供徹底的改變和創新性,從而使藝術的風格朝著新的方向發展。這種創作是即興的,但並不意味它們隻是不假思索的。事實上,曲譜中蘊涵著相當多的先進的思想。創作歌曲的過程就是歌曲的主題,就如皮哇卡(Piuvkaq)在冰洞旁一邊釣鮭魚,一邊尋求靈感時唱到的一樣:
為什麽,我想知道……
我希望唱我自己的歌曲
我希望創作自己的歌曲
我好奇這些歌曲是怎麽來的。
在因努伊特人中沒有以表演、詞曲創作為生的專業的歌舞者,此外,他們在專職上也沒有明確的劃分,他們每個人都是獵者,漁夫,雪屋修建者或者其他之類的。這並不是說歌舞就是個無關緊要的活動,在1914年到1916年間,一位人類學家的的探險報告中記錄著:
每一個愛斯基摩人,無論男女都能歌善舞,而且會創作歌曲音樂。這方麵的才能被看做與狩獵技能同等重要,因為一個能根據特定場合創作歌曲,或者至少能夠給老曲譜新詞的人,在這個社會被人們敬重。某些人有著創作的天賦,他們的歌曲就被廣為傳唱。
沃品格裏克就是一個有創作天賦的人。他不僅是一名優秀的歌舞者,而且是一名巫師(Shaman)。在北極圈,巫師擔任著宗教職責,他們在舉行儀式的時候被動物和死人的靈魂附體(通靈),他們在這種精神恍惚的狀態下的言語是神聖的,會被鄭重的看做是對未來的警世。巫師有著巨大的魔力。作為巫師,他們不是全職的。換而言之,他們不僅是巫師還從事獵人之類的職業。不僅如此,在任何隊伍中都存在著巫師間的競爭。在任何地方都沒有完善的巫師教區,並為他們提供合適的職權、薪俸、住所。不僅如此,巫師間就他們舉行的儀式的莊重程度和通靈的效果還一直存在著競爭。歌曲中巫師的魔力和技能在歌曲中並沒有完全分開,因為在中世紀的歐洲和其他許多社會,宗教和世俗領域的創作是密切聯係在一起的。
因努伊特人的例子很好地說明了幾個要點。首先,創造力並不僅為現代富足社會所看重。在惡劣的自然條件下,因努伊特人為了維持生計與自然做著艱苦的鬥爭。他們幾乎沒有經濟上的剩餘、固定的村落、首領。他們的社會非常簡單。縱觀世界的社會形態,因努伊特人的社會類似於早期的狩獵社會,這種社會在氣候溫和的地區逐漸被其他的社會形態所取代。
對於因努伊特人的生活而言,什麽是重要的呢?毫無疑問,答案包括了漁獵、組建家庭和撫養孩子,但是最重要的是舞屋,它們位於聚居地的中心。在大家聚會的時候,最先要做的就是展示與狩獵技能同等重要的舞曲。雖然這些歌曲無疑是歡快的,卻不能滿足人基本的生存的需要。它們是虛幻的,是對生活的反映,並不能抵擋凜冽的寒風或是讓獵物自投羅網成為人們的盤中餐。
勞作,在閑暇時光來鍛煉自己專長以贏得聲望。
但是正是這種行為可以幫助平衡他自己的幻覺作品。
是這樣的:
我要唱首歌。一首堅定的歌,籲拉呀——籲拉呀。從秋季至今我臥病在床,我無助地躺著,就如我自己的孩子。傷心,我的女人要是離我而去找到了她的丈夫誰可以給她的避難所,安全和保障抵擋寒冬。籲拉呀——籲拉呀傷心,我的女人要是離我而去找到一個更好的保護神因為我沒有力氣從病榻上支撐起自己。籲拉呀——籲拉呀。你了解你自己嗎?你對自己一無所知。我虛弱地躺在長凳上隻有我的記憶依然堅定!籲拉呀——籲拉呀獵取的野獸!大型獵物!我經常讓獵物逃走!讓我重生吧,記住,忘記我的懦弱。籲拉呀——籲拉呀。
於創造力有利於精神病等位基因(psychoticalleles)在基因庫中的保存的觀點也站得住腳。值得注意的是因努伊特人的例子進一步證實了西方社會的研究。有著高精神病潛質的個體創造出價值,往往不是實用性的,比如設計出更好的狩獵工具。他們的創造力的形式是純粹想象性的,藝術作品是複雜的,審美的,個體化的本身並沒有實用價值。這些研究發現在我們的文化裏,關於名人傳記的研究中得以進一步證實。大部分的精神病患存在於美學創造力領域,如詩人、畫家以及音樂家,而不是存在於在實用性的創造力領域,如工程師、科學家和建築師。
美學創造力不隻是社會的附加物,它不是社會有多餘的時間和精力時才出現的。相反,藝術對於人性而言尤為重要。因此有藝術天賦的人,無論為其天生的人格氣質付出多大的代價,他們都會展示出來。但是,為什麽會這樣呢?人性的矛盾麵讓人百思不得其解。人類學家普遍認為強大的認知能力使人類能夠掌握深奧的真理、使用工具、狩獵、解決社會問題等等。但是這些活動並沒有完全占據我們的大腦。大多數的書籍、歌曲、畫作是虛幻的,它們所展示的世界也是虛假的,然而我們卻對它們記憶猶新並樂於探討。在世界上任何地方,虛構小說都比紀實作品暢銷,並且虛構小說家比實用物質成功者的文化聲望高。我們知道喬叟和莎士比亞,但是卻不知道是誰發明了垂直帆風車和肩馬項圈。它們極大地提高了糧食生產效率,顛覆了歐洲人的生活,然而隨著時間的流逝,發明者卻被人們遺忘。我們知道貝多芬和勃拉姆斯,但卻不記得下水道處理係統的發明者,不要覺得這個問題很滑稽。在過去的兩百年中,下水道處理係統的出現挽救了無數的生命,他們為人類的生存作出了巨大貢獻。然而,我們卻經常談論些跟我們的生活實際作用不顯著的音樂家,鋼琴演奏家。似乎,我們總是固執地從非實用性的角度來選擇文化主角。
為什麽人類中會有瘋子——我們開篇的提問。我們已經找到答案了——因為瘋子的潛在特質利於創造力。但是又由此引出進一步的問題——為什麽創造力會被如此看重?為什麽人類文化如此的為之著迷,欲罷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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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雀的尾巴對進化論而言無疑是個挑戰。自然選擇表明動物應該朝著絕對實用的方向進化,如獲取食物的工具、躲避撲食者的偽裝,一切都盡量有實用價值、更加高效。而事實上,雌孔雀漂亮的羽毛雖沒有支持上述論點,但是雄孔雀卻提供了反論點。他們的尾巴比身子還長,華麗而巨大並毛色光亮。當開屏的時候,令人炫目的墨綠色與軀幹上的亮藍色交相輝映。完全打開時呈現出一排達利風格式(Dalieque)的羽毛圓圈,這完全是藝術作品。
達爾文知道孔雀尾的存在對於他的自然選擇論是個挑戰。在他的書中曾寫道:“我一看到雄孔雀的尾巴我就惡心。”在《物種起源》中他曾經試圖解釋這種現象,但是後來的著作《人類起源和性選擇》又發現自相矛盾。問題非常簡單:在自然界存在著一些行為和生物結構看起來並不實用,卻相當頑固。雄孔雀是個典型的例子,但是我們還可以舉點其他五彩斑斕的魚類、鳥類、昆蟲的例子,如造園鳥的圍脖、公雞的雞冠、山魈的顏色鮮亮的臉。這些器官沒有什麽實用價值,由於過於引人注目,甚至使它們付出生命的代價。肯尼亞有一種紅簇花蜜鳥,雄性的尾部有一對長長的飄帶,對它們而言簡直是累贅,卻被保留著。當科學家把它們剪斷後,它們的撲食能力得以提升,但是它們卻變得焦躁不安。為什麽會如此呢?
達爾文的解釋說明進化論的目的並不是盡力存活而是繁殖的競爭。如果有著長長的下垂飄帶的雄鳥更易吸引雌鳥,即使這種結構顯得是多麽滑稽、多餘,但是它們在種群中更易占據支配地位。如果雌性喜歡有著裝飾性特質的雄性,那麽無論這些特質需要付出多麽巨大的代價,它們在進化中也會被保留下來。結論就是:雄鳥用下垂飄帶來誘惑雌鳥,這種進化的結果就如它們能進食一樣重要。這就是性選擇(sexual selection)的核心觀點,或者確切點說是異性間性選擇理論中關於配偶選擇對進化的影響的觀點。
在達爾文之後的100年的時間裏,配偶選擇影響著進化的觀點是被漠視的。因為,首先,承認雌性的審美是生物曆史進程的動力是有挑戰性的。其次,關於生物華麗的外表,研究者找到一些更加易於接受的解釋,比如有利於同性間的競爭、對於撲食者起警世作用。然而,在過去的20年裏性選擇再次被關注,並用高級數學模型研究,發現它的基本觀點是正確的。性選擇被看做為進化進程的主要部分。
確切地說,性別選擇依然存在爭論。有著長下垂飄帶的雄性紅簇花蜜鳥更能吸引雌性,因此雌性的偏好使得這一特質得以保留。但是為什麽雌性有這種偏好呢?這又是個難題。
羅納德·費雪(Ronald Fisher)早前的研究解釋過這個問題。偏好就是一種極盡苛刻的流行形式,由於進化,它始終存在。如果在一個種群中,尾部稍長的雄性能夠吸引更多的雌性,並生育出長尾後代並延續下去,這樣有著長尾偏好的雌性生活就更好。沒有長尾的雄性處於劣勢,因為它們不夠有吸引力。更為殘酷的是,不喜歡長尾雄性的雌性也同樣處於劣勢,因為它們的後代也不具備競爭力。因此,雄性和雌性都無法打破這種循環,而對於長尾的偏好也就保留下來,直到所有的雄性的尾巴都一樣長。
目前,這個理論(被稱為離開模型,因為初始的任意偏好導致了巨大的影響)有兩個爭論。第一點,雄性的尾巴遲早會進化得一樣長。也就是說,在不久的將來雌性無論選擇哪種雄性,它們的後代都具吸引力。因此,維係雌性偏好的性選擇在種群中消失了。在性選擇作用下離開進程能迅速改變物種特質,但是這種作用卻不夠長期維持物種長時間內的改變。第二點,這個模型首先假設了長尾偏好的內在機製,這種機製啟動了離開的進程,看起來很迂回,但是卻平淡無味。例如,長尾隻是更具感官吸引力。因此初始效應就如雌性更偏好多一點的感官刺激一般簡單。之所以雄孔雀的尾巴上一排“圓圈”是因為更易引起雌孔雀的注意。雄性總是在尋求吸引雌性的方法。問題在於,這種感官偏好足夠解釋性別裝飾美化中的精心打扮嗎?
另一種理論是優良基因理論(good-genestheory)。該理論認為雌性偏好不是任意的,而是差別對待的。雌性要盡量保證她給後代帶來的另一半的基因是最好的。所以她們極力找尋能代表品質、適應力、健康等指標的可靠特質。以色列生物學家紮哈維(AmotzZahavi)指出,雌性最感興趣的是那些需要付出最多代價的特質。如果對雄性而言,擁有一個巨大、繁雜、華麗的尾巴是困難而不實用的,那麽他能存活,就說明他的身體素質非常好。他必然健康、善於撲食和躲避天敵。而這些素質都是雌性想要給予後代的。因此她們格外關注著這種為少數個體擁有,有難度而不實用的特質,並時刻找尋著。
在優良基因模型中,性選擇的形式是稀奇古怪的。然而正是這些無用的、誇耀的、奢華的結構很好地預示著潛在的品質。這些特質仿佛在昭示:“看吧,我擁有它們,而且我還是可以很好地生存。”這就是累贅原理(handicap principle),它能解釋孔雀的自大誇耀的尾巴。在優良基因理論中感官偏好的作用並沒有消失。因為即使同等奢華的尾巴,獲得雌性更多關注的尾巴必然給它的主人帶來優勢。那麽,進化的就是更能吸引雌性感官的奢華而不實用的特質。
大多數生物學家認為性別選擇的特質根據雌性偏好,以及部分離開和優良基因共同作用進化。這個過程周而複始,因為微生物環境一直在變化,大部分疾病和細菌都在變異,這就意味著對上一代有利的基因對於下一代不一定適用。雄性必須不停展示自己的優良素質,而雌性則不停選擇,因為把自己的基因與他人共享是個重大的決定。值得注意的是,性選擇中並不總是雄性展示,雌性選擇,而是雙向的。在整個自然界,性選擇以雌性選擇為主。總體上,雌性在交配中承受的風險要大些,因為雌性承擔著孕育生命的風險,而雄性可能在交配後就離開了。雄性比雌性有更多的交配機會,所以雌性在選擇交配對象上會更保守、謹慎。人類社會和這種模式截然不同,即使多數社會是多配偶製的,人類卻撫養自己的後代,這與大多數哺乳動物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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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麽能用性選擇來解釋當前的問題嗎?當然,孔雀的尾巴和因努伊特人的舞屋有著相似性。在艱難的獲得生存的過程中,個體突然發現一個不實用、誇耀的事物。人們競相展示這種毫無用處的裝飾性的構造。人們花費大量的業餘時間和精力來經營這些構造,但隻有少部分人能成功地獲得聲譽。或許,人類的創造力表現根源於性選擇。
17歲時,一夜之間就與他的伴舞者結婚了。而且在搖滾歌星、藝術家、作家身邊總是圍繞著性歇斯底裏者。然而數據表明,藝術氣質和婚配成功並沒有完美的吻合,由於它們受其他條件的影響。在現代社會,擇偶的標準在不同的時代、地域、社會階層千差萬別,因此相關比較很難進行。並不是所有人都遵守這個理論的,在有些社會階段婚配的成功和金錢、智力、美貌、或者學曆相關。在這種情況下,很難一概而論。
但是,當今發達的、規定一夫一妻的社會與原始社會截然不同。這一理論並不需要證明當今有創造力的人婚配更加成功,而是證明創造力型人的先祖在他們生活的社會占據著優勢。然而要直接證明顯然是很困難的。研究傳統社會的人種誌學者證明經濟與繁殖成功大體相關。這種情況在大多數的多配偶製的社會尤為突出,因為丈夫的經濟能力決定了他能娶幾個妻子和養育多少孩子。
人種誌學家的研究證明了另一種效應:在所有的社會,法國社會學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提出文化或者符號資本,雖然不如經濟資本具體,仍然與社會性成功和繁殖成功有關。在因努伊特社會中,能歌善舞的技能就是個例子,在其他社會可能是繪畫的才能和通靈的本領。這種形式的資本會帶來繁殖成功或是社會聲譽。在我們的文化中也存在這種現象,一貧如洗的詩人就是如此。有著永恒魅力的職業如詩人、演員、和音樂家,他們從事著想象方麵的工作,正如所預想的,有著讓人興奮的性暗示。
追逐文化資本是獲得婚配成功的途徑之一,而在不同的文化中,其主要表現形式是某種形式的創造力表現。這一發現支持米勒(Miller)的理論:創造力是性選擇特質。進一步的證據是:我們對創造力強的人非常感興趣。他們是最出名的人,而且人們對他們充滿好奇。繼虛幻小說之後,最暢銷的書的種類是傳記,這些書不僅記錄了有權勢和財富的人(經濟資本的占有者),還包括創造性的人(文化資本的占有者)。
顯然,這種歸納並不是定論。然而,米勒用了其他輔助證據證明他的理論。如果創造力是性選擇特質,那它也會有其他特質的印記。那這些印記是什麽呢?
首先,同物種中,個體間的性選擇特質富有多樣性。這種多樣性為異性在配偶選擇的過程中利用。反之,純生存因素特質傾向於遵從適應性和實用性的準則,且個體間不存在差異。這就是個體效應。其次,鳥類在青春期以後長出華麗的羽毛並隻在交配的季節展示出來。這就是時間效應:性選擇特質在交配時節最明顯。最後,在兩性中獲取方在性展示中投入更多。所以雄孔雀的尾巴比雌孔雀更華麗。這就是性效應:在交配中投入少的一方,擁有更明顯的性展示特質。人類創造力也有這種特點嗎?
縱觀各個社會的創造力作品進一步證實了其原始功能在於性展示的觀點。人們的創造性作品各不相同。在遠古時代,有很多這類創造作品,不能成為人們生存提供的必要條件。米勒還論證了年齡性效應,至少在現代社會條件下的這種效應。無論是音樂、書籍還是繪畫作品都在個體性成熟時期戲劇性的增多。個體作品高產的年齡隨環境的變化很小,而是更多依賴於學習技藝的時間,並在生殖期達到高峰隨後下滑(這裏,讀者可以回憶一下精神病的發病)。
在所有社會中,男性的文化表現作品是女性的十倍,表現出性別效應,這是很難解釋的。進化心理學家聲稱男性和女性存在進化性、生物性的差別。然而,保守的社會科學的解釋卻是:性的不平衡是女性在某一曆史階段社會經濟地位偶然改變的結果。毫無疑問,就這個問題社會科學的解釋在某種程度上是正確的。人類是變通性很強的物種,能夠根據環境改變行為策略。我們不是本能的奴隸,就如進化論所論證的。因此我們可以預見,文化和經濟資本中的性別角色可能不同,然而進化論的觀點也是正確的。在曆史上,男性繁殖成功的差異性比女性大得多,正如性選擇理論所論證的男性的文化表現驅動力比女性強,米勒用數據論證了這一觀點。
米勒的理論似乎能夠合理的解釋文化表現。該理論一直從不同的角度找尋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證據來證明智力和創造力是人類配偶選擇的關鍵因素。同時,該理論比其他的合理。它甚至指出如果莎士比亞把愛人刻畫成介於瘋子和詩人之間,那麽他的成就會更大。
但是,我們必須清楚米勒理論的觀點。首先,米勒的觀點並不認為創造者被有意識的無意識動機驅動吸引配偶。這一觀點被多次強調,尤其被弗洛伊德強調,他認為創造力是性驅力的升華。這並不是性選擇理論的觀點。米勒隻是指出創造驅動力的存在原因是他能使個體為異性所吸引,利於繁殖。這與個體在創造驅動力運作時他們的想法如何是兩個問題。對於多數創造性高的人而言,創造力的作用在於使個體活得有意義。他們並沒有想炫耀,米勒的理論也如此認為。
其次,米勒的理論關注的既不是創造者的想法也不是觀眾的想法。他並沒有指出音樂愛好者在聽歌劇時渴望著與歌者成為夫妻,雖然我不得不承認,我聽哈巴涅拉表演歌劇《卡門》時,多次有過這種想法。觀眾隻是欣賞演出並享受這一過程。性選擇理論隻是指出觀眾為什麽會傾向於欣賞創造力並對有創造力的人感興趣。該理論並未將所有美學都歸為潛意識的性驅力,也沒有否認文化對教育、修養、魅力、改變和娛樂的作用。這個理論是關於文化表現的進化學意義而不是人類學意義。
該理論闡述了文化表現為什麽是這樣的,以及它的結構質量。性選擇理論指出出色的性展示在於將所有的投入對觀眾產生最好的作用。黑白視覺的動物不會有豔麗的尾巴,沒有聽覺的蛇類不會如鳥兒般歌唱。無一例外,它們會以其他方式彌補缺陷以贏得關注,因此會以種族能夠接受的方式呈現。此外,性展示也存在競爭,個體要展現自己的優勢,由此來促使進步和革新。這些就是性展示的另一個目的:從事吸引眼球的新鮮事,但是又不是完全陌生和稀奇古怪而不能被人所理解。
這就是文化的運作模式。成功的表現在於吸引我們的感官而且為我們所理解。小說和戲劇在本質上要有趣味,並且以有吸引力的形式呈現。音樂要探索物理的聲音和人類的語言,既要與自然和諧,又要將人類語言的短語、語調、格律和重讀融入其中。視覺藝術要把握住人類對於顏色、對稱美、人類麵孔、人體、自然風光的鑒賞力,要迎合他們或者震撼他們。優秀的藝術作品兩方麵皆有。
因此,成功的文化創造作品要與我們對世界的認知一致,與我們先前的經驗想法有關聯,並能吸引我們勾起回憶。但是,單就如此是不夠的,它們會很快被遺忘並不會為人們長期珍視。不朽的藝術作品有原創性和創新性的特質,淩架於現存的體裁和傳統習俗。它們有著作者獨特的風格、與眾不同的思想、給觀眾帶來驚喜。不朽的文化能夠極大地滿足觀眾的精神需求,平庸的文化隻能剛剛滿足人們。先鋒派的文化完全忽略這種需求,因此極少數人能夠欣賞它們,大多數人覺得它們一文不值。
這就是為什麽文化準則一直在變化。為了吸引觀眾,創造性作品隨觀眾的態度而轉變。先前的體裁和文體被逐漸打破形成新的模式。所有狂熱的創造者都想突破局限革新。雖然亨德爾的音樂幾近完美,但是我們並不停滯於此。巴洛克音樂衍生出古典音樂,古典音樂衍生出浪漫音樂,浪漫音樂又衍生出現代音樂和無調音樂。沒有作曲家會一成不變,所以大家都在創新。如果性選擇理論是正確的,那麽這種對文化的驅動作用將永不停歇。因為從進化層麵來講,文化就是展示創作出超越前人的、原創的、不朽的作品的想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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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勒的性選擇理論的爭論在於:如果人類不得不展示性,為什麽是在文化方麵呢?雖然沒有具體的數據,但並不代表這一理論就是空洞的。從理論上講,所有奢華、負擔的結構和行為能夠解釋這個問題。也許,鳥類的羽毛成為性選擇的標準是因為這對它們很重要,性選擇的領域的選擇就是個很好的說明。漂亮的羽毛極具觀感吸引力,對於飛行雖不實用但卻漂亮。也許熱帶魚的美麗也是緣於此:條紋對魚類而言很重要,它們會喜歡健康的條紋,鮮豔的色彩正好符合。人類文化也是如此嗎?
有趣的是,如果米勒的理論是正確的,那麽人類性展示的主要領域不是體力的而是腦力的(cereral)。與文化表現直接相關的是觀點、想象、智力和心理應用,而不是力量、性能力和狩獵技能。我認為這並非巧合。大腦在人類進化進程中占據重要地位,即便如此發達的大腦需要巨大的能量來生長和運行。唯一的合理解釋便是:發達的大腦給人類帶來了極大的回報。
目前,關於大腦回報的理論是:駕馭我們所生活的複雜而規模巨大的社會群體,人類需要發達的大腦。在這種群體中生活,需要密切關注其他成員的活動,知曉他人的行動、推斷自己行為的後果、處理衝突。這些都需要大腦的運作能力,不僅要求大腦有足夠的儲存信息的空間,而且要求有計劃和推理的能力:“如果a對b做了什麽,而且c 對f 做了e,那麽g 就會認為h……”此外,群體生活要求個體有人際間的洞察力,要會站在他人角度思考,並會用新穎的思維影響他人。言語出現後更是如此,因為人際間有了更多的渠道來相互理解、操縱、聯係。
那麽,我堅信在人類進化的進程中,人類選擇配偶的主要準則是另一半是否有這些腦力能力,因為這關係到後代的能力。文化的產生源於根本上對腦力素質的追求並對其的誇耀表現。主要的文化形式本質上都是腦力的。人們極力表現珍貴的各種能力:智力、心理應用、人際洞察、換位思考、預期、推斷他人行為。即使表麵上最抽象的樂曲也是關於計劃一種對人類情感有共鳴作用的結構。這種做法對歌曲、詩歌、戲劇、小說、視覺藝術同樣適用。所以,文化表現的本質是在腦力技能的基礎上展現一種超越現實和適用性的能力。
綜上所述,文化表現就是展現發達的大腦。米勒認為性選擇機製提升了人類的智商。這種解釋是合理的。同時,性選擇理論也可以解釋精神病特質(psychoticism)的進化。性選擇對智力的影響被烙下了文化表現的記號,那麽任何促進文化表現的不同方向維度的突變就是有適應性的。眾所周知,精神病特質就是個實例。精神分裂特質的子維度(schizotypy subdimension)是思維創造性增強的突變結果,胸腺性特質子維度(thymotypy subdi-mension)是情緒活動增強的突變結果。因此,性選擇在這些特質的選擇上比實用性、適應性特質的作用大。預防精神病的代價越多,罹患精神病的風險越高,他們分布較少。這就是為什麽並不是每個人都具備這種特質,因為付出代價越多潛在收益越大。從整個群體看,代價和利益是一種進化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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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上述論點是正確的,它客觀地探討了人類作為一個種群的存在形態。人類學家和考古學家通常將人類的獨特性界定為:智慧和實踐性。他們將人類分為現代人(Homo sapiens)——智人,他們擁有理性思維的技能,以及homofaber(Homo faber),他們會製造工具,會用已有的實踐性思維,並把我們的智慧具體化。這種思維使得人類實踐性的成就處於核心地位,而美學則處於從屬地位。但是,如果人類後期的進化受到性選擇在文化表現方麵的影響,那麽人類對自己的評價就不僅僅局限於上述兩種類型,我們會參照自己的經驗來評價自己。我們是想象人(Homo imaginans)——用想象的、主觀的、不實際的、虛幻的作品來相互吸引取悅彼此。瘋子存在的原因在於我們天生有點脫離實際,關注虛幻,因為這樣我們就可以出色地進行文化展示。
想象人的觀點具有權威性,可以合理地解釋一些人類對自身的科學和人文認識間的巨大分歧。這種分歧導致了人們對人文學科的許多誤解,甚至使我懷疑人類學的基本理論。人類學在關於所有社會是否是相同的問題上存在著巨大的爭議。
經濟學家、進化心理學家、社會學家認為人類社會是等同的,人類的基本行為模式是相同的。人類無時無刻不在追求著相同的根本生存目標:最佳的給養、配偶、繁殖、問題解決能力和基本動機。單就行為而言,人類社會是完全一致的。人們主要關注的是怎樣以適宜的方式獲取資源,無論是用魚叉、鋤頭、耙子還是信用卡。他們盡可能地擴大自己的經濟和文化資本。人類生活在有保障的以撫養小孩為根基的社會核心中,當時機成熟時他們就會生育孩子。他們有自己的反映遺傳關係的血親係統,並更喜愛血親。他們也會與非親屬建立互惠的關係,並因為某些衝突打破這種關係,比如:競爭資源、地位還有最重要的配偶。
這些觀點早已被達爾文闡明。各個社會的不同反映的是微觀層麵的差異。其實,我就隻是一種靈長類而已,沒什麽驚人的。
但是,人類學家、社會和文化人類學家認為人類是有驚人之處的,他們認為人類的本質與其所處的時代和地域有關。一個因努伊特人和一個基督徒比較,他們對宇宙的理解(宇宙觀)——世界的形成、靈魂、行動、未來大相徑庭。即使某些行為,如宗教儀式雷同,但是其文化邏輯是千差萬別:有的為了安撫祖先的亡靈,有的為了召喚待捕的熊的靈魂,有的為了祈雨,甚至有的為了死後超生。總之,行為是一致的,本質的意義卻不同。血親關係也是如此:在不同的社會對自己的兄弟好,有些是因為血濃於水,有些是怕觸怒了共同敬拜的圖騰,有些是怕激怒了祖先。相同的行為背後卻隱藏著全新的、截然不同的、奇思妙想的意義。
因此,社會和文化人類學家強調人類本質特質,在不同的社會各不相同,被各自的文化所左右。他們從邏輯學、神學和觀念學的角度研究了特定社會下的人類生活。從某種程度上說,人類學家間的分歧就如科學和人文學科對精神病的爭論一般。一派精神病學者關注的是精神病普遍的生理機製,另一派關注造就個體的內部意義世界。更為普遍的,學者們用平行二分法來研究精神病、藝術和社會。這是主客觀結合、原因和意義結合、普遍性和相對性相結合的二分方法。精神病可能僅被局限於生物機製和診斷學的範疇內。然而,個人經曆、主觀錯覺和情緒都是隻想象性的,並且是個人的。如果,米勒的觀點是正確的,那麽藝術行為都是性展示,在個體間和社會間都不存在大的差異。然而,藝術的內容卻不同,並且時刻在變化,總是在突破前人。與之類似,人類的行為總體上雖受相同的動機驅使,但行為的意義卻各不相同,這就是人性的魅力所在。
因此科學角度的普遍性觀點和人文角度的相對性觀點都是正確的。人類的本質是一致的,同時每個人又有著不同的存在意義。因為我們是由性選擇造就的能夠創作藝術作品的想象人,我們會把成果與他人分享並時刻創新。因此,對於人類而言,主觀和客觀、行動和思維、原因和合理化、行為和意義都存在鴻溝。行為的實踐即便是糟糕的,我們也可以編造個好的故事。當然,我們的行為和我們賦予它的意義是有聯係的,但是沒有完全契合。我們的想象力其作用在於調節精神生活中不滿意的要素。就如在文化方麵存在著,實際做的事情和想象中的事情的差異,以及現實自我和想象自我的差異。在威廉·福克納的小說《我彌留之際》(As I lay Dying)中很好地展現了這種差異:
言語以一種方式呈現,而行為卻無法跟上。不久之後,兩者之間的距離越來越大。
瘋子不能徹底區分現實和想象。最具創造性的人既可以區分兩者又可以將兩者整合,他們具極強創造力——是想象人。